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们有的摇头，有的叹气，有的暗笑，更多的人却熟知穆萨吹牛放炮的脾性，不予置理。穆萨走到白马近边，拉住缰绳，左脚认镫准备上马。伊力哈穆走了过来，平静地说：
“忙着走啥？和大家一起干一会儿吧，有什么问题和大家一起商议，不好吗？”
穆萨陡然变色，左脚从马镫里撤了回来，叫道：“我当不成那种在地里抡砍土镘的队长！我没有时间！几百口子人，几千亩地，需要我操心指挥的事情还少吗？伊力哈穆兄弟，我和你不同，你是党员，我可是党外人士，什么来着？我就是李鼎铭先生！你不能那样要求我，我也没有你那个觉悟！其实我一个人能干多少，指挥好了比什么都强！让我当队长，我就骑着马检查工作。有意见，秋后提吧，到那个时候，可以撤我的职，可以批，可以斗，可以割下我的耳朵用盐腌起来下酒！”
哇哩哇啦地喊了一通之后，穆萨一骗腿儿，上了马，缰绳一抖，马跑开了，穆萨骑在马上，斜斜歪歪，活像就要掉下来。一阵风，送来了他用维汉两种语言混合着唱的小曲：
姐姐好啊，妹妹好？
哪个中意哪个好。
西瓜甜呢，甜瓜甜？
哪个可口哪个甜！此曲的旋律传到关内，名《沙里蕻巴咳唉唉》，原为嫖妓时唱的小调。
穆萨走了，狄丽娜尔哭成了个泪人儿。吐尔逊贝薇跑到了伊力哈穆身边：“伊力哈穆大哥，收工以后找狄丽娜尔谈一谈吧，她要毁了，她的事情可怎么办呢？她的事情我实在解决不了。我代表团支部请求您，关心一下我们的女青年！”
得到了伊力哈穆的肯定的答复以后，吐尔逊贝薇又跑到狄丽娜尔的身边：“好姐妹，别哭了，伊力哈穆哥已经答应了，收工以后他要到你们家去，他还要找廖尼卡谈谈呢。他会帮助你的，他会给你指出一条道路的。你放心了吧，对吗？”
狄丽娜尔呜咽着，半信半疑地望着吐尔逊贝薇。
小说人语：
谁注意过小姑娘们——西北地区更喜欢用的词是丫头——的友谊？她们形影不离，梳一样的头发，戴一样的头饰，穿一样的靴鞋…呜呼，心细如发，发现了新大陆上的一株小草…天假王手，怎么像个女孩儿写的！
精彩的杨辉技术员提倡推广粮食作物与豆科作物的间作，因为豆科作物的根瘤菌能增加土地的肥力。本小说里，多有应时应景的却也是事出有因的政治宣扬与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间作。政治的宣扬难免没有明日黄花的惋惜，生活实感则用它的活泼泼的生命挽救了一部尘封四十年的小说。理论、主张、条条框框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绿，生活万岁！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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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俄罗斯人的爱情故事 谁在盯着乌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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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伊力哈穆队长，哎，伊力哈穆大哥。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到我的家来，你还肯到我的家来。我知道你回来了，在磨坊里，什么消息都能听得到的。我想，你也许能见我的？不，我想你不会来的，在这样的时刻，谁会愿意跑到伊犁河边来看望一个刚刚被拘留的俄罗斯人？有些人到现在不敢和我说话，不敢和我握手。但是我想，你会来的，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共产党员，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就是说，你们的心里装着整个的世界，装着整个的国家。在伟大的中国有个新疆，在新疆有个伊犁，伊犁河边就有我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俄罗斯族人，所以，你也会管我的事的，你也该管我的事的，是吗？
不，您先别说，您等我把满腹的话讲完。我是孤零零的。有一个时期，那时，那些仇视列宁和斯大林、仇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流浪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白俄是孤零零的。现在，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国”去了，我却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先从我的父亲说起吧，马尔科夫，今年六十三岁。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十八岁。他和我的爷爷从海参崴跑到了朝鲜，又从朝鲜跑到了中国的东北，在哈尔滨和长春流浪，还到过青岛和上海。我的爷爷是什么人？是旧俄的贵族，是沙皇的军官、密探，还是屠杀远东的非俄罗斯民族人民的刽子手？我不知道，我没见过我的爷爷，我父亲也从来不说他。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怀着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刻骨的仇恨。一看到红五星，父亲的癫痫病就会发作；而且我们家不许用月牙形的镰刀，因为共产党的党旗上有这样的标志。三十多年前，我的姐姐死在上海，我的父亲被一个中国商人所雇用，随着骆驼队走了半年来到新疆伊犁。我是出生在伊犁的，生我以后，母亲因为产后受风而死去，是一些善心的中国妇人的乳汁贴补了我，使我没有因为丧母而死。也许，正是中国妈妈的乳汁，形成了我的某些性格。当然，您不信这个，这样说是不科学的，但是，我永远忘不掉这一点。
三十多年来，我的父亲（后来还有我）在伊犁什么事没有干过？我们养蜂，我们抓鱼，我们养荷兰纯种奶牛，我们酿造格瓦斯，在这里它与啤渥即啤酒。混同起来了，伊犁人都将俄罗斯式的格瓦斯称作啤酒。我们烤长黑列巴（面包）和圆列巴，我们造水磨和看磨坊，我们粉刷房屋——在伊犁，俄罗斯女人刷房子是出了名的。但是有一条，所有我们这些白俄和白俄的后代，一不在工厂做工，二不在农村种地，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知道一条原因，那就是我们随时准备离开，我们并没有准备定居。
我父亲在伊犁生活了三十多年，三十年来他生活得像一个等候换车的旅客，伊犁对于他只是个大候车室。从我记事的时候，一阵子他说要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我的一个什么表姐；一会儿又说到阿根廷，阿根廷有我的一个什么舅舅。还有去加拿大，去美国，去比利时的各种说法，反正就是不去苏联。后来呢，过了一阵子，表姐来信了，他们全家正在失业，靠救济金生活，劝我们不要去。又过了一阵子，阿根廷来信了，可能是说移民当局不批准。大概还有各式各样的信，比如说是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入境很可能被怀疑为一方的间谍…总之，他哪儿也没有去成。
最可怕的是，有一阵子说是苏联宣布了，欢迎十月革命中流亡到各地的俄国人回苏联去，说什么绝对不追究他们的父辈与他们在外面的政治表现…许多我这样的家庭回去了，回去不久就失踪了。噢，我知道，您不相信，没有关系，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祝福全世界一切角落的俄罗斯人。
噢，伊力哈穆哥，你不知道我多么羡慕你们！你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锡伯人、东干（回族）人和汉人，你们不会理解这种把自己当作陌生人的，随时准备离去的“候车室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的怪物！你们活着、奔跑着、忙碌着…有时候顺心、高兴，有时候难受、悲哀，因为在你们的近旁，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森林、河流和天空…一句话，有自己的祖国。你们的哭和笑，爱和恨都是有所为的，绝不仅仅为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周围的一切，对于他都是毫不相干的、无所谓的，那时他将怎样过日子！他吃了一口是甜的，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告诉谁这是甜的呢？谁又和他分享这个“甜”呢？他吃了一口是苦的，除了他自己的胃，又有谁知道他的这个“苦”！我们活着，仅仅和我们的胃在一起，我们忙着，仅仅是为了侍候我们的那个胃。我们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个蠕动着的胃。我的父亲在伊犁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人好，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好”呢？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哪个人坏，同样，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又哪里有什么坏呢？我们总不会议论银河系里的哪一颗星好一些或者哪一颗星差一些吧？我们至多知道哪一颗星对于我们亮一些，而另一颗星可以用来辨别方向。我的父亲也只知道从哪一个人身上可以用哪一种方法多赚一点钱，而另一个人，却得用另一种方法来赚钱。赚钱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胃罢了。在伊犁，白俄商贩的名声是不怎么好的，因为他不和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讲信用和情面。 您也知道伊宁市西大桥边卖莫合烟与杏皮子（杏干）的俄罗斯小贩吧？他是全伊犁州啬皮即吝啬的符号。
但是我不同于我的父亲。伊力哈穆哥，你是知道的。我出生在这里，从小，我吃的就是这块土地上打出来的粮食。我熟悉伊犁河的水，夏天，我敢越过湍急的流水游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对岸再游回转。我熟悉伊犁的风，我知道什么样的风带来阴雨和寒冷，什么样的风带来温热和晴明，我还知道什么样的风吹过麦子就会黄熟，蒙派斯苹果就该收摘。我的维吾尔语比俄语说得好，我的汉语也马马虎虎。我不但用维语交际，而且用维语想事情。我看到5 的时候先想到的是拜西(维吾尔语5)，之后才会想起别丫唧（俄语5）…
最主要的是，我爱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一切。小时候，我看着银花盛开的苹果树，一两个小时都不舍离去。每听到维吾尔人的歌声，那从载负着重压的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千回百转的歌声，我就泪流满面。我和你们一齐过麦西来甫娱乐盛会。，出席婚礼，祝贺婴儿的出世。我亲眼看见正是在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到来之后，在清除了国民党、霍加、巴依伯克之后，在实行了减租反霸、土改、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这里才真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光明、更美好。当你们唱“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也写不完毛主席的恩情”的时候，我也屡屡应和…而且，我爱上了狄丽娜尔…
你们维吾尔人的谚语说：“夸奖自己是头号傻瓜，夸奖自己的老婆是二号苕料子。”好吧，我本来就傻哟。我还是要说说狄丽娜尔。在伊犁河边，谁没有听到过狄丽娜尔唱歌？她唱起来的时候，燕子都不再高飞，羊儿都停止了吃草。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长着她那样的长眉毛和圆眼睛的姑娘。我早就注意到她了，但是，事情是从那天去伊宁市开始的。去年春天，青杏子像豆粒儿那么大的时候，那天我去伊宁市办事，我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突然，背后一颤，一个姑娘跳到我的自行车的货架子上，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那就是她，她时而用一只手扶一下我的后背，一会儿撒开手，让我老是担心她会掉下来。于是，我心花怒放，车蹬得飞快，我记得车一直紧跟着一辆解放牌大汽车飞跑。到了伊宁市，背后突然又是一震，等我回过头来，她已经消失在西沙河子的白杨林里。真是精灵一样的姑娘！
…为了她，我一夜又一夜地拉着手风琴。为了她，我挖掉了年年可以获利的伊犁特产紫皮大蒜，在房前种了那么多鲜红的玫瑰。有一天她和她的女伴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伊犁河岸去玩，我也追了过去，当着她的面，我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流势十分凶猛的伊犁河里，她吓得大叫起来。一分钟以后，我冒出来了，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您知道她的父亲吧，四队有名的木匠，刻板的宣礼员亚森，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气成了什么样子，我委托旁人向他解释，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于是亲戚，我早早就割了包皮，我从小又不吃猪肉…但是，对于我的请求，他的回答是把狄丽娜尔关在房子里。狄丽娜终于跑了出来，跑到我这里。我举行了加入伊斯兰教的仪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社发给了我们结婚证。里希提书记和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亚森大伯做了思想工作，但是亚森大伯仍然不准狄丽娜尔回家，也仍然有一些老顽固对我们侧目而视。为了我，狄丽娜尔她…
呵，这些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忽然，出现了一个灾星，一个戴眼镜的毒蛇，一个两条腿的狼——木拉托夫。四月初，他来到了我们家，和父亲谈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谈“人和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谈“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他和我父亲悄悄地谈了许多许多。父亲的腰杆挺起来了，眉毛挑起来了，嗓门也变大了。几十年来，父亲好像一条晒干了的咸鱼，木拉托夫的到来好像把咸鱼泡到了温水中，它膨胀了、灵活了，虽然仍是没有活鱼的灵魂。我的父亲告诉我：
“准备好，回国去。”
我问：“回什么国？”
他答：“苏联。”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二十六个年头里，他差不多说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苏联，甚至没有说起过“俄国”，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他的所谓回国，使我大吃一惊。您知道，我长年看水磨，很少参加政治学习。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我也是听磨面的顾客说的。但是，我的并不愚笨的头脑却可以判定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苏联成了我的父亲的“国”，就不怎么像我的国。父亲心灵的冷酷正和我的心的软弱一样登峰造极。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能想象离开中国，离开伊宁市的金顶寺和伊犁河岸的马兰花，更不要说离开伊犁河谷的乡亲们。至于我的妻子，她对祖国的忠诚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无缺，清澈照人。她在我们的新房里贴上了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图片，这大概是父亲如此厌恶自己的儿媳妇的主要原因。半年来，他没有理睬过狄丽娜尔，狄丽娜尔也不与他讲话。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
“不去！”
“什么？”他火了。
“到苏联去干什么？苏联那里有我的什么？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中国人…”
“狗崽子！”他骂起来，而且扬言要杀掉我。我呢，也攥紧了拳头，瞪大了眼睛。后来，他一个人走了。
以后是四月三十日的大风之夜，那天白天，地主婆子玛丽汗对我讲了一些讨厌的话。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风声之中我听到一种响动，我推开门，走了出去，响声是从库房那边传来的。我向那边走去，结果挨了一棒子。
县公安局把我抓了去，我想：完了！还是玛丽汗说得对。我在县上蹲了五天，这五天的拘留生活，是我上的最珍贵的一课。公安局的同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耐心地向我讲解政策，我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办事是这样公正、合理、实实在在。我家里藏着小麦，本来我认为这是个有口难辩的说不清的问题。当我说明了情况并且提出了可作旁证的人的名单以后，县公安局痛痛快快把我释放了。临走的时候，他们和我握了手，教育我做一个好公民、好社员，并且说希望我协助把这个案件搞清楚。要我协助政府破案，这是上级第一次给我提出一项政治性的任务，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除了磨面和抓鱼以外我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因为，我是中国的一个有权利也有义务的公民。我是兴高采烈地从县上回来的…
但是，狄丽娜尔不理我了，她的眼睛哭肿了，她不听我的解释。她一个人搬到我那间小小的放工具和杂物的贮藏室里，睡在地上。我想，她这样做也是应该的。我没有主动向组织揭发我父亲贪污和私藏粮食的事情；我没有积极汇报木拉托夫的活动，我理应受到国家和人民——包括狄丽娜尔的处罚。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没有眼花。那架马车就是队里的，泰外库拉洪赶的那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木拉托夫过去我们不认识。他不会说俄语。他在这里活动了十几天，到处跑，这个…我说不上他都到过什么地方。
玛丽汗吗？这个…在磨坊里，她对我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将来，你会后悔的。”她还说了许多歪曲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挑拨民族关系的话。
我现在想什么吗？狄丽娜尔怀孕已经三个月了，不能让她这样苦下去，要不…你们和亚森大伯说说，让她回去。如果，我使她感到羞耻…
廖尼卡哭了。这个虽然重视友谊往来，却从不参加社会生活，不介入政治事件的看磨坊者，这个聪敏的快乐的利己的但也是克制的俄罗斯青年呜呜地哭起来了。伊力哈穆沉默着。怎么办？相信还是不相信？
一种经验世故提示他，在这种场合，最好说：“你们的这些我都听到了。我不大了解情况，你的问题我可以反映一下，研究研究。安心工作吧，不要胡思乱想…”冠冕堂皇，不痛不痒。但是，他不惯于这样待人和说话。
那么，廖尼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参与盗窃的嫌疑吗？公安部门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结论。库图库扎尔说，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犯罪，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犯罪。能不能这样论证一个人的犯罪嫌疑呢？如果按照这种论证方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首先提出证据呢？是不是人人都是被告，都是嫌疑犯呢？
但他是俄罗斯人…这又怎么样呢？
会不会日后又揭露出他的新问题来呢？库图库扎尔说：“先放出来，以后需要抓起来再抓，这还不容易。”这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被 “抓起来”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权要做好随时把人“抓起来”的前期工作呢？不假定廖尼卡是罪犯，又如何谈得上“抓起来”呢？如果因为害怕日后廖尼卡或有可能暴露什么问题就先期加以怀疑、排斥和打击，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最主要的是，对廖尼卡这个人，我了解不了解？群众了解不了解？他方才讲的话，和他二十多年来的表现符合不符合？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大多数，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这二者是一致的还是相互割裂的呢？如果因为要提高警惕就要怀疑一切人，结果，只能使真正的极少数的阶级敌人混杂在人群中，使阶级斗争的一个个回合，变成一笔笔糊涂账…
伊力哈穆站立起来，廖尼卡以为他一言不发就要走了，他的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但伊力哈穆只是推开门，喊了一声：“狄丽娜尔妹妹！”
从那间小小的贮藏室里，狄丽娜尔迟疑地走了出来。伊力哈穆让她进了屋坐下，她艰难地坐下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在，现在，补着来祝贺吧，正像俗话说的，好话（好事）是永远不嫌晚的…”
两个人呆望着他，好像听不懂他的话。
“为什么不祝贺呢？”他说，“你们生活得和睦，你们生活在太阳的光辉底下，生长在祖国的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忠于祖国的人从来不怕任何风云变幻。狄丽娜尔，为什么不倒茶来？廖尼卡，拿你的手风琴，让我们一起唱几个歌儿…”
…终于，手风琴拉响了。从小声的、试探性的单音渐渐变成了热情饱满的长声。从伊力哈穆一个人的轻轻的哼哼，渐渐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的合唱。
生命渐渐地回到了狄丽娜尔的眼睛里。热情，渐渐回到了廖尼卡身上。歌声越来越有力量…
“廖尼卡和狄丽娜尔，祝你们幸福！”临别的时候，伊利哈穆拉住他俩的手，“祝你们即将来到人间的孩子幸福！但是，躲在小屋子里唱《黑眼睛》和《山楂树》的幸福是渺小的。如果时代的风雨冲毁了这种脆弱的幸福，这丝毫也不值得惋惜。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真正的幸福，我们面前的斗争还很艰巨。让我们并肩战斗吧！”
“我？并肩战斗？”廖尼卡问。
“当然。俄罗斯族，也是我们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见，廖尼卡，你今天看磨坊是夜班吗？”
“然而，您真的相信他了吗？党能够相信他吗？”狄丽娜尔怀疑地问。
伊利哈穆笑了，他说：“只要你们相信自己。只要事实上你们无愧于人，又怕什么！”
伊利哈穆走了几步，廖尼卡追了上来，他说：“谢谢你。”
“不必的。”
“我，还有两件事要告诉你，”廖尼卡口吃地说，“今天下午，玛丽汗趁狄丽娜尔不在的时候到我家来了。她估计我这里是好人不来的地方，所以她就大胆地来了。她说，伊力哈穆回来了，因为乌鲁木齐和全国各地的工厂大批倒闭…”
“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她不是卧病在家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她说，没有苏联援助，中国的经济就会破产。她还说，我的处境很危险，狄丽娜尔也再不会被信任了，要想尽一切办法到那边去，最好把亚森大伯一家带走…”
“这个老妖婆！你谈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如果我们批斗玛丽汗，你敢不敢当场揭发？”
“…我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
“那就学着讲一回吧？好不好？嗯，这是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呢？”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廖尼卡的口气突然吞吞吐吐起来，“这个这个，就是说，那个木拉托夫也去过玛丽汗的家，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看来，这第二件事，廖尼卡又不想谈了。廖尼卡不是声称自己的脑袋并不是愚笨吗？他的一些事情，办糟就糟在这个“并不愚笨”上。过急了，反倒达不到目的。刚才如果不提大会上发言的事，或许他不至于又把第二件事咽了回去。他伊力哈穆毕竟是阔别三年，刚刚回来呀，他的斗志昂扬，是不是太过分了，会不会其效果是适得其反呢？呵，他生活在一个何等斗志昂扬的时代！
“那好吧。”伊力哈穆走了。在路过乌尔汗家门的时候，他看见库图库扎尔的老婆，胖胖的帕夏汗正从乌尔汗家出来。
“帕夏汗大姐！您去看望乌尔汗姐了吗？”
“啊，这个，我去借一件东西，顺便…”善于言辞的帕夏汗不知为什么话说得断断续续。
“乌尔汗姐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啊，不太好…”
伊利哈穆看了帕夏汗一眼。晚上还要开会，他来不及去探视一下乌尔汗了。
小说人语：
即使大是大非上紧跟反修大计也罢，写起俄罗斯族人来仍然那样多情和美丽。而且，小说人在伊犁乡村，也有过这样地骑着骑着自行车，突然蹿上来一个维吾尔大女孩的经验。呵，那突然的一跳，那唧唧咯咯的喧哗，那大笑后的突然无迹…请问，谁能摧毁生活？谁能摧毁青春？谁能摧毁爱、信赖和友谊？谁能摧毁美丽的、勇敢的、热烈的中国新疆各族男男女女？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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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伊力哈穆碰碎了库图库扎尔的酥糖
农村开会的乐趣与工时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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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里希提书记和库图库扎尔的工作调了个个儿？为什么热依穆不肯当队长而穆萨却能公然地、肆无忌惮地吹胡子瞪眼？为什么那个去年来蹲点整里希提的麦素木科长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侨民？为什么廖尼卡被捕了、释放了，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承认他的无罪？为什么玛丽汗要到他那里活动？为什么廖尼卡的“第二件事”欲言又止？为什么帕夏汗从乌尔汗家走出时神情是那么慌乱？为什么库图库扎尔在公社赵志恒书记面前表示对乌尔汗嫉恶如仇而帕夏汗又去看望乌尔汗？为什么泰外库的车出现在四月三十日的夜晚？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刻大渠跑了水？伊萨木冬到底是谁叫走的？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老王要出走而泰外库也在不安？为什么泰外库深恶痛绝的“高腰皮鞋”夫妇却与库图库扎尔那样融洽无间…
在大队支部的支委会上，伊力哈穆一再想着这些事情，到家还不过一昼夜，他也还没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但是，众多的问号他的头脑里已经装不下了。
爱国大队党支部有五个支委。除了库图库扎尔和里希提以外，还有达吾提、穆明和萨妮尔。达吾提是铁匠，几十年和铁打交道，他的肤色是青灰的，他的身上总有一股铁屑的味道。他的引人注目的筋肉强健的臂膀也像是铁打的。穆明是大队的水利委员，须发斑白，精神矍铄。萨妮尔是九队的妇女队长，大队的妇女主任，心直口快，嗓音嘶哑。今晚里希提不在，但有伊力哈穆列席，仍然是五个人。在大队支部的办公室里，库图库扎尔坐在唯一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主持会议，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一盏马灯，由于光线是从下向上照射的，他的脸显得严厉，甚至有些阴森。伊力哈穆、达吾提、穆明三个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萨妮尔不习惯于坐在高处，她拿了块废木板，垫着盘腿坐在地上，显得比别人矮许多。主持会议的库图库扎尔正作着长篇大论的发言。他首先对伊力哈穆的还乡和参加大队的工作表示欢迎。接着，传达了公社党委对于解除“戒严”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