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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对你说，‘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只要它是真实的，没有痕迹支持你的想法，你再怎么相信，那也是在臆想中钻牛角尖’，费渡，你可能有某种直觉，但我们是不可能靠直觉办事的，我的直觉还每天告诉我自己能中五百万呢。”骆闻舟的目光在费渡的手指上停了一下，接着，他用近乎冷酷的客观语气说，“而且你知道吗，国外一直有种理论，说一个人如果想自杀，她可能会突然用某种方法对亲人表白——她的表白，你当时也听见了。”
费渡的手指倏地凝固在半空中。
骆闻舟伸长胳膊，从他手上抽出纸杯，放在一边：“你要是想跟我聊那件案子，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不过不管是谁的判断，那都不重要了，人死七年，盖棺定论，相关证据已经湮灭，我说句不好听的，她重新投胎都已经上小学了。活人可以念念不忘，那是情感寄托，但执迷不悟，那就没有意义了。”
费渡保持着原来的坐姿，一动不动，像是已经成了一座雕像。
这时，张婷和律师并肩走了出来，费渡的目光这才轻轻一动，原地冒出了一缕活气。
“我不接受你这个结论，骆警官。”费渡开了口。
骆闻舟听了这句话，并不觉得意外，只是耸了耸肩。
费渡一整衣襟，站起来迎着张婷他们，低头看向骆闻舟，他脸上没有一点笑意，眼神甚至有些阴沉：“但是你的忠告未必没有道理。”
骆闻舟吃了一惊，然而费渡说完这句话就重新扣上他风度翩翩的面具，陪着张婷走了，没再和他有什么交流。
费渡刚替张婷拉开车门，就看见市局门口停下一辆警方牌照的公车，司机先行下车，朝市局指了指，说了句什么，接着，一个瘦小的中年女人踉踉跄跄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她张着嘴，一脸畏惧与茫然交加。
她手指紧紧地按在车门上，花布的裤子顺着她两条麻杆一样的细腿上垂下来，瑟瑟地轻轻摇晃。
开车的司机回手带上车门，半扶半推地带着女人往燕城市局里走。
女人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着旁边人的手，哆哆嗦嗦地走了几步，忽然缓缓蹲下，发出了一声喘不上气来似的抽泣，继而停顿片刻，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路过的人无不驻足，有些甚至拿出了手机。
费渡的眉头轻轻一皱，听见律师在跟张婷喋喋不休地说：“他们所谓的‘重大嫌疑’根本没什么证据支持，张小姐，你放心，我留在这里盯着，等到了时间，他们非得放人不可！”
“何忠义的母亲患有尿毒症，常年透析，家里只有他一个经济来源，”郎乔跟在骆闻舟身边飞快地说，女人的哭声极具穿透力地在市局里回荡，郎乔有些于心不忍似的一皱眉，“她这么哭受得了吗？本来就有病，别一会再出什么事。”
骆闻舟没来得及回话。
旁边另一个刑侦大队的警察小跑着过来：“老大，花市区分局打了报告，以凶犯涉嫌抛尸，案发现场不祥，分局辖区管理权限为由，要把‘520’案转给咱们。”
“老大，燕城传媒在线的电话，想知道咱们已经抓住了嫌疑人的消息是否属实。”
“骆队，那个张婷带来的律师，一直在质疑我们的逮捕程序，咱们羁押张东来证据不足啊，是不是就得放人？”
“骆头儿……”
骆闻舟伸手往下一压，压下了众人的七嘴八舌。
他在何忠义母亲隐约的哭声中接起电话：“陶然，说。”
“闻舟，我拿到了34路的监控。”
第13章 于连 十二
“何忠义九点十分左右，在‘南平大道东’这一站坐上34路，34路大约二十几分钟后到达‘文昌路口’站，何忠义下车，文昌路口附近的监控拍到了他一个背影，几分钟以后他走出监控范围，追踪不到了。”
骆闻舟从小在燕城长大，一听地名就明白大概位置。
“文昌路”位于花市区中央商圈东南方——也就是说，死者离开承光公馆之后，非但没有回家，还往反方向走得更远了。
“我现在就在文昌路口，”陶然举着手机，在嘈杂的交通噪音里大声说，“所以至少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这段时间里，何忠义不在西区，当时周围老百姓听到的吵闹声和命案也没有关系。马小伟太冤了，王洪亮干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抓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警察杀了人，要找人顶罪呢。”
“骆队。”这时，一个刑警跑过来，塞给骆闻舟一堆材料，“法医那边的同事们把报告传过来了，推断死者何忠义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二十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
“九点到十点之间，”骆闻舟接过来翻了翻，没回答陶然的疑问，“按照这个结论，何忠义下车之后不久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陶然大概是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电话里的杂音小多了：“九点左右，承光公馆里的饭局正好结束，张东来从室内出来，第一次被院里的监控拍到脸。当时他在院里逗留了一会，随后重新回到室内，九点四十五分，院里的监控又拍到了他，他跟一个女孩出来说了会话，然后相携去了小树林。”
骆闻舟叹了口气:“我看张少爷这行程安排得实在紧锣密鼓，应该忙得没空杀人。”
“如果他没有双胞胎，那张东来的嫌疑确实可以洗清了，咱们是不是得放人了？”
骆闻舟不置可否，只问：“你还查到了什么？”
“还有一份通讯记录，”陶然说，“我跟你说，这件事很奇怪——死者在承光公馆外围等人的时候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我从他室友那拿到了他的号码，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讯记录。二十号晚上，何忠义曾经几次与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号码通过话。”
“唔？”骆闻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们之前不就推断死者和凶手应该认识吗？”
陶然说：“奇怪的不是这几通电话――那天晚上九点五十左右，何忠义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另一个难以追溯的黑号，内容是‘结账地点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说这是什么意思？结账？结什么账？跟谁结？‘金三角’空地又是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
骆闻舟突然开口打断他：“先不管这个，文昌路那边是老城区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点多也不算晚，你带几个兄弟在附近转着问问，看是不是能有见过他的。”
陶然一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骆闻舟那边已经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他忍不住对着自己的手机皱了眉——之前，陶然以为王洪亮只是一只单纯的幺蛾子，就想推诿责任和尸位素餐，因此要防着他干出出圈乱纪的事阻挠调查，最好能找个由头把他捅下来。
而直到这时，陶然才隐约意识到，这件案子里恐怕并不只有政治。
市局刑侦大队行动非常利索，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刑警们全部就位，兵分四路，开始拿着死者何忠义清晰近照到处打听。
这种工作通常是刑警们的日常活动之一，不得不做，极其漫长无聊，痛苦程度大约和在路边发传单不相上下，他们得把一样的话跟无数人解释无数遍，能不能排查出蛛丝马迹，却还是都得拼运气。
因为人眼不是监控摄像，不可能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留存。
而这个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归的洪流中周而复始——邻里之间大多只是点头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着的头，人们透过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围观大洋彼岸的闹剧，窥探南北极上的奇闻，参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所有大小热门事件的讨论，每时每秒都忙碌非凡，当然无暇记住一个衣着不合时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为他实在太普通、太无趣了，并不值得一顾，也并不值得被短暂地存在谁的记忆里。
不论死生。
这一次，警方的运气用尽了，陶然他们头顶太阳，一直把太阳叽里咕噜地顶下了山，依然一无所获。
“副队，我们那边都说没见过。”
“陶副，我们走访的是西边那条路，把沿街店铺里的监控挨个调出来看的，你猜怎么着——没有。”
“有个老头说他可能见过，我问他往哪去了，结果他给我指了一处建筑工地。”
至此，何忠义下车以后去了哪，又在哪里遇害，线索又续不上了。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来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监控的默片中绕着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继而失去踪迹，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尸体竟还不肯歇息，竟又离奇地乾坤大挪移，千里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区――从哪来，回哪去，不影响繁华地段的市容建设。
陶然也无计可施，只好把一帮被烈日烤出油来的刑警们就地解散，简短地向骆闻舟汇报了失败的工作进度。
“我这边估计没什么进展了，”陶然说，“我看还是得重新回去做受害人分析……你这是在外面吗？”
骆闻舟好像正在什么人的车上，因为电话里传来车载收音机的路况播报，主播正在用“穷举法”描述“全市每一个地方不堵”的晚高峰。
骆闻舟含混地应了一声，顿了顿，把车载收音机关上了：“或者也可以想办法走张东来这条线。”
“张东来？”陶然说了一天的话，嗓子眼冒烟，脑子也有点发懵，直眉楞眼地问了一句，“他的嫌疑不是已经基本洗清了吗？”
“张婷说，何忠义曾经拦住她，向她打听了一个姓‘冯’的神秘人物，如果何忠义当时没有认错人，那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和张婷他们有过交集；第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何忠义离开承光公馆外围的时候，正好和张东来第一次从会所室内出来、到院里来的时间差不多，当时张东来显然没打算离开承光公馆，所以他出来除了透气之外，是为了什么？”
陶然先是一愣，随后立刻反应过来：“饭局结束有人要先走，他出来送——你的意思是，当时离开的那一批人里，很可能有何忠义要见的人？”
“加十分，没奖金——还有那个可疑的手机，咱们昨天之所以查到张东来头上，就是因为那个手机。以张东来那小子的尿性，可能都不知道‘赔礼道歉’四个字怎么写，但如果手机和他没关系，那到底是送他手机的人冒用了张东来的名义？还是死者在这事上和朋友说了谎？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