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林峰口中的那个“好心人”，警方没有任何发现。
林峰的作案嫌疑迅速上升。
警方认为，林峰存在暴力倾向，时常对被害人徐某进行殴打。案发当晚，醉酒的林峰失控，在对徐某进行殴打后，用那把钉头锤杀死了徐某。
对于警方的这个推断，被捕后的林峰全盘否认。他声称自己与妻子徐某的感情非常好，两人结婚十余年来甚至没有吵过嘴，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来。但对于凶器为什么会在他的手中，以及他的身上为什么会沾有那么多喷溅状的血迹，林峰却无法解释。
警方只能从侧面寻找证据佐证自己的推断。
林峰的邻居大多表示并不太清楚他家里的状况，因为林峰作为大学教授，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很少和邻居们往来。而林峰的同事们则表示，他不太可能是那种会殴打妻子的人。在和同事们的交往中，他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甚少和人发生冲突。有限的几次见过徐某与林峰在一起，两人都表现得异常恩爱，林峰对妻子的话更是言听计从。
经过进一步的搜查，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本手册，那是一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宣传手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警方找到了这家组织。负责人表示，他们的确接到过被害人徐某的咨询，但对于这件事他们并没有深入调查，因为徐某中途撤销了自己的委托。
同时，警方对位于林峰楼下的一户人家进行了调查，一个正上高中的孩子表示，有时候半夜会听到楼上传来砰砰砰的声音，不知道在干什么。负责调查的警察问他，像不像是在打人，这个孩子说是很像。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两条证据都不算是特别有力的证据。但从现场形态分析，林峰杀人的事实已经构成，至于动机，其实不太重要。
况且，还有那条染血的皮带作为直接证据呈现。
三个月后，检察院对林峰提起了公诉，第一次开庭的日期就定在了顾明被免予起诉后的一个月。
这个案子原本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可就在开庭前一周，本案的当事人林峰却突然提出更换律师，并指名由我和老罗担任他的辩护人。
2
对于这个案子，老罗原本是不愿意接的，他脾气虽然暴躁，却有一个古怪的原则——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对女人动手。一听说林峰可能涉嫌对女人施暴，他就拍起了桌子，新买的遥控器再次粉身碎骨。
“不接，你们说出花儿来这案子我也不接！我告诉你们，我最恨打女人的男人。大学教授怎么了？衣冠禽兽！”
“再研究研究。”我说，“我觉得这案子有搞头，对于他是否家暴这个问题，材料里的证据不太充分。”
“还不充分？皮带、妇女权益保护组织都出来了，你还想怎么充分？”老罗瞪着眼睛，“我可跟你说，老简，你要是接了这个案子，别说我跟你恩断义绝。”
“三十万。”一直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听着我们争吵的张静突然没来由地冒出一句。
“三十万？”老罗冷笑了一声，“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你是！”我和张静对视了一眼，默默地点了点头。
“老简你到底哪伙的？”老罗指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不出话来。
“好。”他突然重重地点了点头，“接这个案子也成，五十万，一口价，先交钱。”
“走吧。”张静站起身，理了理警服，“我带你们拿钱去。”
张静说的拿钱的地方其实是看守所。在会见室里等了十分钟，林峰坐到了我们面前。和三个月前相比，他显得清瘦了许多，但脸上的气色还不错，一双眼睛依旧有神，身体也坐得笔直，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就连那件橘黄色的马甲也被他穿出了一股儒雅的气质。
“五十万，不还价。”老罗一只胳膊撑在桌子上，竖起了手掌，“别急着点头，先付，而且我们不保证打赢。”
“可以。”林峰淡定地说道，“合同带来了吗？签完合同你们去找我父亲，就能拿到钱。”
“爽快。”老罗竖起大拇指，把合同丢到林峰的面前，看着他在上面签了字，说道，“好了，林先生，现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打过你老婆？”
“没有。”林峰摇了摇头，“我们结婚十年，连一次吵嘴都没有。”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必须跟我们说实话。”我想了想，问道。
“我记不清了。”林峰微微皱眉，摇了摇头，“我喝多了，就记得在门口被人扶了进去，之后的事情，我完全没印象。”
“那么，凶器你有印象吗？”我把凶器的照片递到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问。
“没见过。”林峰再次摇了摇头，补充道，“我家里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个疑点。”老罗翻动着卷宗，“确实没提到他家里有相关的工具，谁也不能平白无故在家里摆个钉头锤吧？”
我点了点头，却有些头疼。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林峰完全没印象，也就意味着从他这里，我们将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我不死心地看着林峰，脑子快速旋转着，试图寻找到一个突破口：“那个扶你进去的人，你能不能想起点什么？”
“完全没印象了。”林峰摇头，“身高好像和我差不多，但是，好像是个女的。”
“女的？”我皱眉，难道这案子的真凶是那个神秘的女人？
老罗突然笑了一声：“不会是你老婆吧？”
“不是。”林峰断然否定道，“那人是从我后面上来的。晚上10点之后，我老婆从来不出门。”
“这样啊……老罗，”我看了一眼老罗，“事不宜迟，看来我们得从别的地方找找突破口。”
“那就走呗。”老罗说着，站起身，根本没去看林峰的反应。
见我们要走，林峰连忙问道：“简律师，那我的事？”
“放心，林先生，这案子我们接了，就肯定给你想办法。”我微微一笑，和老罗一起走出了会见室。
“怎么搞？”老罗看着我，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先说好，这案子，我可没什么动力。”
“钱都收了，不办事你好意思？”我笑了一下，“分头查吧，你去核实一下那几个证人的证词。”
“那你呢？”老罗点上一支烟，大口地抽着。
“我？我回去想想这案子的辩护方向。”
“嗨，脏活累活全给我，你小子回去坐空调办公室是吧？我不干，爱谁干谁干。”老罗三口就抽完了那支烟，顺手又点上一支。
“去拿钱啊。你去拿钱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事办了。”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少抽点吧，听说抽烟太凶，那玩意儿会变短。”
“那你不就不用那么痛苦了？”老罗暧昧地笑了一下。
“小明哥，小骡子。”张静看我们出来，从车里走了下来，扬着手里的档案袋，“快来，我发现点有意思的东西。”
老罗翻了翻眼皮，问：“啥玩意儿？”
“你们看这个。”张静难得没有教训老罗的态度问题，而是从档案袋里拿出了一本画册，那是警方在林峰家里发现的那个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宣传手册。张静把手册翻到了其中的一页，那上面用红笔勾勒出了一部分内容。
“林某，三十九岁，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环境中，对丈夫的殴打虐待不敢反抗，不敢报警，最终被活活打死。这啥玩意儿啊？”老罗看了一眼，不解地看着张静。
“哎呀，谁让你看这个了，看这儿！”张静用力点了点下方的一个电话号码，“看到没？”
“这有啥用啊？”老罗更加狐疑了。
“得，这回空调办公室我是坐不成了。”我摊了摊手，“老罗你说吧，你是去拿钱，还是去调查这个电话号码？”
老罗瞪了我一眼，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说：“那还用问？当然是拿钱去啊。”
“嗯，静跟你一起。”
“那我还是去查这个电话号码吧。”一听说要跟张静一起，老罗连忙说道。
“那也是跟静一起。”看着老罗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我无良地笑了。
“我说小骡子你什么意思？”张静看着老罗，“你就那么烦我是吧？行，你们俩爱干吗干吗，搞得好像我一天没什么事，光围着你们俩转似的。”
老罗嘴一咧，露出了一口黄牙说：“你早这样不就好了？你老跟着我们混，你们领导能开心吗？”
“不能这么说啊，老罗，静可没少帮咱们。”我瞪了老罗一眼，“静，别听老罗瞎说。”
“无所谓啊。”张静耸了耸肩，一脸阴险地看着老罗，“反正他跑不了。不过我现在是真有事，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小明哥一定在怀疑扶林峰进屋的那个人，要找到这个人，那可是我的领域。”
我猛地一拍额头，张静就是搞刑侦的，我能想到的，她自然也能想到，只不过这个案子她并没有参与，此前也就没权去调查，按她的性格，也肯定不愿意主动去招惹这个麻烦。但是现在，我和老罗接下了这个案子，以她对老罗的感情，不设法查明真相，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那怎么可能呢？
“让老罗协助你。”我大手一挥，决定了老罗的命运。
至于我，则拨通了宣传册上的那个电话。半个小时后，我就已经坐在了这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办公室里。
坐在我对面的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留着一头精干的短发，穿着职业装，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场。
她给我的名片上写着她叫王凌。
“这事警察也找我们问过。”听闻我的来意，王凌犹豫了一下，说道，“这个徐女士确实找过我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注意到一件事。”我说，“警方在调查里说，那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你们没有提供明确的结论，为什么？”
“怎么说呢？”王凌侧头想了一下，“我们的调查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没能查清真相。”
“阻力？”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林峰真的像警察说的那样，有暴力倾向？
“是的，不过很奇怪，这个阻力来源于徐女士。”王凌回忆说，“我们每次上门取证，徐女士都会改口说，其实并不是林峰打的，是她自己摔伤的。”
“摔伤？”我愣了一下，“徐女士为什么这么说？”
“徐女士说，她主要是想引起丈夫的注意。”王凌说，“林峰是那种典型的工作狂，对家庭的关心不够，尤其对徐女士的感受并不太关心。徐女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林峰的关注。”
“调查记录你这里有吗？”
“有。”
“我们需要那份调查记录，能给我吗？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你能出庭作证吗？”
“这个，”王凌犹豫了一下，才说，“我考虑考虑吧。”
3
很快就到了庭审的日子，但是对于打赢这个官司，我却突然失去了信心。答应我考虑考虑要不要出庭的王凌突然失去了联系，打她的手机关机，打她办公室的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王凌已经几天没有上班了。
倒是老罗，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整天嘻嘻哈哈的，拿到钱之后立马儿又弄了一个遥控赛艇回来，可惜在我严厉禁止了他在公司弄个水池的想法后，那东西他只能在家里的浴缸里玩了。对于那天和张静的配合到底发现了什么，他也是闭口不谈。
我在车里最后一次拨打了王凌的电话，得到的依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
“走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咬了咬牙，推开了车门。
“等会儿，等我抽完这根烟。”老罗用力吸了几口，这才下了车，看我一脸的沮丧，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咧嘴笑了一下，“整得跟上刑场似的，放心，今天这案子肯定没结果。”
我白了一眼老罗，不明白他有什么可高兴的。
“能多关他一天是一天。”老罗嘿嘿一笑，“这么说吧，这小子说没打过他老婆，肯定是撒谎了，这种人，干吗不好好收拾他一顿。”
“神经病。”我摇了摇头，走向法院的大门。
法庭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以女性为主，胸前挂着绶带，绶带上的标志显示，他们都是王凌负责的那个组织的人。这些女性向过往的行人发放着宣传手册，看到我和老罗，她们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向我们行起了注目礼。
这种待遇让我很不适应，因为这些人的目光不是欣赏，不是鼓励，而是鄙夷和嘲弄，甚至还有些怨恨。
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
在他们的心中，是已经将林峰定了罪的。
同样，我和老罗在她们眼中的形象则是“助纣为虐”。
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走得忐忑不安，生怕顾明的那件事在这里重新上演。倒是老罗，满脸的不在乎，但我却注意到，他一直小心地把我护在身后。所幸这些人还算理智，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
一走进法院的大门，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庭审进行得按部就班，对于检方提出的所有证据，当事人林峰一概否认。我和老罗反而没有什么作为了，王凌没能作为我们的证人出庭，张静那边的调查暂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此前已经通知过我，今天她不会出庭。
所以，我们既没能提出新的证据，也没能对检方提出的证据做有效的反驳。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庭前调查进入了尾声，法官依照惯例问道。
而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在庭辩阶段尽尽人事，期待案子二审的时候，张静的调查能有些进展。
这时候，公诉人的一句话却让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是的，审判长，我们请求新的证人出庭。”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公诉人，无法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找到新的证人证据。
而当公诉方的证人走入法庭的时候，我彻底呆住了，只能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个证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公诉方的新证人竟是那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负责人王凌。
这下，我总算明白王凌为什么会对我们避而不见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老罗，却发现老罗根本没什么反应，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一直在摆弄着手里的一支钢笔。
“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
“××妇女权益保护组织负责人。”王凌答。
“证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你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审判长说道。
王凌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审判长说道：“公诉人，请对证人提问。”
“证人，你是否认识本案的被告人？”公诉人问。
“是的。”王凌答，“他曾是我的调查对象。”
“被告人为什么会成为你的调查对象？”公诉人问。
“我们曾接到他妻子徐女士的求助电话，称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和殴打。”王凌说。
“证人，请你辨认一下，徐女士是否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公诉人递给证人一张照片。王凌看了看照片，点了点头。
“对于徐女士的请求，你们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公诉人问。
“没有结论。”
“为什么没有结论？”
“调查一开始，徐女士就表示不需要我们调查了，说是自己摔伤的，请求我们的介入是希望能够引起被告人的注意。”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女士称被告人平时对家中关心较少，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认为，被告人是否曾对被害人徐某实施过暴力行为？”公诉人问。
王凌没有立即作答，而是想了想，才说道：“我认为被告人曾对被害人徐女士实施过暴力行为。”
“你有啥证据？”老罗突然站了起来，问道。
“辩护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辞，还没到你提问的时间。”审判长提醒道。
“没关系。”公诉人毫不在意地说道，“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请辩方律师提问证人。”审判长说。
“证人，你说我的当事人对徐某实施了暴力，请问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老罗阻止了我起身发问的企图，问道。
“徐女士身上的伤痕和我们调查时她的精神状态。”王凌说。
“我记得你和我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徐女士亲口承认伤痕是她自己造成的，与我的当事人无关。”
“是的。但是那并不是我们的结论。”
“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坚持认为徐女士自己不可能造成那种皮带抽打的伤痕，尤其很多伤痕在她的后背。”
“你是医生？”
“不是。”
“法医？”
“不是。”
“你是否具有伤情鉴定资质？”
面对老罗连珠炮一样的发问，王凌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没有。”
“反对，辩护人的问题与本案并无关系。”公诉人举手说道。
“审判长，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老罗说，“很显然，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殴打一事属于证人的主观推断，而证人并不具备伤情鉴定资质。只凭感觉做出了徐某身上的伤痕是皮带抽打的痕迹，以及这些伤痕是由我的当事人造成的推断。
“我希望法庭注意一件事，伤情鉴定是极为专业的，应由专业人士来完成，证人并不具备这种专业资质，她的陈述是基于主观的推断，因此证词不应被采纳。”老罗说。
“公诉人的反对无效，辩护人，请继续提问。”审判长说。
“谢谢。”老罗点了点头，挑衅似的看了一眼公诉人，继续问道，“证人，你刚刚说到，判断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虐待，还有一个原因是徐某的精神状态，请问她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萎靡。”有了刚才的那一幕，王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心了很多，仔细想了想才说，“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多次看向被告人，很害怕。”
“你依据什么判断徐某的恐惧来源于我的当事人？”
“她多次看向被告人。”王凌犹豫了一下，“我不是心理专家，但那种恐惧即便一般人也能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徐某并没有亲口承认这种恐惧来自于我的当事人，这还是你的推测，是吗？”老罗微微一笑，问道。
“是的，但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王凌急忙说道。
“但是，我们之前的调查已经得知，林峰与徐某之间非常恩爱，徐某对林峰也非常依赖，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看向我的当事人有没有可能是寻求安慰？”
“这……”
“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徐某的这种恐惧是来自于你们？据我所知，我的当事人和本案的被害人徐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在意公众形象，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调查可能会对徐某和我的当事人造成不好的影响，她才会有那种恐惧？”
“我不确定。”
“谢谢。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老罗得意地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回到了律师席。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法警将王凌送出庭外后，审判长又问。
“是的。”公诉人恶狠狠地瞪了老罗一眼，“我们调查到，十五年前，被告人曾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受到警方的调查。死者是他的前妻刘某，法医在对刘某进行尸检的时候发现，刘某的全身布满皮带抽打的伤痕，疑似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并造成神经性休克死亡。换句话说，刘某死于难以忍受被告人对她的殴打造成的剧烈疼痛。这是当时的调查报告。”
公诉人将调查报告呈给了法庭，同时副本也被送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个案子的被害人刘某、本案的被害人徐某，身上有同样的伤痕。”公诉人说。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份报告，首先想到的却是按住老罗，以他的脾气，这时候肯定会暴跳如雷。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请求暂时休庭。对于是否继续担任被告人的委托辩护人，我们将重新进行评估。”
可惜，我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在我的手刚碰到他的时候，他这句话已经铿锵有力地说了出去。
审判长讶然地看着老罗，在他十余年的法官生涯中，当事人当庭更换辩护律师的情景并不少见，但律师当庭表示放弃为委托人辩护，估计这是头一个吧。
“老罗，坐下！”我连忙低喝了一声，又对着审判长赔起了笑脸，“对不起，审判长，我的同事情绪不太稳定，我认为他不适合继续参加接下来的庭审，我请求法庭准许，接下来由我一个人完成庭审过程。”
“不，我很好。”老罗微微低下头，看着我，我猛然注意到，这家伙微微眨了眨眼睛，脸上还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与此同时，他还不忘继续说话：“审判长，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当事人对我们隐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直接导致我们在庭审中陷入被动。同时，当事人对我们进行了误导，让我们做出了错误的辩护。”
“辩护人。”审判长和身边的审判员商议之后，说道，“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你提出的理由不足以支持休庭。合议庭决定继续进行庭审，辩护人，请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质证。”
“好啊，既然非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老罗哼了一声说，“审判长，我要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在公诉人提交的这份证据中，最后因证据不足并未对我的当事人提起公诉，即并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对其前妻进行了殴打和虐待并致其死亡。公诉人试图以一个根本没有定论的罪行强加到我的当事人身上，让大家相信他现在杀了人，这算不算污蔑？
“那个案子既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我的当事人做下的，公诉人却在这里口口声声说我的当事人有罪，在法庭判决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公诉人这种说辞明显在有意引导各位法官的内心倾向，同时在有意误导今天来旁听的媒体，试图操纵舆论给法庭施压。这种手段简直太卑劣了，算不算造谣诋毁？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制裁公诉人的不当言论，他必须为此道歉！”
老罗说得义正词严，可我的情绪却不太高。
中国的法庭虽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采用陪审团制度，有时候只需要从情感上打动陪审团成员就能抛开事实对被告人进行无罪裁定，但中国的审判依然是由人来完成，由审判长和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在进行裁决的时候依然会受到个人情绪的左右。
检方也知道这一点，并未打算依靠这份证据来说服法官，他们要的只是在感情上影响合议庭的最后裁决。
显然，他们的策略成功了。老罗再怎么挣扎，也不会有太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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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前调查阶段完成之后，法庭并没有直接进入庭辩。
为了照顾老罗的情绪，我只好拉下脸来找法官请求延后庭辩，而且，眼下这个案子我们也的确需要更深入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