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后来那个哈佛毕业生一有机会就来找我。他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他路过的时候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打电话邀请我参加晚会、郊游、打高尔夫球或其他文娱活动。每次，他总是把话题绕到哈佛上。我当年在哪几座教学楼里上课？我知道某某教授吗？我认识剑桥某个古老家族的成员吗？哈佛人见到哈佛人，他们交谈的话题似乎非常有限。
我惹不起也躲不开，当然啦，他的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出。他的疑心越来越大，开始把我看作一个冒牌的哈佛人———且不说还是个假律师———正式立案，收集证据。后来我得知他从几个方面无数次调查我的背景，煞有介事地询问我是否诚实可靠，到了这一步，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判定，翻案无望了。
我就像那个众所周知的阿拉伯人那样，收起帐篷，溜之大吉。但我并没有忘记领取最后一份工资。我与格劳里亚也告了别，尽管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永别。我只是对她说我家里死了人，必须回纽约待两个星期。
我把租来的豹牌汽车还了回去，买了一辆鲜艳的橘红色的帅鱼牌车。对于一个被通缉的逃亡者来说，开这样的汽车实在有些扎眼，但我喜欢它、需要它，就买了下来。我对自己解释说，被通缉的是驾驶者而不是汽车，这没准是一次明智的投资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举动，因为过去我总是租汽车，用完后就把它们丢弃在机场，奥里莱———当时我对他一无所知———就利用我的这种做法推断出我的行动模式。
我假冒医生将近一年，又扮演了九个月的律师。在这二十来个月中，尽管我过的不是一种正直坦荡的生活，但我没有再开一张空头支票，也没有做出任何足以引起当局注意的事情。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里格比或总检察长本人不去追究我为何放着好好的助理检察官不当，突然不辞而别，我就不会成为紧急通缉的对象。其实我本来应该很安全的，只有奥里莱在那里固执地穷追不舍，不过，他尽管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但掌握的线索却很渺茫。
我试图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在资金方面仍然很宽裕。我本来是想逃避那位“哈佛同事”的盘问，结果却成了逍遥悠闲的度假。我在西部各州漫无目的地闲逛，到过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里桑那、怀俄明、内华达、爱达荷和蒙大拿，哪里的景色吸引我，我就在哪里逗留。由于美妙的景色中通常包括一些妩媚多情的姑娘，我就总是兴趣盎然。
尽管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实际上，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原先，我巧妙地冒充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姆斯，现在我又如法炮制，虚构出一个弗兰克·亚当斯，他是环球航空公司一位所谓的副驾驶员，制服、假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样样齐全。同时，我还制造了一大堆骗人的证件，使我作为弗兰克·威廉姆斯，既可以为泛美驾驶飞机，又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
此后不久，我来到犹他州，这个州不仅地理风光优美如画，并拥有源远流长的摩门历史，而且它的大专院校之多也是远近有名。在此之前，我已经如探囊取物般偷了两个大学学位，我觉得至少应该让自己熟悉一下大学校园。就这样，我拜访了犹他州的几所大学，在操场上闲逛，尽情欣赏学院风光，特别是那些男女同校的大学。有一所大学里有那么美丽迷人的姑娘，我可抵挡不住诱惑，差点注册入学。
然而我却成了一名教师。
一天下午，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无所事事，翻看着当地的报纸，突然看到一所大学缺少暑期班的教师，我顿时产生了兴趣。这篇报道引用了教务长，一位名叫阿莫斯·格里姆斯的博士的话说，他十分担忧，不知能否找到合适的人代替学校的两位社会学教授。“看来，我恐怕不得不到别的州去寻找愿意只教三个月的合格人选了。”格里姆斯教授这样说道。
我想像自己站在大学教室里，下面坐着十几个丰满成熟的美女，这幅景象太美妙了，我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就给格里姆斯博士打了个电话。
“格里姆斯博士吗，我是弗兰克·亚当斯”，我用轻快的语气说。“我有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正在此地拜访，博士，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正在寻找社会学教师。”
“是啊，我们十分渴望找到合适的人选，”格里姆斯博士谨慎地回答。“您明白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职务，只为暑期班而设。我想您一定有过一些教学经验吧？”
“噢，有过的，”我信口开河地说。“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让我解释一下自己的身份吧，格里姆斯博士。我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最近因身体不适休假6个月，是一种内耳的炎症，使我目前不能驾机飞行。在此期间，我想找点事情做做。我看到了那篇报道，突然想到重返课堂或许很令人愉快。”
“我在加入环球航空公司前，在纽约州大学担任过两年社会学教授。”
“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您很可能是我们一个职位的合适人选，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说，现在变得热情起来。“您不妨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详细谈谈。”
“乐意从命，格里姆斯博士，”我回答道。“我在犹他州完全是人生地不熟，您能不能告诉我，要成为贵校的一名教员，我需要准备哪些文件材料？”
“噢，实际上只要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格里姆斯博士说。“当然啦，如果您能从纽约州立大学弄到两封推荐信就更好了。”
“没问题，”我说。“当然，我需要回去索要成绩单和推荐信。”
第21章 在暑期当了教授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因为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
“我理解，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回答道。“我们明天上午见。”
当天下午，我就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简章和该校的有关小册子。我还赶紧给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务主任去了封信，我说是犹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纽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最好是教社会学。我在当地的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然后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与格里姆斯教务长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在教工俱乐部轻松地共进午餐时，都在讨论我作为一名飞行员的“经历”。格里姆斯博士像许多坐办公室的男人一样，对航空公司飞行员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让这些激动人心的憧憬得到证实。我心里装着许多趣闻逸事，足以满足他假想自己是飞行员的欲望。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亚当斯博士，”我告辞时他说道。“我个人期待着您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索要的材料就寄来了，我驱车到盐湖城购买我目前制造假证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后完工的“成绩单”简直天衣无缝，上面标明我的平均成绩是3.7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航空对北美洲农业人口的社会学影响》。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纽约州立大学教务主任的回信是写在正式学校信纸上的。我剪下信纸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胶条和高档文件纸伪造了一种足以乱真的学院信纸。我把它修剪成标准的打印纸大小，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另一封是以社会学系主任的名义。
我写这两封信时非常小心。它们只是说明我于1961至1962年间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讲师，教员评估委员会给我的评分十分令人满意，后来我主动辞职，进入商用航空领域，成为一名飞行员。信写完后，我把它们拿给盐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请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对他说我正在向几所大学申请教师职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级文件纸上的推荐信。看来，我的要求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给我办成了。
我把这些材料递给格里姆斯博士时，他只是草草扫了一眼。他把我介绍给威布尔·万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会学系的副主任，他也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们递给了教工人事处存档。不到一小时，我就受雇在暑期教两个学期，每学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学期1600美元。他们分配我上午给一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三次，下午给二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两次。万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学用的两本教科书和学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东西，可以在书店找到。他们那里有标准的需求申请单。”万德霍夫博士说。他咧开嘴笑了。“我很高兴看到您又年轻又结实。我们的暑期社会学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挣这份薪水可不容易。”
这时，离暑期第一个学期开始还有三个星期。我借口说我要恢复状态，旁听了万德霍夫博士的几节课，想看看大学的课究竟是怎么个教法。晚上，我就仔细钻研那两本教科书，觉得它们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万德霍夫说得对。我教的两个班人数都很多。一年级的班里有78名学生，二年级班里有63名，而且两个班里都是女生占大多数。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欢当教师的感觉，并尽情享受着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我。按要求，我只需照本宣科，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只要比学生提前阅读一章的内容，然后挑选几个我想要强调的部分。但我几乎每次在两个班里都会离开课本，大谈特谈犯罪问题、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长问题，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等。我游离课本内容大发议论———其中大部分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通常会激起活跃的讨论和争辩。
周末，我就找犹他州一处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尽情地陶醉其中，身边通常有一位同样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里的春天一样，转瞬即逝，等它结束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遗憾的滋味。万德霍夫博士和格里姆斯博士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与我们保持联系，弗兰克，”格里姆斯博士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位长期的社会学教授，我们很愿意把您从蓝天上引诱下来。”格里姆斯博士说。
我的学生中至少有50个找到我，说他们如何如何喜欢我的课，并向我告别，祝我好运。
我真不愿意离开犹他州这个乌托邦，但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来。如果我在这里逗留，我的过去肯定就会来纠缠我，我可不愿意让这些人对我的美好印象受到玷污。
我西去加利福尼亚。当我翻越山脉时，山脊上起了大风暴，但这与我很快就会犯下的一连串弥天大罪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前休斯敦警察局长有一次这样说我：“弗兰克·阿巴纳勒即使用一张手纸开支票，从联邦财政部提款，签名是‘你上当了’，以一张香港驾驶执照作为身份证明，也照样能从城里任何一家银行兑出现金来。”
加州尤里卡的几位银行职员也会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如果它以决议的形式提出来，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大批出纳员和银行官员争相附议。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那么鲁莽。不过。我对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更不用说他们还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对我来说，尤里卡是我成为一个专业骗客的开端。当然啦，我到达这个城市时已是支票诈骗方面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第22章 在美丽的小镇上
我并不是故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生涯的里程碑。它一开始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停车加油站，但是一个姑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想逃到国外去，因为我总是隐约感到有一大批联邦调查员、执法人员和侦探在紧密地跟踪我。我这种担心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理由。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用空头支票骗人了，而在此期间“副驾驶员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假身份也被我束之高阁。我本来应该感到比较安全的，但是没有。我终日惶恐不安、心情烦躁、疑神疑鬼，某人只要多看我两眼，我就怀疑他是警察。
尤里卡加上俏佳人，不出两天就使我内心的忧惧有了缓解。佳人温柔多情、开朗奔放，尤里卡具有将我从小偷升华为大骗客的无限潜力。尤里卡位于加州的北部红杉林区，坐落在太平洋边，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小城市。它像巴斯克渔村一样优美如画、景色迷人，实际上在尤里卡的海湾外确实有一支五彩缤纷的庞大的渔船队。
在我看来，尤里卡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点是它的银行。尤里卡的钱庄比我到过的任何一个规模与之相当的城市都多。而我如果想成为一个移居国外的支票诈骗犯，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我仍然有几沓毫无价值的个人支票，但我突然想到，个人支票实在是小菜一碟，成不了大气候。它是假支票犯罪行为中最简单易行的，但它涉及的地点太多，留下的嫌疑也太多，而炮制一张100美元的空头支票，和兜售5000美元的伪造支票所得到的惩罚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需要一种更有甜头的支票，它能够用同样多的花酿出更多的蜂蜜。比如工资支票。当然啦，是泛美的工资支票。没有人可以说我不是个从一而终的窃贼。
制作假支票的工作十分费力而艰巨，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而且我对最后的成品很不满意。我望着它心想，如果我是一个出纳员，有人拿着这样一张支票请求兑现，我是决不会把钱付给他的。
然而，一件廉价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如果穿在一件水貂皮大衣里面，通常就会被人看作是时髦华贵的了。于是，我为这张兔毛支票设计了一个水貂皮的外套。我选择一个开窗信封，在上面贴了泛美的贴花纸，打出泛美在纽约的地址，弄得蛮像那么回事，然后往里面塞了一张空白的信纸，寄给我自己，地址写的是我住的这家汽车旅馆。第二天上午，这封信就送来了，当地邮局在无意中促成了我的计划。邮局职员在盖邮戳时太敷衍草率了，从信封上绝对看不出信是由哪儿寄出的。此人的马虎劲儿令我心花怒放。
我穿上那套泛美飞行员制服，把支票塞进信封，放在我上衣的内袋里。我驱车到最近的一家银行，风度翩翩地来到一位出纳柜台前，在里面办理业务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您好，”我面带笑容地说。“我叫弗兰克·阿巴纳勒，在这里度假，几天后到洛杉矶报到。麻烦您，能不能替我兑现这张支票？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证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