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名著直捣蜂窝的女孩(6)

不过眼下这一切都已在札拉千科的掌控之外。现在他得专注在自己身上。他的处境很危险，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危险。

托玛森律师稍早前的来访，并未让他完全放心。托玛森一直是企业律师，无论他在那方面表现多杰出，这次毕竟是不同领域的事，他的帮助不会太大。

接着又有那个自称乔纳斯的人来访。乔纳斯提出一线强烈许多的生机，但这丝生机也可能是个陷阱，他得下对棋，也得掌控局面。掌控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他还有自己的资源可以依靠。目前他需要医疗护理，但再过几天，也许一星期，他便能恢复体力。万一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他恐怕也只能靠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从将他团团围住的警察眼前消失不见。他将需要一个藏身处、一本护照和一点现金。这些托玛森都能提供。但首先他得强健起来才能逃亡。

凌晨一点，夜班护士进来探了探，他假装睡着。当她关上门后，他费力地坐起身来，两脚垂在床边，静静坐了一会儿，测试自己的平衡感。接着小心地将左脚放到地上，幸好斧头砍中的是已经残废的右脚。他从床边的柜子取出假肢，装到截肢了的脚上，然后站起来，先将全身重量放在完好的一脚，再试着以右脚站立。转移重心时，右脚立刻感到一阵刺痛。

他咬紧牙根，往前迈了一步。他需要拐杖，也知道医院很快就会提供给他。他倚着墙壁，一跛一跛走到门边，花了几分钟时间，而且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缓和疼痛。

他以单脚支撑着，将房门打开一条缝往走廊上窥视，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他把头再往外探一点。这时听到左边有微弱的说话声，转头一看，只见走廊另一头约二十米处的护理站内有一群夜班护士。

他转头向右，看见了另一端的出口。

当天稍早他询问过莎兰德的状况，他毕竟是她父亲。护士们显然已接到指示，不得讨论其他病人病情。有一名护士虽只是用平淡的口气说她状况稳定，却仍下意识地瞥了左边一眼。

莎兰德就在他的房间和出口之间的某间病房内。

他小心地关上门，跛行回床，脱下假肢。终于钻入被窝时已是汗水淋漓。

霍姆柏巡官在星期日午餐时间回到斯德哥尔摩，人又饿又累。他搭地铁到市政府站，步行前往柏尔街的警察总局，来到包柏蓝斯基巡官的办公室。茉迪与安德森已经到了。包柏蓝斯基在星期日召集他们开会，因为他知道负责初步调查的埃克斯壮正在其他地方忙着。

“谢谢你们能来。”包柏蓝斯基说道：“我想我们也该安安静静地讨论，试着理出一点头绪来。霍姆柏，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在电话上都说了。札拉千科丝毫不肯松口，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什么好说。只不过——”

“什么？”

“茉迪说得没错，他是我见过最卑鄙的人之一。听起来可能很蠢，警察不应该用这种字眼思考，不过他那狡猾的表面底下真的有种很可怕的东西。”

“好。”包柏蓝斯基清清喉咙。“我们有何进展？茉迪？”

她无力地笑笑。

“这一回合私家侦探获胜。我在公家档案中完全找不到札拉千科的名字，倒是有一个卡尔·阿克索·波汀，好像是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乌德瓦拉。父母亲乔治和玛丽安·波汀，死于一九四六年一场车祸。卡尔·阿克索·波汀由住在挪威的叔叔抚养长大，所以直到他在七十年代搬回瑞典之前都没有他的记录。布隆维斯特说他是从苏联叛逃的GRU情报人员，这点似乎无法证实，但我倾向于相信他。”

“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地他被赋予了假身份。这肯定经过有关单位的同意。”

“你是说国安局的秘密警察？”

“那是布隆维斯特说的，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做的。这说法成立的前提是，他的出生证明与其他不少文件都是造假，然后偷偷塞进公家档案库。我不敢评论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很可能得看是谁作的决定。但要让这些合法，作决定的肯定是相当高级别的人。”

四名刑警思索着此话中的含意，办公室内一片沉寂。

“好吧。”包柏蓝斯基说道：“我们只是四个笨警察。如果这案子涉及政府官员，我不打算讯问他们。”

“嗯。”安德森也说：“这可能导致宪政危机。在美国，可以在一般法院诘问政府官员，但在瑞典却得通过宪政委员会。”

“但我们可以问问老板。”霍姆柏说。

“问老板？”包柏蓝斯基不明白。

“图尔比约恩·费尔丁，他是当时的首相。”

“你是说直接找上门去，问前首相有没有替一个叛逃的俄国间谍假造身份证件？不会吧。”

“费尔丁住在海讷桑德的欧斯，距离我的家乡只有几英里路。我父亲是中央党党员，和费尔丁熟识，我从小到大见过他几次。他很平易近人。”

另外三名巡官诧异地望着霍姆柏。

“你认识费尔丁？”包柏蓝斯基半信半疑。

霍姆柏点点头。包柏蓝斯基撅起嘴来。

“老实说，”霍姆柏接着说道：“如果能得到前首相的陈述，便能解决不少问题，至少可以知道我们在整件事当中的立场。我可以去找他谈。如果他什么都不肯说，只好顺其自然。但如果他愿意说，我们就能省下很多时间。”

包柏蓝斯基考虑他的提议后，摇摇头。眼角则瞥见茉迪和安德森两人在深思后都点头认同。

“霍姆柏……谢谢你的提议，但我想这个想法还是暂时先缓缓。再回到我们的案子吧，茉迪。”

“据布隆维斯特说，札拉千科是一九七六年来的。依我推测，他的消息来源只可能有一个。”

“毕约克。”安德森说。

“毕约克跟我们说了什么？”霍姆柏问道。

“不多。他说这全是机密资料，没有上级准许，他什么都不能说。”

“他的上级是谁？”

“他不肯说。”

“那么他接下来会如何？”

“我以违反娼妓法逮捕了他。达格的笔记里有完善的数据。埃克斯壮很气恼，但我已经写了报告，要是他结束初步调查可能会给自己惹上麻烦。”安德森说。

“了解。违反娼妓法。可能会罚他日薪十倍的罚款。”

“应该是。不过反正他已经牵涉进来，我们可以再传讯他。”

“只是现在几乎就要侵犯到国安局的范围，可能会引起一些骚动。”

“问题是如果国安局没有涉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札拉千科可能真的是叛逃并受到政治庇护的俄国间谍，他也可能以专家、网民或任何头衔为国安局工作，所以有正当理由让他匿名并提供假身份。可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一九九一年导致莎兰德被关的那次调查工作是不合法的；第二，从那时起，札拉千科的活动就和国家安全毫无关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黑道分子，很可能涉及几起命案与其他犯罪活动；第三，莎兰德确实在他哥塞柏加的农场土地上遭到射杀并活埋。”

“说到这个，我还真想看看那份大名鼎鼎的报告。”霍姆柏说。

包柏蓝斯基脸色一沉。

“霍姆柏……事情是这样的：星期五埃克斯壮要求看报告，后来我请他归还，他说他会给我副本，但一直没给，反而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和检察总长谈过，发现有个问题。据总长说，报告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表示不得传播或复印。总长还要求回收所有文件直到案子调查清楚，也就是说茉迪也得交出她手上的资料。”

“这么说报告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

“是的。”

“该死。”霍姆柏说：“从头到尾没一件事顺利。”

“我知道。”包柏蓝斯基说：“最糟的是显然有人在跟我们作对，而且动作非常迅速又有效率。我们好不容易因为这份报告找到正确线索。”

“所以我们得找出是谁在和我们作对。”霍姆柏说。

“等等。”茉迪说：“我们还有彼得·泰勒波利安。他曾经为我们分析莎兰德，协助调查。”

“没错。”包柏蓝斯基的声音更低沉了。“他怎么说来着？”

“他非常担心莎兰德的安全，也希望她好。但讨论结束后，他说莎兰德有致命的危险性，很可能会拒捕。我们的推断有一大部分是以他所说的内容为依据。”

“法斯特完全受他煽动。”霍姆柏说：“对了，有没有法斯特的消息？”

“他请了几天假。”包柏蓝斯基冷冷地回答。“现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从何着手。”

接下来他们花了两小时讨论一些可能性，最后只作出一个实际的决定，就是让茉迪隔天去哥德堡看看莎兰德有没有什么话说。最后解散后，茉迪和安德森一起走到车库。

“我在想……”安德森话说到一半。

“想什么？”

“我们和泰勒波利安谈的时候，只有你对他的回答提出反驳。”

“所以呢？”

“所以……呃……直觉很灵。”他说。

安德森向来不善于赞美人，这绝对是他第一次对茉迪说出这种正面或鼓励的话。他走后，留下茉迪一脸愕然地站在车子旁边。

第五章

四月十日星期日

布隆维斯特与爱莉卡一起度过星期六夜晚。他们躺在床上，详细地谈论札拉千科一案的细节。布隆维斯特对爱莉卡是绝对的信任，从无一刻因为她即将为竞争对手效力而无法畅所欲言，而爱莉卡也从未想过将这篇报道带过去。这是《千禧年》的独家，只不过无法主编这一期让她颇为沮丧，否则这将为她在《千禧年》画下完美的句号。

他们也讨论了杂志社未来的组织结构。尽管不能干涉杂志的内容，爱莉卡仍决心保留她的股份，继续当董事。

“让我到日报去待几年，再来谁晓得呢？也许我退休前还会再回《千禧年》。”她说。

至于他们俩复杂的关系，又何必非要改变不可？只是见面不会再如此频繁了。就像八十年代，《千禧年》尚未成立前，他们各有各的工作时那样。

“我想以后我们见面得先预约。”爱莉卡说着淡淡一笑。

星期日早上，他们匆匆道别后，爱莉卡便开车回家，回到丈夫葛瑞格·贝克曼身边。

她走后，布隆维斯特打电话到索格恩斯卡医院，试图打听莎兰德的情况。没有人肯透露任何消息，他只得打给埃兰德巡官，警官可怜他，这才吐露：以目前的情形看来，莎兰德状况不错，医生们都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问能不能去看她。埃兰德说莎兰德其实已经被捕，检察官不会答应让她见任何人，但反正她也无法接受讯问。埃兰德又说如果她的情况恶化，会打电话通知他。

布隆维斯特查看手机发现有四十二条短信，几乎全都来自记者。自从得知是布隆维斯特找到莎兰德，甚至很可能还救了她一命之后，媒体便开始胡乱臆测。他显然与事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他删掉所有来自记者的留言后，打电话给妹妹安妮卡，邀她中午一块吃饭。接着打给米尔顿安保的执行官德拉根·阿曼斯基，他正在利丁粤的家中。

“你对上头条确实很有一套。”阿曼斯基说。

“这个星期本来想打电话给你，听说你在找我，可是一直没时间……”

“我们米尔顿一直都在持续调查。我从潘格兰那里听说你有一些消息，不过你似乎遥遥领先于我们。”

布隆维斯特略一迟疑才说：“我能相信你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站在莎兰德这边？我能相信你是真心希望她好吗？”

“我是她的朋友。不过你也知道，这并不表示她是我的朋友。”

“我明白。但我想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和她站在同一阵线，与她的敌人展开激战。”

“我支持她。”他说。

“如果我告诉你某些信息并且和你讨论，你应该不会泄漏给警方或其他人吧？”

“我不能卷入犯罪活动。”阿曼斯基说。

“我不会要求你这么做。”

“只要别告诉我你正在进行某种犯罪活动，那么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我。”

“这就好。我们得见一面。”

“今晚我会进市区。晚餐行吗？”

“今天不行，但如果能约明天晚上，我会很感谢。你和我，也许还有其他几个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欢迎你到米尔顿来，就约六点如何？”

“还有一件事……待会儿我要去见我妹妹安妮卡·贾尼尼律师。她正在考虑为莎兰德辩护，但她不能做白工。我可以自掏腰包付她一部分费用，米尔顿公司能不能也奉献一点？”

“那孩子将会需要一个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请恕我直言，令妹恐怕不是最佳人选。我已经和米尔顿的首席律师谈过，他正在研究。我想到的是像彼得·阿尔汀之类的人。”

“这样做不对，莎兰德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协助，我们细谈后你就会明白。不过原则上，你愿意帮忙吗？”

“我都已经认定米尔顿应该为她请个律师了——”

“所以是愿意或不愿意？我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我大概知道整个内幕，而且我有策略。”

阿曼斯基笑起来。

“好吧，我就听听你怎么说。合我意的话，就算我一份。”

布隆维斯特亲亲妹妹的脸颊后立即问道：“你要替莎兰德辩护吗？”

“我必须拒绝。你也知道我不是刑事辩护律师。即使杀人一项她被判无罪，也还有其他许多罪名。她需要一个影响力与经验与我截然不同的人。”

“你错了。你是律师，而且以争取女权闻名。几经深思熟虑，我认为你正是她需要的律师。”

“麦可……我想你不太了解这涉及什么。这是个复杂的刑事案件，而不只是对女人的性骚扰或施暴这么简单。如果我为她辩护，结果可能会很惨。”

布隆维斯特微笑着说：“是你没弄明白。如果她是因为——比方说——达格和米亚的命案被起诉，我会去找席柏斯基等重量级的刑事辩护律师。但这次审理的案子却完全不一样。”

“你最好解释清楚。”

他们谈了将近两小时，一面吃三明治、喝咖啡。布隆维斯特叙述完毕后，安妮卡也被说服了。他拿起手机，又打了通电话给哥德堡的埃兰德巡官。

“你好，又是我，布隆维斯特。”

“我没有莎兰德的任何消息。”从语气上听得出他十分气恼。

“我想这是好消息。不过我倒是有一些消息。”

“什么？”

“她已经有个律师名叫安妮卡·贾尼尼，现在就在我旁边，我请她和你说。”

布隆维斯特将手机递向桌子另一边。

“我是安妮卡·贾尼尼，我已经决定担任莉丝·莎兰德的辩护律师。我得见见我的当事人，征求她的同意。另外我还需要检察官的电话号码。”

“据我所知，”埃兰德说：“已经为她指派公设辩护人了。”

“是吗？但有没有问过莎兰德的意思？”

“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机会问她话。如果她状况够好，希望明天就能和她谈。”

“好，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在莎兰德小姐开口拒绝之前，你可以把我视为她的法定代理人。除非我在场，否则你们不能讯问她。你们可以跟她打个招呼，问她接不接受我当她的律师。但也仅此而已。明白了吗？”

“明白了。”埃兰德明显地叹了口气。对于这点，他不十分清楚法律究竟如何规范的。“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想知道她有没有任何关于尼德曼下落的信息。可以问她这个吗……即使你不在场？”

“那没关系……你可以问她有关警方搜捕尼德曼的事，但凡关系到她可能被起诉的问题都不能问，同意吗？”

“我想这没问题。”

埃兰德巡官从办公桌起身，上楼去向初步调查的负责人耶娃转达他与安妮卡的谈话内容。

“显然是布隆维斯特聘请她的，我想莎兰德毫不知情。”

“安妮卡专攻女权，我听过她的演讲。她很精干，但完全不适合这个案子。”

“这得由莎兰德决定。”

“我可能得在法庭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为了这女孩着想，她得有适当的辩护人，不能只是个博取新闻版面的名人。而且莎兰德还被宣告为法定失能，不知道这对事情有无影响。”

“我们该怎么办？”

耶娃思索片刻。“真是一团乱。我不知道这个案子将由谁负责，又或者会不会转移到斯德哥尔摩给埃克斯壮。无论如何她都需要一个律师。好吧……问问她要不要安妮卡。”

布隆维斯特在下午五点回到家后，打开电脑，继续接着写他在哥德堡旅馆没写完的文章。持续工作了七个小时，他发现文章里有几个显而易见的漏洞。还有很多需要调查的地方。根据既有的资料，有一个问题他无法回答，那就是国安局内部除了毕约克，还有谁共谋将莎兰德关进精神病院？至于毕约克与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之间的关系，他也尚未触及核心。

最后他关上电脑，上床睡觉。一躺下来，马上觉得可以轻松安稳地睡个好觉，几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不管还有多少问题无解，他掌握的资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闻头条。

尽管夜已深，他还是拿起电话，打算告诉爱莉卡最新进展。但及时想起她已离开《千禧年》，顿时又感到难以成眠。

列车于晚间七点半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车，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会儿，观察周遭环境。第二天上午八点刚过，他从拉赫尔姆出发，中途到哥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饭，之后又继续乘车往斯德哥尔摩。他已经两年没到首都来，其实他压根不打算再来。虽然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工作，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尤其退休后每回来一次，这种感觉便又强烈一分。

他缓步穿越车站，在连锁便利商店买了晚报和两根香蕉，还停下脚步看着两名戴头巾的伊斯兰教女子从身边匆匆经过。他并不反对女人戴头巾，别人想要奇装异服，他无所谓，但是她们非得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作这样的打扮，让他很不舒服。他认为，这种装扮出现在索马里要合适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萨街老邮局旁边的福雷斯饭店，前几次来都住在这里。这家饭店地点好又干净，而且不贵——因为是自己付钱，得考虑到这点。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尔博的名义订了房间。

上楼进房后，他直接去了浴室。到他这个年纪，经常得上厕所，晚上能一觉到天亮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间，他脱下帽子——那是一顶窄边的墨绿色英式毡帽——松开领带。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体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结实，身穿犬牙格纹夹克和暗灰色长裤。他打开棕色公文包，拿出两件衬衫、一条领带和内衣裤，收进抽屉柜，然后将外套和夹克挂到门后的衣橱内。

现在上床还太早，出门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欢散步。他坐到旅馆房间必备的椅子上，环顾房内之后打开电视，关掉音量，省得非听不可。他想打电话到柜台点杯咖啡，最后觉得太晚了便作罢，转而打开迷你酒吧，将少许约翰尼·沃克牌苏格兰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并加入极少量的水。他翻开晚报，细读每一则关于搜捕尼德曼与莎兰德一案的报道。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本皮面笔记本，记下一些东西。

前国安局高级行政官员古尔博现年七十八岁，已退休十三年。但情报人员从来不会真正退休，只是隐身幕后罢了。

战后，十九岁的古尔博投身海军，一开始只是预备军官，后来才开始接受军官训练。但他并未如自己预期的那样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务，而是前往卡尔斯克鲁纳担任海军情报系统的讯号追踪员。这项工作他完全能胜任，多半只是查探波罗的海对面的情况，但他觉得单调而无趣。不过他倒是在军中的语言学校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这些语言能力是他于一九五〇年被网罗成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当时担任秘密警察局第三处处长的正是那个无懈可击的乔治·图林。古尔博刚进去的时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总预算两百七十万克朗。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时，秘密警察的预算已超过三亿五千万克朗，至于有多少雇员他不知道。

古尔博一生都奉献给国王陛下——说得更正确一些，应该是这个社会民主福利国——的情报单位，这其实很有讽刺性，因为选举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给温和党，只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温和党。他认为卡尔·比尔特[注1]是现实政治[注2]的祸害。因此投给了英瓦尔·卡尔森[注3]。“瑞典最杰出的政府”统治几年下来，更证实了他最深的恐惧。温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时，正值苏联垮台，依他之见，无论在面对东方新兴的政治机会，或是在利用间谍的艺术方面，没有哪一个政府像瑞典这样手足无措。比尔特政府不但以财政为由削减苏联方面的人事，还同时卷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国际纠纷——好像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威胁到瑞典似的。结果就这样错失了在莫斯科设置长期眼线的大好机会。总有一天，当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古尔博认为这是在所难免——国安局与军情局将会接到荒谬的命令，期望他们挥挥魔法棒就能变出一帮特工来。

[注1：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1949- )是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的瑞典首相，于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九年间担任保守派的温和党主席。]

[注2：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德文real(现实的)加上politik(政治)的复合字。指一个人的所有政治及外交决定，只会依循现实考虑，完全放弃意识形态。]

[注3：英瓦尔·卡尔森(Ingvar Carlsson，1934- )，瑞典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帕尔梅首相遇刺身亡后接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一九九一年大选失败下台，一九九四年大选重新担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

古尔博起初在国家警察局第三处的俄国组办公，有了两年的经验后，在一九五二与一九五三年首度实地派任试用，于是他以上尉官阶的空军武官身份入驻莫斯科大使馆。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个知名间谍的后尘。几年前，担任此职位的正是恶名昭彰的温纳斯壮上校。

回到瑞典之后，古尔博从事反间工作。十年后，奥多·丹尼尔森手下数名年轻的秘密警察揭发了温纳斯壮，最后以叛国罪判他终生监禁于长岛监狱，古尔博便是这几名警员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纳·维涅领导的秘密警察进行重组，成了国家警察局(又称瑞典国安局)的情治部门，人员开始剧增。当时，古尔博已经当了十四年秘密警察，并成为受信任的老将之一。

古尔博从来不用“S?po”一词称呼秘密警察。在公文中，他会用“SIS”(瑞典国安局)，同事之间则称“公司”或直接说“单位”，但绝不说“S?po”。原因很简单。“公司”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是所谓的人员管控，也就是调查并记录涉嫌抱持共产或反动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内部，共产主义者与卖国贼是同义词。后来一般常用的“S?po”一词，其实是有反动之嫌的共产主义刊物《光明》所发明的用语，专门指称警界中的共产党猎人，有轻蔑之意。古尔博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前上司维涅的回忆录《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会用“S?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决定了古尔博的事业前途。

有了“SIS”的称号，表示国家秘密警察已经转变成司法部备忘录中所描述的现代警察组织，这牵涉到招揽新人以及持续不断的训练问题。这个不停扩展的组织，大大提升了“敌人”安排干员渗入的机会，相对地便必须强化国内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员们的俱乐部，没有谁不认识谁，新进人员最普通的资格条件就是他父亲正是或曾经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变了。

一九六三年，古尔博从反间组调到人员管控组，这个角色在温纳斯壮的双面间谍身份被揭露后，变得更为重要。在那期间奠定了“政治主张记录”的基础，名单上全是被认定抱持不该有的政治观点的瑞典公民，人数在六十年代末达到将近三十万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关键问题却在于：国安局内部又该如何实施安全管控？

温纳斯壮的失败在秘密警察圈中引发一连串的窘境。如果国防参谋总部的上校能为俄国工作——他同时也是核子武器与国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顾问——那么秘密警察当中可能也有俄国派来的同样高级别的干员。谁能保证“公司”里的高层与中级主管不是在为俄国人工作？简单地说，谁来负责暗中监控间谍？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尔博奉命去和国安局副局长汉斯·威廉·弗朗克开会，与会者还有两名“公司”高层：秘书长和预算主任。会议结束前，古尔博已被任命为某一新成立部门的负责人，部门名称叫“特别小组”，简称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门改名为“分析小组”，简称SA。几分钟后，预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于是组织最后定名为“特别分析小组”，简称SSA，平常就叫“小组”，以区别代表整个秘密警察局的“单位”或“公司”等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