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不待言，无数人试图复制《侦探》的成功，但除了艾拉·莱文（《致命陷阱》）之外，所有人都望尘莫及。仔细想想，舞台上能做的事少之又少。魔术和幻术可能有一些施展空间，但戏剧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文字：演员在空间中移动，彼此交谈。谢弗却打破了物理规则。他弟弟的《黑暗喜剧》也是如此，这部闹剧的背景设定在停电期间，舞台的灯光在断电时才会亮起来。问题来了，规则已经打破，其他人再去效仿时，就没人觉得兴奋了。独一无二的只有一个。
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有一个执念：写一部小阵容的剧本，在传统的谋杀悬疑里融入重重反转，用标新立异、出人意料的方式编排舞台效果。每次写书或创作电视剧本的间隙，我都会草草写下一些想法，这几年我写了三部剧本，然后终于有了《心理游戏》的构思。顺便说一下，我的努力事倍功半。三部作品里，只有单幕剧《手提包》在一个地方艺术节上演过，另外两部都无人问津。
要不是因为我的姐姐卡罗琳，《心理游戏》可能永远无法登上舞台。卡罗琳那时经营一家戏剧代理机构，规模虽然不大，但小有成就，旗下有不少演员。她读了《心理游戏》的剧本之后非常喜欢，就背着我拿给了她熟识的一个制片人：阿赫梅特·尤尔达库尔。几天后，阿赫梅特给我打了电话，邀请我去谈谈。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会面。阿赫梅特的办公室就在尤斯顿车站旁边，离铁轨非常近，近到每次列车经过时，房间都会跟着震动起来，就像那些黑白喜剧老电影中的情节。阿赫梅特给我准备了茶和饼干，那杯茶喝起来有股机油的味道；每次房间震动时，几块饼干也随之在盘子上舞动起来。阿赫梅特身材矮小，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穿着整齐干净。语速很快，喜欢咬指甲。他的西装外套上缺了一颗扣子，悬着三根线头，在讨论过程中，我总是忍不住盯着那儿看。他有一名助手，叫莫琳·贝茨。她穿着针织开衫，满头银发，眼镜系着链子挂在脖子上。莫琳围着阿赫梅特忙得团团转，看起来像是他的一位姨亲，也可能只是年纪较大的保镖。她似乎总是疑神疑鬼，一直用很小的字记着笔记，却一言不发。阿赫梅特和莫琳的年纪相仿，都是五十多岁。
这间办公室看起来并不怎么正规。它位于一栋三层小楼的地下，窗外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屋里的家具也是既难看又突兀。我扫视了一圈墙上的海报，思索着为自己的作品找到未来的一席之地。墙上有：《幸福重婚生活》（Run for Your Wife），雷·库尼创作的一部闹剧，曾在诺里奇上演；《妈妈不是半热》（It Ain't Half Hot Mum），改编自BBC的长寿情景喜剧，在马恩岛的盖蒂剧院上演；《罗宾汉》（Robin Hood），由罗尔夫·哈里斯主演，在埃普索姆剧院上演；《麦克白（节选）》（Macbeth），曾在米德尔汉姆城堡由六人阵容进行过露天演出。
实事求是地说，阿赫梅特非常喜欢我的剧本。我一走进房间，他就马上站起来拥抱我，我能闻到他身上须后水和烟草混杂的气味。坐下后，我看到他的桌上摆着一包美国香烟和一只分量很重的玛瑙打火机。
“这可真是好剧本，非常好！”这几乎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用手背敲着面前的打字稿。他戴着一枚图章戒指，厚重的戒指在稿子的第一页上留下了浅浅的痕迹。“你说是不是，莫琳？”
莫琳没有说话。
“别理她！她不看书，什么也不知道。安东尼，听我说，我们会先将这出戏在伦敦以外巡演，然后再回到城里驻演。我太爱你姐姐了，多亏了她，我才能看到这个剧本。见到你，我高兴得都想哭了。”
阿赫梅特是土耳其人。能感觉到他对这个身份相当得意，故意使用着华丽的措辞，好像在展示他的“与众不同”。当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后，我发现他其实英语讲得非常好。他的父母是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为了躲避种族斗争和恐怖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移民英国，那时候阿赫梅特才十岁。他们全家住在伦敦北部恩菲尔德区的一套小公寓里。阿赫梅特每天乘公共汽车去当地的一家综合学校，他的父母则做起了服装生意。他给我讲过他在罗汉普顿大学读的计算机科学，还说过他在恩菲尔德区的社会服务机构做了十年软件开发工作。那时，他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讲述一些自己的事，我觉得他是希望我能像对霍桑那样，为他也写一本书。我礼貌地听着，但说实话，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关于我的剧本的规划，以及是否能够将其诉诸实现。
莫琳已经打印好巡演的计划提纲，并放在我面前。巴斯、南安普敦、科尔切斯特、约克——都是拥有出色剧院的大城市。我必须得说，阿赫梅特真是言出必行。他不仅成功邀请著名导演伊万·劳埃德的加入，而且接下来的几周进展都径情直遂——资金筹集到位，乔丹·威廉姆斯对法夸尔医生一角很感兴趣，剧院顺利签约，剧场开始进行舞台设计，乔丹·威廉姆斯接受出演法夸尔医生，排练场地预订完成。几个月的事件被我一笔带过，是因为我想好好讲讲那件发生在伦敦的事。虽然没有浓墨重彩，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却无比欢欣鼓舞。这是我最早的梦想，是我始终不忘的初心所在。
《心理游戏》的剧情梗概如下：
马克·斯泰勒是一名记者，也是记录“真实犯罪”的作家，他正在拜访一家名为费尔菲尔德的疯人院。为了准备一本新书，他希望可以采访住在那里的一位病人——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伊斯特曼。但疯人院院长法夸尔医生却不太愿意帮这个忙，斯泰勒的首要任务就是得先说服院长，才能获得探访病人的权利。很快，斯泰勒意识到费尔菲尔德并不是他想的那样。法夸尔医生办公室里莫名悬放着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他的助手普林普顿护士看起来总是惊恐万分，一直在力劝斯泰勒尽量赶紧逃离。随着情节的发展，不安终于演变成了暴力。原来，精神病人已经控制了整个疯人院，真正的法夸尔医生早就死了。最终斯泰勒也被囚禁其中。
我的宏大构想——也是致敬谢弗，让观众亲身体验到一切都不是表面所见。
因此，随着剧情发展，舞台布景会呈现一系列小把戏。原本通往储藏室的门突然到了走廊，又忽而转向浴室。窗外的砖墙层层叠加，逐渐挡住了视线。墙壁上的画变了主题，窗帘变了颜色，家具也暗暗换了款式。这部剧最开始的名字叫《心灵转变》（Metanoia），这个词在心理学中用来描述抛弃虚假自我的状态……但很快就被莫琳否决了。“我为什么要花钱去看一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东西？”
《心理游戏》在科尔切斯特首演，好评如潮，获得当地媒体和观众的盛赞。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这些，因为我在第一周观看了几场演出，并养成了在中场休息时溜进酒吧听人们说话的习惯。上半场以悬念落幕。伊斯特曼逃脱了，并假扮成法夸尔医生，杀害了普林普顿护士，正握着手术刀，向束缚在紧身衣中无助的马克·斯泰勒步步逼近。马克看起来无处可逃。然后，幕布降下。一切的设计都奏效了。我听到人们交谈，他们真的很投入，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退场。
接下来十一月到次年三月的五个月里，随着巡演进行，这部剧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我也继续着其他的工作。只有当阿赫梅特偶尔打电话来跟我交流时，我才会想起这部戏。然而，二月底传来了重大消息。阿赫梅特在和会计师一起核算票房收入后，决定将剧目移师伦敦西区。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已经筹集到了资金，可以支持我们在杂耍剧院进行为期十二周的演出。宏伟壮观的杂耍剧院始建于十九世纪，坐落在河岸街上，离特拉法加广场不远。我们只剩下三周的排练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演员已经决定退出，好在伊万·劳埃德仍然担任导演。我们将在四月的第二周开演。
大家开始在达尔斯顿的一个改建仓库里进行排练，而这次我也有幸参与其中。排练室正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三层高的天花板和斑驳的墙壁构成一片宽敞空旷的场地，厨房区摆着马克杯、水壶、茶和饼干。供导演和演员使用的四把塑料椅摆成一个圈，让我不禁联想到戒酒互助会。光秃秃的地板上用粉笔画出舞台轮廓，还放了几个锥形路标示意门窗位置。各种道具放在架子上，栏杆上挂着斯泰勒的紧身衣。房间的墙边还有一些椅子，是助理导演、灯光设计师、服装助理和其他后台工作人员用的。排练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伊万·劳埃德和演员们有了进一步了解。不敢说我成了团队的一部分，我只是坐在外圈的旁观者。但是当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大家偶尔会一起喝一杯，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类似友谊的东西。
第一次见到伊万时，我以为他是同性恋。他有种阴柔的气质，戴着奥斯卡·王尔德一样的宽边帽和围巾。我能想象如果他抽烟的话肯定要用乌木烟嘴。当阿赫梅特告诉我，伊万离过婚、他的前妻是一位女演员、他们还有四个孩子时，我简直大吃一惊。
伊万将近五十岁，光头，看起来是剃掉了头发而不是一根一根掉光的。每每谈到工作，他都会非常挑剔，几乎有些神经质，而且讲话时有轻微口吃。他戴着一副细框眼镜，阐述观点时，有时会用眼镜敲打剧本或者戳我，就好像那是一根指挥棒。莫琳给我看过他的简历，虽然这几年的工作量骤减，但他曾在许多享有盛誉的剧院工作过。他跟一个小众的剧院公司在安特卫普一起上演过几部作品，为了执导阿赫梅特的《麦克白》而回到了英国。
一天晚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吃中餐。在讲述了一些他执导的剧目和获得的奖项后，伊万突然愤慨起来。也许是酒精惹的祸。他说自己在世界各地工作过，在比利时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在自己的国家，却被低估了，从未得到应有的赞誉。他本来希望找一家好的地方剧院担任艺术总监，但深知这愿望永远不会实现。所有人都对他有意见。
我们已经喝到第二瓶酒，我默默地坐着，他倾泻而出的痛苦让我觉得很不安。
“这一切都是因为奇切斯特。该死的奇切斯特！戏剧界的人是全世界最坏的人。整个圈子充满恶意，所有人都在互相攻击。他们总是伺机而动，一旦有机会，就会猛扑过来！”
根据伊万的说法，一切都源于八年前的奇切斯特节日剧院。当时他正在执导乔治·伯纳德·肖的《圣女贞德》，由索尼娅·奇尔兹饰演女主角。通常情况下，观众无法看到火刑柱燃烧的画面，这一幕不会搬上舞台。但是，伊万决定用那个惊人的画面开场——火焰、烟雾、巨大的柴火堆、赤裸上身的刽子手和人群，他希望以此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来展现主角的命运。
在首演当晚，出了大事。
“不是我的问题。”他说，“太不公平了！所有的一切我都是照章办事……制作方的注意事项，控制和管理程序，应急预案。我们和警察、当地政府、当地消防部门都报备过……能做的我都做了。事后也进行了全面调查。我被盘问了几个小时，最终每个人都说我做得无可厚非。当然，剧目立刻就停演了……但这些都不重要。索尼娅的事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实在太可怕了。”
“她死了？”我问。
卡梅隆·麦金托什（Cameron Mackintosh，1946— ），英国著名戏剧制作人。代表作《悲惨世界》《歌剧魅影二十五周年音乐会》。 “没有。”他悲伤的眼神越过酒杯落在我身上，“但她伤得很重，她的事业完了。我的也完了！那件事之后，没人想跟我有瓜葛，即使已经签了合同，但两部剧还是取消了。就好像那该死的火是我点的似的！看看我现在，我是说……阿赫梅特也不错，但他毕竟不是卡梅隆·麦金托什 啊！”
再说说剧组的演员吧。
我前面提到了乔丹·威廉姆斯，那个同意出演法夸尔医生一角的演员，无疑是我们这部剧的大腕。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原住民，确切地说是拉科塔族人。我在维基百科上查了他的资料，得知他出生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罗斯布德保留地。他曾在洛杉矶工作过十年，凭借在《美国恐怖故事》中扮演精神变态的杀手而获得艾美奖提名。他的妻子是他的化妆师，是个英国人，于是他来了英国。刚到英国时，许多报纸都在说他可能会接替彼得·卡帕尔蒂，成为第一位多元种族的《神秘博士》里的“博士”，但并未成行。他在戏剧、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多个角色，虽然不算家喻户晓，但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演员。
我和演员相处时总会觉得不自在，跟乔丹尤为如此。他身材健壮、肩膀宽阔，眼神深邃；每次我们说话时，我都能感受到他的目光直视着我。他的五官带着一种数学精度的特点：直线的鼻子，正方形的下巴。他发白的头发虽然长不到绑成马尾，但在不上台时还是会用彩色的头带扎起来。他在剧组中年纪最长，但看起来不显年龄。他总是穿着运动服或牛仔裤懒洋洋地出现在排练现场，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思绪飘忽。说话时，他会字斟句酌，不时流露出一丝美国口音。他仿佛一直在表演……这其实是他的特征。很难分辨他何时在戏里，何时在现实中——这有时会带来不幸的后果。
在达尔斯顿的第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相当不愉快的事。我们正在排练法夸尔医生袭击普林普顿护士的场景，乔丹和扮演普林普顿护士的女演员斯凯·帕尔默站在粉笔勾勒出的轮廓中间，其他人围在旁边。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脸几乎贴在她的脸上，怒气冲冲地对她吼叫。这个场景他们已经排练过不下百次，但突然斯凯开始尖叫。起初，我以为她是即兴发挥，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接着我看到伊万满脸惊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斯凯是真的很疼。那一瞬间，乔丹化身法夸尔医生。直到伊万嚷着让他停下，所有人都冲了上去，他才撒手。斯凯摔倒在地上，我看到她的手臂上一片瘀青。她受了伤，也受了惊吓。这一天的排练结束了。
离开时，伊万告诉我乔丹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说，他的敬业有口皆碑。他对待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用心。当他被选中在BBC的一部戏中扮演路霸迪克·特平时，他不仅学会了骑马，还坚持重现从伦敦到约克郡的著名的两百英里骑行，在穿越M1高速公路时甚至险些丧命。在汉普斯特德剧院扮演李尔王时，他常常在希思公园露宿。
公正地说，他也是个宽厚的人。发生的事让他羞愧万分，于是下个周一我们都回来时，他给斯凯送了一大束花，花束大得要两个花瓶才能装下。
说到斯凯·帕尔默，她本身也是一个谜。
“锤子电影”，指英国的一家电影公司Hammer Film Productions制作的一系列恐怖电影。这些电影通常以怪物、吸血鬼、狼人和其他超自然元素为题材，对恐怖和惊悚进行了大胆而夸张的呈现。 我曾看过多次她的表演，但还是不够了解她，这也很正常，毕竟她才二十多岁，比我小了近三十岁。在剧外，我们也没有什么交集。初见时，她深邃乌黑的眼睛和她的自信都惊艳了我，尤其是那头闪亮的粉红色头发。开始演出后她不得不洗掉了这个颜色，也摘掉了鼻钉，褪去了彩色指甲。她之前不吸烟，但在排练期间会抽电子烟，吐出一些立即蒸发的小云雾，在空气中留下淡淡的薄荷味。我一直担心普林普顿护士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演员。无可否认，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方式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但我故意以老式锤子电影 中的角色为蓝本，创造了普林普顿护士这个角色。斯凯似乎并不在意，她什么都没问过我。伊万跟她说的一切，她都照做。判断不出她是否享受这个过程。
主要是因为每当不工作时，她就插着耳机看她的苹果手机。那是最新的iPhone手机，通体呈玫瑰金色，罩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水晶保护壳。她时常玩游戏——《我的世界》和《纪念碑谷》，或者时常查看自己的推特账号。我从没听过她和任何人讲话，但她总在发短信，显然正在热恋中。排练时，她的手机有时候会响起来，令伊万·劳埃德心烦意乱。她会甜甜地道歉，同时敲着键盘发送回复。我从未见过有人的拇指活动得如此迅速。
Sports Locker，英国的一家运动品牌商店。 她身上似乎混搭着各种不相关的元素。比如，她常穿着直接从Sports Locker 买的运动衫和紧身裤，但却戴着卡地亚手表，穿着Jimmy Choo的鞋子。她会谈论流行文化，比如《星球大战》和《饥饿游戏》，但却在读弗朗茨·卡夫卡的书。她苹果手机的播放列表里有比约克和麦当娜的歌，但坐在排练室里的钢琴前面，她弹奏的却是巴赫前奏曲的前几个小节。我笃定她对我们有所保留。
还没提到的是提里安·柯克，马克·斯泰勒的扮演者。他进剧组比较晚，之前的演员觉得五个月的巡演已经够了，决定辞演，才由提里安来接替。他是唯一一个我全无好感的演员——我俩之间有过过节。
提里安比斯凯大几岁，是个电视上的熟面孔，曾在电视剧《军情五处》中扮演初级案件官员，在《重任在肩》中饰演警察，以及在三季《唐顿庄园》中饰演男仆或类似管家的角色。虽然他还不算尽人皆知，但正在朝着成为名人的方向迈进，因此当他被选中出演我创作的《不公正》时，我非常高兴。这是一部由詹姆斯·普雷福伊主演的五集法律剧，于二〇一一年在ITV播出。巧的是，也是在这档节目上，我第一次遇见了霍桑。他是我们的技术顾问。
提里安要扮演的是一个因犯罪入狱并最终自杀的年轻人。这是一个极好的角色，有四五场重头戏、充足的出镜时间以及令人难忘的死亡场面。他的试镜表现非常出色，几乎立即就得到了这个角色的邀约。他也接受了。然后开始起草合同。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改了主意。据他的经纪人说，因为他觉得剧本不够好，这让我对他心生不悦。该角色最终由乔·科尔出演，他表现亮眼，后来成为大明星——但这并没有让我对提里安改观。他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金钱，让人大失所望。
所以当伊万告诉我马克·斯泰勒的扮演者选了他时，我很紧张。首先，我担心之前的经历会重演；更重要的是，提里安给人的感觉过于自鸣得意，不适合出演这个角色。而且他极度自我，每天都精心打理好头发，穿着设计师品牌的衣服，甚至开着杜卡迪摩托车来排练。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都是成功的标配，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有他参与是我们的运气。初次看到他读剧本时的样子，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马克·斯泰勒：瘦削的身材，深邃的眼神，特色分明、棱角清晰的脸庞。他的鼻子有点弯，笑起来感觉很慵懒又有点痞气，跟许多英国年轻演员的花瓶形象迥然不同。他是那种你不由自主会注意到的演员，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吸引到了好莱坞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注意，克里斯托弗·诺兰已经在大制作电影《信条》中为他安排了角色，该影片预计年底开始拍摄。
提里安即将大红，这可能会对伦敦的演出大有裨益。不幸的是，他也知道自己会走红。这没有让他人缘变好。相反，乔丹·威廉姆斯非常讨厌他，跟他的相处远远不如跟前任演员。乔丹常常抱怨提里安对台词不熟，抢戏，不跟他眼神交流。提里安反击说乔丹倚老卖老。斯凯则置身事外，保持中立。
总而言之，这就是在四月第一周进驻杂耍剧院的演出阵容。我没有去参加技术彩排，也没参加试装彩排。那时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事缠身了，整个人却越来越紧张。很奇怪。这是我的野心，是我一直想要的。首演夜，当我和妻子、姐姐、两个儿子一起到达剧院时，我本应倍感兴奋。我的名字就在聚光灯下！（好吧，不是全名。安东尼中的“东”有一半没有显示出来。）但我没有感觉到一丁点儿兴奋，只感到干呕。
我告诉自己没事的。约克郡和南安普敦的观众都很喜欢。这里怎么会不行呢？
“你还好吗？”我妻子问。
“还好。”我撒谎道。
我们走进了剧院。
第三章
首演夜
杂耍剧院可谓美轮美奂。维多利亚时代的剧院设计者真心希望你能享受夜晚，所以他们在镀金、红色绒布、镜子和枝形吊灯上花了很多心思。早在你入座之前，戏剧氛围就已经营造充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对于腿部空间、视线范围和洗手间的关注却相对较少。不过，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大厅里已经人头攒动，人们都涌在这里然后朝不同的方向分流：有的去一楼座位，有的上楼，有的去酒吧，也有的去售票处领取门票。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在迷宫一样的大厅里穿梭。随着前行的脚步，我认出了几张熟悉的面孔。阿赫梅特穿着一件黑色双面夹克，夹克上的纽扣是一排环圈。莫琳一如既往地跟在他旁边，身上挂满了装饰珠宝，颈上还戴着动物标本的饰品。阿赫梅特从未提过他的妻子或家人，让我不禁猜测他和莫琳之间是否有超越同事的关系。
我还看到了一些脸熟但记不得名字的演员：他们可能是导演或演出人员的朋友。我瞥见伊万·劳埃德正朝楼梯走去，他似乎是一个人。我在人群中继续找寻，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我确实在想霍桑会不会出现。结果是否定的，他没有来。
我们穿过早就挤在大厅里的人群，找到一楼中央的座位，坐进了观众席。这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受，觉得自己一瞬间成了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猜根本没什么人认识我。但与此同时，我感觉自己身处牢笼。今晚这里将会满是观众：三层的剧院总共将近七百人。我看到这些人都在我的周围，很多人坐在阴影中，因为距离的原因被缩到很小。他们不再是个体，而是一群观众……甚至是陪审团。我的胃仍然翻腾着。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人。
然后我看见了他们：我真正的法官。
评论家们。
这些评论家分散坐在一楼的观众席里，没有表情的脸庞轻而易举出卖了他们的身份。还有一些已经把笔记本电脑架在了膝盖上。有《卫报》的迈克尔·比林顿，《旗帜晚报》的亨利·希钦斯，《泰晤士报》的利比·普尔夫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哈丽特·斯罗索比，还有《电讯报》的多米尼克·卡文迪什。由于我最近加入了老维克剧院的董事会，不少评论家我都还算熟悉。他们有意没坐在一起，似乎还在避免跟其他人的眼神接触。他们尽管不是竞争对手，但我认为也不算朋友。他们都是独自坐在位子上。
我害怕他们吗？
是的，我害怕。
书籍和电视节目的评论家从来不会让我感到焦虑。他们可能很苛刻，但他们对人们观看或阅读什么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无论如何，他们伤害不到我。他们眼下在评论的都是我很久以前写的东西——电视剧的话一般都是几年前的剧本，而且我已经签好了下一份合同，手上有了新项目。他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一无是处，但为时过晚。
眼前的这些评论家却迥然不同。他们就在这里，有些还和我坐在同一排。他们的评论可能会让我们关门大吉。当坐在那里等待幕布升起时，我开始对自己创作的东西产生了犹豫不决的想法。他们会觉得那个笑话有趣吗？第一幕结尾时对普林普顿护士的袭击他们会如何评价？提出法夸尔医生的性取向是不是个错误？之前，我一直担心首演观众，但他们并不是关键，而且不管怎样，他们都会站在我这边。谢天谢地，他们大部分拿到的都是免费票！决定我命运的是那些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