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成说:“好吧,好吧,念下去。”

“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看不见自己的丑恶。”

彦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

“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呀。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

她继续念她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还知道我的病根,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

“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没什么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

“祖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十九岁——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十六岁,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很成功,已经接了家眷。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那时候,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分儿,并不愿意回国。我也竭力劝彦成不要回国。可是他对我说:‘你不愿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强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

“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不听他们的劝告,跟许彦成回国了。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不是什么‘投奔光明’。”

丽琳停下来看着彦成。“我说的都是实情吧?”

“人家耐烦听吗?”彦成有点儿不耐烦。

“这又不是娱乐,我是剖开真心,和群众竭诚相见。”

“好呀,说下去。”

丽琳看着彦成,故意说:“我回国后才逐渐发现,我的信念完全错误,我的理想全是空想。”

彦成正打了半个呵欠,忙闭上嘴,睁大眼睛。

丽琳接下去说:“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引入歧途。爱情是靠不住的,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即使是真正的爱情,也经不了多久就会变,不但量变,还有质变,何况是勉强敷衍的爱情呢!而且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轻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彦成说:“你是说教?还是控诉?还是发牢骚?”

“我不过说我心里的话。”

“你对帮助你的小组也是这么说的吗?”

丽琳嫣然一笑说:“我这会儿应应景,充实了一点儿。”她把稿子扔给彦成。“稿子上怎么说,你自己看吧。”

彦成赌气不要看。他说:“你爱怎么检讨,我管不着。你会说心里话,我也会说心里话。”

丽琳说:“瞧吧,你老实,还是我老实。”

彦成气呼呼地不答理。可是他有点后悔,也有点不安,不知丽琳借检讨要控诉他什么话。他应该先看看她的稿子。

丽琳的检讨会上人也不少。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和善的女同志。她是人事处的干部,平时不大出头露面。她说了几句勉励和期待的话,大家静听杜丽琳检讨。

壮丽琳穿一套灰布制服,方头的布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黄黄的。她严肃而胆怯地站起来,念她的检讨稿。开场白和她念给彦成听的差不多,只是更充实些。彦成眼睛盯着她,留心听她念。她照着原稿直念到回国以后,她一字不说爱情至上的那一套,只说:

她看到新中国朝气蓬勃,和她记忆中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大个相同了。她得到了合适的工作,分得了房子,成立了新家庭,一切都很如意。可是她渐渐感到,她和新社会并不融洽。她感到旁人对她侧目而视,或别眼相看,好像带些敌意,或是带些鄙视。她凭一个女人的直觉,感到自己在群众眼里并不是什么美人,而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浅薄、虚荣、庸俗,浑身发散着浓郁的资产阶级气息。当然,并没有谁当面这么说,不过她相信自己的了解并没有错。因为她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浅薄、庸俗和虚荣。她也能看到朴素的、高尚的、要求上进的女同志是多么美,只是她不愿意承认。

彦成竖起了耳朵。

她却并不多加发挥,只接着说,外表体现内心。她的内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信念,和她的外表完全一致。在她,工作不过是饭碗儿,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学识只是本钱。她上大学、留学、读学位都是为了累积资本,本钱大,就可以赚大钱。这都说明自己是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斤斤计较的都是为自己的私利。

彦成这时放松警惕,偷眼四看。他同组的几个年轻人:姜敏、罗厚、姚宓、善保挨次坐在后排,都满面严肃,眼睛只看着做检讨的人。

丽琳谈心似的谈。她说:“我从没想到为谁服务。我觉得自己靠本事吃饭,没有剥削别人。我父亲靠经营资本赚钱也没有榨取什么血汗,许多人还靠他养家活口呢。所以我总觉得不服气,心上不自在,精神上也常有压抑感。三反开始,我就从亲戚朋友那边听到好些人家遭殃了,有人自杀了。我心上害怕,只自幸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分子。可是,三反运动又转向知识分子——要改造知识分子了。我又害怕,又后悔,觉得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许彦成回来。当时他并没有勉强我,是我硬要跟着他的。现在可怎么办呢?我苦苦思索,要为自己辩护——就是说,我没有错,没有改造的必要。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是吃了农民种的粮食,的确是穿了工人织的衣料,的确是靠解放军保卫国家,保障了生活的安宁,而我确实对他们毫无贡献。我谋求的只是个人的安逸,个人的幸福。我苫恼了很久,觉得自己即使自杀了,也无法偿还我欠人民的债。

“我有一天豁然开朗,明白群众并不要和我算什么帐,并不要问我讨什么债。他们不过是要挽救我,要我看到过去的错误,看明白自己那些私心杂念的可耻,叫我抛去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留给我的成见,铲除长年累积在我心上的腐朽卑鄙的思想感情,投身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她接着批判自己错误的人生观,安逸的生活方式等等,说她下定决心,不再迷恋个人的幸福,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努力顶起半边天,做新中国的有志气的女人。

彦成觉得丽琳很会说该说的话,是标准的丽琳。她确也说了真话,她的决心也该是真的,不过彦成认为只是空头支票。她的认识水平好像还很肤浅幼稚。她的检讨能通过吗?

主席说:“杜先生的检讨,虽然不够全面,却是诚恳的。她敢于暴露,因为她相信群众,也体会到党和人民要挽救她的一片苦心。能把错误的、脏的、丑的亮出来,就是因为认识到那是错误的,或是脏的丑的,而决心要抛弃它。尽管杜先生的觉悟还停留在表面阶段,她的决心还有待巩固,她能自愿改造自己是可喜的,值得欢迎。同志们有什么问题,不妨提出来给她帮助。”

有人说:“杜先生对过去虽有认识;批判却远远不够。”

有人说:“抽象的否定,不能代替切实的批评。”

有人说:“杜先生对于靠剥削人民发财的父亲和投机取巧的哥哥,好像还温情脉脉,并没有一点憎恨。”

有人问:“是不是脱去一套衣服,就改换了灵魂的面貌?”

主席让丽琳回答。

丽琳说:问题提得好!都启发她深思。她不敢撒谎,她对自己的亲人,仇恨不起来,足见她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彻底改变。她只能保证,从此和他们一刀两断,划清界线。

也说着流下眼泪——真实的痛泪。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她是舍不得割断,却下了决心,要求站稳立场。

主席总结说:“自我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好的。我们人人都需要长期不懈地改造自己。杜丽琳先生决心要抛弃过去腐朽肮脏的思想感情,愿意洗心革面,投入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欢迎的。让我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大家热烈鼓掌)“杜先生,谈谈你的感受吧!”

丽琳在群众的掌声中激动得又流下泪来。这回不是酸楚的苦泪而是感激的热泪。她说,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温暖,这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希望群众继续关心她、督促她,她也一定努力争求不辜负群众的期望。

几个等待“洗澡”的“浴客”没有资格鼓掌欢迎,只无限羡慕地看她过了关。

第七章

帮助“洗澡”的几个小组召集待浴的几位先生开个小会,谈谈感想。

余楠仍是哭丧着脸。他又灰又黄,一点儿也不像黄胖和尚,却像个待决的囚犯,许彦成忧忧郁郁,不像往日那样嬉笑随和。朱千里瞪出两只大眼,越见得瘦小干瘪。丁宝桂还是惶惶然,不过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大受启发。会上他摇头摆脑,表现他对自己的感受舔嘴咂舌的欣赏,觉得开了窍门。

他说:“我受了很深的教育。以前,我以为‘启发’是提问题,‘帮助’是揭我的短,逼我认罪,或者就是‘衬拳头’,打我‘落水狗’。现在我懂了,帮助是真正的帮助。”他很神秘地不再多说,生怕别人抄袭了他独到的体会。他只说:“我现在已经了解群众对我的‘启发’,也接受了群众给我的帮助,准备马上当众洗个干净澡。”

朱千里瞪着眼,伸出一手拦挡似的说:“哎,哎,老哥啊,我浑身湿漉漉的,精光着,衣服都不能穿,让你先洗完了吧!”

彦成几乎失笑,可是看到大家都很严肃——包括朱千里,忙及时忍住。

余楠鄙夷不屑他说:“朱先生谈谈自己的感受呀?”

朱千里也鄙夷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感受嘛,很简单。咱们如果批判得不深刻,别人还能帮助。主要是自己先得端正态度,老实揭发问题。”

余楠气短,没也回答。

但有人问:“朱先生上次老实吗?”

朱千里说:“我过于追求效果,做了点儿文章。其实我原稿上都是真话,帮助我的几位同志都看过的。我为的是怕说来不够响亮,临时稍为渲染了一点儿。我已经看到自己犯了大错误,以后决计说真话,句句真话,比我稿子上的还真。”

有人说:“这又奇了,比真话还真,怎么讲呢?”

朱千里耐心说:“真而不那么恰当,就是失真。平平实实,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是我现在的目标。”

这次会上,许彦成只说自己正在认真检查。余楠表示他严肃检查了自己,心情十分沉重,看见杜先生洗完了澡,非常羡慕,却是不敢抱侥幸的心,所以正负痛抠挖自己的烂疮呢。

会后朱千里得到通知,让他继续做第二次检讨,并嘱咐他不要再做文章。

朱千里的第二次检讨会上,许多人跑来旁听。朱千里看见到会的人比上次多,感到自己的重要,心上暗暗得意。他很严肃地先感谢群众的帮助,然后说:“我上次作检讨,听来好像丑化运动,其实我是丑化自己。我为的是要表示对自己的憎恨,借此激发同志们对我的憎恨,可以不留余地,狠狠地批判我。我实在应该恰如其分,不该过头。‘过犹不及’呀。我要增强效果,只造成了误会,我由衷向革命群众道歉。”

有人说:“空话少说!”

朱千里忙道:“我下面说的尽是实话了。我要把群众当作贴心人,说贴心的实话。”他瞪出一双大眼睛,不断的抹汗。

主席温和他说:“朱先生,你说吧!”

朱千里点点头,透了一口气说:“我其实是好出身。我是贫雇农出身——不是贫农,至少也是雇农。我小时候也放过牛,这是我听我姑妈说的,我自己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我羡慕人家孩子上学读书。我父亲早死,我姑夫在镇上开一家小小的米店,是他资助我上学的。我没能够按部就班的念书,断断续续上了几年学。后来我跟镇上的几个同学一起考上省城的中学。可是我别说学费,到省城的路费都没有。恰巧那年我姑妈养蚕收成好,又碰到一个好买主,她好比发了一笔小财。”

有人说:“朱先生,请不要再编《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了。”

朱千里急得说:“是真的,千真万真的真事!我就不谈细节吧,不过都是真事。不信,我现在为什么偷偷儿为我外甥寄钱呢!我老婆怀疑我乡下有前妻和儿女,防得我很紧,我只能赚些外快背着她寄。因为我感激我的姑夫和姑妈——他们都不在了,有个外甥在农村很穷。我想到他,就想到自己小时候,也就可怜他。”

“可是朱先生还自费留法呢?是真的吗?”有人提问。

朱千里说:“旧社会,不兴得说穷。我是变着法儿勤工俭学出去的。可是我只说自费留法,钱是我自己赚的,说自费还是真实的。我在法国三四年——不,不止,四五年吧?或是五六年——我从来记不清数字,数字在记忆里会增长——好像是五六年或六七年。我后来干脆说‘不到十年’。因为实在是不到十年。不过随它五年八年十年,没多大分别,只看你那几年用功不用功。我是很用功的。有人连法语都不会说,也可以混上十几年呢。”

又有人提问:“不懂法语,也能娶法国老婆吧?”

朱千里说:“对法国女人,只要能做手势比划,大概也能上手。说老实话,我没娶什么法国老婆,谁正式娶呀!不过是临时的。那也是别人,不是我,我看着很羡慕罢了,我连临时的法国姘头都没有。谁要我呀!”

“这是实话了。”

“是啊!我也从来没说过有什么法国老婆,只叫人猜想我有。因为我实在没有,又恨不得有,就说得好像自己有,让人家羡慕我,我就聊以自慰。我现在的老婆是花烛夫妻,她是我从前邻居的姑娘,没有文化,比我小好多岁,她也没有什么亲人,嫁了我老怀疑我乡下还有个老婆,还有儿子女儿,其实我只是个老光棍。”

“这都是实话吗?”

“不信,查我的履历。”

“履历上你填的什么出身?”

“我爹早死,十来岁我妈也没了。资助我上学的是我姑夫,他开米店,我填的是‘非劳动人民’。”

“可是你还读了博士!”

朱千里很生气,为什么群众老打断他的检讨,好像不相信他的话,只顾审贼似的审他。他又只好回答。

“我没有读博士,不过,我可以算是得了博士,还不止一个呢!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博士。假如你们以为我是博士,那是你们自己想的。我只表示,我自恨不是法国的国家博士。我又表示瞧不起大学的博士。也许人家听着好像我是个大学博士而不自满。其实呢,我并没有得过大学博士。”

“你又可以算是得了博士,还不止一个!怎么算的呢?”

“就是说,到手博士学位的,不是我,却是别人。”

“那么,你凭什么算是博士呢?”

“凭真本领啊!我实在是得了不止一个博士。我们——我和我的穷留学朋友常替有钱而没本领的留学生经手包写论文。有些法国穷文人专给中国留学生修改论文,一千法郎保及格,三千法郎保优等,一万保最优等。我替他们想题目,写初稿,然后再交给法国人去修改润色。我拿三百五百到六七百。他们再花上几千或一万,就得优等或最优等。有一个阔少爷花了一万法郎,还得了一笔奖金呢,只是还不够捞回本钱。当然,我说的不过是一小部分博士。即使花钱请人修改论文,口试还得亲自挨克。法国人鬼得很,口试克你一顿,显得有学问,当众羞羞你,学位终归照给。你们中国人学中国文学要靠法国博士做招牌,你们花钱读博士,我何乐而不给呢!”

有人插话:“朱先生不用发议论,你的博士,到底是真是假呢?”

朱千里直把群众当贴心人,说了许多贴心的真话,他们却只顾盘问,不免心头火起,发怒说:“分别真假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得的博士是真是假呢?我只是没化钱,没口试,可是坐旁听,也怪难受的,替咱们中国人难受啊。”

“朱先生不用感慨,我们只问你说的是句句真话呢?还是句句撒谎呀?”

“我把实在的情况一一告诉你们,还不是句句真话吗?”

“你不过是解释你为什么撒谎。”

“我撒什么谎了!”朱千里发火了。

“还把谎话说成真话。”

“你们连真假都分辨不清,叫我怎么说呢?”

“是朱先生分不清真假,还是我们分不清真假?告诉你,朱千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朱千里气得说:“好!好!好个雪亮的群众!好个英明的领导!”

有人发问了:“朱千里,你怎么学习的?英明的领导是群众吗?你说说!”

朱千里嘟囔说:“这还不知道吗!共产党是英明的领导。”

有人忍笑问:“群众呢?”

“英明的尾巴!”朱千里低声嘟囔,可是存心让人听见。

有人高声喊:“不许朱千里诬蔑群众!”

“不许朱千里钻空子向党进攻!”

“打倒朱千里!”

忽有人喊:“打倒千里猪!”笑声里杂乱着喊声:

“千里猪?只有千里马,哪来千里猪?”

“猪冒牌!”

“猪吹牛!”

“打倒千里猪!打倒千里猪!!”许多人齐声喊。有人是愤怒地喊,有人是忍笑喊,一面喊,一面都挥动拳头。

朱千里气得不等散会就一人冲出会场。他含着眼泪,浑身发抖,心想:“跟这种人说什么贴心的真话!他们只懂官话。他们空有千只眼睛千只手,只是一个魔君。”他也不回家,直着眼在街上乱撞,一心想逃出群众的手掌。可是逃到哪里去呢?他走得又饿又累,身上又没几个钱;假如有钱,他便买了火车票也没处可逃呀。

他拖着一双沉重的脚回到家里,老婆并不在家。正好!他草草写下遗书:“士可杀,不可辱!宁死不屈!——朱千里绝笔。”然后他忙忙地找出他的安眠药片,只十多片,倒一杯水一口吞下。他怕药力不足,又把老婆的半瓶花露水,大半瓶玉树油和一瓶新开的脚气灵药水都喝下(因为瓶上都有“外用,不可内服”字样),厨房里还有小半瓶烧酒,他模糊记得酒能帮助药力,也一口气灌下,然后回房躺下等死。

可是花露水、玉树油、脚气灵药水和烧酒各不相容。朱千里只觉得恶心反胃,却又是空肚子。他呕吐了一会儿,不住的干咽,半晌精疲力竭,翻身便睡熟了。

朱千里的老婆买东西回家,看见留下的午饭没动,朱千里到在床上,喉间发出怪声,床前地下,抛散着大大小小的好些空瓶子,喊他又不醒,吓得跑出门去大喊大叫。邻居跑来看见遗书,忙报告社里,送往医院抢救。医院给洗了胃,却不肯收留,说没问题,睡—觉就好。朱千里又给抬回家来。

他沉沉睡了一大觉,明天傍晚醒来,虽然手脚瘫软,浑身无力,精神却很清爽。他睁目只见老婆坐在床前垂泪,对面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

“朱千里!你逃往哪里去?”

“朱千里!休想负隅顽抗!”

“奉劝朱千里,不要耍死狗!”

他长叹一声,想再闭上眼睛。可是——老婆不容许他。

第八章

朱千里自杀,群众中有人很愤慨,说他“耍死狗”。可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主席却向范凡自我检讨,怪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因为他是临时推出来当主席的,不知道朱千里的底细。他责备自己不该让朱千里散布混淆真假的谬论,同时也不该任群众乱提问题,尤其是“打倒千里猪”的口号,显然不合政策。关于这点,罗厚一散会就向主席提出抗议了。范凡随后召开了一个吸取经验的会,提请注意别犯错误,思想工作应当细致。

丁室挂看到朱千里的检讨作得这么糟糕,吓得进退两难。他不做检讨吧,他是抢先报了名的。小组叫他暂等一等,让朱千里先做,他不能临阵逃脱。做吧,说老实话难免挨克,不说老实话又过不了关。怎么办呢?

丁宝桂是古典组唯一的老先生。他平时学习懒得细读文件,爱说些怪话。说他糊涂吧,他又很精明;说他明白吧,他又很糊涂。大家背后——甚至当面都称他“丁宝贝”。现当代组和理论组的组长都是革命干部,早都做了自我检讨。这位丁先生呢,召集人都做不好,勉强当了一个小组长。他也没想到要求检讨,所以自然而然地落单了。只好和外文组几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同洗澡。

他光不抗议,说自己没有资产,只是个坐冷板凳的,封建思想他当然有,可是和资产阶级挂不上钩,他家里连女婿和儿媳妇都是清贫的读书人家子女。年轻人告诉他:“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话他仿佛也学习过,可是忘了为什么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却又不敢提识破,只反问:“你们洗澡不洗澡呢?”他们说:“大家都要改造思想,丁先生不用管我们。这会儿我们帮丁先生‘洗澡。’。”

丁先生最初不受启发,群众把他冷搁在一边。他后来看到别人对启发的态度,也开了窍,忙向群众声明他已经端正了态度。队后他也学朱千里把群众启发的问题分门别类,归纳为自己的儿款罪状。帮助他的小组看破他是玩弄“包下来”的手法,认为他不是诚心检查,说他“狡猾”。丁宝桂正不知如何是好。那天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和主魔的总结,悟出一个道理:关键是不要护着自己,该把自己当作冤家似的挑出错儿来,狠狠地骂,骂得越凶越好。挑自己的错就是“老实”,骂得凶就是“深刻”。他就抢着要做检讨。可是朱千里检讨挨克,他又觉得老实很危险,不能太老实。反正只能说自己不好,却是不能得罪群众。

他只好硬着头皮到会做检讨。他先说自己顾虑重重,简直不有胆量。“好比一个千金小组,叫她当众脱裤子,她只好上吊啊。可是渐渐的思想开朗了。假如你长着一条尾巴,要医生动手术,不脱裤子行吗?你也不能一辈子把尾巴藏在裤子里呀!到出嫁的时候,不把新郎吓跑吗?我们要加入人民的队伍,就仿佛小姐要嫁人,没有婆家,终身没有个着落啊。”

他的话很有点像怪话,可是他苦着脸,两眼惶惶然,显然很严肃认真,大家耐心等他说下去。

丁宝桂呆立半晌,没头没脑他说:“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的。只说我个人有解放前后的遭遇吧。以前,正如朱千里先生说的,教中文也要洋招牌。尽管十年,几十年寒窗苦读,年纪一大把,没有洋学位就休想当教授,除裴你是大名人。可是解放以后,我当上了研究员。这就相当于教授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听说,将来不再年年发聘书,加入人民的队伍,就像聘去做了媳妇一样,就是终身有靠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们靠薪水过日子的,经常怕两件事:一怕失业,二怕生病。现在一不愁失业,二不愁生病,生了病公费医疗,不用花钱请大夫,也不用花钱请代课。我们还有不拥护社会主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