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的事。
四根琴弦细细的，早期却足以让小孩子的指肚统统肿起来，更不用提后来学习拇指把位，大拇指侧面一个血泡接一个血泡，直到生磨出厚厚的茧。经过很久的练习才能稳定地运弓，不再发出锯木头般的噪音，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右臂就有结实的肱二头肌了，到今天还保持着清晰的线条。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更遭罪一些，因为家里没有空调，琴身把位上被汗水浇得滑滑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的手指头都可以出汗。因为衣服穿得薄，琴身后侧的圆弧就卡在胸口的位置，我连那里都磨出了一个狭长月牙形的茧，直到高中才渐渐淡褪。
还有一些习惯一直跟随着我。比如指甲长度从不超过指肚的最上沿，因为会敲在指板上。
但最苦的不是这些，是枯燥。
当初李老师拉琴的姿态，或者说是她本人的气质与相貌和提琴发生的化学作用蛊惑了我，但我很快发现，抱着琴的我自己只是一个木匠。新鲜感退潮，我只想扔下它，继续去和小伙伴和泥巴，而不是坐在那里心算，音阶第一遍，音阶第二遍……音阶倒数第五遍……
决定让我学琴的是我妈妈，但每周接送我去上课，平日在家看着我练习的，是我爸。我恨他仅次于琴。
上小学后，我们俩每天放学都会重复一段让人发疯的对话。“留作业了吗？”
“留了。”
“多吗？”“不
多。”——“正好赶紧写完去练琴。”
“多。”——“那也得练琴！”累不累啊！您都多余问啊！
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光。暑假我八点钟起床，吃完早饭就开始练琴，中午十二点休息，吃个午饭，
我爸会带我步行去家附近的租书屋——这个时候他是好爸爸。我还了前一天的漫画，然后挑选一本新的带回家，继续练琴直到五点钟，太阳还没落下，我们会去江边的斯大林公园，那里有个简陋的游乐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蹦床，会把白袜子蹦黑才肯下来。刚好日落，残阳斜斜地依偎着江对面的太阳岛，最后融化在黑色的林海中。
晚上外婆家里的人都回来了，不方便练琴，我可以在小房间尽情看漫画。大家还都只知道机器猫（哆啦A梦）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了藤子不二雄
的《叮当猫》和《宇宙猫》全系列，后来又读完了超长的《阿拉蕾》与《七龙珠》，为孙悟空没有娶阿拉蕾而难过。
《哆啦A梦》所有的超长篇我都看完了，合上《大雄与日本诞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热爱的是画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爱用连环画讲故事，我为什么没有去学画画？！
我语无伦次地跟我妈剖白内心，我妈说，你以前也喜欢大提琴，你想一出是一出，你可给我拉倒吧。
当然她也安抚我说，画画什么时候都能学，十五六岁都可以，练琴必须从小
时候开始，等你把大提琴学好了，我们就去学画画！
大骗子。
后来租书屋倒闭了。我又把大舅妈的父亲所出版的《血火八年》看完了，上下册分别有《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共计一百六十万字，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故事。
小学三年级，连这个题材我都啃得下去，还觉得开心，可见练琴究竟有多么恐怖。
我因为练琴的事挨过很多打。
第一次记忆尤深。拆迁后我们在顾乡租住过一段时间，爸妈白天都要工作，就把我自己扔在家里，嘱咐（恐吓）我好好练琴。他们一走，我就展开谱架，将琴谱翻到中间的某一页，摆好椅子，给琴弓上松香，煞有介事地拉两下——这样才会在琴码上面自然地散落松香，像是真的练习过似的。
然后，打开电视。我那时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健美操。
一群笑容灿烂的美国人，带领观众跳健美操，每个人都带着浓浓的译制片口音。有一期还在搭建的甲板上跳，布景板是大海和蓝天中一动不动的海
鸥，中途一个只穿了运动内衣的女人扮作美人鱼跳过来，领操的男人夸张地说：“看啊！美人鱼都来和我们一起跳！观众朋友，你不加入我们吗？”
加入啊！当然加入！我跳得可起劲了。
因为跳得太起劲了，连我爸回来的脚步声都没听到，被当场抓包，揍得我灵魂
出窍。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李老师都说，这孩子好像没练琴。
这成了我的原罪，我爸妈再也不相信我。每次上课我都要把上一堂学过的曲子演奏给老师听，只要她说我练得不好，回家轻则挨骂重则挨揍。
我那时候对金钱没概念，是略大一些才想通的。每周六一堂课，一个小时，100元，一个月要400到500元，而1996年黑龙江省的职工人均月工资
是390块。我家里不富裕，而我在烧钱玩。
大学我读的是商学院，毕业后有朋友去了香港做trader，和我抱怨上班时候连口水都不敢喝，每一秒钟都是钱。
我说我懂。我五六岁就懂。我被打怕了。
坐113路到兆麟公园站下车，绕过公园，转入地段街，路过兆麟小学后门，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哈尔滨歌剧院门口。
这是一段死亡之路。
其实哈尔滨歌剧院是一座很美的建筑，建于1959年，是独特的木质结构。走廊地面刷着暗红色的油漆，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有一整面欧式风格的窗，木框刷着白漆，已经斑驳掉落，反而更有味道。每一层的举架都非常高，房间内的木地板都是质朴的原色，踩踏时会有笃笃的空响，伴随着
隔壁的女高音的花腔，有种逃脱了时空的美。地狱可能也就这么美吧。
有时候到得早，我会坐在旁边的暖气前烘手，看前一
个学生上课。她比我年长很多，嘴唇上方有一颗和83版《红楼梦》中晴雯一样小巧的痣，已经学了四年琴，却和我一起考二级。李老师纠正错误的时候会直接用铅笔抽打她的手，羞辱意义大于疼痛感，但女孩从不往心里去，倒是她的妈妈红了脸。课程一结束，她就开心地穿上貂皮大衣，跑去四楼和男高音聊天。
我曾经幼稚而好心地提醒她，她妈妈和李老师好像都不希望她去和那些扎辫子的男人聊天，女孩昂扬地一笑，说，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都是真正的艺术家。
等她走了，李老师会转向我，疑惑地问，手还没烤暖？
永远烤不暖。我的身体为了救我，自动学会了寒冰掌，这样当我拉错音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李老师手心里，真挚地说，是真的冻僵了，真的。
但总体上，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我是李老师的几位好学生之一，她说我有天生的乐感，一点就透，又肯吃苦（其实是被揍的），细节处理细腻。唯一的遗憾是，我的小拇指略短，没有达到无名指第二节，先天条件不足。
她甚至为了鼓励我学下去，迟迟没有按常规给我涨学费。在我身量长足、可以购买正常的4/4成人用琴之后，托关系弄来了一把古朴的旧大提琴送给我。这把琴音色醇厚，颜色很美，直到现在还挂在我新家的墙上。
当我结束枯燥的锯木头之后，才
慢慢理解了学琴的美妙与虚荣。对美的部分一直是懵懂的直觉，而虚荣，才是我刻苦的动力。
小学一年级我可以练习最简单的小品了，比如《农夫之歌》。某天下午我突发奇想，一边拉琴一边给《农夫之歌》即兴填了词，大概就是啊丰收啊喜悦啊农田啊喜悦啊很喜悦啊之类的。一曲完毕，听见鼓掌声，我外公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房门口。
我连续两年考过了中国音协的五级和八级，进了儿少中心的民乐团。民乐是没有合适的低音弦乐器的，所以在一大片琵琶、阮、二胡中间，戳着我们几个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排练时间很长，却没什么难度，还可以借此逃脱练琴，简直绝妙。我因为个子太矮，成了乐团的吉祥物，拖着大大的琴去和他们一起演出《金蛇狂舞》《北京喜讯到边寨》。
每次去江边的排练场，我都可以在沿途买一个烤烧饼吃，焦脆金黄，两面刷着辣酱，撒上一层薄薄的芝麻和白糖，香辣中带着一丝丝甜，不卫生不健康，那么好吃。
我以为乐团全都是这么好玩的地方。
这种认识持续到小学五年级，我加入了中学生乐团——它的名字叫中学生乐团，小学生也是可以进的。
选拔很严格。这种严格一方面是出于乐团本身的水平和名气：每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学生乐团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嘉宾，我们统一穿着白
衬衫和黑裙子上台，俨然一片小艺术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乐团隶属的背景所能带给团员们的优厚待遇：全市最好的两所初中分别开设了艺术特长班，在择校竞争日益激烈的90年代末，这是一条闪着金光的捷径，初中生在乐团“服役”满三年，中考时可以加五分。
用家长们的话说，“五分能甩掉多少人呢！”
这些优厚的条件是乐团曾经招揽人才、走向兴盛的源头。兴盛过后，便成了隐患——为了择校和加分，什么样水平的学生都能找到门路加入，家长们各显神通。巅峰时刻，第一小提琴组至少挤了二十四个人，大提琴坐了八排，远超三管乐团的编制。
一次排练《轻骑兵序曲》，中间一段颇有难度的小提琴合奏总是乱套，指挥老爷爷抓到两个连弦都对不准却还拉得尽兴的第二小提琴手，气得摔了指挥棒。
乐团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继续装聋，痛定思痛说，得考试。弦乐考的就是《轻骑兵序曲》的选段。
大提琴的首席是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已经在这个乐团很多年，读的就是重点校的艺术班，再忍耐一年便可以拿中考加分资格了。我刚来不久，空降大提琴副首席，她看我从来没有顺眼过。
因为她琴拉得巨烂。这次考核让她如临大敌，通身无处发泄的怒火和焦虑，让她开始欺负我。
每个周日下午排练结束时，都是大厅最混乱的
时候，我们集体涌向仓库去归还公用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缺心眼做的设计，一整面的架子，居然是小提琴摆在下排，大提琴摆在上排。
我发育晚，小学不长个，五年级的个子比琴也高不了多少。首席从背后拍拍我，说，你帮我们几个看一下琴，我们去个厕所就回来。
于是我乖乖地站在那里等，怀里一左一右各抱着一只，脚边还躺着三只。等了很久，看到窗外，她们几个背着包，笑嘻嘻地，手挽手走出了院子。她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大厅都走空了。我气得发抖，踩在椅子上，颤巍巍地将五把大提琴放回了架子。
考试的时候，首席从小房间脸色苍白地走出来，我目不斜视地走进去，演奏表现几乎是报复性地好。
我足足欣赏了两个星期首席的仓皇。其实我知道赢不了她的。结果公布，全场的座次，一个都没有变，大提琴还是挤了八排，第一小提琴还是二十四个人。
团长怎么可能把收过的礼都吐出来？我以为这个道理首席早就能够想通的。我俩之间的龃龉并没获得太多的关注，因为焦点永远都在第一小提琴身上。就算对交响乐再无知的观众也知道，小提琴坐第一排最外面那个人，演
出结束时是可以站起来和指挥拥抱的，全乐团再无别人有这个殊荣。
而第一小提琴的副首席比首席出色得多，这是被当众验证过的。副首席漂亮
地完成solo，首席只会嘿嘿一笑吐舌头。
她们之前都被团长表面的严肃唬住了，此刻劫后余生，高兴地在休息时宣布要请大家吃冰淇淋。我坐在原地喝酸奶，无悲无喜的状态让指挥误以为我还只是年纪小不懂事，但小提琴副首席也坐在原地，她擦眼镜，眼镜布却盖在眼睛上。
这种时候怎么能哭呢，我心想，硬憋也要憋住啊。大厅乱得像水开锅了。指挥坐在小台子上，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有点窝囊的老头。
他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俩把那一段，重新拉一遍吧。我们合奏。他坐着给我们指挥。结束后，指挥拥抱了一下副首席的姑娘。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那时候已经在学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了。我曾经为了考级，苦练过很多奏鸣曲和协奏曲，技术上都比巴赫要难，但巴赫是第一次让我在练琴的时候想哭。
它是那么美，庄重、平衡、和谐。它不想被我们演奏。
我学了几年的琴，才终于发现音乐在虚荣、攀比、争气和烧钱之外，最单纯的美。
我学琴的动机注定了与它无缘。我爸妈和介绍人想要的是“好气质”和“有退路”，乐团的孩子们追求的是升学和加分，我们向古典乐要未来，向艺术要功名，向美要意义。
美是无意义的。
小学毕业前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李老师的另外两位高徒在初中的时候分别考入了两所
著名的音乐附中，脱产备考，背井离乡。
两位师兄师姐比我大很多，在民乐团带过我，放假回家时特意找我爸妈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准备好至少十几万，提前去拜考官为师，既是为了突击也是为了“意思意思”，不管你琴拉得多好，这道程序总归是要走的；爸妈要做好两地分居一两年的准备，总要有一个家长去全程陪护……
最重要的是，“千万想好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爸妈愁肠百结。本以为多年学琴已经是下血本了，只为换一条四通八达的路，没想到更大的坑在前面。
小学毕业的夏天，我顺利地考完了十级，得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比赛的全国金奖。
那个夏天，省里也办了一场大提琴比赛，虽然是省级赛事，其实含金量比我之前得到的奖项都高，最重要的是熟人多——省里但凡有头有脸的老师，手里但凡有能拿得出手的学生，都送来参赛了。
李老师让我在巴赫无伴奏组曲的序曲和《节日的天山》中间选一首参赛。我选了《节日的天山》。老师很赞同。
《节日的天山》是国内作曲家创作的，有新疆色彩，结合大提琴的音色，旋律很奔放热烈，有趣又好听，难度高又炫技，双八度、拨弦、轮指、连跳弓、连顿弓……杂耍似的。
但我的理由其实只是，我不想演奏巴赫。
比赛现场我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她的老师来自省
内的大提琴世家，远比我的老师吃得开，各种比赛和表演机会手到擒来，任何圈子都需要人脉，乐器也不例外。但这个女孩身上没有任何名师弟子的骄矜之气，刻苦得惊人，甚至到了有些用力过猛的地步；音准、运弓利落，技术极好，极自卑。
我们的老师会面就像两只斗鸡，我们关系却很好。比赛前她偷偷和我说，如果这次她能得第一名，她妈妈就会奖励她肯德基的汉堡。
她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组曲。她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二名。我觉得很好。换汉堡比换别的好。巴赫在托马斯教堂排练唱诗班，也是为了混口饭。
我帮我的爸妈做了决定。十级也考完了，到此为止吧，中学生乐团也不去了，择校的事就算了吧，我可不想和首席做校友，反正哪条路都是不归路，普通初中也能好好念书的。
后来断断续续又学了一年琴，李老师也不怎么收我钱。我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上了最后一堂课，也不记得自己哭了没。离开前在歌剧院一楼的收发室窗口注销学员证，老爷爷给小本本盖上作废的钢印，和我说，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不点儿哪。
我走出大门。左手边是友谊路，矗立着儿童医院。我最害怕学琴的时候，走到歌剧院门口都不想停步，恨不得径直冲到儿童医院里面去住院。
那些岁月一转眼就不见了。再一转眼，我拇指和胸口
的茧子也褪不见了。我十几年没有碰过琴。中途只有一次，高一合唱比赛，我和其他人一起
带了乐器去给班级伴奏，还没上台，弦就崩了。它也不想被我碰。
2011年，我终于辞了职，去杭州学画画。
那里有中国美院，周边开满高考美术集训班。我妈妈没说错，真的有很多人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速成绘画，水平甚至足够考大学。
画室里我和一群1994年出生的小孩挤在一起，因为他们喜欢公放音乐，我因此耳熟了“QQ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的全部热门歌曲。晚上睡不着，我就一个人在河边散步看星星，对着手机里的google星图，认认真真定位和学习了所有星座。
后来我止步于球体。老师比我大两三岁左右，曾经骑着小电驴带我去买画具，最后又骑着电驴把我送到高铁站。
“别学了，你不是这块料，”他说，“我也不是骗钱的人。”他说我没才华。
我三岁开始涂鸦，巅峰水平是十二岁，画的水冰月（自以为）跟原版一模一样，并把这个巅峰水平一直保持到了二十四岁。小时候我的愿望是拥有一间大房子，用途是，在里面装满白白的整齐的画图纸。
我的愿望里从来没有过大提琴。我只想把它劈成柴。然而却想起六七岁的时候，我在家里拉着《农夫之歌》，高高兴兴地唱
着自己填的词。西晒余晖洒在外公
身上，他笑眯眯地夸我真有才华。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他。
2012年的最后几天，我终于去了巴赫博物馆。
天是阴的。东德城市的天总是阴的。老奶奶和我一起走出博物馆，散步到托马斯教堂外面。那里竖立着一个高大的巴赫铜像。
我把相机交给她，她拍下了我和巴赫的合照。
照片里我笑得很开心，非常符合游客的特征，身体靠着铜像底座，还有一只腿是翘着的；六首无伴奏组曲，我只练过第一首，后来的这些年断断续续终于听全了，更是游客中的佼佼者了。
我整个童年都给了它，到最后也只是一个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