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创新公司的状况跟印度同类公司一样。生物打印机技术的出现,就表示有可能处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若要证明该技术的功效大到足以成为可行的疗法,仍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当年,生物创新公司首度登场时,因特网上的各家媒体都纷纷预测,替代器官的时代即将来临,不过这门科学的进展仍遥遥落后于众人的期望。墨菲在开口前虽有犹豫,但还是表明,即使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要制造出可运作的人工器官,起码要花上10年的时间。我们甚至很有可能必须等上更久的时间。
或许有一天,人工替代组织、奇迹的疗法、长生不老的细胞株,会是解决全球人体组织短缺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许有一天,工业生产设施有可能会取代那些剥削人体以求延命的人体市场。我们都想要相信,诚挚的科学企业家会反败为胜,提供替代方案来解决今日的问题。不过,如果这些近似科幻小说的情节在尚未成为科学事实以前,就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上面,那么究竟要付出何种代价呢?今日,已有一种经济体制提供大量人体组织给付得起费用的患者,我们看待人体组织的态度,就好像唯一的问题只在于原料的取得。
在每一种人体市场的核心,就是希望另一个人体上所摘取的一点物质多少可改善受赠者的生活。在部分案例中,确实如此。然而,供应问题却在后头耐心等待,有如它只不过是另一个可轻松克服的技术细节。人们并没有很想要改变目前的状况,这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今日的道德难题在不久之后,就会像是遥远过去的过时思想。但是,与其活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倒不如探究人体市场供应链里真正的状况。
* * * * * * *
镜头回到塞浦路斯,我望着考道洛斯从皱巴巴的烟盒里拿出第五根烟,他把烟深深吸了进去。我们俩在屋顶上,他身旁有一个小冰箱嗡嗡作响,里头冰着一些较不重要的生物物质,办公室没有多余空间放这台冰箱,才不得不放在屋顶上。在实验室里的某一处,一个低温冰柜里存放了数百个受精胚胎,他们都在等待机会,有一天他会把某批受精卵植入某个女人的卵巢里。
“没错,”他点头说,“未来是干细胞的天下。”不过,就现在而言,他还在摘取及贩卖胚胎给那些付得起费用的妇女。

第十章 黑金

服务员从旧式的银行柜员窗口往外迅速瞥了一眼,把我们的鞋子放到一大撂共有1000双之多的鞋堆里。在这里将无处可去,再也不需要鞋子。一大群散发出强烈气味的人流,推挤着我穿越一道道的锻铁门,我在碎裂的混凝土地面上跌跌撞撞前行,从入口处的破烂地板,进入了内殿清凉洁白的瓷砖地。人群有如牛群般推来挤去,我一小步一小步向前走,花了15分钟才走到亭子处,亭子里穿制服的男人递给我一张纸票卡,上面印了条形码和巴拉吉神(Venkateswara)——毗湿奴(Vishnu)神的化身——的图像。接着,我又走了数米远,碰到下一位职员,他穿着带有污渍的棕色衬衫,递给我两把剃刀片,一把是剃头的,另一把是剃胡的。
成群的男女沿着宽广的阶梯走下去,阶梯平台上湿漉漉的,温水和一团团黑发结成的毛球混在一起。空气潮湿,充斥着讨人厌的椰子油味。阶梯尾端是铺了磁砖的宽广空间,样子像是遭人弃置的奥运会游泳设施,在那里,一长排又一长排的男人面对着沿墙设置的瓷砖长椅(妇女会被带到另一个房间)。中心摆置了4个巨大的钢桶。
我的票卡号码是MH1293,等找到墙上相符的标志后,我跟约莫50个敞着胸膛、下半身裹着黑色沙笼的男人一起排队。排在队伍最前头的香客保持鞠躬的姿势,一个拿着折叠式剃刀的理发师快速剃去香客的卷发。理发师心满意足,抬头一看,便看见了我,叫我过去。他腰间系着一块破布,遮掩底下穿着的白色条纹四角短裤。显而易见,他并不是大师,只是替神圣蜂巢工作的工蜂。
我站定后,他把我的刀片装在剃刀把手上,然后说:“开始祈祷吧。”我试着回想神的脸孔,却连沉思的时间都没有,那男人硬把我的脑袋往下压,然后从我的头顶开始剃起,手法熟练,有如牧羊人在剃羊毛。他心满意足,抓住我的下巴,把一根拇指插入我的嘴里,准备剃掉我的胡子。我望着自己的棕色头发一团团掉落,掉进了地面上一堆堆深色的湿发里。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卷发家伙,现在脑袋已经光秃秃,头皮上有一些小伤口,几条粉红色的血液流过他的背部。他望向我,露出大大的微笑。
“巴拉吉神会很高兴的。”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献发,夫妻俩会一起回到村子,而剃发这个谦恭和奉献的象征,将获得村民们的赞赏。穿着一袭蓝色纱丽的女人一闪而过,她把我的头发从地上铲进桶子里。桶子一满,她就踮脚把桶子里的头发倒入其中一个高大的钢桶里。等到一天结束,4个大钢桶全都会装满头发,准备送往拍卖台。
欢迎来到印度安得拉邦斯里提鲁玛拉庙(Sri Tirumala Temple)的卡里亚那卡塔(Kalyana Katta)剃发中心,这里是世界最赚钱的人发交易的起源点。在这里搜集到的头发会提供给产值高达5亿美元的美发业,这些真正的“特级”印度头发经编制后,将会卖给想要长直发的妇女,大多数为美籍非裔。目前,全球人发市场的销售额逼近9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美发沙龙收取的装戴费。
追求高档品位外表的女性向来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而这种特级头发便称为雷米(remy)发,雷米发几乎已经与印度来的头发画上等号。顶级美发沙龙对雷米发的评价很高,这是因为雷米发是一刀剪断而搜集来的,可保留头发如瓦片般排列的外层方向,也可一并保留头发的强韧度、光泽和触感,这就是雷米发的特色。因此雷米发的价格很高。头发从虔诚信徒的脑袋上剪下,经缝制后,戴到美国追求时尚人士的头上,这一段旅程也可算是一条人体市场供应链,只是跟其他的人体市场并不一样。起码在人发市场里,利他主义、透明度和商业化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因此算不上黑市。
因为提鲁玛拉(Tirupati)的名字曾出现在古老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里,因而被认为是圣地,每年都有来自南亚各地的5万香客前来朝圣,向神明祈求。除了捐香油钱外,每四人当中就会有一人捐出自己的头发,然后那些头发会被送往市场之神那里,据报每年可赚得1000万至1500万美元。庙方夸口说,捐赠的头发包括在内的话,收到的钱比梵蒂冈还要多,我对这句话存疑。不管实情如何,庙方宣布计划要在内殿的墙上贴金片。卖发获得的利润则用于资助庙宇计划及救济穷人。
基本上,印度的头发会卖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大部分的头发,也就是从像我这样的短发男人头上所剪下的头发,每年约有500吨是被化学公司买去了,化学公司利用这些头发制作肥料或胱胺酸(一种让头发强韧的氨基酸),也可以制成烘焙食品及其他产品用的添加物;利润较高的女香客头发——庙方人员称为“黑金”——会绑成一捆一捆的,送到剃发中心的顶楼,穿着廉价印花纱丽的女性俯身处理一小堆一小堆的头发,按照头发长度分类。每个人出去的时候,都要让一名持枪警卫搜身检查,没有人能够把一束珍贵的头发挟带出去。
人发含有各种分泌物,还有汗水、血液、食物碎屑、虱子,还有许多印度人用来当作润发乳使用的椰子油。21吨的头发全都放在一个充满霉菌的房间里,简直是臭气冲天。一名长发紧紧梳成辫子的义工,似乎在对我微笑,不过,她的脸上系着一块布遮住口鼻,所以或许是在苦笑也说不定。那些妇女工作时,我专注看着,一束束的黑发好像自己在跳跃扭动似的,突然间,一只将近一尺长的老鼠从一堆头发里跑了出来,跑到房间另一端的帆布袋里。真是难以想象,这一大堆臭得要命的头发,将来有一些会成为美国明星头上的装饰。
庙宇信徒的头发之所以能化为美丽的配件,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提鲁玛拉庙一律把信徒捐出的头发烧掉,但由于造成了污染,印度政府在1990年代便禁止寺庙烧发。不过在那时,提鲁玛拉庙已经发现了有利润更高的方式处理这些头发,假发制造商开始向提鲁玛拉庙取得头发原料。1962年,提鲁玛拉庙首度举办拍卖会,一公斤的头发卖16卢比,相当于今天的24.5美元。如今,拍卖价已增至10倍,拍卖会有如割喉战。
为了亲眼目睹,我开了数英里的路,前往热闹的提鲁帕帝镇(Tirupati),提鲁帕帝庙的营销部门经营一系列装满待干头发的仓库。在拍卖大厅里,代表44家公司的印度交易商聚集在几张桌子旁,准备在复杂的秘密协商过程中投入数百万美元。“人发生意跟其他生意不一样。”夏巴内沙(Shabanesa)人发出口公司老板维杰(Vijay)如此表示,他跟许多南印人一样,只有单名。“其他的生意是买商品容易,卖商品给零售商很难。在这里,恰好相反,卖头发很简单,买头发很难。”
印度人发贸易跟其他人体市场的相似点在于,原料同样难以取得,整体而言属于稀少的资源。虽然提鲁帕帝庙为了容纳每天数千名的捐发信徒而兴建了数栋建筑物,但是那种为了从充沛的供应量中获取更多利润而向信众募发之事,庙方是不会做的。捐发的男女是以神之名捐献的。人发市场跟其他人体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人发终归是废物,而近来的人发交易造就了人发的价值(这种说法也可套用在其他人体部位上,以前还没有尖端医疗技术可以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时候,根本没有肾脏市场)。
因此,在大量贩卖时,头发是唯一能被视为一般商品看待的人体组织,是以秤重的方式买卖,不会被看成是含有重要生物史的特定实体。在人体原料市场中,唯有人发交易能让纯粹的利他主义运作无碍。然而,这并不代表人发卖家不会为了利润争论不休。
因为在拍卖会上,我很容易就能察觉到紧张的情势。庙方坚持价格要比去年高才行,交易商则担心全球经济危机会冲击到假发市场。夜已经过了一半,此时印度最大的头发经销商——即古普塔(K. K. Gupta)经营的古普塔企业(Gupta Enterprises),2008年销售额高达4900万美元——指控庙方试图制定过高的价格,气得走了出去。古普塔花了一小时的时间,在停车场里打电话并威胁要告诉报社,经商定后,价格终于稍微变低了。然后,另一名经销商此时却大声指控古普塔试图垄断市场,最后只得仰赖一名强壮的投标者居中斡旋,才免得双方互殴。
3小时后,已近午夜,最长、最耐用的产品的价格落到了每公斤193美元左右(有人跟我说,比去年价格低70美元)。接下来几天,卡车就会运送头发至分销商处,那里会施展炼金术,把人体废物化成奢华商品。
距离拍卖地点约莫85英里处,就在金奈这座沿海大城市郊区的一座工业厂房里,印度重量级头发出口商拉吉进出口(Raj Impex)公司董事长乔治·丘瑞安(George Cherian)正等待货物抵达。员工必须检查头发中有无虱子,大费周章松开纠结的头发,在放了清洁剂的大桶里清洗头发,然后梳顺,确保头发符合出口质量。丘瑞安说:“我们这行真正的价值就在此时此地,我们要替头发分级,让头发从废物变成漂亮的商品。”他拉出一把柔顺光滑的头发,尺寸有如短马鞭。他说,国际市场上的卖价是15美元。
丘瑞安又说,印度境内所卖的头发大多不是剃发得来的,而是来自垃圾桶、理发店的地板、长发妇女的梳子。游牧家庭和小商家会挨家挨户拜访,用发夹、橡皮筋、廉价饰品来换头发。丘瑞安表示:“印度各地从事分类与搜集产业的数万人,都是靠这种工作维生。规则很简单,雷米发卖到美国,其他的卖到非洲。”
丘瑞安在储藏室里向我展示400公斤的雷米发,全都包装成一箱一箱的,即将送往世界各地的城市。他的仓库另有数吨的头发,准备要出货。丘瑞安表示:“需求量很大,不过,我认为除了印度人以外,没人能够做这行。我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劳力便宜。意大利和加州的人不可能用更低的成本来整理头发。”
我问丘瑞安,知不知道雷米发以外的头发产业。丘瑞安建议我去找一群住在金奈北方铁轨附近的吉普赛人。不过,他告诉我,如果想要赶上他们的话,一定要提早出发。
上午8点,我驾驶黑色现代Santro轿车,穿越市区狭窄的街道,匆忙往北开。坐在我旁边的是丘瑞安的代理人达莫哈朗(Damodharan),他负责跟吉普赛人接洽,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在昔日铁路工人聚集地的附近,他要我往旁边的泥土路开去,于是我们转进了一片贫瘠的荒野。不过,当我仔细一看,便看见阴影下有一群人蹲坐在小火堆旁边。达莫哈朗跳出车外,拉我去见拉吉。拉吉是一位身材瘦弱的二十多岁男子,脑袋上是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我跟他说,我想要知道卖头发的事情,他露出大大的微笑,走回自己的帐篷,在一个看似用来排水的大管子里翻找。接着,他以夸张的动作,拉出一个巨大的塑料袋,带过来给我。
我好奇地仔细检查,他展示了又黏又油的黑发毛球,大如枕头。他说:“几乎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头发。”早上的时候,他会背着大帆布袋,去巷弄里翻垃圾桶,或在路边找。他说:“大家都直接把头发丢掉,有的时候,如果有人特别把头发保留下来给我们,我们就会跟对方交易。”拉吉把被人丢弃的非雷米发搜集成一整袋,达莫哈朗会付给拉吉800卢比(20美元)买下来。
非雷米发送回拉吉进出口公司的工厂,工人会梳开数千团可怕的头发毛球。等头发分开后,工人就会把头发捆成一批一批的,缝在布条上。处理非雷米发需要大量的劳力,可是获利只有雷米发的三分之一。如果头发够长,就会变为成本价的假发,不够长的头发会变为床垫填充物,或煮成食品添加物。不过,头发经销商握有多达数十万吨的头发,自然可以找到方法从中获利。人发市场正如其他商品市场,廉价人发的供应量充沛的话,自然会有人找到方法加以利用,刺激其他地方的需求。
质量最佳的头发会由金奈送往世界各地几乎每一家美容院和美发沙龙,不过,正如前述,要说送往哪个地方可以赚到最高的利润、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当属主要为非裔美籍族群的小区了,那些顾客喜爱印度头发黑色的豪华色泽和笔直的线条。其中一处地方就是布鲁克林区诺斯特兰大道的剪艺室(Grooming Room),诺斯特兰大道上有一堆美容店,几乎像是特别把这条路规划成美容区似的。剪艺室是由蒂芬妮·布朗(Tiffany Brown)经营的,她是发型界的权威。周五,我第一次跟她会面,她的发型是剪齐的刘海,以及长度到下巴的卷发。周六,她的样子完全不同了,头发紧贴着头颅向后梳成长度仅一英寸的马尾。到了周日,她或许会戴上有魅力的长发,长发在背部如瀑布般倾流而下。布朗之所以能如变色龙般改变发型,诀窍就是拉吉进出口公司这类工厂所制造的雷米发。
“雷米发是必备的配件,就像耳环或项链那样。雷米发可以让我一整天都变成我想要成为的人。”她如此表示,她的客户也有同样的感觉,每个月花400美元左右维护假发,少数人则会花上数千美元。在剪艺室等美容店,以及那些可能会支付10000美元以上买一顶假发或编发的名人之间,市场对印度头发的需求几乎一直不变。不过,一个名为thelookhairandmakeup.com的供货商也在博客上不以为然地表示:“买廉价的头发,就会有廉价的发型。”
“唯一值得买的头发就是雷米发。”布朗的一位客户如此表示,她的头发上了大发卷。“他们说,那是从处女的头上剪下的。”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编在她脑袋上的头发是以神之名,基于谦恭和利他的心态而剪下的,最后却进入美国,成为增加魅力的最明显的饰品。
后记 罗莉塔·哈代斯蒂之颂
1946年接近尾声之际,在墨西哥圣米吉阿延第(San Miguel de Allende)的某座墓园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穿着及踝长裙,以及绣了鲜艳花卉图案的衬衫,正在画架上支着的画布上画着油画。墓园里有一些破旧的木头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如今只不过比烂木板好上一些,十字架以怪异的角度从松散的土壤中突了出来,地上四处散落着一堆堆的人骨。股骨、肋骨和无牙的颅骨,从松散的土壤里露了出来,乱成一团,完全无法辨认哪些骨头是属于哪个人的。两个小男孩望着那女人用炭笔在画布上描出这幅可怕的景象,这个女人就是罗莉塔·哈代斯蒂(Loretta Hardesty),原籍是美国蒙大拿州布特市,她游历美国南方边境,在墨西哥的艺术学院攻读艺术。
几米外,是德国出生的摄影师,他逃离家乡的迫害,改名为胡安·古兹曼(Juan Guzman),这是个墨西哥名字。他把镜头对焦到此情此景,拍下了一系列的相片,其中一张相片就刊登在1947年1月4日的《生活》杂志。
该篇报道文章大获成功,使得当时原本只有50位美国学生的那家艺术学院,在第二年收到了6000多份入学申请书。这篇报道文章吸引了新一代的美国学生,那些人觉得在美国家乡只能勉强糊口,可是墨西哥生活费便宜,还能画颅骨和裸体像,生活实在惬意多了。这还是那家艺术学院首次不得不回绝掉一些申请书。
那家艺术学院至少需要两种人体:第一种是活生生的学生,能用第一世界的钞票支付学费;第二种是当地人的尸体,无意间成了解剖素描用的原料。《生活》杂志里的相片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描绘了恐怖的罪行,而是因为颇具冲突感的并置画面,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竟身处于人骨散落的墓地。学艺术的学生并不在乎人骨是怎么离开坟墓的,他们只在意这些人骨是解剖研究的好材料。这幅影像是每一个曾存在这世界上的人体市场的缩影。在这个以人类悲剧作为开端的供应链中,古兹曼与哈代斯蒂都只是消极的观察者。
我看着这张相片,不由得忖度巴克斯——我在加尔各答城外碰见的守墓人——要是看到相片,不知会有什么想法。每晚,巴克斯都会巡逻哈尔巴提村的墓园,想着自己要是离开这里,没看住遗体,不晓得遗体是否会安然无恙。或者他应该要整晚不睡,注意听有没有铲子的声音。他知道盗墓人迟早会再度突袭,但他只有一根竹棍,实在难以阻挡他们。对于哈尔巴提村的村民而言,盗墓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中立地带。
我研究各种人体市场将近4年,对于血淋淋的解剖细节或者摘取人体组织的重大罪行,再也不会感到惊讶。唯一让我讶异的地方,就是大家竟然只耸了耸肩,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把整个供应链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只要人们确实不知道人体与人体部位的来源,那么多半会觉得购买人体与人体部位是很自然的事情。理想上,我们购买人类的肾脏时,就像在杂货店里购买其他肉类一样,是用塑料和保丽龙包装起来,上面没有说明是出自哪一个屠宰场。但事实上,我们多少都心知肚明,要让人体进入市场,有人必定得牺牲,可是我们就是不想知道太多细节。
多数人所认识的人当中,都会有某个人的生命因紧急输血而获救,或者会有某个家庭领养了国外的儿童。我们或许曾碰过那些受益于生育治疗的人,或者因器官移植手术而得以延命的患者。我们肯定知道,有医生利用真正的人骨来研究解剖学,我们也服用了那些曾在人类小白鼠身上试验过的药物。
这些事情的存在并不坏。一些最重大的科学进展之所以能实现,正是因为我们把人类当成物品对待。人之所以能够为人,多半是因为人身为砧上肉之故。人类的生理以及有灵魂——因缺乏更佳的概念,故以灵魂称之——的那一部分,两者之间难以处理的范畴,我们多半都还算能应付过去。
或许涉及犯罪且不道德的人体市场,远比合法的人体市场小多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器官移植约有10%是在黑市取得。而依经验来看,这个统计数据似乎也可套用在几乎所有的人体市场上。
不过,我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10%的部分。是成是败,关系重大。是否要让血液掮客与儿童绑匪继续交易,把人们遭受的副作用当做是做生意要付出的代价而予以勾销呢?第三世界的肾脏掮客普遍横行,前苏联集团的东欧卵子卖家遭受剥削,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不平等,以及我们管理人体市场的方式。是否有可能设立某种体制,大幅减少所有人体市场里的伤害呢?
减少罪犯人数不仅是法律上的问题,还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自己对于人体的神圣、经济、利他主义、隐私权等方面长久抱持的信念。我们向来认为人体与人体组织的需求量是一种不变的议题,唯有增加整体供应量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扬弃这种观念。其实,器官、头发、儿童、人骨的需求量首先会随着整体(及意识到)的供应量而有所变化。如果在亚洲地区可任意取得人骨,那么一定会有人找到方法利用这些人骨。如果有更多的肾脏进入市场,那么医生就会认为有更多患者符合肾脏移植的资格。领养机构愈是宣传孤儿院有一堆孤儿,那么就会有愈多人去领养儿童带回家里。利伯维尔场上的卵子愈多,那么就会有愈多人飞往他国植入卵子。
需求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改装车、原子弹、初版《蜘蛛人》漫画、劳力士手表等的需求量很高,并不表示我们能够或应当提升整体产量。没有供应的话,那样的需求就无足轻重了。
以血液的需求为例。20世纪上半叶,血液的库存量高,代表外科医生可以开发出多种大幅进步的手术技巧,但是某些宗教团体——以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最为显著——反对任何形式的输血行为。多年来,那群人对于人血完全没有需求,因此私人的资金投入到不流血的手术领域,从而在该领域获得极大的进展。起初,医生为了让手术达到更高水平,浪费了不少血液;然而,当医生不能将例行手术的好处扩及到每个人的身上时,不能输血反倒让多种可减少手术整体失血量的技术得以问世。
今天,在具备先进技术的欧美医院里,许多类型的开刀房手术只需要少量输血,甚至完全不用输血。虽然科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终有一天,人工器官也能达到那样先进的程度,或许能让活体移植不再适用。
其次,要建立那种依赖利他主义采集原料来源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理想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购买或贩卖另一个人类,人道的交换行为一律是基于人们对全体人类的互惠和善意。然而,那样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很少人会出于纯粹的善意,就捐肾捐卵,或冒着危及健康的风险来参与临床试验。虽然我认为人体组织的交易商业化,无法阻挡黑市的存在,但是以利他主义作为购买便宜原料的借口,这种伪善做法显然无助于多数人的幸福。若贩卖自己身体的人获得的金钱很微薄,那么就只会将贩卖人体部位的压力施加于社会阶层较低者身上。
而在国际领养儿童的案例中,利他主义反倒满足了更不正当的目的。少数的腐败机构没有帮助那些已困在孤儿院里的儿童摆脱困境,却把应当用于慈善工作的领养费,用来资助犯罪企业。
在理论上、在议院的议员席上,利他主义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并非搜集与分销人体的稳定基础。状况最好时,利他主义可消除人们供应人体市场的诱因;状况最差时,利他主义是利用捐赠者的方便托辞。
最后,只要合法的人体市场没有达到透明化,黑市就会蓬勃发展。人体或组织的交易要合乎道德,供应链就要达到绝对的透明化。
即使是美国最棒的医院,也几乎不可能得知脑死捐赠者的身份,捐赠者放弃了自己的器官,让别人得以活下去。多数的领养机构宁愿隐瞒亲生父母的身份,以彻底保护亲生父母,免得别人提出令他们不快的问题,而护士与医生习惯在官方文件上抹去捐卵者的姓名。虽然意图往往是崇高的,但是这样一来,不道德的从业人员未免很容易就能摘取那些迫不得已的捐赠者的器官、绑架儿童卖到领养管道、偷取囚犯的血液、迫使妇女在危险环境下贩卖卵子。在每一个案例中,罪犯都能用隐私权作为幌子,保护非法的供应链。
去除人体组织的个人身份,是现代医学最显著的一大缺点。在这个世纪,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把身份还诸于人体组织,并纳入供应链里。每一袋的血液应该标注原捐血者的姓名,每一位被领养的儿童应该可以全权查阅自己的个人史,每一位移植器官受赠者应该知道是谁捐赠了器官。
要达到这个目标,人们对人体的利用与再利用所抱持的观念,必须先有大幅度的改变。每一具人体在人体市场里移动时,都需公开其个人史。人类生来就不是那种本质上可简化成商业交易品的中性产品。不过,我们无疑都是人体市场里的顾客。愈快接受这件事实,就愈快能够改善情况。
因此,购买二手车所采用的标准,应该也要能运用在人体部位的购买上。卖赃车和问题车都属于违法行为,机灵的顾客在购买二手车前,一定都会先取得事故报告书。如果车子有记录,那么人体也应该要有记录。身为养父母的,难道不该去确认有没有可能找到受领养儿童的亲生父母?购买卵子植入子宫的妇女,难道不该去查阅捐卵者的家族病史?我们难道不该去了解医生的柜子里挂着的是谁的骨骼?
信息的透明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罪犯无疑会伪造文书,捏造新的背景故事,利用创新的方法,隐匿不道德的做法。国际的疆界以及司法管辖权的更动,让罪犯更易隐藏自己的踪迹。然而,若有明确揭示来龙去脉的一系列文件,就更容易辨识出危险的掮客。
1946年时,哈代斯蒂冷静描绘墨西哥农民四分五裂的遗体时,不太在意那些人骨是怎么跑到坟墓外的。60多年后的现在,她没有提出的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追问下去。

  致谢
一位作者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编辑,我很幸运,能与业界最有才华的几位编辑一起合作,他们认真看待我那些半成形的概念,在我从事困难且有时危险的工作期间,提供专业的建议。感谢William Morrow出版社的Matthew Benjamin,他从这本书的初期阶段一直监督到完稿,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出版了。感谢良师益友Ted Greenwald,身为《联机》(Wired)杂志资深编辑的他,引领我进入专题报道的领域,向我证明新闻事业确实很适合我。感谢《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杂志的Mike Mechanic与Monika Bauerlein,他们两人拥有丰富的资历,并能给予即时的指引,协助我完成了本书其中3章的内容。感谢Bill Leuders、Sarah Spivack、Jeff Chu积极协助改进我的概念。
感谢Rachel Swaby、Sonja Sharp、Jennifer Phillips,她们分别隶属于《联机》与《琼斯妈妈》的事实查证小组,确保本书的内容精确,有时甚至还对整个专题报道进行背景调查,聆听无数小时的录音带,确定大部分原稿里的直接引述文句正确无误。
感谢印度、塞浦路斯、西班牙那些表现杰出的现场助理,在他们的协助下,一些最为困难的研究课题都变得比较容易进行了。感谢Divya Trivedi 陪同我前往北印度的4个邦,一探血液农场、代孕母亲诊所、警察局、激进派营地等。在金奈时,感谢Hassan Mohammed与Sripriya Somashekhar在我访谈肾脏卖家与掮客时担任翻译。在西孟加拉邦时,感谢Arup Gosh带领我进入人骨贩子与盗墓人的阴暗世界。在西班牙与塞浦路斯时,感谢Rabia Williams、Lucas Psillakis、Christina Boudylina 协助调查卵子产业的黑暗面。
2006年至2010年期间,感谢新闻调查资金会(Fund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和普利策灾难报道中心(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慷慨支持我的工作,感谢纽约欧密艺术村的莱迪格写作之家(Ledig House Writers Retreat)提供短期的住宿。
本书之所以能公开发表,大多要感谢我的前作家经纪人Mary Ann Naples(曾任职于Creative Culture 版权代理公司),她亲自告诉我,哪些概念值得继续研究探讨,哪些概念最好降级到非小说文学类的垃圾桶里。虽然Mary Ann Naples已离职,开始展开新的职业生涯,但还是把我交给DeFiore and company里能干的Laura Nolan,她负责监督我的作品完成,我期望能与她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当然,这一路上还有许多人提供建议,并为我开启大门。我想要感谢以下人士(排名不分先后):Jaya Menon、Neha Dixit、Bappa Majumdar、David Sher、Catherine Waldby、Stefanos Evripidou、Rama Rau、Doros Polycarpou、Arun Dohle、Mags Gavan、Joost Van der Valk、Tim Perell、Jason Miklian、Tom Pietrasik、John Wheeler-Rappe、Danielle Anastasion、Anne Yang、Wen-yi、Lisa Ling、Raymond Telles、Marshall Cordell、Katia Backho、国际 SOS、迦耶警察局、迦耶医学院、Joel Guyton Lee、Dan MacNamara、Carolyn Fath、Craig Kilgore、DW Gibson。
还要对所有的消息来源说声谢谢。我在全书中应许多消息来源的要求改了姓名,有的人只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发表意见,有的人身份遭揭露就会有危险。
感谢母亲Linda Carney和父亲Wilfred Carney,感谢妹妹Laura和Allison,感谢妹夫Indira和Govi。我的工作时间很奇怪,家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我出远门从事危险工作时,他们很担心我,还要阅读那些不太顺畅的草稿内容。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妻子Padma Govindan,她坚定地陪我度过最黑暗的时光以及最振奋的时刻。我构思出的所有概念都征询过她的意见,而我碰到复杂的议题时,她也是我的向导。生命中能有她相知相守,是我的福气。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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