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尼：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复杂问题。无可否认的，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中，也包括我的国家，对待女性的态度总让人觉得沮丧。而证据随处可见。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统治的时候，女性是无法受教育、不能工作、不能自由的行动、也无法接受适当的医疗等等。然而我想要将我自身抽离那些在某些圈子里广受欢迎，认为西方世界能够且应该对这些回教国家施压以争取两性平权的想法。虽然我认为这是非常良善甚至可称是高贵的想法，我却将之视为太过于简化与不切实际。这种方法直接或者间接地忽视了其所针对的社会源于各自传统、风俗、政治体制、社会架构和基本信仰的复杂性以及细微差别。
我相信改变必须从内部开始，也就是从穆斯林社会本身的组织开始。在阿富汗，我想需要更多的温和派支持女性权力，除此之外，期盼成功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当阿富汗或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领袖否认女性遭受压迫的事实存在，并藉由指出西方女性受虐的例子来规避自己的问题，或更糟地以伊斯兰教法（Sharialaw）的基本教义证明压迫女性是正确时，我总觉得反感。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教领袖能够改变他们对于性别议题过时的观点，让自己开放心胸采用更温和且革新的方法。我了解这些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天真，特别是对阿富汗这种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把持、并迫使温和派噤声的国家而言。然而我认为从伊斯兰教的社会本身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
10.问：《追风筝的人》一书是以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为中心，并且故事是由男性的观点叙述。在你的新书里，故事聚焦在两名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并且交替地从她们各自的观点诠释故事。你为什么决定这次由女性观点书写？在这些独特的女性角色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是什么吸引了你？
胡赛尼：在我完成了《追风筝的人》之后，我一直对于写个有关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想法相当着迷。第一本小说是以男性为主的故事，当中所有的角色除了阿米尔的太太索拉雅之外都是男性的角色。在《追风筝的人》中，有关阿富汗社会的一大部分面向是我所没有碰触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整个部分是相当具有故事性的。毕竟过去三十年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特别是在苏联人撤离而派系间斗争爆发之后。由于内战的爆发，阿富汗女性的人权因性别而遭到践踏，例如被强暴或被强迫结婚。她们或被当作战利品或被推入火坑卖淫。当塔利班政权建立后，塔利班对女性强加许多不人道的限制，不仅限制她们的行动与表达意见的自由、禁止工作与受教育，同时骚扰、羞辱并殴打她们。
在23年的春天，我前往喀布尔，我还记得当时我看到穿着传统蒙面服装的女性坐在街角，身边跟着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小孩，乞求着路人施舍零钱。我记得当我看着她们成双走在街头，后面尾随着她们穿着破烂的孩子，我会想要知道生命已将她们带往何处？她们的梦想、希望与渴望的东西会是什么？她们有谈过恋爱吗？她们的丈夫是谁？在蔓延阿富汗二十年的战争岁月中，她们失去了什么？
我与许多在喀布尔的女性谈过，她们的故事都是真实且让人心碎的。例如，一个有着六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他当交通警察的先生一个月仅收入四十美金，而且已经六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为了过活她必须向朋友或亲戚借钱，不过因为她无法还债，他们已不再借给她了。因此，她只能每天带着她的孩子到喀布尔不同的街道角落里乞讨。我跟另外一个女性谈过，她说她隔壁孀居的寡妇，因为无法忍受饥荒所带来的死亡，把老鼠药塞入面包中喂食她的小孩们，然后自己也吃了它。我也遇过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因为散弹枪造成下半身麻痹，她只能与她的母亲从日出开始就在喀布尔街上乞讨直到日落。
当我开始写《灿烂千阳》之际，我发现我自己不断想起这些充满韧性的阿富汗妇女。虽然她们不见得是引发我描写莱拉或者玛丽雅姆故事角色的灵感来源，不过她们的声音、面容与坚毅的生存故事却一直萦绕着我，而且关于这本小说，我有一大部分的启发是来自阿富汗女性的集体精神力量。
11.问：《追风筝的人》被相当多的读书会采用，也被相当多的城市或社群把本书纳为公众读书计划的一部份。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你认为人们可以从你的故事中得到些什么？
胡赛尼：《追风筝的人》有相当多的层次，为读者提供文化、宗教、政治、历史与文学的观点讨论。不过我猜想这本书会受到读书会的欢迎，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是贴近于人性的故事。因为友谊、背叛、犯错、救赎、以及父子之间的情感等主题，举世皆然，并不仅只存在于阿富汗，这本书已经跨越了文化、种族、宗教和性别等鸿沟而与各种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我认为读者是在响应本书中的各种情感。
12.问：《追风筝的人》改编的电影现在已经在中国拍摄了，预计何时会完成？你如何看待你的第一本小说改编成电影？
胡赛尼：这部电影在26年12月已经拍摄完成了。据我所知，这部电影会在今年的秋天上映，也许会在11月吧。
拍电影这件事是一次超现实的经验。写小说是一种非常个人和孤独的事业。电影制作完全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因此看见许多人四处奔走，试着把我非常个人的创作转化为给一般大众的视觉体验，是相当有趣且奇怪的。这是一次相当独特的经验，目睹我的想法以视觉的方式来诠释。
除此之外，我已经认知我在书页上面所写的一切不一定完全能改编上大屏幕。不可避免的，在书与电影之间仍会有一条界限。但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电影与我的作品有多相近，而是电影制作人如何把两者的优点透过艺术的方式，把写作的成品与电影的视觉力量结合呈现，成就另一种完全脱离原本小说的模式，以视觉为表现方式的艺术形态，同时忠实地保留最初让这本小说会吸引人的情感体验与感受。
第一章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的颜色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最后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1]Heart，阿富汗西部城市。[1]，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皇后[2]GauharShad（1378～1457），也作GawarShad或GoharShad，帖木儿汗国国王沙哈鲁之妻，兀鲁伯之母。[2]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做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一天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1]LahmanJami（1414～1492），拉赫曼·雅米，波斯诗人。[1]。”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她将不会走近参观那些著名的尖塔；她也将不会在赫拉特的果园拾果子或者在它的麦田里散步。但每逢扎里勒说起这些，玛丽雅姆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会羡慕扎里勒的见多识广。她会为有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父亲而骄傲得直颤抖。
“说得跟真的一样，”扎里勒走后，娜娜说，“有钱人总喜欢说谎。他从来没带你去过什么树下面。别中了他的迷魂药。他背叛了我们，你深爱着的父亲。他把我们赶出家门。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玛丽雅姆会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些话。她从来不敢对娜娜说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这样谈论扎里勒。实际上，在扎里勒身边，玛丽雅姆根本不觉得自己像个哈拉米。每个星期四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当扎里勒带着微笑、礼物和亲昵来看望她的时候，玛丽雅姆会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因为这个，玛丽雅姆爱扎里勒。即使她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
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九个合法的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他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他拥有一家电影院，玛丽雅姆从未见过，但在她的恳求下，扎里勒曾经向她描绘过它的形状，所以她知道电影院的正面是蓝色和棕色相间的陶土砖，还知道它有一些包厢座位和格子状的天花板。推开两扇摇摇摆摆的门，里面是贴着地砖的大厅，大厅里面有些玻璃橱柜，展示着各种印度电影的海报。有一天扎里勒说，每逢星期二，儿童观众可以在零食部得到免费的冰淇淋。
他说到这句话时，娜娜忍住笑容。等到他离开泥屋，她说：“陌生人的孩子得到了冰淇淋。你得到了什么呀，玛丽雅姆？你得到的是冰淇淋的故事。”然后她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除了电影院之外，扎里勒在卡洛克[1]Karokh，赫拉特附近小城。[1]有地产，在法拉[2]Farah，阿富汗西南部城市。[2]有地产，有三家地毯商店，一家服装店，还有一辆1956年出厂的黑色别克路王轿车。他是赫拉特人脉最广的人之一，是市长和州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家里还有三个佣人。
在她的肚子开始鼓起来之前，娜娜曾经是他的佣人。
当那件事发生之后，娜娜说，扎里勒的家人全都张大了口，把赫拉特的空气一吸而光。他的姻亲发誓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几个妻子命令他将她扔出去。娜娜自己的父亲生活在附近的古尔德曼村，是个地位低微的石匠。他觉得面目无光，和娜娜断绝了关系，打点行李，踏上一辆前往伊朗的客车。自那以后，娜娜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有时候，”一天清早，娜娜在泥屋外面喂鸡，她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有胆量把他的刀子磨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她又将一把草籽撒在鸡群中，沉默了一会，看着玛丽雅姆。“也许对你来说也更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知道你是什么人而苦恼了。但他是个懦夫，我的父亲。他没有勇气做那件事。”
扎里勒也没有勇气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娜娜说。他没有挺身反抗他的家人、妻子和姻亲，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而是关起门来，为了挽回面子，匆匆和家人达成了一项交易。第二天，他让她从佣人住的房间，她一直住的地方，收拾起她仅有的几件东西，然后把她送走了。
“你知道他为了开脱自己，对他那些老婆怎么说吗？他说是我勾引他。他说过错全在我。你明白吗？在这个世界，做女人就是这样的。”
娜娜放下喂鸡的碗。她用一根指头抬起玛丽雅姆的下巴。
“看着我，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躲躲闪闪地看着她。
娜娜说：“现在我教你一句话，你好好记住，我的女儿：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第二章
“对扎里勒和他的妻子来说，我是一丛狗尾草。一丛艾蒿。你也是。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呢。”
“艾蒿是什么呀？”玛丽雅姆问。
“杂草，”娜娜说，“就是人们拔起来扔掉的东西。”
玛丽雅姆暗暗皱眉。扎里勒可没有把她当杂草。他从来没有这样。但玛丽雅姆觉得这句反驳的话不说为妙。
“跟杂草不一样，他们得把我重新栽种，你看到了，给我食物和水。这都是因为你。这就是扎里勒和他的家人达成的交易。”
娜娜说她拒绝住在赫拉特。
“住在那儿干什么？看他整天开车载他那些明媒正娶的老婆在城里晃悠吗？”
她说她也不会住进她爸爸的空房子，那座房子在古尔德曼村，坐落在赫拉特城北两公里外一座陡峭的小山丘上。她说她想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邻居盯着她的大肚子，对她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甚或更糟糕地，用虚伪的善意来攻击她。
“相信我，”娜娜说，“我离开你爸爸的视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巴不得这样呢。”
提议娜娜住到这片空地的，是扎里勒和第一个妻子卡迪雅所生的长子穆哈辛。它位于古尔德曼村外围。人们若要到这个地方来，得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向山上走，这条土路是赫拉特到古尔德曼村的主干道的分叉路，两旁长满了膝盖那么高的杂草，点缀着白色和鲜黄色的花朵。土路向山上盘旋，通向一片平坦的田地，那儿生长着挺拔的白杨树和胡杨树，还有一簇簇的野生灌木。从那儿往上看，山顶有古尔德曼村的风车，那些锈迹斑斑的转页尖尖的末端依稀可见；至于左下方和右下方，则是开阔的赫拉特城景。山路的末端和一条宽阔的溪流垂直相交；这条山溪从环绕古尔德曼村的沙菲德山脉奔流而下，生长着很多鲑鱼。朝着群峰的方向，再往上游两百来米，有一圈围成圆形的垂柳。树林中间，在柳荫的掩映之下，便是那片林中空地了。
扎里勒到那儿看了一眼。当他回来之后，娜娜说，他说话的口气活像一个不停地吹嘘监狱的墙壁有多么干净、地板有多么光亮的典狱长。
“就这样，你的父亲给我们盖了这个老鼠洞。”
十五岁那年，娜娜差点结婚了。提亲的男孩来自信丹德[1]Shindand，阿富汗西部城市，位于赫拉特南边。[1]，那个年轻人以贩卖鹦鹉为生。故事是娜娜自己说给玛丽雅姆听的，虽然娜娜说起这件事时总是若无其事，但从她眼里渴望的光芒中，玛丽雅姆看得出她也曾快乐过。也许娜娜这辈子惟一真正快乐的时候，就是婚礼之前那段日子。
娜娜讲这个故事时，玛丽雅姆坐在她的膝盖上，想像着她母亲正在穿结婚的礼服。她想像她骑着马，穿着绿色的长裙，在面纱之后羞涩地微笑，手掌用指甲花涂得红红的，扑了银粉的头发被分开，扎成的几条辫子用树液粘在一起。她看见奏乐的人吹着笛子，敲打着皮鼓，街头的小孩大呼小叫地在后面追逐。
然而，就在举办婚礼那天的前一个星期，妖怪进入了娜娜的身体。无需描绘，玛丽雅姆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亲眼见到过很多次了：娜娜突然瘫倒，她的身体绷紧，变得越来越僵硬，不断翻白眼，手舞足蹈，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左冲右突，嘴角冒出白沫，有时候还混着鲜红色的血。接着是昏昏欲睡，茫然若失和胡言乱语。
消息传到信丹德之后，卖鹦鹉的那家人取消了婚礼。
“他们被吓跑了，”娜娜这样解释说。
结婚的礼服被束之高阁。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前来提亲了。
扎里勒和他的两个儿子，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空地上盖了一座泥屋，玛丽雅姆将在泥屋中度过生命中的十五个春秋。他们用土砖将它垒起来，然后抹上泥土，盖上几把稻草。泥屋里有两张草席，一张木头桌子，两张直背的椅子，一扇窗户，还有几个固定在墙上的架子，娜娜在架子上摆放陶罐和那套她珍爱的中国茶具。扎里勒搬来过冬用的崭新生铁炉，在泥屋后面堆起砍好的木材。他在屋外加了一只可以用来做面包的烤炉，用篱笆围了养鸡场。他带来了几只绵羊，给它们修了饲料槽。他让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柳树圈外百来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在上面盖了座厕所。
扎里勒本来可以雇人来盖这座泥屋，娜娜说，但他没有。
“他觉得这么做算是赎罪。”
按照娜娜的说法，她生下玛丽雅姆那天没有人来帮忙。那是1959年一个阴暗潮湿的春日，她说，那年是查希尔国王[1]MohammedZahirShah（1914～），阿富汗前国王，1933～1973年在位。[1]登基第二十六年，也是他在位四十年中最为平淡无奇的一年。娜娜说，扎里勒尽管知道妖怪可能会进入她的身体，使她在分娩的时候发作，但他却没有请来医生，哪怕接生婆也没来一个。她孤孤单单地躺在泥屋的地板上，旁边摆着一把刀，身上汗如雨下。
“后来我痛得厉害，只好咬着枕头，哭喊得连嗓子都哑了。但就算这样，还是没有人来帮我擦擦脸，或者给我喝一口水。而你，亲爱的玛丽雅姆，你一点都不急着要出来。你让我在又冷又硬的地板上躺了足足两天。我没有吃也没有睡，我只能推自己的肚子，祈祷能把你生下来。”
“对不起，娜娜。”
“我切断了连着我们的脐带。这就是我要一把刀子的原因。”
“对不起。”
每逢说到这里，娜娜总会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至于它究竟是余恨未消的责怪，还是心有不甘的宽宥，玛丽雅姆未曾分辨得出。年幼的玛丽雅姆并没有想到，为自己出生的方式道歉，对她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等到十岁左右，她确实有了这种想法；那时玛丽雅姆再也不相信这个关于她出世的故事了。她相信扎里勒的说法。扎里勒说他虽然外出了，但他安排人将娜娜送到赫拉特的一家医院，那儿有个医生照料她。她躺在一张干净而舒适的病床上，房间光线明亮。玛丽雅姆说到刀子时，扎里勒悲哀地摇摇头。
玛丽雅姆还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折磨了母亲两天。
“他们跟我说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结束了，”扎里勒说，“你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甚至在出生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乖女儿。”
“他都不在的！”娜娜吐口水说，“他当时在塔赫提沙法尔[1]TahkteSafar，赫拉特城郊的一个花园度假区。[1]，跟他那些高贵的朋友骑马呢。”
当人们跟他说他又多了一个女儿时，娜娜说，扎里勒耸了耸肩，继续擦洗马儿的鬃毛，在塔赫提沙法尔又待了两个星期。
“实际上，在你一个月大之前，他甚至都没抱过你。然后只是看了你一眼，说你的脸太长了，就把你交还给我。”
玛丽雅姆也不再相信这一段故事了。是的，扎里勒承认当时他确实在塔赫提沙法尔骑马，但是，当人们把消息告诉他之后，他没有耸肩膀。他跳上马鞍，一路骑回赫拉特。他把她拥在怀中，用拇指抚摸她若有若无的眉毛，哼催眠曲给她听。玛丽雅姆觉得扎里勒不会嫌弃她的脸太长，虽然它确实很长。
娜娜说给她取名玛丽雅姆的是她，因为它是她妈妈的名字。扎里勒说是他选了这个名字，因为玛丽雅姆，也就是晚香玉，是一种可爱的花朵。
“是你最喜欢的吗？”玛丽雅姆问。
“嗯，之一吧，”他微笑着说。
第三章
玛丽雅姆最早的记忆中有一段是独轮车的铁轮在石头上咔嗒、咔嗒响的声音。独轮车每月来一次，载满大米、面粉、茶叶、白糖、食油、肥皂和牙膏。推车的是玛丽雅姆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通常是穆哈辛和拉明，有时是拉明和法尔哈德。沿着这条上山的土路，男孩们轮流推着车，碾过岩石和卵石，避开坑洼和灌木丛，来到那条山溪。到得溪边，他们必须把独轮车上的东西统统卸下，用手搬到溪那边去。然后男孩们会把独轮车推过溪，再次把货物装上。还得再推两百来米，这次要穿越茂密的杂草和避开丛丛灌木。青蛙跳开给他们让路。哥哥们挥手将蚊子从他们汗津津的脸上赶走。
“他有佣人，”玛丽雅姆说，“他可以派佣人来呀。”
“他觉得这样算是赎罪。”
独轮车的声音将娜娜和玛丽雅姆引到屋外。玛丽雅姆将会永远记得他们送东西来时娜娜的样子：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赤着脚斜倚在门口，她那只视力不佳的眼睛眯成一道缝，双手抱胸，满脸戒备和嘲弄的神色。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不包头巾，也不加梳理，就袒露在阳光之下。她会穿着不合身的衬衣，纽扣直扣到喉咙。口袋里装满胡桃大小的石块。
男孩们坐在山溪旁边，等待玛丽雅姆和娜娜把供给品搬进泥屋。尽管娜娜的准头很差，而且多数石头离目标还很远就落地了，但他们知道最好别接近泥屋三十米之内。娜娜一边把一袋袋的大米往屋里搬，一边大声咒骂那些男孩，用一些玛丽雅姆听不懂的名字称呼他们。她辱骂他们的母亲，对他们黑口黑面。男孩们从来不回应她的侮辱。
玛丽雅姆觉得很对不起这些男孩。推这么重的东西，她怜悯地想，他们的手脚肯定累坏了。她希望娜娜允许她送水给他们喝。但她什么也没有说，而且如果他们对她挥手道别的话，她也不会向他们挥手。有一次，为了让娜娜高兴，玛丽雅姆甚至还骂了穆哈辛，说他的嘴巴像蜥蜴的屁股——但是后来她悔恨不已，害怕他们会告诉扎里勒。不过娜娜笑得很开心，笑得她那蛀蚀的门牙全都露出来了，笑得玛丽雅姆害怕她的病痛又会再次发作。玛丽雅姆骂完之后，娜娜看着她说：“你真是一个乖女儿。”
独轮车空了之后，男孩们跌跌撞撞地推着它走开。玛丽雅姆会等待，一直等到看见他们消失在那高高的杂草和开花的野草之中。
“你还不走吗？”
“来啦，娜娜。”
“他们在嘲笑你。真的。我听到了。”
“我来啦。”
“你不相信我吗？”
“我在这里。”
“你知道我爱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
每天早晨，远处传来绵羊的咩咩叫，还有古尔德曼村那些赶着羊群到绿草如茵的山坡放牧的牧羊人清越的笛声，她们就在这些声音中醒来。玛丽雅姆和娜娜挤出山羊的奶，饲养母鸡，收集起母鸡下的蛋。她们一起做面包。娜娜教她怎样和面粉，怎样给烤炉生火，怎样把擀好的面团涂抹在烤炉的内壁上。娜娜也教她女红，教她煮米饭和做各种米饭的浇头：炖芜菁，菠菜糊，生姜花椰菜等等。
娜娜从不掩饰她对访客——实际上，几乎是对所有人——的厌恶，但是有少数几个人是例外。其中之一就是古尔德曼村的头人，也就是村长，哈比伯汗。他脑袋很小，留着一把胡子，大腹便便，大约每月来一次。来的时候会跟着一个仆人，仆人会带来一只鸡，有时是一罐菜饭，或者一篮染色的鸡蛋，当做礼物送给玛丽雅姆。
然后还有一位胖乎乎的老太婆，娜娜叫她亲爱的碧碧；她最后一任丈夫当过石匠，是娜娜父亲的朋友。亲爱的碧碧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她六个儿媳中的一个，还有一两个孙子。她气喘吁吁，蹒跚地穿过空地，猛力揉揉她的屁股，沉重地叹一口气，矮身坐在娜娜拉给她的椅子上。亲爱的碧碧也总是给玛丽雅姆带来一些礼物，一盒糖果，一篮子榅桲之类的。至于她带给娜娜的东西，先是一连串抱怨，诉说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再就是来自赫拉特和古尔德曼村的流言蜚语，手舞足蹈地说个不停，而她的儿媳则会坐在她身后，虔敬地静静聆听。
但玛丽雅姆最喜欢的人——当然，除了扎里勒之外——是法苏拉赫毛拉。他是一个老人，村里的阿訇，也就是讲解《古兰经》的法师。他每个星期从古尔德曼村过来一两次，教玛丽雅姆每日五次的朝拜仪式，教她背诵《古兰经》的段落。娜娜小时候，他也曾这样教过她。正是法苏拉赫毛拉教会玛丽雅姆识字，他总是耐心而专注地看着她的嘴唇无声地念出那些字词，看着她的食指在每个字下面移动，看着她用力地压得指甲发白，仿佛这样她就能把那些字眼的意义给挤出来。正是法苏拉赫毛拉握着她的手，教她用铅笔写出第一个波斯字母向上的一撇，第二个波斯字母的一弯，第三个波斯字母的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