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车库里有一条喷火的龙。”
（我正在追踪心理学家理查德·富兰克林进行的分组疗法研究）。假如我非常肯定地对你这么说，你一定想亲眼看一下。几个世纪以来流传着无数关于龙的故事，但从没有真凭实据。这可是个好机会！
“带我看看。”你说。我带你到我的车库。你往里看，看到的是一个梯子，一些空的油漆桶和一辆旧的三轮车，但没有龙。
“龙在哪里？”你问道。
“噢，它就在这儿。”我回答说，胡乱地挥了挥手，“我忘了说明，它是一条看不见的龙。”
你建议在车库地板上撒上面粉以获取龙的爪印。
“好主意，”我说：“但龙是浮在空中的。”
然后你想用一个红外线探测仪检测龙喷出的看不见的火。
好主意，但看不见的火也不会发热。
你想对龙喷漆使它现身。
“好主意，但它是非物质的龙，油漆无处可粘。”如此如此。你每提出一种物理检测方法，我就找个特殊理由来说明你的办法不会有效。
现在，一条看不见的、无实体的、浮在空中的、喷着没有热度的火的龙与根本没有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办法反驳我的争辩，没有可以让人信服的试验来反对它，说我的龙确实存在意味着什么呢？你不能证明我的假设不成立，这与能证实它成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检验的观点和无法证伪的断言实际上毫无价值，不论它们在给我们以启示或是在激起我们的好奇心方面有些什么用处。我要你做的就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的个人意见。
从我坚持说我的车库有条龙，你唯一意识到的就是我头脑里正在转着什么古怪的念头。你想知道如果没有可行的物理检测，用什么可以使我信服。你当然会想，那可能只是个梦或者幻觉。但为什么我要这么严肃地对待它呢？也许我需要一些治疗。至少，我或许严重低估了人类容易受骗的天性。
想象一下，尽管所有的检测方法都无效，你仍希望自己谨慎地不抱有偏见，愿意接受新的思想。因而你并不完全否定我的车库里有条会喷火的龙。你只是保留意见。虽然目前的证据强烈地反对它，但如果有新的资料出现，你就做好随时去检查这些资料的准备，看它们能否说服你。当然，如果我因为不被相信而感到受了冒犯，或仅因为你像苏格兰人那样坚持说它“未被证实”而指责你太乏味、太缺乏想象，那么我显然是不公正的。
假如事情的发展完全相反。龙是看不见的，不错，但在你观察时撒在地板上的面粉上出现了龙的爪印，红外线探测仪发现了落下的鳞片，通过喷漆发现有个锯齿形的鸡冠在你面前的空中来回摆动。不论开始时你是多么怀疑有龙存在——不承认看不见的东西——你现在知道了这里一定有什么，而且可以初步肯定这与存在一条看不见的会喷火的龙是一致的。
现在想象一下另一个场景，假如不只我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你熟识的人，包括你非常肯定他们互不认识的一些人，都告诉你他们的车库中有龙——但每个人的证据都难以琢磨得让人发疯。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对于被如此奇怪的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信念所吸引感到心烦意乱。我们所有的人中无一精神异常。我们思索全世界的车库中如果真的都藏着看不见的龙，而我们人类却不知所措，这意味着什么。说实话，我宁愿那不是真的。但也许所有古代欧洲和中国关于龙的“神话”根本就不是神话…
让人高兴的是，已有报道说，在面粉上发现了一些龙的爪印。但它们从不在怀疑者观察时出现。自然，另外一种解释是：通过谨慎检查，发现龙的爪印似乎是伪造的，这一点看来很清楚。另一个龙的狂热者以一个烧焦的手指作为龙喷火的罕见的客观证据。但同样还有别的可能。我们知道除了看不见的龙喷出的火外还有别的办法烧焦指头。这类证据——不论龙的拥护者认为它有多么重要——使人不得不相信这差得太远了。同样，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暂时否定龙的假说，等待今后的事实材料，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清醒的、严肃的人都有同样奇怪的错觉。
魔术需要观众与魔术师的默契配合——放弃怀疑，或者如同有时我们所说，心甘情愿地放弃不相信的怀疑。我们立即可以看出，如果要使魔术被拆穿，使戏法被揭露，我们就必须中止合作。
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情感化的、引起争论的、令人苦恼的话题，如何才能取得一些进展呢？病人也许对那些轻易推断或确信外星人劫持的治疗师持谨慎态度，那些治疗被劫持者的人可能向他的病人解释说幻觉是正常的，童年性虐待也令人窘困地普遍存在。医疗专家们可能应该记住，没有一个客户能够完全不受大众文化中流传的关于外星人的传说的影响。他们应该十分谨慎小心，不能用任何微小的暗示去诱导目击者。他们应该教给他们的客户怎样用怀疑的观点去看待出现的事物，也许他们自己的头脑中也应该不断充实正在日益减少的同样的思想。
据说外星人劫持事件以不仅一种方式困扰着许多人。这一话题打开了我们内心生活的一个窗口。如果有很多人的被劫持报告是捏造的，那么，这就是引起我们担忧的主要原因。但更让人担忧的是治疗专家仅根据内容就接受这些报道——却没有充分注意其客户很容易受影响，并且受到了与其进行谈话的人的无意识的暗示。
令我惊讶的是，一些精神病学家和其他至少受过一些科学教育的人，他们知道人思维的弱点，却忘了这些陈述可能只是某种幻觉或隐藏的记忆。认为外星人绑架事件代表了真正的魔法的说法更让我感到惊讶不已。这是对我们理解现实的能力的挑战，或者说这种所谓真正的魔法就可以构成对世界的神秘的认识证据。或者，如同约翰·马克所言：“有许多现象非常重要，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研究，西方主流科技范例体现的思辨哲学也许不能充分支持这个研究。”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他接着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寻求传统物理解释的狂热，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在仅仅是接受不寻常的正在发生的事实时有这么困难…我们已失去了了解物质之外的世界的所有能力。
但我们知道幻觉源于感知丧失、麻醉剂、疾病或高烧、缺乏快动眼睡眠、大脑化学变化等等。即使与麦克一样，我们根据报道来思考这些事件，它们最显著的方面（如像蛇一样扭动滑行穿过墙壁等）更应该将其说成是物质——高度发展的外星技术——范畴的某种东西，而不是魔法。
我的一位朋友说，在外星人劫持的典型事件中唯一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谁在欺骗谁”，是顾客欺骗治疗专家，还是相反？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一方面，在外星人劫持的传说中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几年来我一直努力回忆关于外星人劫持的某件事。终于，我记起了那是我大学时期读过的一本书，1954年出版的《五十分钟一小时》。作者是名叫罗伯特·林纳的精神分析专家，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请去治疗一位出色的核物理学家——他的幻觉系统正在影响他所进行的官方秘密研究。这位物理学家（化名为克尔克·阿伦）被发现除了制造核武器以外，他同时过着另一种生活。他透露，在遥远的将来，他曾经驾驶（应该说将要驾驶，这里他的时态变得有点混乱）星际宇宙飞船。他着迷于令人振奋的、浪迹天涯式的飞往别的恒星的行星的探险。他是诸多世界的“主宰”。也许他们会称他查尔克船长。他不仅能“记起”这种生活，而且只要他选择一个时间，他就能随时进入其中。用这种方式和意愿，他能使自己穿越光年的距离和世纪。
从某种意义上我不能理解，仅仅通过渴望，我就穿越了无限的空间，打破了时间的局限，与距离和未来本身合为一体——更准确地说成为其本身。别让我解释，我不能，虽然上帝知道我曾经尝试过。
林纳发现他聪明、敏感、受人喜欢、彬彬有礼，完全有能力处理好人们的一般日常事务。但是，——从他对宇宙生活的兴奋反映出——阿伦知道自己有些厌恶地球上的生活，即使确实涉及到制造大面积杀伤性武器。
当他的试验室主管警告他别分散精神、胡思乱想时，他道了歉。他向他们保证他会尽力将时间花在这个星球上。那时他们刚开始与林纳联系。
阿伦就他未来的经历写了1．2万页的资料，还写了许多关于别的星球上的地理、政治、建筑、天文学、生活方式、家谱学、地质学和生态学方面的技术论文。这些专题文章的题目反映了材料所涉及到的内容：“srom Norba X上大脑的独特发展”、“Srom Sodrat Ⅱ上对火的崇拜与献祭”、“星系科学学会历史”，“统一场论和恒星驱动机制在星际旅行中的应用”。（最后一篇我想看看，毕竟，人们都说阿伦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着迷的林纳熟读了这些资料。
阿伦对将他的作品展示给林纳，并就细节进行讨论没有任何害羞的表示。他从容不迫，在理智上难以对付，似乎一点也不会屈服于林纳的精神治疗帮助。别的方法都失败后，精神病学家又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
我试着…试着避免以任何方式给他留下我也是企图证明他疯了的人中的一个的印象，这是一场与他是否心智健全的问题间的拉据战。相反，因为很显然，他的性情和所受的教育都是科学的，我便利用他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本质，正是这种本质上的东西使他选择了以科学为职业：即他的好奇心。…这意味着…至少我暂时接受他的经历是真实的…一个灵感突然闪过我的脑海，我想到要让克尔克从疯狂中摆脱出来，我需要进入他的幻想中，从那个位置，我可以竭尽全力，一点点地把他从精神病中解脱出来。
林纳着重指出了档案中某些明显的矛盾并要求阿伦进行解释，这要求物理学家重新进入未来去寻找答案，阿伦会在下一次治疗过程中很负责任地带着一份字迹工整的解释文件来，林纳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次会面，这样，他可以再一次被银河系中丰富的生命和智慧的景象所迷住。在他们之间，他们能解决很多文件前后矛盾的问题。
随后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克尔克精神病的材料与我个性中的阿基里斯脚踵相遇，如同钟表上的齿轮一样啮合在一起。”精神病学家成为了他病人的幻想的同谋。他开始拒绝对阿伦的故事进行精神病学解释，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肯定那些事是否可能是真的？他发现自己开始为仅靠意志的努力就能进入另一种生活，一种宇宙漫游者在遥远将来的生活的想法而辩护。
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高速度…我的头脑中越来越多地被幻想所占据…在克尔克的令人迷惑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宇宙探险，分享他策划的包罗万象的狂想所带来的兴奋。
但最后，一个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考虑到他的治疗学家的健康，克尔克·阿伦集中起他保存下来的可敬的诚实和勇气，承认说，整个故事都是他捏造的。根源是他童年时很孤独，长大后与女性关系相处不好，他隐藏并遗忘了事实与想象之间的界线。捏造出似乎合理的真实的细节，编织关于另一世界的丰富图景，让人感到挑战和兴奋。他对于引导林纳走向荒诞的生活感到很内疚。
“为什么，”这位心理学家问道：“为什么你要假装，为什么你一直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我不得不做，”物理学家回答说：“因为我觉得你在要我这样做。”
克尔克和我调换了角色，林纳解释说：
而且，在那些使我的工作成为一种不可预知的、奇妙的、有价值的追求的使人吃惊的结局之中，我们共同的愚蠢行为的失败只是其中之—…。我为了个人目的采用临床上的公理进行推理，于是落入了为不谨慎的治疗师所设的陷阱。…在克尔克·阿伦进入我的生活以前，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精神的稳定性。所以我一直认为，精神错乱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为这种自鸣得意感到羞愧，但是现在，当我从长沙发后的椅子上倾听病人的叙述时，我更加清楚地知道，我的椅子和长沙发仅仅一线之隔。但毕竟，一连串意外事故决定了，最终谁将躺在长沙发上，而谁会坐在长沙发之后。
我从这段描述中不能确定克尔克·阿伦是否真的有幻觉，也许他只是陷于某种性格错乱，以发明一种游戏让别人付出代价为乐。我不知道林纳在多大程度上润饰或捏造了部分故事，当他写“分享”和“闯入”阿伦的幻想时，没有迹象表明这位心理学家想象自己在遥远未来航行并参与星球探险。同样，约翰·马克和别的外星人劫持治疗师并未向他们的病人暗示他们曾被绑架，只有他们的病人这样想。
如果物理学家没有承认又会怎样呢？也许林纳在理性的怀疑之外，已使自己相信进入一个更浪漫的时代是可能的？他会说他刚开始也曾怀疑，但是他是否被有力的证据说服了呢？也许他自诩是个帮助从未来世界来的搁浅于20世纪的宇宙旅行者的专家？这样的精神病特例会鼓励别人认真考虑这类幻想或幻觉吗？治疗一些类似的病历之后，林纳会不耐烦地拒绝所有的“理智些”的看法，而推断出他正在新水平上深入理解现实吗？
克尔克·阿伦受的科学教育使他没有发疯。有一段时间治疗学家和病人调换角色。我更愿意认为是病人拯救了治疗师。也许约翰·马克就不这么幸运。
考虑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寻找外星人——以电波来寻找外星智能生命，这与幻想和伪科学有何区别呢？ 20世纪60年代，苏联天文学家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称来自一个名叫CTA－102的遥远的神秘天体发出的强烈的无线电信号，在大约100天中像正弦波一样规律地变化。以前从未发现过遥远的周期性射电源。为什么他们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布一个如此神秘的发现？因为他们认为已发现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外星文明。当然，这值得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一报道只是传媒耸人听闻的新闻，摇滚乐队‘伯兹”（Byrds）甚至为此制作并灌制了一首歌：“CTA－102，我们在此守候你，信号告诉我们你在那儿，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们…”
CTA－102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当然，但CTA－102是什么？如今我们知道CTA－102是个遥远的类星体。那时，还没有“类星体”这个词，我们不太清楚什么是类星体；在科学文献上对此有不只一种互相矛盾的解释。不过，如今没有一个天文学家——包括当初在莫斯科新闻发布会上的那些天文学家——严肃地争辩像CTA－102这样的类星体是能利用巨大能量的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外星文明。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别的对类星体特点的解释，他们与已知的物理规律相符，不必乞求有外星生命。外星人代表着作为最后手段的一种假说。只有别的都失败时你才求助于它。
1967年，英国科学家发现一个来自近得多的星体上的信号：强烈的无线电信号源以令人吃惊的精确开关表明，它的周期始终是十或更有意义的数。它是什么？他们的第一个念头是，那是向我们发的信号，或者也许是在太空中飞行的飞船的定时导航信号。在剑桥大学，他们甚至为它取了个名：LGM－I。LGM是小绿人Little Green Man的缩写。
不过，他们比他们的苏联同行们聪明，他们并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很快了解到他们观察到的是如今所谓的脉冲星，即第一个脉冲星，格拉姆星云脉冲星。那么，什么是脉冲星呢？脉冲星是一个巨大的星球的最后状态，一颗萎缩成一座城市大小的恒星，同别的星球不同，既不是靠气压也不是靠电子衰变，而是靠核力来维持。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直径大约有10英里的原子核。我坚持那是一个至少和星际导航信号同样古怪的概念。对于什么是脉冲星，答案可能很古怪，它不是外星文明，而是别的，只是开阔了我们视野和头脑、证实自然界无奇不有。安东尼·修斯因发现脉冲星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最初的奥兹马（OZMA）实验（第一次有计划地用无线电寻找外星文明），哈佛大学行星学会强通道外星探测（Megachannel Extraterrestrial Assay）计划，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ERENDIP计划，以及许多团体都已探测到使观察者们激动非常的来自天外的不寻常的信号。一段时间内，我们认为我们收到了真正的来自太阳系以外的遥远文明的信号。事实上，对于它是什么，我们连最模糊的看法也拿不出，因为信号没有重复。几分钟后，或第二天或几年以后，你以同样的频率、带宽、极性及其他别的参数将望远镜转向天空中同样的一点，你什么都听不见。你不能推断，更不用说宣布，存在外星人。这可能是统计上不可避免的电子涌动，或者是检测系统故障，或发自地球的飞船，或飞过的军用飞机，正以被认为是保留给射电天文学家的波段发报。它甚至可能是街边车库的开门装置或几百公里外的广播电台。可能性多得很。你必须系统检查所有的可能，看哪些可能可以排除，当你唯一的证据是奇怪的不重复的信号时，你就不能宣称找到了外星人。
如果信号的确是重复出现的，你就能够向新闻界和公众公布吗？你不能。也许有人在骗你。也许是你不够聪明，无法查出检测系统的问题，也许是以前你并不知道的天体物理学已获知的结果。你应该做的是，打电话给别的射电天文台的科学家，告诉他们，在天空中的某一点，用某个频率、带宽、极性及其他别的参数，你似乎发现了有趣的东西，问他们能不能尝试着确认一下？只有当若干个观察者（他们都清楚地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并且意识到观察者本身也会犯错误）在天空的同一点得到了同样的观察结果，你才能够严肃地认为自己真正地检测到了外星人发出的信号。
这其中涉及到一些原则。我们不能总是一发现某种无法立即确认的东西，就喊“小绿人”！因为如果后来发现那是别的东西，会使我们显得很傻，就像当年苏联的射电天文学家一样。当有人出很高的奖赏的时候，尤其要谨慎行事。当证据尚未完全获得时，我们没有必要下结论，“不确定”是允许的。
我经常被人问：“你相信外星智慧吗？”每当这时，我总是用标准观点回答——地球之外有很多地方，生命的分子到处都有——我会用“几十亿”之类的词来形容它们。接着我会说，要是没有外星智慧，那我才要惊讶不已呢，当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经常会有人接着问：“你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我说：“我已经告诉了你我的真实想法。”
“是，不过你心里究竟怎么想？”但是我总是努力不用自己的心去想。如果我对“理解宇宙”是认真的，用我大脑之外的东西去思考，尽管那很诱人，但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获得证据之前，只管保留自己的判断好了，就是这样。
如果飞碟和外星人劫持的鼓吹者们是正确的，并且有外星生命的真实证据可供我们检验，那我会非常高兴。可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出于信仰来相信，而是要我们相信他们的证据的力量。我们当然有责任审查这些被称为证据的东西，至少要像那些寻找外星人无线电信号的射电天文学家一样仔细而审慎。
任何奇闻逸事式的说法，不管它们多么诚恳，如何引起人们的共鸣，也不管提出证词的人在生活中如何堪称楷模，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多少分量。在以前的UFO案例中，奇闻逸事式的描述都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错误。这并不是对那些自称被劫持或向他们提问的人的个人批评，并不等于是蔑视那些自称为证人的人，也不是——或不应该——要傲慢地打发掉那些真诚而动情的证言，而只是不情愿地承认，人都会犯错误。
如果任何力量都可以归于外星人——因为它们的技术非常先进——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所有的偏差、不一致或者不合理。比如，有一位研究UFO的学者认为，在发生劫持时，外星人和被绑架者都进入一种隐形状态（但他们彼此看得见），所以大多数邻居都没注意到。这样的“解释”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因此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
美国的警察调查程序重证据，轻陈述。欧洲的巫婆审判也许能够提醒我们，在审问过程中嫌疑犯可能会受到恐吓；人们可能会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目击证人也可能会出错。这也是很多侦探小说要重点交代的部分。但是那些真正的、无法编造的证据——火药的烧痕、指纹、DNA样品、足印、受害者搏斗时留在指甲里的头发——却有很大的证据价值。犯罪学家们用的方法与科学家非常相近，其出发点与科学家们也是一样。所以在UFO和外星人劫持的研究领域，完全有理由问：证据在哪里？真实的、毫不含糊、实实在在的能够说服尚未作出结论的陪审团的证据在哪里？
有些热心人会说，在数千个案例中有土地被翻动的情况，据猜测UFO就在这些地方降落，这难道还不够吗？这确实不够，因为除了被UFO上的外星人翻动以外，还有很多种方法翻动土地——人用铁锹翻动就是一种最容易想到的可能。一位UFO学者指责我，无视“来自 65个国家的4400件有实物痕迹的案例”。但是据我所知，这些案例中还没有一例被分析过，并且将结果发表在物理学、化学、冶金学或者土壤科学的某一本同行评议的期刊上，表明这些“痕迹”不是人为制造的。和维尔特郡麦田里的圆圈比起来，这算是很朴实的欺骗。
同样的，不仅像片可轻易地伪造，而且大量据说是UFO的照片毫无疑问是伪造的。一些热心人整夜整夜地呆在田野里寻找天上的亮光，看见一束按一下闪光灯。有时，他们说会有回应性闪光，或许是的。但低空飞机的飞行器也会发出亮光，并且飞行员能够，如果他喜欢的话，用他的灯闪烁来回应，这样任何一点都不能构成严肃的证据。
那么客观证据又在哪儿呢？由于在撒旦宗教仪式中他们乱说乱指以此回应巫婆试验中的“魔鬼痕迹”，他们最一般的物理证据指的就是被劫持者身上的伤疤和凹痕，因此他们声称自己对这些疤痕从哪里来毫无印象。但这点很重要，如果疤痕是人力所及的话，就不能作为外星人虐待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实际上有很多广为人知的精神病例，他们弄伤、撕切，甚至致残自己和他人。有些人具有很高的痛苦阈值和极差的记忆力，可能偶尔伤害自己而对整个事件没有记忆。
约翰·马克有一个病人说她有一身伤疤，这让她的内科大夫感到完全迷惑不解。那么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呢？她说不出来。像巫术的狂热一样，它们在隐秘的地方。马克认为这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证据。他看到过疤痕吗？我们有哪些由持怀疑态度的内科大夫拍下的关于伤疤的照片吗？马克说他认识一个四肢瘫痪身上带凹痕的人，认为这为反证法提供了证据，可以用来反驳怀疑者。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怎么能在自己身上留下疤痕呢？这一推理只有当四肢瘫痪的病人被密封于一间没有其他人能进去的屋子时才是有效的。我们能看见他的伤疤吗？能让一个独立的内科大夫检查他吗？马克的另一名病人声称外星人从她性成熟时起不断摘取她的卵子，使得她的生殖系统让妇科大夫迷惑不解。这一病例足够使人迷惑以至值得记录下来，并写成一份一份研究论文投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吗？显然它还未让人迷惑到这一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