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他们俩共事的时间更长，也没有人比他们俩更不同。譬如说，库图库扎尔胖而里希提瘦；库图库扎尔鼻子是圆的，眼窝浅，而里希提鼻子高耸、眼窝深；库图库扎尔上唇蓄着美丽的黑胡子而里希提下巴上留着短须；库图库扎尔嗓音尖厉而里希提说话有些嘶哑。库图库扎尔讲究衣饰、喜欢出风头，喜欢在大会上表决心、报喜、领头喊口号，讲话的时候常常运用一些谚语、俏皮话，有时候还常常把成套的汉语语词加上维语词尾组织在他的话语里（譬如吃饭不说塔马柯耶依力而说乞潘——吃饭力克柯勒米孜），因而收到某种幽默的效果；而里希提朴质无华，不爱出头露面，说话总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绕弯子，不耍花腔。库图库扎尔善于交际，无论老少、民族、文化、身份他都能和对方找到共同的语言，都能和对方拉着手，靠着肩，捅着肋骨而谈笑风生；里希提却有些严肃，和你谈话的时候不是批评你便是作自我批评。还有呢，库图库扎尔在会议上往往是精明强悍、态度强硬、得理不让人的样子，而会后呢，往往又是一副嘻嘻哈哈无可无不可的神气；而里希提会前会上会后都是一副模样。人们大都觉得里希提为人、办事更可靠，但是也有人宁可选择库图库扎尔，他们说，和里希提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多少感到有些压力。
里希提的严厉不是偶然的。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从小，他就给这里远近驰名的大地主苏里坦放马。四队的地主依卜拉欣便是苏里坦的儿子。在他十五岁那年的夏天，苏里坦上山去高山夏牧场避暑，带上里希提给照管马匹。有一次苏里坦去一个牧主家做客。吃饱了羊肉，灌足了马奶酒以后突然赌兴大发，而赌具不在身边。苏里坦有自己的特制的赌具，放在一个银盒子里，羊髀石都是精选出来、灌过铅的。他从不拿别人的髀石赌博，他相信只有自己的赌具能带来好运。
于是，苏里坦下令里希提骑马去十五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帐篷去给他取赌具。那时，太阳还没有下山，苏里坦指着树影为记，说是当树影移到他指定的某个地方时，必须把羊髀石取回，否则，将用最严厉的手段“处罚”里希提。里希提策马狂奔，一溜烟似的奔驰在山路上。赌具取回来了，里希提提前完成了任务：树影还没有移到指定地点，但是马当场累死了。苏里坦大发雷霆，责问里希提为什么不爱惜马匹，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不等树影移到指定地点便过早地赶了回来。凶恶的苏里坦下令把里希提绑在那棵作为时间标志的松树上，用皮鞭抽打里希提，说是要里希提为他的坐骑抵命。骚乱引起了哈萨克牧民们的注意，人越聚越多，许多人为里希提“讲情”，对苏里坦不满。牧主被人群吓坏了，赶紧示意苏里坦放开了里希提，狼一样残暴的苏里坦虽然未能杀害里希提，却砍下了里希提左手的小指，说是这样才能给里希提以一个应有的教训。疼昏了的里希提在苏醒以后，深夜，摸进了苏里坦的帐篷，割掉了苏里坦的右耳朵。里希提翻过了一座大山，隐藏在几个贫苦的哈萨克牧人的帐篷里。半年以后，苏里坦终于侦得了里希提的踪迹。里希提被捕了，坐了三年监狱，出狱后他不敢回苏里坦乡约控制的家乡，就下煤窑当了矿工。
直到解放以后，里希提回来了，带着妻子和一个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减租反霸的时候，里希提控诉了苏里坦的罪行，用他那缺了小指的左手狠狠打了苏里坦一个耳光。一天夜里，里希提正在熟睡，苏里坦带着他的儿子依卜拉欣放火点燃了里希提家的房子，里希提冲了过去，一脚踢飞了苏里坦手中的匕首。他当场擒获了苏里坦和依卜拉欣，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制裁，苏里坦被枪决了，依卜拉欣被判八年徒刑，但是里希提的小儿子因为火伤严重抢救无效死去了。成百上千的人给里希提的小儿子送葬，当时的新党员里希提在他儿子的葬礼上打破了某些陈规习俗，引起了许多议论，甚至被某些老人看作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用异样的眼光望着里希提，似乎里希提头上很快会长出两只角。里希提却用同样的勇敢、坚定、热情和地主阶级斗争，以同样的公正、无私和勤勉为公众办事，里希提还是维吾尔的里希提，人们渐渐忘记了这件事情。里希提请减租反霸工作队的一个汉族干部为他的儿子画了一张遗像，那个汉族同志并不是画家，也有些人说画得不太像，但是，里希提把它钉在了墙上。
里希提的妻子死得很悲惨。这个瘦小的、衰弱而沉默的女人据说原来就有些神经不大好，儿子被烧死以后她两眼发直，语无伦次。工作队建议里希提把妻子送到精神病院，里希提不肯，每天，他亲自照料精神分裂症状越来越明显的可怜的妻子。一年以后，妻子死于肺炎。这时候突然传出来一种说法，说里希提的妻子本是汉族人。儿子的丧礼不合宗教规矩的事也重新被提了出来。按照习惯，非穆斯林是不能埋葬在穆斯林的坟地里的。一些老人推选了狄丽娜尔的爸爸亚森宣礼员，库图库扎尔的哥哥阿西穆和穆萨的岳父马文平做代表和里希提谈判这个事情。如果死者确是汉人而里希提又仍然不准备在她的葬礼上举行宗教仪式的话，乡间的老人们也就完全不可接受将她的遗体葬在穆斯林的墓地。三个上了年纪的人来到了里希提家里，里希提家中的不幸的气氛，妻子的遗体和儿子的遗像使他们谁也张不开口，三个人虽然守旧，却都是善良的人，也是深知里希提的人，尽管里希提的某些做法使他们变色、战栗；他们还是尊敬和喜爱这个人的——他们分担了不幸的里希提的沉重的悲哀，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而这次是里希提主动提出，要请他们村附近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塔塔尔族依麻穆即经师。为亡故的妻子诵经。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十余年来，里希提担任这个村、这个农业合作社、后来是这个公社的这个大队的领导，人们习惯了他的带领，提起爱国大队，就会想起里希提，而提起里希提，就会想到爱国大队。但是，一九六○年以来，他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更加严重，甚至达到喘不上气、说不出话、睡不成觉的程度。他开始不安地自问，也许他不适于担任大队的主要领导了？从他个人来说，他并不感到多么忧郁，如果他还剩下一只眼睛能看，他将为党而注视；如果他还剩下一只耳朵能听，他将为党而谛听。反正，只要生命还在他的身躯之内，他就是里希提，党的里希提，贫下中农的里希提，大队的里希提。但是，大队呢？由库图库扎尔掌舵？他感到十分不安。
多年的共事，里希提深深感到库图库扎尔是个虚伪而自私的人。有一年春节，附近的驻军邀请这个大队的干部去联欢、聚餐。库图库扎尔在这种场合是十分活跃的，敬酒、祝酒，发表了许多天花乱坠的赞美词，但是刚一离开部队驻地，库图库扎尔乘着酒意对里希提说：“什么玩意儿？一群葫芦头！等了一下午不过几盘子菜，早知是这样的饭食我就不来。”当时里希提气愤得几乎想抓住他的脖领子。要知道，他们不是下饭馆而这顿晚餐的东道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人家确实是全力招待，不过有些烹调不太合乎少数民族的口味罢了。
还有一次，县委一个干部来了解情况，这个干部问到一系列数字，从上一年的和这一年的总产、单产、人均产量，一直问到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问到鸭蛋、鸡蛋和苹果。里希提打算向这位年轻的同志解释一下，目前的农村，还没有这样精确的统计。但是库图库扎尔对答如流，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有些数字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增产的百分比就与产量不符，经县里的同志指出以后库图库扎尔毫不在乎地信口又是一个数字。等人家走了，里希提问库图库扎尔是怎么回事，库图库扎尔轻蔑地一笑：“他记到本儿上回去最多汇报上一次也就完了，谁还再记得起来？反正不管他问什么，你不要打‘等儿’（读扽儿），哪怕一秒钟，答得越快他就越信，最后还得称赞你情况掌握得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库图库扎尔提出整个夏天大队全体社员要把行李搬到地头、吃在地头、睡在地头。里希提和许多干部都怀疑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些队的住房与农田相距并不远，而且还有老人、妇女、小孩，还有刮风下雨各种特殊情况。但是库图库扎尔特别坚决，说是他已经在公社的大会上提出了这一条作为挑战条件，把别的大队比下去了。社员们思想也不大通，但还是响应大队长的号召搬到了地里。库图库扎尔是第一天就把自己的行李也同样拉到地里的，但是，从这一天起，一到晚上他不是到公社去开会就是汇总统计数字，总之，一个月的时间他一次也没有在地头睡过觉，一个月以后，他的行李卷装在马车上拉了回来，完成了他的“带头”的使命。而一般社员一个月来露宿地头碰到了不少困难。直到去年冬天，麦素木主持社员会议给里希提提意见的时候，仍然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作为大队支部书记的里希提也一再承担责任，检讨自己没有安排好群众生活，没有讲求实效而是搞了形式主义，这也是浮夸风的一种表现。这样检讨，里希提丝毫不觉得冤枉，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库图库扎尔居然也振振有词地来提意见，把这件事情算成里希提的账，什么关怀群众实际困难不够啦，什么不切实际啦，说起来居然一点也不脸红。
这些事说起来也没有啥了不起。向上级党委正式反映一下对大队长的看法？里希提觉得事实并不充分，也得不出个什么结论来。最多是个个性问题、态度问题。从总的方面、大的方面来说，解放十多年，库图库扎尔毕竟是跟着走过来的。哪件事他没参加过？哪次运动中他落后到底过？有些事开始时他消极——例如合作化，但后来，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这说明，不能否定库图库扎尔。给库图库扎尔个别提点意见或者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批评？里希提做过几次，库图库扎尔或是微微一笑，或是连连点头，或是把脸一拉，把头转过去，再无任何效果。
只是，里希提与库图库扎尔在感情上是日益疏远了，而这种疏远的关系倒像是使库图库扎尔十分满意。半年来，库图库扎尔担任书记以后，对里希提就是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今天让你上山检查牧业队的工作，明天请你去县上出席会议，后天派你处理庄子上的一个民事纠纷，总之能支开就支开，等支不开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就自己躲开。当库图库扎尔到某个队检查工作的时候，如果发现里希提已经在那儿，他就绕开向别的队走去；如果库图库扎尔先到了某个队，而且里希提也来了，库图库扎尔就会突然拍一下自己的前额：“我的天，一件大事险些忘记了…”然后，他匆匆离去。
怎么办呢？里希提翻来覆去地思索着。偏偏在这个斗争十分复杂的一九六二年，里希提又不当书记了。眼下里希提就有许多对于大队工作的想法，因为他不再是第一把手硬是无法付诸实施。这使他处于一个为难的状况中，他对大队是负着责任的，他的责任感日益增强却又无法顺利地推进工作，这使他感到沉重…就在这样的时刻，伊力哈穆回来了。
上弦月落下去了，天色稍稍一暗，星光却显得逐渐灿烂。晚春的清风吹拂着面孔，送来了农村特有的混合在一起的庄稼、野草和树叶的香气。在里希提家的茶棚里，他和伊力哈穆已经谈了很久。茶棚，维吾尔语称作夏日茶室，这是一间缺一面墙的房子。伊犁人是非常重视新鲜空气的，几乎从一化冻直到结冰，包括还有些清冷或者开始清冷的时刻，他们就是在这间打开了的房子里吃饭、喝茶、闲坐。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来了比较生疏的客人的时候，他们才进室内。他们生活方式的一条原则是：尽可能多地呆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同时这也有利于保持室内的清洁。对于呼吸新鲜空气，维吾尔语的说法有些粗犷，却更加生动。他们说：“夏天，多吃些干净空气才好。”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尽管维吾尔语对于一年四季的概念是完备而清晰的，但是人们宁愿更概括地把一年分成两个大季节，那就是冰封雪冻的冬天和绿树红花的夏天。
他们就这样坐在茶棚里畅谈，沐浴在星光和清风里。几次伊力哈穆站起来说：“您该休息了，我走了。”但是又坐了下来继续谈了下去。里希提也几次表示：“你该回家了吧？不要让米琪儿婉过久地等你。”但是，他们的谈话又进行下去了，直到头一遍鸡叫。
伊力哈穆差不多把他下车以后的见闻、感想一件不漏地告诉了里希提。他说：“偷麦子的事情我还是抓不着头绪，最有嫌疑的木拉托夫和伊萨木冬偏偏已经不在了，抓不着了。还有谁插了手？廖尼卡吗？我看不是。泰外库吗？也不像，我了解泰外库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乌尔汗？我也说过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个也不像，那个也不像，我又能协助塔列甫特派员什么呢？我这算不算是一种麻痹思想呢？”
里希提哼嗯了一下说：“我觉得有人在有意地东拉西扯，似乎是扯得人越多越好…两吨麦子，这是第一层损失。搞得人人自危，怕事多疑，这是第二层损失。大家都觉得事情不妙，灾祸不远，人心惶惶，这是比丢麦子更大的损失 。再说，拉扯的人多了，真正的罪犯就容易混在当中溜掉，所以，我认为为了揪出坏人，我们第一步首先应该排除一些人的嫌疑，这样，既能稳定群众的思想情绪，又能使真正的罪犯孤立起来。”
伊力哈穆点着头，里希提的意见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他原来想得没有这样清楚，这样自觉。里希提的话语给他自己的思想赋予了明晰的轮廓，他怎么能不高兴继续谈下去呢？
当伊力哈穆谈到老王赶着驴车打算出走和乌甫尔队长不干工作了的时候，里希提非常动心，他说：“明天我就到四队去。一定要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家每一户，公社党委不是指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反颠覆吗，我们就要从这两方面完成我们的任务。”
说到麦斯莫夫的丑态，里希提并没有感到惊奇，他说：“我料到他会这样的，他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官迷’，一个投机取巧的骗子。”伊力哈穆问：“去年冬天他来蹲点的时候，为什么把您的工作调换了？”里希提看了伊力哈穆一眼，挥手说：“这个问题今天不谈。”伊力哈穆也意识到这个问话有些不妥，他的脸红了一下。
谈到穆萨的时候，里希提笑了一下，又叹了一口气：“靠他自己他是不会走正道的，和他，我们还有打不完的交道。”
他们就是这样地交谈着，那么和谐，那么亲切，既像交谈，又像自思自语，既像对着镜子，又像对着天空与大地，星月与流水。伊力哈穆在交谈中寻找着智慧和阅历的光泽。里希提则觉得自己增加了一双敏锐的眼睛和无穷的精力。
里希提把伊力哈穆送了出去。在门口，伊力哈穆仍然舍不得走，他们抬着头，隔着树梢，久久地望着满天的星星。
里希提说：“多好看的天空，你知道，小时候我给苏里坦放马，常常露宿在山头。有一天，在一场暴风雨之后，夜晚我躺在山坡上睡着了，忽然，一睁眼，四下里都是星星，有的星星那样亮、那样近，好像水珠一样滴滴答答将要落到我的身上，我觉得只要伸伸手，就可以把那么多星星摘下来。那时候我劝慰自己，耐心一点吧，只要我再长高那么一寸，只要我的胳臂再长长那么一点，就能够把幸福的星光抓到自己的手里，我们穷苦的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光明起来…在那个夜晚，星星离我是多么近啊！然而，压在我们身上的仍然是无边的黑暗…终于，幸福的星光照亮了我们伊犁的每一间土房，幸福的鸟儿栖留在我们每个劳动者的额头上。但是…”里希提用手指了一下雾气蒙蒙的天边，“却有人想重新把我们投入黑暗。我们还睡不好觉，我们还得斗啊斗啊斗啊…斗得好艰难，好辛苦！领导说：国际和国内的敌人联合在一起向我们猖狂进攻，说不定还有更大的风浪。这并不完全是坏事情，经过一场暴风雨以后，许多积存的污垢被冲刷掉，天空就会更加干净，群星就会更加明亮。休息么？当然…明天还有许多的事情，你也好好睡一觉吧，你请——再见，平安！”
小说人语：
有的星星那样亮、那样近，好像水珠一样滴滴答答将要落到我的身上，我觉得只要伸伸手，就可以把它们摘下…星空和百姓如此贴近，它属于农牧民，虽然他们没有读过或者写过多少描绘星空的诗文。
那新疆的半露天的夏日茶室的星夜畅谈，那人际的与天人的友谊，那有神论与自然-宇宙-唯物论的一体与融合，让小说人永远地礼拜你、感恩你、希望你！
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某种程度的阶级合作与关系调理也是事实。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不同的意识形态各有侧重还是一个事实。能够做到倾听生活的呼声，而不是执著于特定的基本教义——原教旨，人类就会活得舒服一些了。
第九章
花丛天堂里的敬畏与自律
爱弥拉克孜失去了一只手
哎鸠鸡哞鸠鸡要出现了吗 刷了一半墙叫停
阿西穆所受到的长辈教导的精髓，乃是顺从。长辈们标榜的正是：我们是恭顺的子民。为了顺从或者恭顺，首先得使人有所敬畏。长辈们总是教人敬畏，而最使人敬畏恐惧的莫过于死亡，因为显然，任何活着的人都不会对“死”有什么亲身的体验，或者是准确的预见或者是避开的途径。乡村里年长的、被尊称为阿科萨卡勒（银须长髯）的长者，常常告诫后辈们每天要拿出一段时间，每天要有几次来想一想死亡，想一想自己的终结和世界的末日，人人要有这样的终极关注。有了终极挂念终极敬畏也就有了警觉和自律，有了崇拜和祈求，有了郑重和虔诚，有了坚定和规范，有了依傍和归宿。而没有这些，你最好的情况下是一粒流沙，随风飘荡，无处可栖，更大的可能是你堕入魔鬼的炼狱，无恶不作，无罪不有，无苦不受。比如说走路吧，如果你无所敬畏，左脚迈错了就会落入安排好了的地狱，而如果右脚迈错了就会陷进挖就的陷坑。ｉamtxt小说网：ｗww.iａmtxt.cｏm
五十四岁的中农阿西穆，就是这种敬畏和自律精神的化身。他是库图库扎尔的亲哥哥，这一点甚至说来难以置信，因为他和他的弟弟的差别比绵羊和公驴的差别还要多。他从小就渗透了长辈们的教导的那么多训诫和规矩，长大以后更是把自律和顺从当作至高无上的美德。他总是自觉地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唤起、培养、扩大和加深这种神圣的敬畏心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状态也全然符合汉族人所景仰的孔夫子的教导，但是他的战战兢兢更富有终极眷顾的形而上的色彩，而孔孟的教诲考虑得多的是社会与人际伦理。按照阿西穆接受的说法，甚至当你吃晚饭端起一碗馄饨的时候也应该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伴随着那一碗馄饨，出现在你面前的会有各式各样的危险：热馄饨可能烫坏你的口腔和喉咙；咀嚼的时候牙齿可能咬伤自己的舌头；手一抬，碗就可能摔到地上；咽下去以后如果消化不好也可能引起致命的肠胃病…能够平安地踏实地吃下一碗馄饨，这要多少恩宠，多少德行，多少辛劳，多少幸运！
解放以前，也许阿西穆老哥的诚惶诚恐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帮助，灾难一桩一桩地降临在这个可怜的大好人头上。他的住房本来是在公路那一面，靠着马木提大肚子的果园的，由于马木提要扩大自己的果园，找借口把他赶了出来，这样，他才在庄子这边、但离庄子还有一公里距离的地方盖起了一座孤零零的庭院，目的是尽量避免开和别人打交道的麻烦。他的大儿子在四十年前有一次赶着大车去伊宁市卖瓜，结果连人带瓜都被国民党军抓走了，从此一去不归，杳无音信，后来听说是丧身在二台的路上。他的女儿爱弥拉克孜，两岁的时候一次蹲在田边玩耍，谁知道出行打猎的马木提大肚子正走过那里，不知道是不是马木提嫌小姑娘挡住了他的路，故意放出了恶犬，反正恶犬咬伤了爱弥拉克孜的右手，右手化脓了。阿西穆怕去医院花钱，他说：“如果不是要命的病，自然会好的。如果到了要命了的时刻，医药也是无用的。”结果化脓越来越严重，最后爱弥拉克孜的右手不得不齐腕锯掉。越怕，倒霉的事情就越来，倒霉的事情越多，就越怕。
对于解放以后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阿西穆也是习惯地投以胆战心惊的一瞥。但是，这历次令阿西穆悚然的斗争，带来的却是正义的伸张，心情的舒畅，精神的复苏和生活的安乐。共产党的学习和讲话，共产党深入到村落、帐篷和家庭，共产党的道理讲得高尚、大胆、雄辩而又滴水不漏。阿西穆动不动在听共产党的宣传讲话的时候屏住了呼吸，闭住了眼睛，心里不断地默念着真主伟大，安拉呼艾克拜尔！
在减租反霸时候的斗争大会上，他不敢往主席台上看，更不肯答应去控诉马木提恶霸对于他家的迫害，但是，控诉会开到最高潮的时候，他忘记了一切，他领着自己的独手的女儿走到台上就哭了起来。在处决马木提那一天，他不但没有感到怕人而且亲手宰了一只羊，全家吃了抓饭。他在理论上仍然坚持着“唯畏惧论”的哲学，但在实际上却渐渐被一种安定、温饱、自满自足的精神状态占了上风。他房子里的瓷器、木器和毡席逐渐增多。他的旧房拆掉了，盖上了三间有着宽大的廊檐，雕花的木窗扇的向阳的房子，他的果园更是整葺一新，兵团农场廉价供应的良种葡萄秧已经布满在房前的巨大的葡萄架上，这给了他不小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安慰。
阿西穆还爱种花，他的院子种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只留下一道狭窄的通路，人们进他的院子，要在花丛中走上十几米才见得到他的房子，他小的时候听一位老人讲过，花本来是天堂里的东西，是天堂的标志，造物主为了慰藉世人和给凡人们透露一点天堂的信息，才赐给了人间以一小部分花朵。
当然，瓷碗、马奶子葡萄和西粉莲是很难成为恐惧的由来的。但是，阿西穆的根深蒂固的“哲学”并没有服输，他很快找到了新的不安和恐惧的根源，这首先是因为他的两个孩子。
长女爱弥拉克孜，今年二十岁，在村里上完了七年级以后，她考上市上的卫生学校。当时阿西穆是赞成的，一个独手的女孩子，留在家里又能挣多少工分？学上点医疗技术，将来说不定还能挣上四十块钱的月工资，现在人们都说，女儿比儿子还宝贵，儿子娶了媳妇，家里的事全听媳妇的，而女儿即使出嫁以后，心还向着娘老子。但是一年前，爱弥拉克孜的妈妈尼莎汗生病卧床，这可难坏了老汉，不仅因为他和儿子都不会打馕拉面条，吃不上像样的饭食，而且料理家务也影响他们打更多的草，砍更多的柴，编更多的扫把席子，这就直接影响了收入。所以他那时决定，让爱弥拉克孜回家来搞家务。他的观点又变了，反正女孩子也干不成什么大事，一出嫁就成了人家的人，不如先在家帮上点忙实惠。
谁料到他的决定竟受到在家时从来没有与他顶过嘴的女儿的抵制。爱弥拉克孜说死了也不肯退学。这时阿西穆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女儿在卫生学校靠公费维持生活，这看来减少了家庭的开支，有利可图，但同时也减少了女儿对家庭的依赖。女儿不听他的了，这怎么得了，一想到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住在伊宁市的学校——从前，这个年龄说不定已经抱上了两三个孩子——阿西穆就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