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开始于汉代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先秦的道家是哲学上的学派,到了汉代才成为宗教。六朝时有“干君道”(即太平道)、“天师道”

  (即五斗米道)、“帛家道”等。宋金以后,炼养派分南宗、北宗;符箓科教派分为“龙虎”(即天师道,又称正一教)、J皂、茅山三宗。

  道教炼养派注重修仙长生之术,所炼的丹分为外丹、内丹。外丹是黄白术,末流演变为点金术,成为化学的前身,中外相同。内丹是炼气,化为内功与内家拳术,以及医学上针灸、经脉与穴道的研究,未流演变为房中术。

  道教末流所吹嘘的本事,是世俗人生的理想,既能财富无穷、长生不老、性能力特强,又能召仙降妖、招魂捉鬼,所以掌握了世俗最高权力的帝王也大感兴趣。北宋之末,徽宗皇帝对道教尤其着迷,命道教的领导人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金兵占领中国北方后,北方百姓流离失所,惨受欺压,陕西、山东、河北一带兴起了三个新的道教教派,称为“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结纳平民,隐然和异族的统治者对抗,其中尤以全真教声势最盛。

  全真教不尚符箓烧炼,而以若己利人为宗,所以大得百姓的尊敬。全真教属于道教中的北宗。元朝虞集《道园学古录》一书中说:“昔者汴宋之将亡,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盛,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④郭侃的祖父郭宝玉是郭子仪的后裔,成吉思汗手下大将,随大汗西征,功劳很大,在攻打撒马尔罕城时身受重伤,流血不止。成吉思汗命人剖开一条大牛的肚子,将郭宝玉放在大牛肚子里,后来就血止伤愈。

  郭宝玉、郭侃在《元史》、《新元史》中均有传。

  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士有识变乱之机者,往往从之,门户颇宽弘,杂出乎期间者不可胜纪。而涧饮谷食,耐辛苦寒暑,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于道,亦颇有所述于世。”

  王重阳

  全真教的教祖是王喆。(这“喆”字也有写作三个”吉”字重叠的,两个字的声音意义都和“哲”字相同。)关于他的生平,终南山重阳宫有一大碑,上刻刘祖谦所撰的《重阳仙迹记》,其中说:“师咸阳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阳其号。美须髯,目长于口,形质魁伟,任气好侠,少读书,系学籍,又隶名武选。天眷朝,以财雄乡里……后于南时村掘地为隧,封高数尺,榜曰:‘活死人墓’。……大定丁亥夏,焚其居,人争赴救,师婆姿舞于火边,且作歌以见意。诂旦东迈,遥达宁海,首会马钰于怡老亭。马亦儒流中豪杰者,与其家人孙氏俱执弟子礼。又得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六人,号马曰丹阳、谭曰长真、刘曰长生。丘曰长春、王曰玉阳、郝曰广宁、孙曰清净散人……若其出神入梦、掷伞投冠、腾凌灭没之事,皆其权智,非师之本教,学者期闻大道,无溺于方技可矣。”

  金密国公金源铸撰有《全真教祖碑》,其中说:“先生美须髯,大目,身长六尺余寸,气豪言辩,以此得众。家业丰厚,以粟贷贫人……有谭玉者,患大风疾垂死,乞为弟子,先生以涤面余水赐之,盥竟,眉发俨然如旧,顿亲道气萧洒,训名处端,号长真子。又有登州栖霞县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尝读书,来礼,先生使掌文翰,自后日记千余言,亦善吟咏,训名处机,号长春子者是也。后愿礼师者云集,先生诮骂捶楚以磨炼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马谭丘而已。八年三月,凿洞昆仑山,于岭上采石为用,不意有巨石飞落,人皆惊栗,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间樵苏者欢呼作礼,远近服其神变。又或餐瓦石,或现二首坐庵中。……九年己丑四月,宁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榜曰金莲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昼,人以为火灾,近之,见先生行光明中。……至登州,游蓬莱阁下观海,忽发飓风,人见先生随风吹入海中,惊讶间,有顷复跃出,唯遗失簪冠而已,移时,却见逐水波泛泛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夸先生无漏者,即于州衙前登溷。

  凡为变异,人不可测者,皆此类也。……于宁海途中,先生掷油伞于空,伞乘风而起,至查山王处一庵,其伞始堕,至掷处已二百余里也。……与众别曰,‘我将归矣!’众乞留颂。先生曰:‘我于长安栾村吕道人庵壁上书矣。’枕左肱而逝。众皆号恸。先生复起曰:‘何哭乎?’于是呼马公附身密语。……

  铭之曰:咸阳之属,曰大魏村,山川温丽,实生异人。幼之发秀,长而不群,工乎谈笑,妙于斯文。又善骑射,健勇绝伦。以文非时,复意于武,勘定祸乱,志欲斯举。文武二进,天不我与……”

  碑文中叙述王重阳许多希奇古怪的事迹,自然不可尽信,喝斥飞岩、口嚼瓦石、堕海不溺、掷伞飞行等等,或许是他显示一些武功,而传闻者加以夸大,人家说他内功深厚,不必大小便,他即刻在官府衙门前大小便,作风十分幽默。

  清末广东东莞陈友珊著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考证王重阳曾起兵与金兵相抗,其中说:“王重阳,有宋之忠义也……据此则重阳不惟忠愤,且实曾纠众与金兵抗矣。金时碑记,有所忌惮,不敢显言。”

  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都名显当世,他们的事迹在碑文或书籍记载中流传下来。碑文和书籍都很多,重要的书籍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七真年谱》、《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等。

  元王利用《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马师钰,字玄宝,号丹阳子……

  山东宁海州人……中元后,重阳祖师造其席,与之瓜,即从蒂而食,询其故,曰:‘甘从苦中来。’问:‘奚自?’曰:‘终南。不远三千里,特来扶醉人。’……遂心服而师事之。祖师感化非一,师悟……头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师讳也。十四年秋,与三道友言志于秦渡镇,师曰:‘斗贫。’谭曰:‘斗是。’刘曰:‘斗志。’丘曰:‘斗闲。’师曰:‘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净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至,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

  金密国公铸《谭真人仙迹碑铭》:“谭公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初名玉,宁海州人,其父即镠镣之工,每以己生资济贫窘……往执弟子礼,重阳使宿庵中。时严冬飞雪,藉海藻而寐,重阳展足令抱之,少顷,汗流被体,如罩身炊甑中,拂晓以盥余水使涤面,月余,疾顿愈,由是推心敬事。”王重阳伸脚令谭处端抱住,谭感全身发热,当是王重阳以内功为他治病,盥余水中可能含有药物,涤面月余而风疾痊愈,这说法自比“全真教祖碑”中简单的叙述更能入信。

  金秦志安《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刘先生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东莱之武官庄人……承安丁已,章宗召问至道之要。先生对曰:‘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

  《元史·丘处帆传》:“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彻伯尔刘仲禄持诏求之……

  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日‘神仙’……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盛,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碟招求于战伐之余,于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元姚燧《王宗师道行碑铭》:“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处一,宁海东牟人……

  尝俯大壑,一足跂立,观者目瞬毛竖,舌挢然不能下,称为‘铁脚仙’。洞居九年,制炼形魄。长春颂以诗,有‘九夏迎阳立,三冬抱雪眠’语。出游齐鲁间,大肆其术,度人逐鬼、踣盗碎石……或以为善幻诬民,因召饮可鸩。

  真人出门,戒其徒先凿池灌水,挠而浊之,往则持杯尽饮,曰:‘吾贫人也,未尝从人丐取。今幸见招,愿丐余杯,以尽君欢。’与之,又尽饮,归,解衣浴池中,有顷,池水沸涸,以故不死。……或谗其善幻,世宗试而鸩之,见不可杀,悔怒,逐谗者。”

  元徐琰《郝宗师道德碑》:“郝师大通,字太古,号广宁子,宁海人……

  研精干易,因通阴阳律历之术,性不乐仕进,慕司马季主、严君平之为人,以卜筮自晦……乃弃家礼重阳于烟霞洞,求为弟子,重阳……解纳衣,去其袖而与之,曰:‘勿患无袖,汝当自成’,盖传法之意也。”《续文献通考》:

  “广宁坐赵州桥下,儿童戏累石为培于其顶,嘱以勿坏,头竟不侧,河水溢,不动,亦不伤。”

  据《续文献通考》及《登州府志》:“孙仙姑不二,号清净散人,宁海县忠显幼女……父以配马丹阳,生三子。丹阳既弃家从道,重阳祖师画骷髅劝化之,又画天堂一轴示之。姑弃三子诣金莲堂祈度。重阳赠以诗,改今名,遂授以道要。”

  《长春真人西游记》

  丘处机远赴西域去见成吉思汗的事迹,随行弟子李志常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有王国维校注本)一书,详述经过及旅途见闻。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有丘处机旅途中的一首长诗:“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道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即察合台),修道架桥彻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郁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敦颠,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县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加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皆为雪。山前草木晓如春,山后衣裳冷如铁。”

  丘处机、李志常一行,在西行途中见到成吉思汗攻破花剌子模诸城后屠戮之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云:“方算端(即苏丹,回教国王)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

  近代上家新会陈垣先生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全真教甚为推重,书中说,“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三教祖之所为,亦先民表现之一端耳。”后记中又说:“……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诸人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

  据陈垣先生考证,全真教历仟掌教,自王喆以后,依次为马任、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或、蓝道元、孙履道、苗道一(二次接任)、完颜德明。其中谭处端曾任教主,尹志平寿至八十三岁,《射雕》、《神雕》两书中写他们早死,并非根据史实。

  全真七子和以后历任教祖未必都会武功,他们炼气修习内功,主要是健身却病之术。

  在《神雕侠侣》书中出现的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近臣(“蒙古”两字的汉译,据说是耶律楚材所创),当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和他时相往来,作诗唱和。但耶律楚材信奉佛教,对于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优待(命丘处机通管天下僧尼,豁免道士赋税差役,但僧人不能豁免)十分不满,在他所著的《西游录》中对丘处机大肆攻击。今人姚从吾先生著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专文,详加分析,认为耶律楚材的攻击都是从宗教的偏见出发,不能成立。

  《列仙全传》

  《列仙全传》是明朝万历年间刊行的一部有文有图的道家传说故事书。

  中国的神仙传记,以题名汉刘向撰的二卷《列仙传》为最早,陶弘景、葛洪、孙夷中、杜光庭、沈汾等相继有所编撰。最大部头的是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总仙记》,共一百三十卷,相信传说中的全部仙人都已包括在内,但已失传。《列仙全传》九卷,叙述了五百八十一位仙人的故事,起自老子、木公、西王母,一直叙至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其中许多并不是仙人,只是会幻术或得到皇帝封号的道士。在现存的这类书籍中,这是内容最丰富的了。

  这书号称是王世贞编辑,又有李攀龙序,但多半是刊行此书的汪云鹏所伪托。汪云鹏是徽州“玩虎轩”书铺的主人,曾刊行许多附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和戏曲本子。“射雕”第四集中所附王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等六人的图像都出于此书。《列仙全传》中也有刘处玄与孙不二两人的故事,但没有图。

  六幅图中所绘全真教六位领袖的故事,都强调神怪法力。

  图中王重阳手中提铁罐,因他曾提铁罐乞食,他有许多特立异行,常人以为他是疯子,叫他“王害风”,风同疯,即称他为“王疯子”。马钰逝世那一天,对门人说:“今日当有非常之喜。”不久听得空中有音乐声,仰见仙姑乘云而过,仙童玉女,拥导前后,对马钰说:“我们先去蓬岛等你。”

  当夜马钰在大风雷中去世。谭处端在高唐县写了“龟蛇”二字送给茶馆主人吴六,吴挂在茶馆里,后来邻舍失火,延烧甚广,只有吴六的茶馆不遭波及。

  延祥馆中有枯槐一株,丘处机以杖绕而击之,喝道:“槐树复生!”槐树至今荣茂。郝大通图中所绘是他在赵州桥边头顶砖石小塔的故事。王处一图中所绘是王重阳飞伞二百里而传书的故事。

  黄裳

  《射雕英雄传》中所说的黄裳真有其人。近人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中考证宋徽宗访求天下道教遗书刻板的经过颇详。徽宗于政和三年下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所获甚众。政和五年设经局,敕道士校定,送福州闽县,由郡守黄裳役工镂板。所刊道藏称为《政和万寿道藏》,共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黄裳,字晟仲,人称演山先生,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先生神道碑》中说他:“颇从事于延年养生之术。博览道家之书,往往深解,而参诸日用。”

  黄裳刊印道藏的名气很响,后来明教刊印经书,也借用他的名字。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明教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

 

后 记

  《射雕英雄传》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商报》连载。

  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心头甚感辛酸。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曾拍过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曾译成了暹罗文、越南文、马来文(印尼),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等种类也颇不少。但我自己,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了些进步。

  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当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

  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如小红鸟、蛙蛤大战、铁掌帮行凶等等,除去了秦南琴这个人物,将她与穆念慈合而为一。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曲灵风盗画、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等等。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

  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一共九个汉字。全书共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十二卷中,从头至尾完全是这些叽哩咕噜的汉字,你与我每个字都识得,但一句也读不懂,当真是“有字天书”。

  这部书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学者穷毕生之力钻研攻读,发表了无数论文、专书、音释,出版了专为这部书而编的字典,每个汉字怪文的词语,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义。任何一个研究过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学者,非读此书不可。

  原来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话,写成于一二四○年七月。“忙豁仑”就是“蒙古”,“纽察”在蒙古话中是“秘密”,“脱必赤颜”是“总籍”,九个汉字联在一起,就是《蒙古秘史》。此书最初极可能就是用汉文注音直接写的,因为那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这部书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绝不外传,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元朝亡后,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书名《元朝秘史》,译者不明,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翰林院侍讲火原洁、修撰马懿亦黑。怪文本(汉字蒙语)与可读本(汉文译本)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永乐大典》中,由此而流传下来。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

  《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仍是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甚么意思,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欧阳锋不懂《九阴真经》中的怪文“哈虎文钵英,呼吐克尔”等等,那也难怪了。

  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怪文本”流传到了外国,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海涅士、苏联人郭增、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参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相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朮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