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出身还是行事风格，雯卡看起来都是皮亚内利最讨厌的那类人：美国高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高智商的精英继承人，痴迷于希腊哲学、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洛特雷阿蒙的诗歌。她略显做作，美得不太真实，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她甚至会不自觉地蔑视皮亚内利那种男生。
“妈的，你听到这些后就这反应？”他突然向我发难。
我叹了口气，耸耸肩，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斯特凡纳。”
“太久以前的事？雯卡可是你的朋友啊。而且你还那么喜欢她，你……”
“我那时才十八岁，还是个毛头小子。我早就把这页翻过去了。”
“艺术家，你是把我当傻子吗？你什么都没翻过去。你的那些小说我是读过的：到处都是雯卡。你塑造的大部分女主人公里，都有她的影子！”
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恼火。
“蹩脚的心理学分析，也就能在你那破报纸的占星专栏里写写罢了！”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情绪也越发激动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怒火。就像曾为雯卡发过疯的小子们一样，他也为雯卡发了疯，即便缘由并不相同。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托马斯。我要重新调查一次，这回要认认真真地搞。”
“十五年前你就已经在这件事上栽过跟头了。”我说。
“这笔钱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这么多现金，你觉得背后隐藏着什么？我看只有三种可能：毒品交易、行贿受贿或大额勒索。”
我揉了揉眼睛。
“斯特凡纳，你是在拍电影吗？”
“对你来说，罗克维尔事件真那么简单吗？”
“不过是个年轻姑娘跟爱人私奔的普通故事罢了。”
他的脸皱了起来。
“这种说法就连你自己也从没相信过，艺术家。记住我对你说的话：雯卡的失踪就像个毛线团，总有一天，有人会牵动那根对的线头，把整个线团都解开。”
“最后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谁都意想不到的惊天事件。”
我起身，想结束这段对话。
“你才应该写小说。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个出版社。”
我看了看手表，得赶紧找到马克西姆才行。皮亚内利突然安静下来，也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头见，艺术家。我确定，咱们还会见面的。”
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刚刚释放我的警察。我系上外套扣子，走下一级台阶。犹豫了几秒钟后，我转过身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走错一步。我决不能让他察觉出丝毫线索，但心中却始终有个问题想要问出口。于是，我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问他：
“你说钱是从一个旧储物柜里找到的，是吗？”
“是的。”
“具体哪个柜子呢？”
“一个淡黄色的储物柜，亨利-马蒂斯公寓的颜色。”
“雯卡不住在那栋楼里！”我用胜利者的口吻大声说，“她的宿舍楼是蓝色的，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
皮亚内利表示认可：
“没错，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的记忆力还真好，特别是对一个已经翻篇的人来说。”
他再次眼睛里闪着光，挑衅地看着我，好像我刚刚中了他的陷阱似的。但我并没有躲闪他的目光，还继续向前走了一步棋。
“那格柜门上有名字吗？”
他摇了摇头。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想到的，上面什么字都没有了。”
“没有记录储物柜分配的档案资料吗？”
“那会儿没人会为这种事费心。”他冷笑着说，“一开学，学生们就会去占自己想用的柜子。先到先得嘛。”
“那钱到底是在哪格柜子里被发现的？”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出于好奇。你懂的，和你们记者一样。”
“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照片。报纸我没带，不过我记得那格柜子的号码是A1，就是左上角的小格子，你有印象吗？”
“完全没有。过去太久了，斯特凡纳。”
我转过身去，加快脚步，想在致辞结束前离开广场。
讲台上，校长即将结束她的发言；此刻，她正说到即将拆除的老体育馆，和“我们学校史上最宏大的工程”的奠基仪式。她向慷慨的赞助商们表示感谢，声称没有他们，这个酝酿了三十多年的项目（“建造一栋预科班教学楼、一个风景优美的大花园和一座拥有奥运水准泳池的新体育馆”）就无法实现。
即将等待我的是什么，如今我已心知肚明。我对皮亚内利撒了谎。那格发现钱款的柜子是谁的，我清楚得很。
那是我的柜子。
* * *
[1] 即Malabar，是法国一个尽人皆知的口香糖品牌。
[2] 即TriBeCa，名字来源于坚尼街以南的三角地带（Triangle Below Canal），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
[3] 即Faucon，取自其姓“Fauconnier”（福科尼耶），同时与其飞行员职业相符。
[4] 惊悚美剧《双峰》中的虚构人物，是一名被谋杀的高中女生。
[5] 马塞尔·帕尼奥尔，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帕尼奥尔的国度”即指法国。
[6] 法国著名主持人，上镜时都会带着他的狗，狗在出镜时非常乖。
[7] 法国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
第3章 我们曾做过的事
人们往往在开始说真话时才最需要律师。
——P.D.詹姆斯，英国推理小说家
体育馆是一座混凝土建成的平行六面体，坐落在一座松林环绕的高原上。斜坡道路的两侧是大块的石灰岩，那些岩石如珍珠质一般白，反射着炫目的阳光。到了停车场，我发现工棚旁停着一辆翻斗卡车和一架推土机，顿时焦虑起来。工棚里有一整套工具设备：风镐、碎混凝土电钻、大金属剪、抓斗和拆除铲。校长没有说谎：老体育馆就要寿终正寝了。近在眼前的，是工程的开始，同时也是我们坠落的开始。
我绕过体育馆去找马克西姆。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但我始终在远处关注着他的人生轨迹。他令我震惊，也让我骄傲。雯卡·罗克维尔事件在他身上产生的作用和对我造成的影响恰恰相反。那些事情让我颓废、一蹶不振，却让马克西姆跨越了诸多障碍，将他从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拥有了书写自己人生的自由。
在我们做了那些事情后，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我从此生活在恐惧中，由于精神紊乱在高考上失利了。一九九三年夏天，我离开蔚蓝海岸去了巴黎，就读于一所二流商校，让父母大失所望。在巴黎的四年，我始终都在混日子。我翘掉一半的课，整天泡在圣日耳曼德佩街区的咖啡厅、书店和电影院里。
第四学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去国外实习六个月。大部分同学纷纷在大型企业里找到了实习岗位，而我则满足于一份很普通的工作，做纽约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伊夫琳·沃伦的助理。那时的沃伦虽已年过八旬，却仍游走于美国各地，为多所高校做讲座。她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个对所有人都不满的专横女人。天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对她的反复无常表现得足够平静，不会被她吓到。她虽然并不想成为我的奶奶，却在我毕业后继续把我留在身边，并帮我拿到了绿卡。于是，直到她寿终正寝的那一天，我都在做她的助理，住在她位于上东区公寓的一间客房里。
在闲暇时间（我有很多闲暇时间），我会做那件唯一能使我真正获得平静的事：写故事。无法主宰现实生活的我，给自己虚构出一个个充满阳光、没有焦虑的世界。魔法棒是存在的。我的魔法棒就是比克圆珠笔，只需要一点五法郎，就可以拥有一件能够改变现实、修复现实甚至否认现实的工具。
二〇〇〇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 小说。通过口口相传，那部作品收获了好口碑，进入了畅销榜。自此，我写了十几本书。写作和宣传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我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父母看来，写小说不算是“正经”职业。“我们多希望你是个工程师啊。”一天，我父亲竟然以他惯有的优雅口吻，对我脱口而出了这么一句话。渐渐地，我回法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在只会在一年一星期的新书宣传签售时回去。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却几乎从不和他们见面。玛丽毕业于矿业学院，在国家外贸统计局做高管。我不太清楚她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但估计有意思不到哪儿去。至于热罗姆，他可是我们家真正的英雄：自二〇一〇年海地地震爆发起，这位小儿外科医生就开始在当地工作，协调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各项行动。
接下来，我们说说马克西姆。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铁杆兄弟，这点从未改变过。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了：他父亲和我母亲是老乡，老家都是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一个名叫蒙达奇诺的小城镇。在我父母分到教工公寓前，我们两家是邻居，都住在昂蒂布的苏盖特路。房子毗邻而建，可以看到地中海一角的全景。两家的草坪仅被一座矮石墙隔开。我们常常在草坪上踢球，两家的大人们也常在那儿办烧烤聚餐。
上高中时，和我相反，马克西姆并不是个好学生。当然，他也不是个差生，只不过不太成熟而已。与《情感教育》《曼侬·莱斯科》一类感情细腻的影片相比，爱运动的他更喜欢看院线大片。夏天，他在昂蒂布海角的格拉永堡景区打工。我还记得当年的他有多么光彩夺目：健美的上半身、冲浪运动员式的长发、里普柯尔短裤、不系鞋带的范斯板鞋，宛若童年时代的格斯·范·桑特，拥有梦幻般的天真和一头金发。
马克西姆是独生子，父亲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经营着一家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建筑工程公司。得益于那个年代公共市场配给政策的灵活与宽松，弗朗西斯成功建立了一座建筑帝国。出于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人。但在大家眼中，他却是个大老粗：泥瓦匠的大手掌、肥胖的身形、乡野村夫的怪相、带着极右派味道的低俗言语。他抨击“阿拉伯人、社会党人、女人和同性恋”，声称他们是导致国家没落的罪魁祸首，可谓口无遮拦到极致。他是典型的白人男性至上论鼓吹者和市井反动小市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已日暮途穷。
马克西姆既欣赏自己的父亲，同时又为他感到羞愧。父亲的强势碾压，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直到那场悲剧发生，他才从父亲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马克西姆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得以一步步地蜕变。曾经那个成绩平平的学生，通过拼命学习，最终获得了公共工程与建筑工程师文凭。随后，他接手了父亲的建筑工程公司，将它成功地转化成当地生态建筑的领军企业。接着，他又发起并创建了77平台——法国南方最大的新兴创业公司孵化器。与此同时，他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情。二〇一三年夏，就在同性婚姻法案通过几星期后，他和恋人奥利维耶·蒙斯在市政厅结为连理。奥利维耶是市立图书馆的馆长，也曾就读于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他们现在有两个女儿，由一位代孕母亲在美国产下。
为我提供这些信息的，有《尼斯早报》和《挑战》杂志的网站，还有《世界报》上一篇题为《马克龙一代》的文章。马克西姆虽然看似是个普普通通的市参议员，却在前进运动[1]成立伊始就加入其中，并且从一开始就在当地竞选中全力支持未来总统。现在，他正在钻营阿尔卑斯滨海省第九选区议员的职位。这一地区是老牌的右派选区，二十年来，当地人都会在第一轮选举中选出一位温和能干的人文主义共和党人。即便是在三个月前，也没人想得到，这个选区的政治大旗竟会更换颜色。就在二〇一七年春天，一股新势力蔓延全国，马克龙风潮大有席卷全境之势。总统选举或许胜负难分，可马克西姆相较于任期刚满的议员，似乎已稳操胜券。
我在体育馆门口看见马克西姆时，他和迪普雷姐妹聊得正欢。我从远处细细打量他：只见他身穿帆布长裤、白色衬衣和亚麻外套，脸部的皮肤呈古铜色，隐约透出岁月雕琢的痕迹；他眼神明亮，头发在阳光的照耀下依然闪着淡淡的色泽。莱奥波尔迪娜（发箍小姐）和杰茜卡（轻浮小姐）醉心于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他正在朗诵罗德里戈的独白似的，而实际上，他只是在试图说服她们，即将推行的社会普摊税上调政策将会提高全体工薪人员的购买力。
“快看，谁来了！”杰茜卡看到我后大叫道。
我对双胞胎姐妹行了贴面礼——她们告诉我说，当晚在体育馆的舞会由她们负责组织——又带着仪式感拥抱了马克西姆。也许是我的大脑在作祟，但我仍依稀在他身上闻到了蜂蜡椰子油的味道。那是他当年上学时涂的发油。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继续忍受着姐妹花的叽叽喳喳。莱奥波尔迪娜不停地说她有多喜欢我的小说，“尤其是那本《恶之三部曲》”。
“我也很喜欢那部小说里的故事，”我说，“即便不是我写的。但我会把你的溢美之词转达给我的朋友沙塔姆的。”
虽然语气幽默，但这句话仍然伤到了莱奥波尔迪娜。一阵沉默后，她借口要赶着挂彩灯，把妹妹拽向了一个库房模样的房间，里面堆放着用来布置场地的装饰品。
终于只剩我和马克西姆两个人了。没了双胞胎姐妹的注视，他的脸瞬间变了模样。
“我要崩溃了。”
他更加焦虑了，因为我给他看了那副太阳镜，还有我从洗手间回来后在迪诺咖啡厅发现的留言：复仇。
“我前天值班时也收到了一样的留言，”他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告诉我，“我应该在电话里就跟你说的。原谅我没说，我怕那样你就不回来了。”
“你觉得这留言是谁写给我们的？”
“毫无头绪，不过即便我们知道是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推土机和装工具的工棚。
“星期一就开始动工了。不管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完了。”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女儿们的照片：路易丝，四岁，还有妹妹埃玛，两岁。即便时机不对，我还是对他道了喜。我做不到的事，马克西姆做到了：组建一个家庭，开辟一条有意义的人生路，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会失去一切，你懂吗？！”他突然发疯般地对我叫道。
“等等，咱们别杞人忧天好吗？”可我的话并没能让他安下心来。
我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
“你去过那里了吗？”
“没有，”他摇着头说，“我在等你。”
我们两人走进体育馆。
体育馆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大。两千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间装有攀岩墙的全项运动室和一个配有阶梯座位的篮球场。为了准备今晚的聚会（《尼斯早报》里提到的恐怖的“校友舞会”），校方把榻榻米、体操垫、靶子和球网都推到一边摞了起来，布置出舞池和交响乐队演奏需要的舞台。乒乓球台上铺着纸质桌布。黑板上装饰着手工饰品和花环。主运动室的合成地板是后铺的，从上面走过时，我忍不住想，今晚，当INXS摇滚乐队和红辣椒乐队的曲子奏响时，几十对舞者将在一具尸体旁翩翩起舞。
马克西姆陪我一直走到了全项运动室和篮球场之间的隔墙。他的太阳穴处渗出了汗珠，亚麻外套两侧的腋下也湿了一片。他的脚步越来越踉跄，随后突然僵住不动，好像已无法向前挪动一步。那混凝土浇筑的墙壁仿佛一块与他同极相斥的磁铁，对他释放着排斥性的推力。我把手撑在墙上，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不是一堵普普通通的隔墙，而是一面一米厚的承重墙，它完全由砖石浇砌而成，横贯整座体育馆，足有二十米长。头脑里再次闪现出的画面让我无法站稳：二十五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高中生们在运动室里锻炼身体、挥洒汗水，殊不知这面墙壁内藏着一具尸体。
“作为市参议员，我和负责拆除体育馆的施工方聊过。”马克西姆告诉我说。
“具体的施工进程是什么？”
“从星期一起，挖土机和拆除粉碎钳就会进场。他们那些人很专业，既不缺人手，又有完备的机器。用不了一星期，他们就能把这座体育馆铲平。”
“所以理论上，他们后天就能发现尸体。”
“是的。”他一边轻声回答，一边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压低音量。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跳过这里？”
“你开玩笑吗？完全没有任何办法。”他叹气道。
马克西姆揉了揉眼睛。
“尸体是用工地的双层篷布裹起来的。即便是在二十五年后，人们也会发现大量的骨骼。施工将被马上叫停，警察会展开搜查，采集其他线索。”
“确认一具尸体的身份需要多长时间？”
马克西姆耸了耸肩说：
“我又不是警察，但通过DNA和牙齿辨别，估计一星期吧。问题是，在这期间，他们会找到我的刀还有你的铁棍！也许还能找到别的东西。我们当时太着急了。妈的！依靠现代的刑侦手段，警方很快便会发现我们的DNA，说不定还有指纹。就算咱们的指纹没有存档，他们最后也会通过凶器手柄上刻的名字找到我……”
“你爸爸送你的礼物……”我回忆说。
“对，一把瑞士军刀。”
马克西姆烦躁地揪着自己脖子上的皮肤。
“我得主动采取行动才行！”他哀伤地说，“今天下午，我就宣布放弃参选。得给前进运动留足时间推举一个新的候选人。我不想成为马克龙时代的第一例丑闻。”
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再给自己点时间。我不是说咱们可以在一个周末搞定一切，但至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行。”
“怎么回事？我们杀了人！妈的！我们杀了个人，还把他藏在了这座该死的体育馆的墙里。”
* * *
[1] 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6年组建的政党，现已更名为“共和国前进”党。
第4章 噩运之门
于是，我继续对着尸体开了四枪……就仿佛噩运之门被我敲动，发出了四下短促的声响。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
二十五年前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从清晨起，大雪纷飞。如此反常和始料未及的恶劣天气，在圣诞假期制造了混乱。用当地话来说，混乱场面“如洪水猛兽般来势汹汹”。在蔚蓝海岸，一般来说，一场小雪就足以造成全线瘫痪。然而，这次并不是几片雪花那么简单，而是一场自一九八五年一月和一九八六年二月以来罕见的暴风雪。据报道，阿雅克肖的降雪厚度为十五厘米，昂蒂布为十厘米，尼斯是八厘米。有极少航班起飞，大部分火车车次均已停运，公路也是难以通行。更别提那不合时宜的断电了，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正常生活。
透过房间的窗子，我望着被严寒冻结的校园。眼前的景色有些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大雪掩埋了石灰地上的灌木丛，为大地穿上了一袭白衣。橄榄树和柑橘树被落雪压弯了腰。意大利石松则被移植到了一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仿佛走进了安徒生童话。
前一天晚上，大部分住宿生都幸运地离开了学校。一直以来，只有在圣诞假期，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才会如此冷清，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名寄宿生。为了准备严酷的升学考试，这些预科班的学生向学校提交了假期留宿的特别申请。留校的还有三四个住校老师，由于暴雪而耽搁了今早的航班或火车。
我已经在书桌前坐了半小时了，目光呆滞，绝望地盯着一道难解的代数题：
练习1
已知两个实数a和b，0＜a＜b。假设u0=a，v0=b，对于所有的自然数n，且，证明（Un）和（Vn）是相邻数列，且它们的共同极限是：
将满十九岁的我正在上理科预科班。自九月开学以来，我就生活在地狱中，仿佛一直深陷水下，夜里往往只能睡着四个小时。预科班的课程进度令我疲惫不堪、沮丧不已。我们班一共有四十多个学生，其中有十五个已经放弃了。我虽然努力坚持着，却是白费气力。我讨厌数学和物理，但由于选择了理科方向，我不得不把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这两科。即便我的兴趣点在艺术和文学上，父母却始终认为，只有就读一所工程院校或医学院才算是王道。在我之前，我的哥哥姐姐走的都是那条路。
然而，预科班的学业虽然沉重不堪，却远非导致我痛苦的唯一原因。真正折磨我、令我心如死灰的，是一个女孩的冷漠。
从早到晚，雯卡·罗克维尔都占据着我的思绪。我们认识两年多了。那时，她的父母刚刚遇难离世；为了让她远离波士顿，她的爷爷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决定送她来法国读书。那是个与众不同、光彩照人、有学识涵养的活泼姑娘，有着一头红棕色秀发、不同眸色的双眼和修长苗条的身材。她不是圣埃克苏佩里最美的女生，却始终散发着一种吸引力和神秘感，让你为之着迷，甚至发疯。这种难以言喻的东西，会在你的脑中深深植入一种幻觉：只要你拥有了雯卡，就拥有了全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两个默契十足、形影不离。周边一切美景我都带她去看过：芒通公园、凯伊洛斯别墅、梅格基金会博物馆、卢河畔图尔雷特的小巷……我们这儿走走那儿转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们曾在拉科尔米亚讷攀岩线上徒步跋涉，在昂蒂布的普罗旺斯市场品尝酥卡饼干，在波浪海滩的热那亚碉楼前指点江山。
我们可以完全读懂对方的想法，这种融洽的相处令我越发陶醉。从跨入青春期起，我就等待着雯卡，最终却两手空空。
一直以来，我都有种孤独感，以及和周遭世界——它的声音与平庸无味——格格不入，那种平庸无味就像传染病一样极易令人患病。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曾让自己相信，书籍可以让我从这种放任自流和麻木不仁中走出来，然而对于书籍，真的不该苛求太多。它们可以给你讲故事，通过短暂的存在感让你活下去，但它们永远不能在你害怕时把你拥入怀中安慰你。
雯卡在我的生活里洒满了璀璨星光，却也同时注入了一份担忧：我害怕失去她。而这份担忧在不久前真的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