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微镜下的大明上一章:第18章
  • 显微镜下的大明下一章:第20章

这个石闸年久失修,不怎么好用,导致后湖的水量时高时低,湖域时大时小。周围的老百姓们要么在附近偷偷引水种田,要么偷偷捕鱼、樵采、放牧,让官府很是头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闸,确实是个好建议。

问题是,这件事,南京的御史们早已经在张罗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监察御史,叫缪樗——正好是孙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范围,着手准备修理石闸,并上书天子建议整顿后湖保卫工作。这封奏章,在司礼监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虽在宫中,眼光却很毒辣,一眼就发现了缪樗的疏漏。缪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现状边界,却忘了考虑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会变化。

万一湖水涨多了,水面扑过原定边界,老百姓蹭过去占便宜,你罚还是不罚?

何穆建议把石闸设置刻度,实际上就是将水位量化,以刻度为准来控制后湖的边界。再配合界碑、界墙、栅栏、船锁等设置,可以更好地把闲杂人等排斥在外。

建议很好。可建议越好,就越打监察御史的脸。亏你们还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这么大疏漏,还不如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太监。

何穆在给弘治的奏章里,直接点了缪樗的名,说他勘察不利,还特意加了一句:“犹恐日后军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种湖田,嘱托势逼该管人员,将前闸不时启闭,走泄湖水,复有前弊。”

这么前后一关联,用心太深了,显得好像这些弊端手段,全是缪樗等御史纵容出来的。

何穆的报复还没完。

仔细看他建议的第二条:“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除了“民”,还有个“官”。

这个“官”字,有极强的针对性。

当时有个南京守备太监叫蒋琮,因为长江芦场的利益问题,跟南京御史们打得不可开交。蒋琮为了寻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陈祖生控诉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黄册库是个冷衙门,没什么钱,管理人员经常趁职务之便偷偷打点柴薪、捞点鲜鱼。卢锦、方向作为黄册库的上级主管,派佃户在裸露的湖滩上种了几块地,从中占点小便宜。没想到这事被蒋琮给掀出来了,导致两人都被下狱。

郭镛路过南京时,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这件案子,想亲眼见识一下。没想到,同仇敌忾的御史们立刻抓住这个痛脚,狠狠地报复了回去。

何穆这次到南京来,也是因为郭镛回去哭诉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软,这才派他来查实。

现在御史们已经被何穆?得灰头土脸,黄册库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礼监都派专门的渔船来湖内捕鱼,好供给官员用度。但是原来打鱼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着官船捕鱼的当儿混进来,存在隐患。从今以后,要限定捕鱼的日子,对船只严格检查,渔网只允许用五天,其余时间全部收走。

存在隐患只是托词,其实是为了整黄册库的人。他们平时没什么好处,只有每年趁这机会网几船鱼,改善一下生活。这一下,全没了。

还有,何穆指出,现在湖内五洲之上的芦苇太多,是个火灾隐患。可这里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内,因此责令管库官员并杂役、匠役等人,把这些芦苇都砍去充当柴薪。他还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积聚过多……就行会官估价,变卖银两,送应天府官库收贮,以备修理本库等项支销。”

听起来冠冕堂皇,毫无破绽。但仔细一琢磨,后湖黄册库管人员额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赚到的钱却只能充公用。这根本就是变相把一部分办公支出,转嫁到库管人员个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用额外付费的先进管理手段,让底下人有苦也说不出来。

何穆把这些“合理化”建议,整理成奏疏上报天子,很快就得到批准,令南京御史们士气大挫。经此一役,蒋琮那边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后有十名御史下狱,而蒋琮本人毫发无伤,宦官一方在两个战场均大获全胜。

至于躺着也中枪的后湖黄册库,只能哭着进行整改,让后湖禁制变得更加严苛。有人写了首诗讽喻此事:“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点不错。到了万历年间,有位吏部左侍郎顾起元路过南京,不得其门而入,不由得感叹说:“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过于钟山与后湖,今为皇陵册库,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

连吏部左侍郎都不让靠近,可想而知黄册库平时人迹罕至到什么程度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后湖这里才会变得特别热闹。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这一年,全国各地都会重新攒造黄册,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黄册入库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现场得由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外加主事四人亲自坐镇查验,还有一千两百名来自国子监的学生严阵以待。

国子监一般的编制是一千五百人。这一下子去了一千两百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么要这么多人?这是要打仗吗?

还真差不多。

这些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将要跟全国的地方官吏百姓,展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黄册的攒造过程说起。

第四章

黄册攻防战

前面说了,黄册脱胎于户帖。两者内容接近,但在很多细节上颇有不同。这些不同,不光体现在两者的格式细节中,也体现在两者的攒造流程上。

那么一册黄册,是怎么出炉的呢?

首先,造册之年,户部会提前半年备好标准黄册的格式,得到皇上批准后,分别下发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会按照黄册样式进行翻刻。不过他们需要刻造的不是黄册,而是“清册供单”。

“清册供单”和黄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针对单户的调查表格,用来搜集一户人丁、事产等信息,和户帖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黄册的预填草稿。

接下来,官府会把印好的“清册供单”下发到里、坊、厢这一级,让现年里长亲自送到甲首手里,甲首再分别送到本甲的十户人家,一一填写清楚,一户一单,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确保真实性。

工作完成之后,里长会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张“清册供单”合成一册,递交给当地衙门。

当地衙门收到辖区内所有里、坊、厢的“清册供单”之后,并不忙着合册攒造,先让户房官吏并算手、书手进行磨算复核,尤其还要调阅上一期数据来比较,看是否存在问题。

【注释】

算手、书手:在明代县衙中,除知县、佐贰、首领官等数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各房、科中的吏书来完成的。吏书为吏员与书算的合称。吏员是由国家任用、在吏部注册、地位低于官的公职人员。书算,包括书手和算手,从百姓中佥雇,辅助吏员的工作。书手专司抄写事宜,关注文书之往来,如依稿誊写刑名文书、赋役黄册等;算手则专司会计事务,如计算名目繁多的赋役折银等。

如果审验无误,衙门会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长、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编次格眼”,与确认的“清册供单”一起送回到相关的里。里长要把这些资料誊写成正式文稿,造出两本里册,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你没想错,每一里的黄册,由本里一百一十户自己掏钱攒造,朝廷没这笔费用。一直到州一级,才有专门的政府预算来造册。

朝廷虽然不掏钱,要求还挺多。

黄册的尺寸和户帖一样,宽一尺二寸,长一尺三寸。对于册内文字,书手必须以范本格式来抄录,字体尺寸都不许出错。字要抄在原册纸上,不许涂抹或额外浮贴,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为了增加作弊的难度,还把原来的小字楷书改成了大字楷书。

黄册的制造材质,得统一用厚实的绵纸,不得经过粉饰或漂白,因为那样容易让纸张变脆发黄。甚至连订册,都必须用绵索来穿起,不许使用糨糊。就算万不得已要用到一点,糨糊里也得掺入花椒、明矾等原料,以避免虫蛀。

不过黄册制造毕竟是个专业活,普通人干不了。在大部分情况下,里长们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纸铺去攒造装订。

顺便提一句,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黄册实物,属于真正意义的黄册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册供单”草稿。这些供单在用完之后,会送回个人家里,这才让极少部分文件逃过战火,幸运地残存到今日。

所有的里册,都要汇总到州、县衙门。衙门要把这些数据汇总,单独造一个总册,里面没有每户细节,只记录各里的总数——户部特别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领官吏,躬亲磨算”,同样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接下来,州、县衙门要把所有的里册以及总册送到府一级衙门。府衙也要单造一个分册,记录各州县总数,一并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单造分册,记录各府的汇总数据,再与府册、州册、县册以及记录到每一户的原始里册一起呈递给户部。

一级一级汇总上去,户部最终拿到手里的,是几万本里册、几千本州县册、几百本府册和十几本司册。中枢决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个地区的宏观数据,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户的状况。宏微两便,天下透明。与此同时,各级官府也都会层层留底,用青册来办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过黄册呈递到户部之后,并不是直接运进后湖黄册库,它还有一道关要过。

朱元璋在推行户帖制的时候,曾经放出过狠话:“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他把军队作为独立会计师,对地方数据进行驳查,以避免各级官员在普查过程中舞弊。

他来自民间,深知弊情,必须核查这些黄册真伪。国初诸事未备,只好动员军队进行驳查。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再找军队当审计就有点不合适了。

可不找军队,找谁好呢?

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

大明哪个部委也没有余裕抽调一批精干官吏扑在这上面,正事还干不干了?

想了一圈,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

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这些名侦探来查出真相。

【注释】

飞走:即飞走税粮。据明人赵官所著《后湖志》载,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弊,使用开多收少、有收无除、洒派各户、产去税存等手段,不知不觉间将税粮挪走,还让人无法查证。如有人将新开耕的地亩少报一些,以减少上交的税粮。田地买卖中,买主本应依例报税,把田地上的税粮从卖主名下开除出户,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结书手作弊,拖延税粮入户的时间。有的富户勾结书手,在编造黄册之时,将自家应纳税粮拆分成合、勺,分洒于百户,待征收税粮之时,再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而被洒者被蒙在鼓里,年年为之赔纳。也有的富人买了别人的土地,却逼迫卖家不能移税,使得卖家没有了田产却要继续交税,最终只能逃亡以避税。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隐田粮”一罪,“诡寄田粮,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梦麟《读律琐言》解为,“诡寄田粮,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说。诡寄田粮,即所以为影射也。或诡寄于役过年分,或诡寄于应免人户,各图免差役,是犹纳粮而不当差者也”,即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假,将田地挪到已经过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优免徭役特权的人家,借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错讹之处——这简直是一定的,监生会把问题汇总成册,做成“驳语黄册”,里面开列某府某县某里的某项数据有问题,封面改一个“驳”字,并提交户部。户部会以尚书名义,把这个册子下发给相关衙门,责成半年内查实重修。这个重新改正的黄册,叫作“奏缴册”,经二次查验无误,才会进入黄册库内。

大明平均每期攒造黄册的数量是六万,一千两百名监生人均负责驳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户的量。一天算一本,两个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实、撰写驳语的过程,三个月可以大体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说了,后湖一圈严密封锁,无人能近,办公环境非常幽静。监生们干累了,还能出去欣赏一下湖景风光,多美好啊。只见眼前烟波浩渺,水色潋滟,湖面似镜澄澈,半条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干吗要跑呢?

因为实在太苦了。

后湖驳查黄册,绝非想象中那样度假式办公。对可怜的监生来说,不啻噩梦。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国子监祭酒章懋这样描述监生们的工作状态:“缘彼处冬月苦寒,夜不灯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湿,水泉污浊。监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几年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易瓒在一份奏疏里说得更详细:

“白昼,严锁各号,不容出入;黄昏,黑聚一室,不见灯火。酷热苦寒,并无休息。加以湖瘴袭人,湿气侵体,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无一二。近日,监生邬凤病故湖上,虽暴染之于平日,实出感发于一时。暴露数日,直待开湖,方得装回,罔不伤心。诸生过湖,如蹈汤火。劳苦万状,不能尽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个小号里干活,晚上为了防火,还不能点蜡烛。夏天热冬天冷,蚊虫叮咬、湿瘴之气密布。而且湖禁森严,你别说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尸岛上,等每旬开湖之日才能把尸体运走。

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规矩。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监察御史张翼就上书皇帝,说岛上负责驳查的监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离岛送医?永乐的批复是:“但有病的,不要他过来,着太医院带药,就那里医治。”

可见湖禁犹如天条,谁都不得违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监生们还得认真干活。一旦出现驳查欠详、扣算欠精的失误,轻则责罚,重则拿问。

能请假喘口气吗?

也行。《南雍志》里记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间,临到驳查日子了,监生张振上书皇上,说今年轮到他们家当里长了,可家里除了他没有壮年丁口,请求归乡应役,朱元璋批准了;然后到了永乐年间,监生饶观也碰到和张振一样的情况,上书向皇太子请假,归乡应役,很快也得到了批准。

国子监的学生非要请假,没问题,您得自个儿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说去——皇上日理万机,脾气还不好,你的请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按道理薪酬应该少不了吧?

对不起,没有,纯属义务劳动。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国子监里求学,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每个月有廪米养活,凭什么还要钱?

那没有酬劳,总有功劳吧?

对不起,功劳也没有。

当年朱元璋为了锻炼监生,定下规矩,要求他们在各衙门实习历事,“实历”至少要做满一年。监生历事考核里明确规定,一年期满,考官要根据监生的实习表现,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补授实缺;中等可以随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学。

对监生来说,这一年的实习履历非常重要,决定了他未来在官场的位置。

这个“实历一年”的时间,绝不是你随便混混日子就能攒满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门干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甚至锦衣卫;其次你得负责具体实务,比如抄录文书、查核仓储、清丈土地、监修工程、随御史出巡观风等等。你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工作时间才能折算进“实历”。可惜的是,驳查黄册这项任务,却不能折算“实历”。

这事可以理解。你想,驳查黄册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个月,而且每次活动要动员一千两百个监生。如果这也能折算实历的话,一次驳查,差不多整个国子监的学生都涨了三个月“实历”,考核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但对监生个人来说,可就惨了。你忙活的这三个月,是没法写入实历履历的,还得去别的地方干满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事实上,官府正是把驳查归为一种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干嘛。

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

永乐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后,国子监本部也随之北上,称北雍,南京国子监沦落为陪都分校,称南雍,影响力大幅降低。而后湖的驳查工作,总不能让北京学生千里迢迢南下吧?还得南京国子监出人,这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更麻烦的是,在永乐之后,明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成为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从国子监选走的官员越来越少,监生地位一落千丈。监生们别说得不到好的官职,甚至连“历事”都很难获得机会,只能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国子监里,看不到未来。

宣德年间,国子监淹滞人数将近五千人,年纪最大的甚至超过五十岁——距离永乐北迁这才多少年?

驳查条件恶劣一如既往,大环境和政治待遇却每况愈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监生参与的积极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乐以及后面的洪、宣两代,驳查监生基本能保持一千两百名。在此之后,监生数量一路骤减。正统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户部上书抱怨,说他们征招八百名监生查理黄册,过湖的居然只有两百余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这可奇怪了。国子监的管束那么严格,上课迟到都得挨板子,监生们怎么逃呢?

千万不要低估人类逃避劳动的主观能动性。

南京国子监为了节约成本,少发点廪米,曾经想出一个奇葩政策,叫“依亲读书”,让学生们回自己家去读书,学业时间照算——可以理解为函授课程。

监生们脑子转得快,算算快到驳查之年了,纷纷提出申请,主动回乡依亲读书。等到国子监要调人过湖驳查的时候,傻眼了,兔崽子们全回去“依亲”了,还得一个一个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来就难了。监生们赖在家里,什么理由皆有,什么生病啊,奉亲啊,迁葬啊,送幼子啊,这里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亲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赶上父母亡故,以首辅之尊都得丁忧归乡,守制三年,我们这些穷学生更得遵从礼法对不对?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万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体孝顺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没了,考虑小时候人家还给过我糖吃,我伤心过甚,自愿守制,弘扬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国子监你好意思学圣上夺情吗?

就算是在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也可以装病,装病不行的就花钱请人冒名顶替,没钱的就干脆逃跑。最终留下来等着应役的,都是必须靠每月发放廪米过活的赤贫书生。

国子监能说什么?只能含泪去想别的办法。

可也没别的什么办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国子监请求北京国子监支援,调一些南方籍贯的学生到南京。北京国子监的反应很冷淡,你倒霉关我屁事啊?最后好说歹说,北雍挑了几个歪瓜裂枣送了过去,虚应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个辙,动员举监生。

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自成一派。

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便开始大闹。

官司一直打到了户部,最后户部判说:“举人与岁贡所入之途虽异,及其到监,均为监生……况查无举人监生优免事例。”于是举监生们也只能老大不情愿地去了后湖,但是……人还是凑不够。

人不够,黄册却不会少,结果必然是工作时间无限拖长。

从宣德年开始,驳查黄册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个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两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驳查工作已经拖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向皇上这样诉苦道:“正德七年攒造在迩,今改驳之册未完,攒造之册复至。新旧相仍,事务冗促。册本浩繁,遽难查对。”

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黄册还没驳查完毕,眼看下一期新册就要来了,咋办?

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攒造,七年送审。也就是说,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

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

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

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真干不下去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

“过湖查理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作实历事三个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

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

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

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

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说的那样:“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

更妙的是,让国子监驳查黄册,是洪武爷定下的规矩。虽然国子监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们大可以用“祖制难违”的借口,拒绝改革,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

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黄册驳查就像是一个战场。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处低矮简陋的战壕,长官漠不关心,后方补给时断时续——偏偏他们的责任又特别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