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检验尸体的时候，仔细看了看死者手上的皮肤，没有任何火药颗粒附着。”我说。
“唉，”林涛一阵失望，“咱们不早就判断出死者并非死于自己扣动扳机吗？”
“是啊。”我说，“但是凶手手上肯定会遗留火药颗粒啊！这是线索，也是证据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林涛说，“可是，毕竟是前天晚上的事情，即便凶手手上粘有火药颗粒，现在也被洗掉了吧？”
“这就不是你的专业了。哈哈。”我喜笑颜开，说，“枪支射击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火药冒出，黏附在射击者的手上。但是这在短枪案件中比较多见。在这么长的枪导致的伤亡案件中，火药很难黏附到射击者的手上，所以我让你进行枪弹实验。没想到枪支制作有漏洞，也可以冒出火药。”
“你没说到重点。”林涛关心的是火药颗粒能不能被洗掉。
我说：“火药之所以可以从枪口冒出，是因为击发后的爆炸所致，这时候的火药是灼热的。一旦黏附到手上，虽然这么点儿热量不足以引起人的痛觉，但是会在皮肤表面，尤其是在手掌的角质层留下一个很小的小坑。这个小坑就足以把火药给‘藏’起来。洗手可以洗掉一些黏附的火药残渣，但是不可能把这些被藏起来的火药全部洗掉。我们只需要用放大镜观察，然后用黏附仪提取就可以了。既是线索，又是证据！”
“不重要吧，”林涛说，“说不定胡黎苗他们几个已经招了呢。”
“不，不会是他们干的。”我斩钉截铁地说。
来到专案组，看到侦查员们垂头丧气、一脸疲惫，我就知道我的猜测没错。
“虽然问出了点儿情况，但是没有多大的价值。”侦查员见我和大宝走进门，说。
“哦？说说看。”
“胡黎苗几个人的口供开始都很一致，和报案的时候说的一样。”侦查员说，“但我们经过摸排，当天晚上全村打麻将的就他们家，胡奇回家拿钱又出门，肯定就是去他们家赌博。用这个撒手锏，我们进行了进一步审讯。审讯的结果是，几个人的供词一致：胡奇晚上九点多经过他们家门口，进门看到他们在打麻将，就离开了。过了二十多分钟，胡奇又回到他们家，要求胡黎苗把位置让给他打。几个人都知道胡奇是属于赢了就跑、输了赖账的人，所以都不愿意和他打。他拿出身上的几百块钱，说这次不赖账。他们还是不同意，胡奇就气鼓鼓地跑了。他们害怕胡奇的死和他们几个扯上关系，所以才约定了攻守同盟。”
“然后呢？”我问。
“然后他们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枪响。”侦查员说，“出门后看见远处胡奇摇摇晃晃的，也没在意。几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看来他们没说谎。”林涛从门外走了进来。之前我让他去审讯室看看几个人的手，有没有遗留火药痕迹。
“既然这样，我觉得我有一点儿思路了。”我揉了揉太阳穴，像一休一样，想让智慧赐予我力量。
“说说看吧。”一夜没睡的主办侦查员疲惫地说。
我说：“首先，我认为凶手是女人。”
“女人？”主办侦查员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信任的笑容，“这怎么能看得出来？”
“第一，从这块砖头看，”我一边打开幻灯机，一边说，“砖头的两侧都只有指尖的痕迹，没有指腹的痕迹。用指尖拿砖头太累人了，除非这个人手小，不得已而为之。”
我顿了顿，说：“标准尺寸的砖头，宽度是十二厘米。一般男人的手都是可以拿起来的，用指腹捏住砖头两侧。但是女人的手小，只能用指尖捏住。”
有人点头，有人存疑。
我接着说：“第二，用砖头打击头部，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死者只有头皮和头皮下有个血肿，颅骨没有骨折，硬膜下没有出血，脑组织的挫伤也很轻微，这说明行凶者的力气很小。综合这两点，我认为凶手应该是个女人。”
“那什么女人会杀他？”主办侦查员接着问，“调查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啊？”
我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凶手应该和死者熟识，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可以把现场重建一下：死者被人用砖头打中枕部，然后倒地，他拿着的枪也就掉落在一旁。凶手捡起枪，对着他的腿部打了一枪。”
“死者是处于躺着的体位被打的？”大宝插话道。
“当然，也可能是坐在地上。”我说，“弹道和腿骨几乎是平行的，方向从下往上。枪有那么长，除非死者的双下肢是平放的，不然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创道。”
“有道理。”大宝像是在和我说相声，“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关系亲近？”
我接着说：“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那几个已经被排除嫌疑的人说了没听见动静，说明死者并不惧怕凶手，他认为她不敢开枪，他不需要对她进行抵抗，他不需要叫喊呼救。中枪后，因为高度惊恐、大量失血以及酒精作用，他也没能发出叫喊声。”
我见大家都在奋笔疾书，记录我的分析，便喝了口茶，顿了顿，留出他们写字的时间，然后说：“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凶手的住址，应该是在现场往西一百米左拐弯的那个巷道。结合现场环境，如果凶手往东走，必然要经过胡黎苗的哥哥家，而且走到离现场三百米外，至少需要一分多钟。那么听见枪声后二十秒就出门的几个人，肯定可以看见。如果凶手往西跑，二十秒的时间，能跑一百多米，如果经过那个巷口继续往西，她同样会被东边数百米的几个人看到身影。所以，凶手应该在这二十秒的时间内，恰巧拐到巷道里。我看了现场，因为公共厕所的阻隔，几个打麻将的人看不见那里。”
“那个巷道里住了七八户人家呢。”侦查员说，“包括死者自己家。”
我笑了笑，说：“第四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凶手为什么要打死者呢？我说的是打，不是杀。当时死者躺在地上，由于酒精作用，并没有多少反抗能力，如果凶手想杀人，随便打哪里都可以杀人。为什么她要选择最不可能死人的地方——腿部呢？当然，打断股动脉这个结果，是出乎凶手意料的。结合你们的调查，死者喝多酒之后，就会用脚踹他的老婆，还会满村到处跑，惹是生非。那么最恨他这条腿、最讨厌他满村跑的人，因为这事儿最没有面子的人，肯定是他老婆。”
“他遇害前，还踹了他老婆。”大宝继续补充。
“所以，这应该是一起激情伤害引发的死亡案件。”我说。
“有一定的道理。”主办侦查员说，“不过，我们没有证据，没法甄别他老婆张越是不是凶手，没法定案啊。”
“有办法。”我笑眯眯地从包里摸出一个放大镜。
这是个金属边、红色木柄、造工精细的放大镜，是我的一个叫作包包的好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看来这个时候它要派上用场了。
我说：“死者制作的这支枪有一个缺陷，就是扳机盒没密封，会有火药从扳机附近漏出来，黏附在扣动扳机的人的手上。这种黏附因为有烧灼作用参与，所以不易被洗掉。你们只需要用这个放大镜看看张越的手上有没有火药残渣，就可以了。”
“好。”这个意外的惊喜，让侦查员们信心倍增，拿了我的放大镜就走出了公安局。
可能是由于巨大的恐惧和内疚吧，当侦查人员再次走进张越家的时候，张越乖乖地伸出双手，戴上了手铐。甚至连我的放大镜都没有发挥作用，这起案件就破了。
在押解张越回公安局的路上，技术人员用黏附仪，获取了她手上残留的火药作为呈堂证供。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走进审讯室后就哭着交代了她的全部罪行。
张越十八岁的时候，就嫁到了胡家村，成为胡奇的妻子。因为外表出众，胡奇曾经非常非常爱她。但结婚时间长了，胡奇的本质也就渐渐暴露出来了。吃、喝、嫖、赌、偷，无恶不作，还经常惹是生非。她连和胡奇一起走在街上，都能感觉到乡亲四邻的指指点点。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胡奇的酒疯，她挨胡奇暴打是常事。她想到过离婚，可胡奇一哭二闹三上吊，屡次让她心软。绝望时，她想到过自杀，可是又舍不得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儿子很乖巧，即使自己和妈妈一起被爸爸打，也都会忍住伤痛安慰妈妈。
好在婆婆不错，总是站在张越这边。可是，两个弱女人和一个小孩子，怎么也斗不过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
前天晚上，胡奇酗酒后再次打了她，然后拎着枪走出了家门。这次和以往不同，他拿着的是枪！以前他每次都只是逞逞英雄，过过嘴瘾，从来不敢和别人打架。但是这次，他有枪，而且喝了这么多，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张越越想越怕，就追了出去，她想喊住胡奇，可是此时的胡奇根本不愿意下这个台阶，反而把子弹装进枪膛继续前行。张越从路边操起一块砖头，想打晕胡奇。可惜，她的力道不足。胡奇虽然倒地，但是他吹胡子瞪眼的，又要爬起来打她。她赶紧捡起枪，对准了胡奇。
胡奇微微笑道：“来啊，你敢谋杀亲夫吗？开枪啊。”
张越百感交集，她一时冲动，扣动了扳机。即便是一时冲动，女人的懦弱，还是让她把枪口下移到了他的腿上。她想，打伤他一次，让他接受接受教训，短时间内不会出去祸害人，也算是积德了。枪的杀伤力不大，马上背他回去救治，应该没事。
可是随着枪声响起，血液喷涌而出，是那种剧烈的喷溅，根本就没有止住的可能。这一幕把张越吓坏了，她转身就跑，跑回了家里。婆婆赵秀莲知道此事后，和张越一起回到现场。而此时，胡奇早已气绝身亡。
虽然是自己的儿子，这种丧子之痛无以言表。但是赵秀莲很清楚地意识到，留着这个孽子，恐怕会有更不可预料的结局。
“我们就说他是枪支走火，自己打死了自己吧。以后你不是我的儿媳妇，你是我的女儿。”赵秀莲叹道。
张越哭跪在地：“妈…”
“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该查清事实，应该按走火意外事件了事？”陈诗羽的眼圈有些红。
我知道这是所有刑警必须经历的心理历程。我摇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人情是人情，法律是法律，法不容情，真相也不容情。”
“你真的那么心狠啊？”大宝说，“这女人多可怜，还有他们的儿子怎么办？”
我知道自己不是心狠，因为此时我的心也在隐隐作痛，因为恻隐之心而产生的阵痛，让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我说：“我们分析这是一起伤害致死案件，而不是故意杀人案件。这一条，要写进现场分析报告里。我们能帮她的，也就这么多了。”
第三案 幽绿巨人
第一章
“河漂”“海漂”“路倒”，分别代表在河里、海里和路边发现的无名尸体。这样的尸体，每个市的法医每年都能见到几十具。
半个多月，相安无事，天也开始热了起来。
这段时间里，我们五个人都下意识地对上一起枪案缄口不提。张越含泪的眼睛，让我们无不恻隐，甚至有些内疚。查清真相是我们的职责，而真相却给那个可怜的人带来了牢狱之灾。内疚归内疚，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为真相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就像法律上的“疑罪从无”，看似在保护犯罪分子，其实是在保护每一名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过话虽如此，法医的心也是肉长的，要从低谷里走出来，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也许是共同背负的悲伤，让我们这个小团体有了更多努力制造欢乐的理由。一下班，我们就会叫上铃铛、宝嫂和韩亮不断更换的女朋友出来聚会。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我们的聚会多了一个记录者，每个眉飞色舞的瞬间，都会被“专业摄影师”陈诗羽的相机镜头捕捉。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习惯陈诗羽的存在。尽管不出差的日子里，繁重的行政工作和信访复核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在处理琐事的间隙，我们都搜肠刮肚，找出一些笑话来互相逗乐，弄得这段时间勘查一组里满是欢声笑语。就连话不多的陈诗羽，也会主动加入讲笑话的行列。
说实话，如果不是舍不得让挺着大肚子的铃铛忍受孤独，我的确更喜欢出差的日子。因为在外面办案时，只需要把精力集中在案件上，而在厅里工作时，琐事繁多，反而经常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不够用了。
这一天，林涛在我们办公室里翻阅一本《法医精神病学》。
“你们法医也要研究神经病？”陈诗羽好奇地问。
“羽毛啊，这个我得给你科普一下，省得以后你丢我们的脸。”大宝说，“精神病鉴定也属于法医鉴定的分支学科。”
“就是那个讲什么全部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和无责任能力的？”陈诗羽接着问。这次她没有纠正大宝称呼上的错误，可能已经习惯了。
大宝点点头。
林涛说：“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叫《夜叉》，说的就是很多鉴定人作假，给那些犯了罪的有钱人鉴定为无责任能力，最后不追究刑事责任。一个警察看不惯，就专门利用晚上的时间去鞭杀这些坏人，看得人老过瘾了。你们做鉴定别作假啊，省得被鞭杀。”
大宝“哼”了一声，说：“林涛说得对，我觉得最应该被杀的就是这些作假的鉴定人，比犯罪分子还坏。不过，我们公安机关的法医不做精神病鉴定，这种鉴定事关重大，是需要有精神病鉴定资质的精神病医院里的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来鉴定的。这也算是保证了鉴定的真实客观。”
陈诗羽问：“你们参与的案件中，神经病杀人的案件，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