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呼救，大家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苏醒后，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把他放到了床上。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这只是说他的身体而言，对他的精神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听从了船长的建议，在剩下的旅途中避免与他见面。船长同我一样认为他精神错乱了，不过他警告我不要对船上的其他人说起这事。
这事过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加深了我本来就有的好奇。其中一件是这样的：我神经紧张——喝了太多浓茶，晚上睡得很糟糕——实际上，有两个晚上，我简直就是彻夜难眠。现在，同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房间一样，我的房门也是正对着主舱，即是餐厅。怀亚特的三个房间在后舱，与主舱隔着一道小滑门，这门即便在晚上也不上锁。因为总是刮着风，而且还不小，船向下风方向倾斜得厉害。每当右舷倾向下风时，两个船舱之间的滑门就会自动滑开。然后它也就这么开着，没人会费劲爬起来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很巧合，当我的舱门和滑门同时敞开（因为天热，我自己的房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楚地看到后舱，而且看到的部分，恰恰是怀亚特先生的几个舱房。在我醒着的两夜里（不是连着的），我分明看到，怀亚特夫人每晚十一点都偷偷溜出怀亚特先生的房间，走进那个空着的特别包房，一直呆到黎明，等他丈夫来叫她的时候才回去。显然，他们实际上是分居的。他们有各自的房间——毫无疑问计划着离婚，永远井水不犯河水；我一直对那间多余的舱房感到好奇，它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在那两个不眠之夜，怀亚特夫人一消失在那间特别包房里，她丈夫的房间就传出一阵异常小心、压得很低的声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聆听一会儿，我终于成功地领悟了那声音的含义。画家在用凿子或者木槌之类的工具摸索着打开长方盒子——木槌的响声闷闷的，显然是用棉毛类的软东西蒙住了槌头。
这样倾听着，我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何时把盖子撬开——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移开，何时把它放在下面的铺位上。这后面一点，是从听到盒盖碰到木头床沿发出的轻微“啪嗒”声得知的——他放得非常小心，地板上没处可放。这之后是一片死寂，直到黎明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除非我可以说我听到了低声的啜泣或喃喃的细语，但声音很压抑，几乎听不见——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我说它像啜泣或是叹息——不过，当然了，它也可能哪一样都不是。我宁愿认为那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怀亚特先生只是在依照老习惯纵情于自己的嗜好——也就是突然沉溺于对艺术的热情中了。他打开长方盒子，是为了饱览里面那幅珍贵的画作。然而里面没有任何可让他啜泣的东西。因此，我再次说明，那一定只是我自个儿的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的绿茶让我不对劲了。在我提到的这两个夜晚，就在破晓前，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好盒盖，用蒙住布的木槌把钉子照原样钉好。做完这些，他就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去怀亚特夫人的房间里把她叫出来。
我们在海上航行七天了，离开哈特拉斯角时，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不过我们对此有过一番准备，因为天气威胁我们已经有一阵子了。船只上上下下每样东西都弄妥当了，不会受到风寒侵袭。由于风越刮越猛，我们最终无法继续前行，后桅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漂行了四十八个小时——这船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艘出色的海船，始终没灌进海水。但是后来，微风已演变成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使得我们的船置身浪尖风口，连遭几个大浪袭击。这场事故里，有三个人和小厨房一起被卷入大海，差不多整个左舷的舷墙都不见了。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桅帆又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抑制风暴的支索帆，船儿在海面上劈波斩浪，顺利航行几个小时，比以前行驶得稳当了些。
然而风还是一直刮着，看不出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上的索具不太适宜，绷得太紧了；起大风的第三天，大约下午五点钟，船的后桅迎风倾斜得很厉害，都越过船舷了。因为船身摇晃得剧烈，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把它清除掉，也只是白费了劲儿。这边还没弄停当，船匠奔到了船尾来，嚷着说船舱里积了四英尺深的水。雪上加霜的是，水泵阻塞了，几乎没法再用。
眼下，一切都混乱不堪、让人绝望——我们设法减轻船的重量，摸到什么货物就把它往海里扔，把剩下来的两根桅杆也砍掉了。后来我们终于干完了这些——但还是修不好水泵；而且与此同时，漏进来的水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我们。
日落时分，肆虐的狂风明显减弱，海面上也平静了下来，我们还抱着用救生艇自救的微弱希望。到了晚上八点，云层随风散去，现出一轮满月——这真是个好兆头，我们萎靡的精神为之大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把大救生艇放了下去，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了进去。这批人立刻出发，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失事的第三天安全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港。
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大船上，决心把命运系诸于船尾的小艇。我们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降了下来，不过下水时没覆没在海里实在算是个奇迹。船里坐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先生一行、一个墨西哥官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当然，除了一些绝对必需的装备、食物和身上的衣服，小船上再没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了。没人想到去抢救别的什么。刚划出几英寻远，最最让人吃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怀亚特先生从船尾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冷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船划回去，他要取他的长方盒子！
“坐下，怀亚特先生，”船长带着几分严厉地说，“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坐着会把船弄翻的。这会儿船舷差不多已经在水里了。”
“那盒子！”怀亚特先生站在那儿大喊道，“那盒子，我说！哈迪上尉，您不能，您不会拒绝我的。它的分量微不足道——没一点儿分量——根本没分量。看在生您的母亲的份上——为了上帝的爱——看在您的灵魂得救的份上，我恳求您，把小艇开回去取那只盒子！”
有那么一会儿，船长似乎被画家恳切的祈求打动了，可他恢复了严厉而镇定的态度，只是说：“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听你的。坐下，听见了吧，否则你会弄翻船的。别动——抱住他——抓住他！——他要跳海！瞧——我就知道——他跳下去了！”
船长说话的当儿，怀亚特先生实际上已经投身入海。因为我们还处在失事船只的避风一侧，他以超人的力量抓住从前索条上垂下的一根绳子。一会儿功夫，他已经爬上了甲板，发疯般地冲下了船舱。
那一刻，我们已被刮到了船尾，远远出了避风区，只能听凭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摆布。我们竭力想要划回去，奈何小船像是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一眼就看得出，不幸的画家厄运已到。
很块，我们就离失事船只越来越远了。那个疯子（我们只能这么想他）出现在升降梯上，一个人把那长方盒子拖上来，力气大得惊人。震惊之下，我们死盯着他，看他飞快地用一根三英寸粗的绳子在盒子上绕几圈，然后在自己身上绕几圈。转瞬之间，他和盒子都在海里了——立刻就消失了，再没有出现。
我们悲哀地停止划桨，久久注视着他沉没的地方。最后，我们离开了。沉默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后来我忍不住提起话头。
“船长，你注意到了他们一下子就沉下去了么？那不是很不同寻常么？坦白地讲，当我看到他把自己和盒子捆在一起跳进海里时，我还以为他有一丝脱险的希望呢。”
“他们当然会沉下去，”船长回答道，“而且会立刻沉下去。他们很快会再浮上来——不过要到盐融化了以后。”
“盐！”我喊了出来。
“安静！”船长说，一边指指死者的妻子和妹妹。“等有了适当的时间，我们再谈这些事。”
我们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不过老天庇佑了我们，像庇佑大救生艇上的同伴一样。经过四天的痛苦挣扎，我们最终半死不活的在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登陆了。我们呆了一个星期。打捞沉船的人待我们不坏。后来我们搭船去了纽约。
“独立号”失事后大约一个月，我在百老汇邂逅了哈迪船长。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那场海难，特别谈到了可怜的怀亚特的悲惨命运。我因此得知了以下详情。
艺术家为他自己、他妻子、两个妹妹和一个仆人订了舱位。他的妻子，正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是个非常可爱、多才多艺的女子。六月十四号的早晨（我第一次上船的那天），那位女士突然得病去世了。年轻的丈夫伤心得快要发疯了——可是情况紧急，他无法推迟去纽约的行程。他必须把心爱的妻子的尸身带给她的母亲，而另一方面，世人的偏见又不允许他公开这么做。十分之九的乘客宁可弃船而去，也不愿意和一具死尸同船而行。
进退两难之际，哈迪船长做了安排，给尸体部分涂上了防腐香油，同大量的盐一起打包放在尺寸合适的盒子里，然后作为货物运上了船。女士的死只字未提。因为大家都知道怀亚特先生已经为妻子订了舱位，就必须有什么人在旅程中假扮她。很容易就说服了已故女士的女仆来做这事。特别包房起初是为这个女孩订的，那是在女主人活着的时候，后来就让它空着了。当然，每天晚上，这假冒的妻子就睡在那间房里。白天，她尽她所能地扮演她的女主人——事先已仔细查明，船上的乘客中没有人见过女主人的庐山真面。
我的错误很自然是由于过于粗心、爱管闲事、脾气冲动。不过最近，我夜里极少能睡得安稳。无论怎样翻来覆去，总有一张面容在我眼前晃动，总有一串歇斯底里的笑声在耳边回荡，经久不息。
《经典爱伦坡悬疑集》结束，以下为作者的其他作品
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
阿芒。德。拉法埃特为另外好朋友的一件私事，从巴黎专程赶到美国纽约。他的好朋友是法国炮兵中尉德拉克。上岸后，他首先去了有名的普拉特酒吧，时间是1849年4月12日，傍晚。
闹哄哄的酒吧里烟雾缭绕，人头攒动。阿芒坐上吧柜，有礼貌地哟啊了一份雪莉酒。酒吧招待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把陌生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半猜半问地说阿芒不象是本地人，是不是刚从意大利来。阿芒笑笑点头承认，继而笑笑摇头否认，最后说明自己是法国人，来自巴黎。那位尖刻的酒吧招待仍然缠着阿芒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
当阿芒很平静很自然地说出自己的全名时，吧柜周围所有能听到他声音的人一下子停止了自己的活动，都侧身转脸看着阿芒，各自脸上呈现出吃惊，崇敬或一副疑惑的样子：眼下这位相貌平平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在法国现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德。拉法埃特侯爵的什么亲戚？
阿芒依然很平静很自然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札文书证件扔在吧柜上。几只毛茸茸的头立刻聚集在一起。所有文书证件上印的都是法文——对这些人来说那是看不懂的外国字。聚在一起的头又分散开来。
这时，一个角落里居然有人用标准的法语声称，他也许能帮个小忙。只见一个个头瘦小皮肤黝黑蜷缩在一件又旧又脏的军大衣里的半老头手持酒瓶，步履有些摇晃地走过来。他目光浑浊，满口白兰地酒的味道，然而举止很有气派。阿芒本能地向他脱帽致意，而陌生人也很得体庄重地还了礼。他自称是撒迪厄斯。珀里。
珀里先生走近阿芒，稍稍翻了翻那些文件，然后举起一封用英语写的信告诉周围的人，那是美国驻巴黎的公使亲笔写给美国总统泰勒的介绍信。
顿时，所有的声音，连煤气灯微弱的嘘嘘声也似乎都停止了。接着，全部的敌意和歧视一眨眼工夫变成了强烈刺激的爱：有人拍拍阿芒的背，有人把他的手捏得发疼，满面羞愧的酒吧招待更是竭力阻挡着那些争着为阿芒买酒买点心的人，生怕他们推倒这位受人尊敬的阿芒先生。他告诉阿芒，可以喝个酩酊大醉而不用付帐。
可是那个瘦小的珀里先生被拥过来的人推倒了。阿芒伸长脖子踮起脚，试图看到他，但没有结果；阿芒挥挥手想阻止这种场面也无济于事。直到一位留着红胡子的大个子吼了几声，人们才平静下来。
阿芒整了整有些凌乱的衣服，将文件放好，然后对大家的友情表示非常感动，但他这次赶到纽约来是有十分要紧的事，所以他想付完账就走，如果有人想帮助他，那他倒想顺便问一下有谁听说过住在托马斯街23号的瑟文奈特夫人，他想和这个老太婆解决一件不公正的事。
当然有人知道：瑟文奈特夫人十分有钱，但也十分吝啬，跟这种老太婆谈什么公正。
阿芒告诉大家：瑟文奈特夫人的女儿克劳黛小姐在巴黎生活极度贫困。而夫人她本人是被一个叫"那西毕"的女人从巴黎的家中诱骗到此地的。夫人和女儿的关系一直不好，可劳黛小姐最近刚和一位炮兵军官订了婚，极需要钱。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劝说瑟文奈特夫人改变她对女儿的苛刻态度。
话音未落，酒吧招待急切地抓住阿芒的手，让他赶快去托马斯街23号，因为就在今天早上那里传出消息说，那个吝啬的老法国女人中风了，不知还能活多久。
这消息对阿芒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那个红胡子大个子吼了起来：“还不赶快闪开，给拉法埃特的侄子让路！"说着，自己冲在前面，拉住阿芒朝门口走去。人们向阿芒欢呼，把他簇拥着推到门口。阿芒感动地回过头和大家道别，突然看见瘦小的珀里先生，他坐在靠角落的小圆桌旁，擦着自己外衣上的烟渍。在飘忽的煤气灯下，他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
阿芒的马车直奔托马斯街23号，一路上他不停地想：万一瑟文奈特夫人一个子儿也没留给她的女儿就一命呜呼了，他怎么回巴黎向好朋友交待呢？
马车总算停在了托马斯街23号门口。阿芒跳下马车，使劲地敲打门环，几分钟后才听到插销抽动的声音。先是露出一只眼睛，盯着阿芒看了好一会儿，两扇门才完全打开。门里站着的正是"那西毕"小姐：她不老，甚至还没到中年，还有一股难以形容的魅力。只是脸色阴沉，两只绿眼珠不住地打转。她认识阿芒，但不让他进门，理由是阿芒不是瑟文奈特夫人的亲戚。
阿芒问瑟文奈特夫人是否还活着，回答是活着，但完全瘫痪了。阿芒提到了夫人的女儿克劳黛，那西毕知道阿芒喜欢克劳黛，这次来无非是想以克劳黛的名义，分得瑟文奈特夫人的一点遗产，便说只可惜他来晚了一步，并小声提醒阿芒：如果他不再喜欢克劳黛小姐而喜欢她的话，也许倒能分得几百万法郎或者更多……
阿芒正告那西毕：克劳黛小姐已经答应嫁给自己的好朋友德拉克中尉了，而他本人也无意为了钱财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正僵持不下，有人拿着一支蜡烛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这人颤颤巍巍地也说着法语，他听到了外面的争执。
借着烛光，阿芒认出那个男人是自己哥哥的朋友杜洛克律师。是他写信给阿芒的哥哥，说他已经劝说瑟文奈特夫人改变了对女儿的不公正态度，让阿芒赶来办理具体事宜的。现在阿芒到了，这位律师又后悔起来：就在昨天晚上，一份对在场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文件不翼而飞了。
阿芒提出想见一见瘫痪在床的瑟文奈特夫人。情绪低落的杜洛克把阿芒引进了一个正方形大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有四根柱子和一个顶的大床，绿色床帏把大床的三面紧密地遮掩起来，透过床帏，可以看到骨瘦如柴的瑟文奈特夫人，头和肩靠着枕头，僵硬地躺在那里。她睡帽的带子紧扣在下巴上，只有两只可怕的眼珠朝来人转溜着，干枯的嘴唇偶尔微微蠕动，但无法说话。
杜洛克用英语轻声问正弯腰向着床的美国医生哈丁，医生的回答依然令人失望：只能活几个小时，也许更短。如果有谁想从她这里知道更多的事，得抓紧。
阿芒这才注意到壁炉的炉格上堆着没烧过的煤块，边上一张扶手椅上坐着一个当地的警官。警官正用折叠刀剔牙，他听不懂他们交谈的法语，对来人似乎也并不关心。那西毕小姐一言不发，只是在阿芒身边走来走去，半睁半闭的绿眼珠熠熠发光，看不出她的表情是幸灾乐祸还是忐忑不安。
阿芒简直是以冲刺的速度跑出瑟文奈特夫人的房间，然后直奔普拉特酒吧。他要把满脑子的疑惑告诉那些朋友们，特别要找到那个珀里先生。
毕竟夜深了，街上空荡荡的，闹哄哄的普拉特酒吧此刻也变得冷清起来，那些拍阿芒背捏阿芒手的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有那个红胡子大个醉倒在桌旁，珀里先生仍然坐在那个角落里，正看着酒杯出神发呆。阿芒走到他身边，他这才仿佛从沉思中醒来。
阿芒在他的对面坐下，珀里受宠若惊般的饿站起身来，表示为有阿芒这样的人陪伴感到荣幸。他招呼酒吧招待，但当他将手伸向口袋后，却停住了。
阿芒当然不肯让珀里付帐，白兰地和杯子送来了，珀里先给阿芒倒酒，然后给自己倒，倒得比阿芒杯中的多许多，并一口气咽下三分之一，然后看着阿芒，好象在等他开口。疲惫不堪的阿芒把前两个小时的经历说了一遍。
瑟文奈特夫人虽然病了很久，但直到今天凌晨，她还像往常一样能够起床。当时她情绪很好，因为就在昨天晚上，经杜洛克律师反复劝说，她终于不顾那西毕的阻止签署了一份把钱全部留给女儿的遗嘱。他们避开那西毕，闩上卧室的门，由杜洛克把遗嘱写在三张羊皮纸上。这就取消了以前签过的一份把一切都留给那西毕的遗嘱。然后杜洛克先生奔到托马斯街，找来了两个神智清醒的男人，当着这两个男人的面，瑟文奈特夫人用颤巍巍的手在遗嘱上签了字，再由这两个人签名作证送走他们以后，杜洛克将三张羊皮纸折起，准备放入他的公文包。正在这时，瑟文奈特夫人突然惊叫起来，她抢过那几张支虔诚地压在胸前，说要将这份遗嘱保留一个晚上，她想再读一遍，两遍，甚至一千遍一万遍，她要把遗嘱里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里。“假如我睡觉，我会把它藏起来的。”
杜洛克用手指指外面，夫人立刻知道他是指那西毕，连忙说没关系，她不可能从锁着的百叶窗和守卫着的门中进来，虽然这女人会守侯在近旁。瑟文奈特夫人请求杜洛克当晚留在她家里。这时已是凌晨一点，他很自然地有些犹豫。夫人告诉他在这房间唯一的一扇门外，有一间小化妆间，她让杜洛克先生把写字台放在那门边，这样所有想进房间的人都得通过他。为了克劳黛小姐，也为了夫人和杜洛克先生之间的老交情，他在门外靠门柱处放好了写字台，看着夫人扶着床框慢慢地上床。杜洛克关门前最后看到了夫人的侧面。在她右边的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直到凌晨5点，杜洛克忽然听到一声像是聋哑人发出的叫声，这使他浑身一阵抽搐，感到阴冷。他急忙打开门冲进房间。
瑟文奈特夫人右边的桌上，蜡烛最后的一点淡蓝的火焰在跳动，夫人僵硬地躺着。杜洛克试着问她问题，她只能转动眼珠。杜洛克突然想到了那份遗嘱，那份夫人抓在手里就像一个临死的修女抓住十字架般的重要遗嘱呢？它已不在夫人手里，也不在床上，桌上，地上。
杜洛克像对耳背者一样大声叫了起来，瑟文奈特夫人只是用眼睛死死地盯住他，然后朝下看，盯着一只床上的玩具兔子。它约4英寸高，由粉红色的绒布做成。夫人又一次看杜洛克，似乎哟啊强调这一点。接着她的眼球开始转动，杜洛克的目光便随着这种费劲地转动，移到了门边墙上的一只很大的晴雨表。在烛光熄灭之前，夫人做了三次这样的动作。
杜洛克坚信这份遗嘱不可能被偷掉，因为百叶窗上了锁，唯一的门有人守卫着。遗嘱也没有藏起来，因为房间里每一寸地方每一个角落都被搜寻遍了，连墙和天花板都没有漏掉。
天亮以后，他们叫来了家具师傅，拆开了能够拆开的所有家具，连镜子背面也打开了。扫烟囱的爬上了烟囱，也是无功而返。在阿芒赶到托马斯街23号之前，共有14个人在这房里寻找瑟文奈特夫人的医嘱。连玩具兔子也被割开了。
当时，茫然而不知所措的阿芒走到晴雨表跟前，拍拍它，看看那份遗嘱是否藏在了里面。晴雨表的指针指向"雨，冷"的刻度标记。阿芒对此端详了半晌，无法把它与眼前的事情联系起来。只好到处看看，是否有可以藏进三张羊皮纸的空隙。在一只橱架上，有几本积满灰尘的书，一份团在一起很脏的隔日的《太阳报》。阿芒扯开纸团，什么也没有。
突然，昏暗的房间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那女人知道！"这是律师杜洛克的声音，他说的女人是指那西毕。”你说，你知道遗嘱在哪里？"听杜洛克一问，那西毕一脸莫名其妙，万分惊讶的神情。
杜洛克有些愤怒了，他索性单刀直入：假如找不到这份新遗嘱，你那西毕就可以继承全部遗产了？！
那西毕先是点头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像蒙受了冤枉，把手放在胸前起誓不知道新遗嘱的去向。她声称自己曾经照顾过瑟文奈特夫人，也许这可怜的女人后悔对她忘恩负义，趁别人不在时用烛火把新遗嘱烧了，再把灰烬碾成粉末，吹掉了。
这时听不懂法语的警官丢下手里的小刀，嘟嘟囔囔地抱怨别人都在唠叨些什么，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
“脑子"两个字给了阿芒以某种启示，他突然想到了"睡帽"，瑟文奈特夫人头上戴的很宽大的那顶睡帽，有个高高的帽尖，它可以隐藏压平的文件。阿芒用英语喊了"睡帽"两个字，那个当地警官一下子就领会了阿芒的意思，几步冲到床前，一手举着蜡烛，另一只手扯起瑟文奈特夫人的睡帽。想必是手脚太重，结果没有找到遗嘱，夫人却永远闭上了那刚才还在转动的眼睛。
那西毕在一旁大笑起来。阿芒像疯子般地冲出了房间，来到了这家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