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研究向易犯错误的国家和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巨大的，其实是可怕的力量的时候，许多危险便出现了：其中之一是某些卷入其中的科学家除了貌似客观之外别无所有。权力导致腐败，始终如此。在这种环境下，秘密的机构是尤其有害的，于是民主监督与平衡就显得特别珍贵（在秘密环境中飞黄腾达的泰勒曾不只一次地攻击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的总检察长在1995年评论说“绝对的秘密导致绝对的腐败”。最公开和活跃的辩论常常是避免最危险的技术误用的唯一保障。辩论的关键一点也许很明显——许多科学家，甚至外行可以实话实说而不会有什么负担。另一点可能更微妙，一个住在远离华盛顿特区某地的无名研究生也许会注意到什么——而如果争论是秘密举行的，他将没有任何机会发表看法。
在哪一个领域内，人类的努力在道德上不是模棱两可的？甚至被认为向我们提供的行为和伦理方面建议的民俗也是自相矛盾的。想一想格言吧：匆忙造成浪费。是的，但是，及时行动，可以免于问题成堆也正确。安全第一；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烟必有火，但是你不能仅凭封面评价一本书。省一文等于赚一文，但是你却不能拿走那赚到手的一文。当断不断，必受其患，但是智者不敢踏脚的地方，蠢人却蜂拥而至。三个臭皮匠项个诸葛亮，三个和尚没水吃。曾几何时，人们就是依据这些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计划自己的行动，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格言家又该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呢？占星术士、占卜术士和小报预言家呢？
或者考虑一下主流的宗教。在《弥迦书》中，我们被告诫要做事公正和仁慈地爱；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被禁止谋杀；在《利未记》中我们被命令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在《福音书》中我们被鼓励去爱我们的敌人。但是想一想吧，在这些本意良好的劝诫深入人心的地方，这些书的狂热追随者曾血流成河。
《约书亚书》以及《民数记》的后半部分赞美了在整个迦南地区一个接一个城市发生的对男人、女人、儿童直到家畜的集体屠杀，耶利哥古城在一场“圣战”中被抹掉。这些大屠杀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谋杀者所称的，作为对他们的儿子施行环切术和采纳一套特殊仪式的交换条件；他们的祖光早就得到保证：这块土地将属于他们。对于这些灭绝运动，从神圣的文稿中找不到丝毫自责的迹象，找不到一丁点的族长或神的不安。反而是，约书亚“毁灭所有会呼吸的生命，像以色列上帝命令的那样”（《约书亚书》10：40）。而且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作为主要叙述的中心内容贯穿《旧约全书》的。关于集体屠杀的相似的故事（对于亚玛力人来说则是种族灭绝）还可以在《扫罗记》，《以斯帕记》以及《圣经》中的其它地方找到，而且几乎没有一点道德上的疑问。所有这一切，当然使得以后年代的那些自由的神学家感到苦恼。
据说魔鬼能够“引用《圣经》中的文句为其目的辩护”。《圣经》中充满了如此之多的道德标准彼此矛盾的故事，以至于每一代人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词句为他们所想采取的任何行动辩护——从乱伦、奴隶制、集体屠杀到最高尚的爱、勇敢和自我牺牲。而且这种道德上多重性格的混乱绝不仅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你发现它们深植于伊斯兰教、印度教甚至几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传统中。既然是这样，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科学家也许不像一般人那么多。
我相信，科学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去警告公众可能存在的危险，特别是发源于科学或通过科学的应用得以预见的危险。你可以说，这种任务是预言式的。很清楚，警告应该是审慎的，相对于危险不能作过多的夸大；但是如果我们无法避免错误，考虑利害关系，他们就应站在安全一边。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坤桑采集狩猎者中，当两个男人，也许是睾丸激素的刺激，发生了争执，女人就会拿走他们的毒箭，使这些武器不会用来互相伤害。今天，我们的毒箭能够破坏全球的文明也可以灭绝整个人类。现在道德上的模糊不清所造成的代价太高了。因为这一点——而不是因为获取知识——科学家们必须承担高度的伦理责任，非同一般的、前所未有的伦理责任。我希望培养研究生的科学计划能够清楚地、系统地向尚缺乏经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有时我在想，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否妇女——和儿童——最终也将把我们的毒箭置于安全之处呢？
第十七章 怀疑主义与好奇心的联姻
没有什么事物会因为不完美而失去真实。
来自迈克尔·法拉第的评论，（1791－1867）
洞见，未经检验和证实，就不能保证其充分的真实性。
伯特兰·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1929）
当我们被要求在美国法庭上起誓我们将讲“真话，完整的真话，而且只讲真话”时，我们其实是在被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显然誓言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记忆难免有错误，甚至科学真理也仅仅是一种近似。而且我们几乎对整个宇宙都是无知的。然而，也许一个人的生命就依赖于我们的证词。起誓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讲真话，完整的真话，而且只讲真话就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了。如果没有这一限制性的词句，那么，这一要求就是绝对无法满足的。但是这样一个限制，尽管与人类的实际情况一致，却不能被任何法律系统所接受。如果每个人仅仅是根据个人的判断讲真话，那么，应受指控或令人尴尬的事实就会被隐瞒，事件被遮掩，罪行被隐藏，责任被逃避，正义被否认。所以，法律所努力追求的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精确的标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在挑选陪审团成员的过程中，法庭需要确保判决以事实为依据。这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以消除偏见。法庭认识到了人类的缺陷。候选的陪审员是否与地方检察官、原告或辩护律师有私交？法官和其他陪审员又是什么情况？陪审员形成的意见是来自法庭上摆出的事实还是审判前的宣传？与来自被告方证人的证据相比，陪审员是更重视还是更轻视来自警方的证据？她对被告方的伦理倾向有偏见吗？陪审员是否住在犯罪现场的附近，因而使她的判断受影响呢？对于专家证人将要证明的情况，她具有相应的科学背景知识吗？（这常被认为是对她不利的。）她有亲戚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执法或刑法方面的工作吗？她自己是否曾与警方发生过口角，从而影响她在审判中的判断呢？她是否有好朋友或亲属由于相似的指控而被捕？
美国的司法体系认识到了很多可能妨碍我们判断或影响我们的客观性的因素，例如倾向、偏见和经验。有时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刑事审判中，该体系在保证审判程序不受那些将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的人的人性弱点的影响方面，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即使这样，审判程序在保证公正方面仍时有失败。
当我们对自然界提问，或者当我们试图对政治、经济、宗教和伦理的关键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总不满足呢？
如果始终如一地加以应用，科学会为人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礼物。作为交换，科学也会强加给人们某种繁重的负担：我们被告诫，不论感到多么不自在，我们都应该科学地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听到的事情。尽可能地克服我们的一厢情愿、自负的想法，抛弃未经检验的信仰，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我们能够诚心诚意地、勇敢地进行天体运动或细菌基因学研究而不论其研究将把我们引向何处，但又宣称对物质及人类行为本源的研究“禁止人内”吗？因为科学推理的解释力量是如此强大，一旦你掌握了它的技巧就会渴望到处应用它。但是，在我们深刻审视自己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对那些在面对这个充满恐怖的世界时给人以安慰的观念提出挑战。我意识到前面章节中的某些讨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当人类学家调查构成人类大家庭的成千上万个迥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不论其社会多么异乎寻常总是被认为理所当然共有的特点是如此的稀少。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乌干达的伊克族就是其中之一——十诫看上去是被有组织、有系统地抹煞了。有的社会抛弃老人和新生儿，有的吃掉他们的敌人，有的将海贝或猪或年轻的女人作为货币。但是他们都严格地禁止乱伦，都使用技术，并且几乎都信仰神和精灵的超凡世界——神和精灵的形象都与他们居住的自然环境和他们所吃的植物、动物的形态相联系。（那些相信天上住着至高无上的神的部族显得最为凶恶——比如折磨他们的敌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统计结果，尚未发现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尽管一些猜测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在每个这样的社会中，都珍藏着一个与平凡的世界共存的神话和隐喻的世界。人们试图使两个世界相统一，在两个世界连接处的粗糙的边界被禁止涉及和忽略掉。我们隔开了这两个世界。一些科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费力地穿行于充满怀疑的科学的世界和充满轻信的宗教信仰的世界而不忽略一丝一毫。当然，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别越大，人们的未被打扰的良知就越感到不安。
人的一生是短暂而变化莫测的，当科学不能解除人们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剥夺他们通过信仰获得的安慰就显得有些残忍。那些经不起科学的重负的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忽略科学的箴言。但是我们不能零零碎碎地拥有科学，在觉得安全的地方就应用它，觉得受到威胁就忽略它，而且，我们还没有明智到能够这样做的地步。除非将大脑封进相互隔开的密封仓里，否则人怎么可能在坐飞机、听广播或注射抗菌素的同时又认为地球只有1万年历史或所有属人马座的人都是喜欢社交和待人友善呢？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怀疑论者变得傲慢、蔑视别人吗？当然。想起来使我沮丧的是，我甚至常常在自己的话里听见那让人不快的腔调。在这个问题的两方面都存在人性的缺陷。甚至当科学的怀疑主义被小心翼翼地应用的时候，也会出现傲慢、教条、残忍和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和深深持有的信仰的情况。应该说，某些科学家和热忱的怀疑论者直言不讳地使用他们的工具而不讲一点技巧。有时似乎是怀疑的结论先出现，在证据被验证之前，而不是之后，争论就被排除了。我们都珍视自己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自圆其说的。当某个人以基础不牢为由挑战我们的信仰体系，或者，像苏格拉底一样，只是提出我们未考虑过的让人难堪的问题，或论证我们已经抛弃了的潜在的关键假设，这就不再是对知识的探索，而像是对个人攻击了。
那些首先提出将怀疑神化为好奇心的主要优点的科学家清楚地阐明，怀疑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勒内·笛卡儿写到，
我不去模仿那些总是装做不能确定，为怀疑而怀疑的怀疑论者；相反，我的全部目的在于确定性，将漂流物和沙子挖走直到到达下面的岩石或粘土层。
在怀疑主义有时用于公众关心的问题的方式上，人们倾向于轻视、贬低或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否带有欺骗性，迷信和伪科学的支持者像怀疑论者一样怀着真实的情感，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运转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动机和科学是一致的，如果他们的文化没有赋予他们从事伟大探索所需要的所有工具的话，让我们善意地缓和对他们的批评，毕竟，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全副武装的。
显然怀疑主义的应用是有限度的。使用某种成本效益分析是必要的，如果神秘主义和迷信给人带来舒适、安慰和希望，而这种信仰带来的危险相应地就会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原谅自己呢？但是问题是复杂的。假定你搭乘一辆大城市的出租车，而且你刚坐下，司机就开始高谈阔论传说的另一种族群体的邪恶和低劣等，明知“沉默表示赞成”，你的最佳反应应该是保持沉默吗？还是在道义责任的驱使下与他争论，表达你的愤怒，甚至离车而去——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沉默的赞成将会鼓励他下次继续这样做，而强烈的异议会促使他下次三思而后行？同样，如果我们对神秘主义和迷信给予太多的沉默的支持——甚至当这看来有点益处的时候——我们就是支持这样一种风气：怀疑主义被认为是无礼，科学令人讨厌，严谨的思考被看做是乏味和不合时宜的。达到一种审慎的平衡是需要智慧的。
超自然现象科学研究委员会是一个由科学家、大学教师、魔术师和其他投身于怀疑和调查正在出现或已经盛行的伪科学的人组成的组织。它是由布法罗大学哲学家鲍尔·克茨于1976年建立的，从一开始我就被其接纳为会员。它的名称的缩写CSICOP的发音是“Sci－Cop”（科学警察）——好像是一个履行警察职能的科学家的组织。那些被CSICOP的调查所揭露的人有时这么抱怨道：委员会对每一个新想法都抱有敌意，它那膝跳反射式的揭露行动将会达到荒谬的程度，它是一个治安维持会式的组织、一个新的宗教法庭，等等诸如此类。
CSICOP并不完美。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批评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以我的观点看，CSICOP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一个著名的组织。当社会媒体希望听到传说的另一面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它，特别是当某一伪科学的惊人宣称被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时候。通常（而且全球大多数新闻媒体仍然是）每一个会飘浮的宗师、访问外星人的人、能够沟通阴阳的人和信仰治疗者一旦成为媒体的焦点，将会被不加证实和不加批判地对待。在此之前，在电视工作室或报纸杂志上也许出现过被证明是丑闻和欺骗的相似的宣称，然而人们似乎对此记性不佳。对伪科学的轻信似乎是大多数媒体的第二天性，CSI－COP代表一支与其相抗衡的力量，尽管它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在我最喜欢的一部卡通片中，一个算命先生仔细端详掌纹然后严肃地下结论说：“你很容易上当。”CSICOP出版了一份双月刊叫做《怀疑的探究者》。在收到这本刊物的那一天，我把它从办公室带回家细看，想知道有什么新的误解将被揭露。上面总会有我从未想到过的骗局。麦田里的圆圈！外星人已经来过，并画了完美的圆圈，在小麦地里留下了数学信息！…谁会想到有这种事发生？如此不可能出现的精妙艺术形式！或者他们已经来了并取出了奶牛的内脏——大规模地，系统地。农民们很恼火。开始，我对这些故事的创造性印象很深。但是之后，通过更理智的反思，我只是觉得这些报道是多么的单调和司空见惯。这是一个多么缺乏想象力的作品：陈旧的想法、沙文主义、将希望和恐惧装扮成事实。从这种观点来看，这种说法在表面上就令人怀疑。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外星人干的。…在小麦地里画圈？这种想象真是败笔！在每一期中，伪科学的其它方面都被揭露和批判。
然而，在我看来，怀疑主义运动的主要不足在于它的两极分化：我们对抗他们——感觉像是我们垄断了真理；其他那些相信所有这些愚蠢的教条的人是低能儿；如果你是明智的，就该听我们的；否则，你就是不可救药。这是非建设性的，它并没有使信息广泛传播，它注定使怀疑论者永远处于少数派地位；有鉴于此，从同情人类生来具有的伪科学和迷信的弱点出发反而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么自然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些被劫持者、那些不问占卜师就不敢离开家的人，或那些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来自大西洲水晶球上的人的迷茫和痛苦。而且在共同的追求中，这种对相同心情的同情也使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较少使人困窘，特别是对青年人。
许多伪科学和新时代信仰体系的出现是源于对传统价值观和前途的不满——因此，他们自身也是一种怀疑主义。（大多数宗教的起源也与此相同。）戴维·海斯（在《科学和新时代》中）认为：
超自然的信仰和实践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狂热者、怪人和骗子。大量真诚的人在探索解决关于个人的意义、灵魂、治疗和超自然体验等问题的替代方法。对怀疑论者而言，他们的探索主要基于幻想，但对于理性主义者的目标，——使人们认识到哪些东西在怀疑论者看来是错误的或不可思议的——揭露不大可能是有说服效果的工具。
…怀疑论者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寻找线索，通过从坚持另一信仰的人们的角度来理解其他的信仰体系，通过将这些信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上定位，来发展更为成熟的怀疑主义。这样，超自然世界或许就不会仅仅被看做是通向非理性主义的愚蠢的转折点，而更像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赖以表达他们面临的矛盾、困境和个性的方言。
当怀疑论者对新时代信仰有了一套心理学或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事情就非常简单了：超自然信仰对于那些无法把握无神论宇宙这一现实的人来说是一种 “安慰”，或者说，他们的信仰是那些不鼓励公众批判性思维的不负责任的媒体的产物。…
但是海斯公正的评论立即退化为抱怨：“怀疑论的同事破坏了”心灵学家的“职业”。怀疑论者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热情来保卫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世界观，有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原教旨主义’或‘非理性的理性主义”’的味道。
这是一个普通的，但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确实是，不可理解的——抱怨。对于物质的存在和性质我们知道得很多。如果某一特定现象从物质和能量的角度理解已经是合理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假定其它的——尚没有好的证据证明的——可能呢？然而这一抱怨坚持：怀疑论者不会接受我的车库里有一条看不见的喷火的龙，因为他们是相信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
在《科学与新时代》中，怀疑主义被讨论，却没有被理解，当然更没有被实践。各种超自然主义的宣称被引述，怀疑论者被“摧毁”了，但是你永远不可能通过读这本书知道如何判断新时代和心灵学对知识的宣称是有前途的还是谬误的。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文章一样，它不过表明了人们的感觉是多么的强烈，他们的偏见达到了什么程度。
罗伯特·安东·威尔逊（在《新的宗教法庭：非理性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堡垒》，凤凰城：法尔肯出版社，1986年版）将怀疑论者描述为“新的宗教法庭”。但是就我所知，怀疑论者并不强迫信仰。实际上，在大多数电视纪录片和谈话节目中，怀疑论者受到了漠不关心的对待而且几乎没有广播时间。像《怀疑的探究者》这样发行几万份的期刊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批评了某些教条和方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对其嘲笑了一番。新时代宗教的信仰者不会像以前那样，被传唤到刑事法庭，也不会因为有想象力而遭到鞭打，而且肯定不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什么要害怕一点点的批评？难道他们没有兴趣看到自己的信仰在怀疑论者所能收集的反驳下岿然不动吗？
也许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人的嗅觉、触觉和视觉都不可能感受到通常的伪科学的事物，这种想法或许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也许某些未被发现的白垩纪遗留下来的爬行动物将来确实会在尼斯湖或刚果共和国被找到；或者我们将发现来自太阳系别的什么地方的先进的、非人类物种的制造物。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在超感官知觉领域有三个命题，以我之见，值得认真研究：（1）通过独自思考，人（勉强）可以影响计算机的随机数产生器；（2）人在适度的感觉丧失的情况下可以接收到“投射”向他们的想法或图像；（3）小孩子有时会讲出前世的细节，并被证明是准确的，陈再生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可以知道。我提出这些命题不是因为它们可能是合理的（实际上我不赞同这些命题），而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可能是正确的论点的例子。后三个命题至少有一些，尽管仍是可疑的实验支持。当然，也许我错了。
在本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我所崇拜的天文学家起草了一份庄重的声明，叫做“反对占星术”并让我在上面签名。我对他的措词有不同看法并最终发现自己不能签字——不是因为我认为占星术有任何合理性，而是我当时觉得（现在依然觉得这一声明的语调是独裁主义的。它批评占星术的起源被迷信所包围。但是宗教、化学、医学和天文学的起源也同样是与迷信交织在一起，这里仅仅提到了四个。问题不在于占星术来自什么玄乎和不完全的知识，关键是它现在的合理性。于是就有了对那些信仰占星术的人的心理学动机的推测。这些动机——例如，在一个纷繁复杂、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所感到的无能为力——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星术尚未受到它应得的怀疑论者的全面调查，而只是对其有效性草率处之。
该声明强调，我们可以找不到任何可能使占星术有效的机理，这当然是一个切题的论点，但它本身就是无法证明的。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当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现在被归入板块构造论）以解释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的大量令人疑惑的资料的时候，（岩石的矿脉和化石似乎是连续地从东南美延伸到西非；这两个大陆曾经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大西洋对我们的星球来说是新生的吗？）对该学说的机理同样一无所知。这一见解被所有著名的地理学家激烈地排斥，他们确信大陆是固定的，而非浮在任何东西上面，因此不可能“漂移”。然而，20世纪地球物理学的关键概念恰恰被证明是板块构造论。我们现在知道大陆板块确实是在漂浮和“漂移”（更确切地说，是由地球内部的巨大热机所驱动的一种传送带所运载着）。而所有这些伟大的地理学家们都的确错了。以找不到运行机理为由驳斥伪科学是会犯错误的——尽管如果其论点违背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物理学定律，这种驳斥就会很有分量。
许多对于占星术的有力批评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例如，它在预示“宝瓶座时代”时采用了昼夜平分点岁差，而在用占星图算命时却拒绝昼夜平分点岁差；它忽略了大气折射；它所认为有意义的天体仅限于肉眼能看到的目标（公元2世纪托勒密就知道了这些天体），而忽略了从那以后人们发现的大量新天体（利用近地小行星的占星术又在哪里？）。需要出生时间的详细信息而不看重出生时的经纬度，这显然是不一致的。占星术在同卵孪生子测试中失败了；不同的占星术士从同样的出生信息进行算命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无法解释占星用的天宫图和明尼苏达多元个性评价这样的心理学测试的相关性。
我所希望签字的声明应该描述和驳斥占星术信仰的基本原则。这样一个声明应该比实际散发和出版的那一份有更强的说服力。但是已伴随了我们4000年或更长时间的占星术今天似乎比以往更为流行。根据民意测验，至少1／4的美国人“相信”占星术；1/3的人认为太阳征兆占星术是“科学的”；学校儿童相信占星术的比例从1978年的40％增加到1984年的59％。在美国占星术士的人数也许是天文学家的10倍；在法国，占星术士比罗马天主教教士还多。一群科学家自以为是地不屑一顾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占星术能做到的——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