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两者之间立即作出抉择。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需要，但是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别的同志也乐于去。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彭家睦几次向王芷涯提出申请——到边疆去。
为了争取组织上批准自己的请求，彭家睦还直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信中，彭家睦写下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声的话：
…我志愿到边疆去，我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后来，彭家睦正是用他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的确“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令人不解的是，他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第一次署上了这样的名字——“彭加木”！为什么要改名呢？他笑着说：“‘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庭，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他还咬文嚼字地解释道：“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在上海与边疆之间架设桥梁！”
从“家睦”到“加木”，这名字之改，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飞跃——从小家庭飞跃到了广阔天地！
1956年3月，领导上正式批准了彭加木的申请，办理了组织调动手续：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设在北京，彭加木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在迁户口时，彭加木打了改名报告，正式把“彭家睦”改为“彭加木”。从此，他一直用“彭加木”这个名字，以至如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原名“彭家睦”。
◆跳出小家庭
在给组织的报告中，彭加木多次这样写道：
到边疆工作，困难比较多。我身体健康，家庭又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
彭加木一向对组织很忠实。然而，在这段话中，他却在撒谎：他并不是“家庭放得下”，而是家庭正需要他！他的家庭——妻子多病，孩子年幼。
在1955年6月6日，家里又添了一个小成—员——女儿诞生了。当时，正是广东荔枝成熟的季节里，绿叶红果之时，为了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彭加木给女儿取名“彭荔”。
1956年，当彭加木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到边疆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四岁，女儿只有几个月，妻子因病常常只能上半天班。这样的家庭，是多么需要丈夫细心照料啊！难道彭加木不喜欢自己的家庭？难道他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铁石之心？难道他是一个不懂天伦之乐的“怪人”？
不，不。彭加木爱自己的家庭，爱妻子，爱子女。
他与夏叔芳相爱，经过多年的考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很爱惜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家里总是尽可能多做一些家务，以便让妻子能够休息一下。每天下班的时候，邻居们总是看到彭加木第一个回到家里，动手洗米、烧饭、炒菜，从厨房里常常发出菜刀剁肉的“笃笃”声。当夏叔芳从托儿所把孩子们接回来，彭加木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彭加木也很爱孩子。他是有名的“孩子头”。他有一整套哄孩子的“技术”。正当彭海、彭荔号啕大哭的时候，他做一个鬼脸，很快就使孩子破涕为笑。彭加木什么时候在家，家里就充满笑声。
在科学院建造新宿舍之后，彭加木乔迁了。他住的是三层的小楼房，第一层住两家，第二层是一家，彭加木住在第三层。他的新居很舒适，有好几个小房间——孩子们有他们的小天地，他也有自己看书、写作的地方。
彭加木的小家庭是幸福的，充满欢乐。然而，他却下了很大的决心，跳出小家庭，离开上海舒坦的生活。他的心不在“小夫小妻小家庭，书桌台灯穿衣镜”，他的心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报名到边疆工作，彭加木说出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北京、上海都是乐园，我也很爱这样的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难道只有这两个乐园就够了吗？如果要把祖国各地都建设成乐园，我们青年人不去，让谁去呢？…我刚三十出头，浑身是劲，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些，但是，这正是要我们青年去奋斗建设的地方。当我们战胜困难，作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也有人为彭加木惋惜，说他“吃亏”了。理由是：彭加木年纪轻轻，精力充沛，他的学业基础扎实，上海的科研条件又好。当时，他已完成关于植酸酶、原肌球朊、原胶原等四篇论文。
彭加木深得他的导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的赏识。王应睐曾一再挽留他。
他的另一位老师曹天钦教授也很希望彭加木能留下来。当时，曹天钦正在做大电泳试验，彭加木是他的得力助手：为了表示惋惜之情，曹天钦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叹息“电泳走子龙”（子龙即三国名将赵子龙）！
彭加木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的答复：
有人说我“吃亏”了，我想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没有吃亏…我今天做的工作就像耕耘，又像播种，一分耕耘终会得到一分收获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加到科学研究工作中来，肯定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成果也会出得更多，这对党、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有什么吃亏可言呢？如果说吃亏，那么许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他们甚至连革命的胜利果实都没有看到，这不是更吃亏了吗？还有无数的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负了伤，甚至残废了，他们是否吃亏了呢？当然没有，他们都没有说自己吃亏了。至于我个人，虽然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但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者。在入党的时候，我就向党宣誓：我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利益坚决斗争到底。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吃亏的问题。
彭加木这些闪闪发光的言语，象征着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愿做铺路石子
叶圣陶先生在1929年，曾写过一篇着名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这篇童话描写一位雕刻家用巨石雕成古代英雄石像，却把凿下来的碎石在石像下面作为台子。人们向石像恭恭敬敬地鞠躬，石像骄傲起来，看不起垫在下面的小石头。小石头们生气地离开了，石像倒了，也碎成了小石头。人们就用这些小石头铺路。晴和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了笑脸。小石头们都很高兴，赞美自己道：“我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叶圣陶先生这篇童话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石头，与其做那“空虚”的石像而出人头地，倒不如作为平凡的铺路石子造福于人类，一点儿也“不空虚”。
彭加木非常赞赏铺路石子的风格，他愿一辈子做一颗铺路石子。
1964年，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文，表达了自己愿意做一辈子铺路石子的心声：
我认为党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岗位都是重要的、光荣的岗位。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们铺好路，自己却不再走这条路。我想建筑工人、筑路工人能够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专门利人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科学组织工作，起一些桥梁作用呢？我想愿作一颗铺路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意一辈子作这样的铺路石子。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别了工作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告别了共事多年的老师和同事，告别了温暖可爱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彭加木风尘仆仆，行程万里。
彭加木先是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的云南生物考察队，来到了西南边疆。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之称，既有寒带植物，也有热带、亚热带植物。云南的“云烟”、洱茶、轴木、红木、楠、榕、紫檀、相思以及热带水果，着称于世。在这个“植物王国”中，彭加木结识了云南昆明植物研究工作站的着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蔡希陶指着那浩瀚的森林，对彭加木说，“这才是你的用武之地！”
彭加木来到热带森林，仿佛回到度过自己童年时代的广东槎头。不过，如今他不是来爬树，不是来用弹弓打鸟，却是来开发这座绿色宝库。他在野外考察中总是抢干重活，同事们劝他休息一下，他笑笑说：“力气用不尽，越干越有劲！”
在昆明，彭加木负责建立生物学家化学实验室，开展对紫胶及芳香油等次生物质的研究、分析工作。
这年秋天，彭加木离开昆明奔赴新疆，参加了新疆综合考察队的科研工作。
新疆，那么辽阔，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那里有雪山，有绿洲，有沙漠，有盆地。然而，那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彭加木在乌鲁木齐帮助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这种筹建工作，恰如“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那样艰难。做实验没有实验桌，彭加木把那种装运仪器的木箱竖起来，就算是实验室；没有自来水，就把盛水的桶架高，用橡皮管把水引下来，算是“土自来水”…他以一个拓荒者的勇气，亲自帮助建立了新疆分院的第一个实验室。
彭加木来到大戈壁。汽车一边朝前开，他就一边进行考察。他的考察笔记，可以说是整个考察队中记得最详细的。沿途看到什么野生植物、动物，他都一一记入笔记本。
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当然也就没有路。汽车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前进。有时，汽车的轮子陷了下去，彭加木总是第一个跳下汽车帮助推车。车轮向后溅起的沙粒常给彭加木淋了个“沙浴”，甚至连嘴里也满是沙粒。彭加木一边吐着沙粒，一边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不要紧”三个字，差不多成了彭加木的口头禅。
深秋，戈壁滩上的夜晚寒气逼人。清晨，彭加木在帐篷中醒来，别人发觉他的头发都花白了。仔细一看，原来头发上结满冰霜。他毫不在乎地说：“那怕什么？太阳一晒，一会儿就化了。”
在野外，彭加木饱一顿，饥一顿。渴了，有时就喝一点河里的冰水。夜里，常常荷枪放哨。他并不觉得苦，反而认为野外的生活充满乐趣。
不久，他又从新疆千里迢迢回到昆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亲自带领的华南热带生物考察队，奔赴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五指山麓，进行野外考察。
第五章 硬汉
◆“秘密”暴露了
1957年初，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到了彭加木头上。
那时，彭加木刚从海南岛来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在吃晚饭的时候，彭加木感到一阵头晕，脸色突然刷白。旁边一个同事发觉彭加木神色不对，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彭加木朝他摇摇手，示意叫他别声张。
彭加木赶紧把饭碗里的饭吃完，勉强慢慢站起来，想独自到房间里去，心想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谁知当他站了起来，眼冒金星，眼前一黑，顿时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这下子，惊动了全体考察队员。与彭加木在一桌吃饭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赶紧把他扶起，请来了医生。
没多久，彭加木清醒了，才知道自己的“秘密”暴露了。
原来，彭加木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早产儿，先天不足，可是他自幼注意锻炼身体，体质渐强。他自信疾病与他“无缘”，常以病历卡上一片空白而自豪，自诩为“保持不败纪录”。
不过，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一个人生点病总是难免的。
早在1956年8月，他从滇西的景东县南下，经普洱，到墨江、元江和玉溪，在山区密林中考察了一个月，刚刚回到昆明。有一天，全体考察队员要进行体格普查。在照X光时，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点扩大，怀疑他患心脏病，劝他要注意休息。
“心脏病？我会生心脏病？”这位自信与疾病“无缘”的人耸了耸肩膀，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话。
没几天，他便离开昆明，奔赴新疆了。那时去新疆没有班机，火车只到甘肃，从那里还要换乘长途公共汽车。在这样长途颠沛之中，彭加木并不觉得什么，便把医生的话抛到九霄云外。
到了新疆，彭加木埋头于阿尔泰山区的考察之中，没日没夜，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这时，病魔又悄悄地向他袭来。有一次，他背着枪，骑着马，与另外一个同事正在群山之中奔驰。那位同事在前面轻快地骑着马。他在后面忽然感到极度疲乏，吃力地坐在马背上。
彭加木后来这样说过：“过去我曾和他比赛过举重，并且以一次举起70公斤的优势打败了这个对手，而现在他骑在马上那样自在，我却感到疲乏和劳累，这是为什么？莫不是我真的有病了？”
“也许是感冒了！”彭加木这么猜想。他咬咬牙，追了上去。
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这样说过：“当时满心想到的是边疆丰富的植物资源，简直来不及去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病呵！”
渐渐地，他感到每天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气闷得很，很不舒服。他试着把枕头垫高，就好一些。
“瞧，古人说‘高枕无忧’，倒有点道理哩！”安慰自己，不当一回事。
当他从新疆来到海南岛，他明显地感到不适了。他常常咳嗽。每天晚上，光是“高枕”，已不能解决问题了。他呼吸急促，胸部有窒息的感觉。他把被子垫在背上，半躺半坐，才稍好些，这时，他用镜子照照自己，发觉脸上有点浮肿，颈部的青筋隆起。
他常常感到疲乏无力。
这时，一向自信无病的彭加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过，他不露声色，绝不对别人讲半句，也不找医生查看。
后来，咳嗽加重了。同事们有点发觉他的病情，他满不在乎地说：“感冒，没事儿！”
他在给夏叔芳的信中，也从未透露半个病字。他总是对她“报喜不报忧”，生怕妻子牵挂他。
一直到他在广州昏倒了，这才来了个“大暴露”。同事们把他送进了广州医院。这时，他猜测自己大约是心脏病发作了，暗自思忖道：“我可能真的患了心脏病！不过，心脏病也不要紧，一时也死不了，我照样可以为党工作！”他对朋友们的关切问候，总是答复三个字——“不要紧”。
俗话说：“有病瞒不过医生。”广州医院的医生经过初步检查，认为彭加木的病情不轻，应当赶紧回上海治疗，不再适宜考察队的野外工作。
尽管彭加木焦急万分，坚持留在考察队，但是，竺可桢副院长亲自找他谈话了。竺可桢副院长拿出他亲自签署的介绍信，嘱咐他回上海详细检查。
彭加木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答应暂时离开综合考察队。他心里想：“到上海检查一下也好，没什么病，我马上就归队。”
◆面熟的“陌生人”
“笃、笃、笃！”“笃、笃、笃！”有人曲着手指敲门。
夏叔芳跑去开门。门开了，外面站着一个脸熟的“陌生人”：他的脸古铜色，胖乎乎的，笑嘻嘻地看着她。
夏叔芳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加木！”
彭加木突然回来，顿时使全家处于高度兴奋之中，他，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回家呢！
彭加木一看，儿子长高多了，女儿变化更大，开始牙牙学语了。
夏叔芳问：“你的脸怎么那样黑？”
彭加木答道：“野外晒的。”
夏叔芳又问：“你的脸怎么那样胖？”
彭加木答道：“胖还不好？难道瘦才好？”
夏叔芳感到奇怪，如果说他开始“发福”，为什么只“发”在脸上，身体还是那么瘦骨嶙峋？
当夏叔芳再问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他支支吾吾把话岔开了。
彭加木放下行李，骑车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去了，虽然他已调离那里，但是他去像媳妇回娘家似的，充满怀念之情。
王应睐教授一见彭加木，也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追问彭加木是不是生病了，彭加木说：“脸有点浮肿，不算病。”
接着，彭加木便把话题转到半年多来的所见所闻，娓娓而谈，有声有色。王应睐听了，当即约彭加木给全所作个报告，介绍考察中的见闻，介绍边疆的丰富资源。彭加木答应了。临走时，王应睐一再叮嘱彭加木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彭加木这才拿出竺可桢亲笔签署的介绍信。王应睐一看，立即请有关朋友办理了医疗手续——因为彭加木当时户口、工作单位均不在上海，不办理手续，不能在沪治疗。
回到家里，彭加木有说有笑，把全家逗得乐呵呵。
晚上，彭加木在灯下整理考察笔记，为给全所作报告做些准备工作。
直到睡觉时，夏叔芳才发现彭加木病情不轻：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平卧着睡，只能倚着垫在背后的被子半躺着睡。他颈部青筋暴起。像筷子一样粗。他呼吸急促、睡眠不安。
夏叔芳问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彭加木笑笑：“没病！”
夏叔芳不相信，说道：“没病？没病会这个样子？”
彭加木解释道：“那是因为我稍微有点不舒服，过几天就会好的。我这个人，什么时候生过病？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败纪录’的保持者！”
◆打破“不败纪录”
出乎彭加木的意料之外，这一次，他的“不败纪录”被打破了。
那天，彭加木来到上海中山医院，像一个普通的病人一样，排队挂号，到内科看病。
内科医生稍作检查，便知道病情不轻，便把他转到急诊室。
在急诊室，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仔细检查了彭加木病情。这位主治医生叫曹凤岗，她富有经验。经过检查，她在病历卡上记下了彭加木的症状：
眼球突出，上半身已水肿，颈部及左胸静脉怒张，静脉压330毫米汞柱。不能平卧，呼吸急促，胸口作痛。
静脉压330毫米汞柱，这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倍多呢！
曹医生初步诊断的结论是“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检查完之后，彭加木坐在长椅上，等待曹医生给他开药方，谁知曹医生给他开的不是药方，却是一张住院通知单！
“住院？”彭加木愕然，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是的。”曹医生用斩钉截铁般的口吻说道，“你必须马上住院。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住进来！”
这时，彭加木感到有点不妙；他从普通门诊，一下子就“升级”到急诊；从急诊，又一下子“升级”到住院。当时，中山医院的病房相当紧张，有的病人想住院还住不进来呢。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切地问他：“医生说些什么？”
彭加木轻描淡写地说道：“她说没什么病，只是叫我住院详细检查一下。”
这真是天下奇闻：没什么病，居然要住院！彭加木住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平生破天荒地第一次住院。”
曹医生对彭加木详细地进行检查，因为“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只是初步结论，引起这种病症的原因很多，只有查明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曹医生用X光透视彭加木的胸部，接着，她又对彭加木进行多方面的化验和临床观察。不久，曹医生把诊断结果通知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托他们转告彭加木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另外，曹医生还把夏叔芳请来了，把诊断结果告诉了她，并嘱咐她必须对彭加木严格保密，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曹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呢？她经过反复检查及与别的医生共同会诊，确定彭加木患“纵膈障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就是癌。纵膈部位，是气管、食道以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要害部位。彭加木身上的恶性肿瘤，便长在气管、食道与心脏之间，当时已经有两个拳头那么大。
正因为这样，它压迫呼吸，压迫静脉血管，造成“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曹医生如实地告诉夏叔芳，根据医学文献记载，这种病人一般只能够活半年，最多不过活两年。
曹医生劝夏叔芳给彭加木多买点好吃的东西，让他心情愉快点——他的“余年”已是屈指可数了。
夏叔芳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她家就在中山医院附近，这么一小段路竟走了好久，她的内心矛盾极了：知道丈夫病入膏肓，可是，在他的面前又要强作笑颜，不能流露丝毫悲伤之情。“纵膈障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打在她那幸福的小家庭头上。要知道她的丈夫才32岁，儿子才5岁，女儿才2岁！她，多么希望丈夫能够挣脱死神的魔爪！然而，医生的话，俨然像宣读“死刑判决书”似的，她的幻想破灭了。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上门，瘫倒在床上，热泪纵横…
◆出色的答卷
彭加木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察言观色，从医生、护士、妻子的脸色之中（尽管她们都躲躲闪闪，假装太平无事），从他所住的癌症病房，已经明白了自己患什么病。他几次三番向医生打听，医生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
一天，曹医生查病房，来到彭加木床前时，偶然看见他的枕边放着厚厚的一本书，封面上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肿瘤学”！
曹医生的脸上掠过惊讶的神色。她立即恢复常态，若无其事地劝告彭加木道：“不要胡思乱想！”
谁知彭加木却坐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曹医生说：“请如实地告诉我，我经受得起！我手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把病情告诉我，我好安排时间。另外，我知道了自己什么病，也好跟你们更好地合作进行治疗。”
曹医生曾给许许多多癌症病人看病，像这样的病人却遇到不多！曹医生深受感动，正想把真情告诉他，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因为根据一般的情况，不把真情告诉病人，不会加重病人的思想负担，有利于治疗。于是，曹医生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你的胸口，有一个硬块。”
“是肿瘤？”彭加木立即追问道。
“你别一听肿瘤就害怕。”曹医生连忙安慰道，“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大多数肿瘤都是良性的，很容易治的。你的肿瘤，经我们诊断，是良性的。”
彭加木敏锐地从曹医生那言不由衷的神色中，看出她的话是在安慰自己。
彭加木的心情是复杂的。生活，又给他出了一道严峻的考题。
彭加木想些什么呢？他自己的话，是最真实的。他曾这样写道：
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正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点事，却偏偏生了这种讨厌的病，而且我患的病是不能维持很久的，生命是有了限期的。
怎么办呢？当时，我想，既然病了，就要面对现实，怕，有什么用呢？如果在疾病面前害怕起来，意志消沉，一天到晚想着，吃不下，睡不着，那么小病也会变成大病，我想这绝不是办法。那么怎么办呢？
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马马虎虎等死吗？这种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吃喝喝吗？不，我们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那他就活得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我也要把工作做好。当时，我又想起了许多前辈同疾病搏斗的英雄事例，像吴运铎、高士其，这些不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同时也想起了我入党时在志愿书上写下的决心：我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我想既然已经病了，就应当一不要怕，二要积极治疗，争取让体力恢复到一定程度时，就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把应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好，至少也作个交代。我想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待疾病应该有革命者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