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老太太吩咐小菊：“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小菊问：“哪个呀？办公厅先后发了几个呢。”
老太太说：“最后派人送来那个，红皮儿大字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就是这个。”老太太看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冬梅就站了起来。
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
冬梅说：“走啊！”
秉义只得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时，内心充满羞耻感。
岳母在他背后说：“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屠牛刀嘛。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小红本是她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集体卸任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内容。
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不愿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样一些话。
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那侧，背对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
十来分钟后，小菊上楼对他俩说：“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
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
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
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三十支杜冷丁，够用三十次。
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漏——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百分百报销了……
常宇怀说：“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得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针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一九八八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病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治作用，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
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钡餐造影，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钡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一年后了，晚了。
常宇怀训斥道：“你不说那些事我就不知道了？不许再对别人说！不说那些不痛快？”
那名工人说：“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哩！”
常宇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头险些撞着人。
他推开车门探出身，见是个头裹长围巾的女人。
尽管是个女人，由于心情郁闷，他还是骂了一句：“眼睛长脚底板上了？找死的臭老娘们儿！”
那女人默默朝后退开了。
她是周蓉。
造成险情并不怪她。那是十字街口，她在过马路，而常宇怀开的车转弯未减速。
车刚一开过去，她省过味儿来，追着车跑。她想看清车牌号，不为别的，只为明天了解一下，是什么霸气的司机自己错了却怪别人，而且开口骂人。了解清楚了也不是想怎么样，她不能忍受男人用粗话脏话骂女人。而在男人骂女人的话中，最让她撮火的就是“臭老娘们儿”。这是北方男人骂女人的惯常话。
她追着车跑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如同蜜蜂想要蜇到侵犯了蜂巢的熊——“女人”二字是她性别意识中的蜂巢。
她自然追不上，追了十几步也就站住了。倒没喘，她年轻时热爱体育，经常长跑，从事体力劳动。她站在人行道边，望着远去的“上海”牌小汽车觉得自己的冲动行为好生可笑。
偏偏那辆车没能一直往前开，被几个人拦住了，从身姿上看，像交警。“上海”没辙，费力地掉头开回来了。
她真的笑了。
当“上海”快开近时，她迈下人行道拦住了它。
车一停，她上前拉开了车门。
“刚才哪位先生骂我臭老娘们儿来着？”
常宇怀明知错在自己，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不接话，也不动。
“后边还躺一个喝醉了的，肯定是你们领导啰，那我可得记下车牌号，否则白挨骂了。”她把车门关上，一手扶着车灯那儿，弯下腰看车牌。
车门嘭的一响，那名工人下车了。
他说：“对不起，我们认错行不？送一名工友去医院来着，看病不顺，心里烦。”
用小车送一名工人去看病？这事她不信。
“我不难为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厂的，是哪位领导的车，之后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她靠住了车头，以为自己遇到的事与某些干部的酗酒成瘾寻欢作乐有关。企业如此艰难，那些现象令她深恶痛绝。有时，她想象如果在古代，自己可能就是铲除贪官腐吏的侠女。
车门又嘭的一响，常宇怀也跳了下来。他左右看看，见人行道上有个树墩，跨到周蓉跟前，双手往她腋下一插，像叉车叉起物件似的，伸直两臂，把她平移轻放在树墩上了。
这么一来，他和她就一般高了。
周蓉一点儿都没怕。她自幼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看出对方并非凶徒，何况前方不远那几名交警的身影还在路上走动——她一时反倒好奇起来了，想明白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是军工厂的，这是我们党委书记的车，不像你想的那样车上躺的是一个醉鬼。”
常宇怀一分钟就把自己情绪恶劣的原因说清楚了，保卫工作者当到处长那一级普遍都有这种陈述水平。
人高马大的他从头上抓下帽子，最后说：“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不管你是多么的惹不起，我希望你能多少发点儿慈悲心。我们工人阶级眼下认栽了，任何人都是我们惹不起的人了。偏巧惹着你这位不好惹的算我们有眼无珠——你扇我吧！扇够了请忘记今晚的事，千万不要给我们的书记再制造麻烦。他刚上任，面临的麻烦已经不少，全厂三千几百号人还指望他哩！”
周蓉看到，眼泪分分明明地从面前这个大老爷们儿的眼中溢出，缓缓在他脸上淌。
“车上躺着的是杜德海？”
“对，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我……你们快上车吧！”
周蓉还想说什么，嗓子发干，不能再说出话来。她下了树墩往前走。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在她背后喊：“前边戒严了！”
那几个人不是交警，而是公安人员。
她以为只是不许车辆通过，没想到连行人也不许通过。
她取出了工作证，说天这么冷，这条路是自己回学校最近的路。
公安们聚拢了头，其中一个按亮手电照她的工作证。
“哇，还是副教授！”
“没看出来，让她过去吧。”
“一位女同志，别让人家绕远了！”
他们就放她通行了。年轻的公安们表现出了对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副教授的敬意，其中一个还向她敬了礼。
她加快脚步又往前走。忽然从一条横街的街口拥出一群人，大约三十多个，都穿工作服，无疑是工人。
一名工人问她：“过这条马路进对面胡同，能通到车站里不？”
她说能，详细地告诉他们怎么拐又怎么拐，再由哪条街到哪条街，便能通过一道便门进入车站里边。
“有时有人把门，有时没有。”她说完这句话继续走自己的路，以为他们是某厂前往车站卸货的工人。车站装卸队的人数有限常常忙不过来，一些工厂就派出工人卸本厂从外地运达的货物，这是常有的事。
她刚往前走了数步，听到背后有情况，转身看时，大吃一惊。从那条小街口对着的胡同内拥出另一群人来，是公安人员，比工人们的人数还多。他们手中都握着警棍，却并没向工人们挥打，只不过举着，举得也不算高，手高至肩，警棍刚刚过头而已。
公安们将工人们又逼回了那条小街。
工人们再次拥出小街，反将公安们逼退。
然而，公安们的退是有策略的退，是呈扇形的退。即使一部分人退进了胡同，大部分人还是在以扇形包围着工人，防止工人们斜刺里从马路的两边跑散。
双方就那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地冲撞着，却仅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而已，一种都不发声的沉默的冲撞。
周蓉看呆了。一名公安走到她跟前，低声问：“干什么的？”
她也低声说：“回家。”
公安又说：“没问你去哪儿，问你的身份。”
她又一次掏出工作证给对方看。
“这么晚了怎么不在家待着？”
“串亲戚了。”
“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
她接过工作证没走几步，被对方叫住了。
对方说：“跟我来。”
她问：“我怎么了？”
对方说：“没怎么了，前边还有戒严的地方，怕你一个女同志回家不方便。”
于是，她跟他走到一辆带斗的摩托旁。
“坐上吧。”
她略一犹豫，坐了上去。回头看时，见双方已不再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了，开始交手了，却都沉默着，仿佛约法三章，不愿惊扰市民人家。他们仍还不算打起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撕巴”，类似太极弟子们的过招。
摩托开走后她问：“怎么回事？”
对方装作没听到。
一路果然还有几处警戒线。
又见到了一场工人与公安的冲突，规模还更大一些。
摩托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学后门前——门外也有警车和公安人员，铁门密闭，门内聚集着一百多名学生，情绪都挺激动。
开摩托的公安人员扶着周蓉下了拖斗。
他向她敬礼后，恳切地说：“老师，希望你能做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冲动的行为往往会事与愿违的。”
她说：“可你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问学生吧。”
那是一名严格遵守纪律的公安人员，显然不是普通一员。她谢过后，望着他驾驶摩托远去。
她从学生们口中了解的情况是——几个工厂的工人组成了联合上访团，要于今晚拦截列车前往北京，反映本省以及东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公安机关奉命阻止，而学生们企图声援工人。
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学生们皆顾左右而言他。
有几位老师在耐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能固执己见。
她也帮着劝了几句。
一位党办的女同志悄悄对她说：“有那坏学生的父亲就是上访团的，肯定是他们鼓动的，注意识别出他们来。”
她说：“那样的学生也不见得就是坏学生，你千万别顺口说出来。”
对方说：“鼓动闹事当然就是坏学生哩，我才不会顺口说出来。”
忽然有一名学生指着周蓉大声说：“她是坐公安的摩托回来的，形迹可疑，谁也别轻信她的话！”
离她近的学生一下子散开了，像看到奸细似的瞪着她。
她对党办的女同志苦笑道：“幸亏我并没说几句话。”
对方问：“还不够坏吗？”
既然引起了怀疑，她也只有干脆一走了之。
天快亮时郝冬梅醒了，见丈夫不在身边，被子也少了一床。
她满腹狐疑地下了楼，见秉义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吸烟。烟灰缸里的烟头证明他已吸了五六支了。为了不让客厅里充满烟味儿，他开了通风的小窗。那时候暖气已不太热了，再加上通风窗开着，客厅里凉飕飕的，冬梅一进入客厅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秉义立刻由单人沙发上起身坐到双人沙发去了。
冬梅则把小通风窗关上了。
秉义双臂横伸展开被子，冬梅坐下后，他用被子裹住她。
她说：“别因为昨天晚上我对你厉害了几句就生我的气！”
他说：“没有。”
她说：“知道你压力大。如果你实在不愿再当下去，那就离开吧。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我跟我妈说。”
秉义没吱声。
冬梅又说：“身体上的理由虽然是比较老套的理由，我替你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么一种理由了。究竟哪种病摆得到桌面上，我还没想好。”
秉义终于开口说：“不，我想当，非常想当下去。”
冬梅转脸看着他，困惑得不吱声了。
“我只不过在想，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书记该怎么当。”
冬梅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得出国，到苏联去看看，今天就打出国报告。”秉义决心已下，说得很坚定。
冬梅听得目瞪口呆。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上，周蓉在走廊烧水时，听到人们对昨晚的事件议论纷纷。有对学生们的行动表示理解和赞成的，认为大学生关心工人的命运是好事，其行动无可厚非，可以劝他们冷静，但不可以乱扣帽子。也有态度相反的，认为中国工业一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发展，表面看起来有条不紊，实际上劳动力密集，生产水平很低，不动大手术难以为继。动手术是复杂之事，牵一发动全身，学生们不了解其复杂性，在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支配下冲动参与，肯定会让工业改革更趋复杂。
“怎么能说他们的行动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呢？这种说法太羞辱他们了吧？”
“按心理学来分析，人类的大部分行为与生存本能、安全意识、自我表现欲有关，对于青年尤其如此。连你替他们说话都是一种成年人的自我表现欲作祟，太不成熟了吧？”
大学教师都觉得自己看问题很有水平，自尊心都特强，几句话不和，争论进而争吵起来；这一个摔抹布，那一个用铁勺敲锅，公共走廊里战云密布。
一九八八年，“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许多人还是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如果当面听到了，如同有洁癖的人眼见地板缝中塞入什么脏东西一定要挑出倒入垃圾桶一样，劝他们不必太当回事很难。
在大学里，辩论之风仍很盛行。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新，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恐龙化石”，并不一定得到大家认同。文科大学如此，理工科大学的情况也相似。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生都在一所文科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他们是逃课结伴而来，为的是听到某位明星教师的新观点。
周蓉一句也没参与走廊里的辩论。她认为，类似辩论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如果双方都肯说为了让自己的看法更全面，我愿意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那才是有益的讨论。
自从评上副教授以后，她更喜欢与人讨论而不是辩论了。甚至也可以说，她更喜欢倾听别人的观点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耐心深入讨论什么问题什么现象的人，在这所大学里也寥寥无几。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容不得别人的观点存在的魔障，只要不同观点一出现，内心就发出指令：“让他们闭上鸟嘴！让他们听你说！你说你说！他们都在胡扯！你说出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
初到北大读书时，周蓉内心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魔障，只不过她本是不愿张扬的女子，经常以理性打压自己内心里那个魔障。成为这所大学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副教授以后，她变得更沉静了。成为汪尔淼的博士生以后，那个魔障又出现了，不过又像智慧天使似的，经常对她说：“先别说，先别说，认真听，耐心听。”
她变成这样，与导师汪尔淼的影响有关。
导师与她讨论问题时习惯说：“周蓉，你说，你说。先别急着听我说什么，我的观点无非就是一种观点而已，也让我分享分享你的观点哩！”
她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怦然一动。世界上还有人把听到别人的观点视为一种享受，这是她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导师让她联想到了几位曾出现在她讲座上的农大学生，他们听她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四季及二十四节气时也显得特享受。
但面对面坐着的可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啊！那时的汪尔淼指间夹着烟，隔会儿吸一口，确实一副享受的样子。
“再说说，你刚才那句话——宋词总体上的阴柔美也是宋人危国偷安的心理反映，展开来说说。”汪尔淼说。
她继续讲时，他则不断地点头。
待她说完，试探地问：“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他沉吟着说：“现在我还不能表态，我得多想想。”
讨论的全过程倒像她是导师，而他是学生。
周蓉上课前听学生们说，昨晚学校后门那儿并没发生什么事态。公安人员一撤走，大多数学生也就散了，少数学生到食堂开的夜餐馆吃夜宵去了。天冷是一方面原因，没有了对峙群体，觉得没意思了是另一方面原因。
错开午休时段，两点左右，周蓉来到了汪尔淼家。
汪尔淼的女儿精神又不好了，仰躺在吊铺上叽叽咕咕。汪尔淼习以为常，周蓉也见怪不怪了。
导师向自己的女博士生说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上午在他讲课时，有位女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人心性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营养，为什么两千多年过去了，真正谈得上有点儿君子修养的国人也就历史上的几位，绝大多数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改变，反而似乎还在互相传染？
汪尔淼说：“周蓉啊，这个问题很尖锐吧，也有现实针对性，我们应该当成一个好问题来看待。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比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提出来好。我们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必须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学问二字一定要能促进自己帮助他人解释现实困惑。如果不能，就成了‘客里空’、掉书袋，就仅仅成了饭碗，我们也就会沦为捧着饭碗的职业夸夸其谈者。我当时没回答。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明知几句话回答不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老师绝不能那样当，让咱们都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他要求周蓉读三部书：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
他说第一部 书国内还没有很好的译本，校内外图书馆也未必有英文原版书，他在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友家见过原版。他把一封预先写好的信交给周蓉，嘱咐她务必借回来读一读。他建议她对比着读后两部书，认为那样读更容易激发灵感。
汪尔淼说：“那位美国传教士一百一十年前断断续续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质》，他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某些毛病。半个世纪后，蔡元培先生也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那些毛病，或可证明不是外国人的偏见，比如面子问题、从众习惯、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冷漠待人，等等。为什么让你读《人性的弱点》呢，是希望你分清楚，哪些是人性共同的毛病，以防自己成为手持放大镜的偏执者。我认为，以上问题肯定是我们中国人身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后可能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先问自己一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