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暂时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想问，什么都不想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我知道，就算一切都是我自己的误会跟猜想，随之而来的也不可能是那种澄明的、阳光照进来的喜悦。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我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对关于他的一切都这么倦怠呢？
当你听着别人洗澡，经常会在淋浴喷头被关上的时候，错觉整个世界都结束了。他走出来，捡起丢在地上的牛仔裤，胡乱地套上，顺手打开了房间里的电视。是体育频道，美国网球公开赛，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场直播。他坐到我身边来，像是逗弄一只猫那样，抚着我的脑袋，还有裸露在空气里的后背。“不去洗澡啊？”他轻声问。我翻过身来把自己蜷成方向相反的一团，抬起眼睛看着他，“我冷。”
他笑笑，抱紧我，我蜷曲的膝盖凉凉地抵着他的肌肤。他亲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才不冷，你只是想撒娇。”我心里那种短促的冷笑声又转瞬即逝地响了起来。我要在心里面用尽全身力气压制它，不让它巨大的阴影投到我明明是真正温柔的笑容里。
我累了。
“我妈那天还在跟我说，”他拍了拍我的脑袋，“明年我们俩就大学毕业了。她说，得从现在开始，准备咱们俩的婚礼——你还记得这码事吗？”
“对的。”我想起去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春节，真的只过去了一年多而已吗？为什么我觉得已经那么久了，“我妈妈昨天也说过，要是我们到了明年夏天，居然还没分开，就真的该办婚礼了。”
“居然。”他笑了起来，“你妈妈用的是这个词啊？”
“是。”我故作惨痛地点点头，“不过她经常这样，我都习惯了。”
“你真的决定了？考研很苦的，你到时候别反悔。”他说。
“不要小看人。”我轻轻地冲他的鼻子挥了一下拳头，“你总是喜欢把我想得很笨，很没用，然后你就开心了。其实昨天我们经理还问过我，明年毕了业，愿不愿意正式留在这间公司上班。就只有你才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枕在他的腿上，用力地往后仰了一下脑袋，努力做出仇恨的表情来，他皮带上那个金属的扣子贴着我的后脑，很硬。
他突然俯下脸来，坏笑着，在我耳朵边说：“干吗？又想招我？”
“流氓。”我像是被烫到那样坐了起来，我想我是脸红了吧。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鬼魅一般的声音在问自己：为什么告诉他那件事呢？就是……经理问过我，愿不愿意留下来上班？不是决定了先不说的吗？是我自己也知道，“不说”的念头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吗？
“今晚去我家好不好？”
“不好。”我用力地否决，“你去我家嘛。”
“我们家今晚没人。”他夸张着“没人”两个字，像是小学时代的男同学在炫耀一样新鲜的玩具，“都不在的，我爸最近常常不回来，所以我妈就跟她以前的同学一起报团旅游去了。”
“你爸为什么常常不回来啊？”
“接了个大案子呗。”他轻轻地抬起眉毛，“我也不大清楚是什么案子，我跟他又不怎么讲话。都是我妈跟人家聊电话的时候，我偶尔听见几句。好像是个特有钱的人，现在成了被告。关键是，这个人被抓起来以后，家里那班亲戚就如狼似虎地跑去瓜分他们家剩下的东西，他的公司被这班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个倒霉鬼的律师费都快没有人来付了。所以我妈在抱怨。”
“真倒霉……”我抱紧了膝盖，“我是说你爸。”
“案子都接了，总得出庭的——那个被告在龙城算是个很有名的人吗？听我妈的语气，好像很多人都该知道他。”
“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在龙城，我知道的唯一一个算得上是有钱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老板。”
“反正姓一个特别奇怪的姓，像武侠小说似的。”他不紧不慢地套上了T恤。
我心里重重地跳了两下，“是不是，姓昭？”
他转过脸，倒吸一口冷气，“这个人……真有这么红么？”
在这个夏天里，如果找不到哥哥，去江薏姐那里总是没错的。准确地说，是去江薏姐借给昭昭的临时藏身的地方，总是没错的。姐姐把电话打过去，跟江薏姐按照管理互相羞辱一番，再关切地打探一下对方最近有没有新的男人，然后姐姐说：“喂，别怪我没有警告你，我第一次看见那个怪胎孩子的时候，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都害怕。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孩子浑身上下就是一股难民劲儿，煞气特别重……我没夸张，你看见她就知道了，换了我是你，我才不敢把自己家借给她，我怕招来什么东西……”
后来，姐姐气急败坏地跟我说，江薏姐非常柔顺地回答她，“西决跟我开了口，我怎么能说不？”我笑到肚子痛了，因为姐姐学得惟妙惟肖，深得精髓。
“装什么装，”姐姐愤怒地“呸”了一口，似乎我的开心给了她莫大的鼓励，“二叔的遗产八字还没一撇，就已经‘不能说不’了。”
“姐……”我用的是一种劝阻的口吻，虽然她的妙语如珠让我觉得由衷过瘾，但是面对这种刻薄我总觉得不忍心——江薏姐和陈嫣到底是不同的，成为江薏姐那样的女人，曾经是我的梦想。那种偷偷地想一想就算了的梦想。
哥哥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昭昭身上——不，用不着“几乎”，就是所有的时间。他看着她写暑假作业，他盯着她吃药，他给她补习那永远只能挣扎在及格线上的数学和物理——回家以后再神情愉悦地对我说：“她简直比你还笨。”偶尔，晚上，他会带着她回到我们家来吃饭。有一次我回家晚了，就看到昭昭理直气壮地坐在哥哥的左首边，那个平时属于我的位置上。又有一天，晚饭后，哥哥要带着她去看暑期档的电影，我说我也想去，在哥哥的口型已经是“好”，但是声音还没出来之前，昭昭灿烂地笑着说：“南音姐，你不需要去陪着你老公吗？”
我用力地看着她，大约几秒钟吧，我幻想着我的目光是把精准和有力的锤子，可以把我沸腾着浓浓的敌意的眼睛像图钉一样敲到她脑袋里面。我非常清晰地告诉她：“不需要。”觉得依旧不解气，又追加了一句，“我需要干什么，不需要干什么，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那么多心。”——话音落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喉咙里面不由自主地微微发颤——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啊？难道还真怕她吗？
她讪讪地扫了我一眼，垂下了眼睛。哥哥像是什么都没觉察那样对我一笑，“那就一起去，动作快点，不然来不及了。”我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为何，觉得眼中似乎仍然充满了怨气。我爸爸从我们三个身后经过，露出了一副看热闹的笑容，然后跟我说：“南音，身山带钱了吗？”
于是我愤怒地跟着他们二人出了门，愤怒地一言不发上了电车，愤怒地找到了一个单人的位置，愤怒地看着他们俩并排坐在我的前面，愤怒地在电影院门口买了一桶大号的爆米花——自然是没有昭昭的份，我一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再愤怒地坐在了哥哥和昭昭中间的位子上——只要在大家对号入座的时候存心挤过去就行了。后来，整个放映厅沉入了黑暗的水底。身后那排座位上有两个人还在若无其事地聊着天，这让我觉得即使船沉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字幕像海火那样亮了起来，那周遭的黑暗让人觉得这些字幕是生命里此刻唯一值得盼望的东西。
我觉得我可以安静下来了。
我想起小的时候，哥哥学校里组织他们看电影，他就会带上我——反正在当时，我那种身高的小孩子是不要票的。可是没有票，我就只能和他挤在一个窄窄的座位里。放映厅里的灯光暗下来，我就会条件反射一般地抓住他的手。因为在家里，停电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小了吧，我是说我占据的空间太微不足道了，那个空旷的放映厅跟我们塞满家具的家到底是不同的，所以，放映厅的灯光熄灭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我的眼睛停电了。不过只要我转过头去，借着一点点高处传过来的微光，我就还能看见哥哥的脸，这让我相信，即使眼球停电了也不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我再一次转过头，还是我习惯了的左边，时隔多年，他的脸庞依然在那里。其实在我眼里，跟小的时候比起来，他的样子并没有改变。算了吧，我深呼吸了一下，把爆米花的大桶伸到了他面前。他笑了，悄声说：“我不要，你自己慢慢吃吧。”
不知好歹。我坐正了身子，面前屏幕上开始放的是别的影片的片花，怎么能如此不知好歹，但是我想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对什么人愤怒下去了。“哥。”我听见我自己悄声说，“我怀疑，我觉得……苏远智其实还和端木芳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也不知道……”他的手轻轻按在了我的肩膀上，他在我耳边，毋庸置疑地说：“专心看电影，回头，我去揍他。”“你听我说完——”我急急地想甩掉他磁铁一般温暖的手掌，“我只是怀疑，怀疑你懂么，我想跟他聊聊这个，但是又不愿意开口，我不是害怕他骗我我只是……”他再一次轻松地打断了我，“我懂，可他还是欠揍。”
我们要看的电影终于开始了——只是隆重的开场音乐而已，哥哥把嗓音压得更低，“你还不让我揍他的话，我们就要错过片头了。”
我轻轻地笑了出来，终于。
然后我不计前嫌地把爆米花桶伸到了我的右边，自然是昭昭的位置。倒是不出我所料，我的手悬空了半晌，也没有感觉到来自她那边的力量把这只桶微妙地向下压，也听不到爆米花在另外一个人手中被翻动的那种喜庆的声音。在我重新把爆米花狠狠地抱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昭昭坐在那里，低垂着头。她没办法伸手来拿爆米花，是因为她的双手都在紧紧地抱着头，她的胳膊肘像两只锥子那样深深地陷进腿上的肌肉里面，原来一个人的手也是可以有如此丰富的表情的。
“昭昭，你怎么了？”我胆战心惊地伸出手去，轻轻摇晃她的肩膀，完全不敢用力，似乎是害怕稍微一用力，她整个人就会火花四溅地在我眼前爆炸，“你哪里不舒服？”
她像是说梦话那样，用气息吐出两个模糊的音节，“头疼。”
“哥，”我求救一般地推了推左边，结果只推到了座椅的扶手，“我们得走了，现在马上去医院。”
“不要。”昭昭艰难地仰起脸，看着我，有一行眼泪映在银幕上那道光线里，“我只想看完这场电影。看完一场电影，都不行么？”
这句话，不是在跟我说吧？我知道不是的。她在跟她的疼痛说话，她在跟她的病说话，她在告诉那道从头顶照下来的光，她只想看完一场电影。
Chapter09
还是昭昭
我床头的HelloKitty脑袋大大的，有身躯的两倍那么长，头重脚轻地栖息在两个枕头之间的缝隙里，粉红色的蝴蝶结像个伤员的绷带那样斜斜地扎在雪白的额头上。她稚拙地看着我，没轻没重地问：“郑南音，你怕死吗？”我对她笑笑，我知道这又是那种浅尝辄止的小睡眠，我可以强作镇定地不答理她，然后我就真的清醒了。满室灯光像是一盆橙汁，缓慢地淋下来，浇到了我的视线里。Kitty固执地维持着刚才的表情，一定是不打算承认她开口跟我说过话。
只不过十二点，是我自己看着书，就不小心打了个盹儿。外面一声门响，是哥哥回来了。自从昭昭住院以后，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回来，有时候更晚。昭昭的病到底怎样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甚至是每个小时，但是我和哥哥心照不宣地不去聊这个。我们聊我上班的地方那些讨人嫌的同事，聊昭昭今天在医院里又闹了什么笑话，顺便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取笑她对那个陈医生莫名其妙的花痴，有时候话题扯远了也问问哥哥——下一次，他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只是，昭昭会死吗？
郑南音，你怕死吗？
你怕死吗？
苏远智，你怕死吗？——这是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如今，我们都不再提了。很早以前，还是哥哥跟我说的，有些事，如果我们都装作没发生过，那就是真的没发生过。
还是去年的春节前，在那个原本没有冬天，当时却莫名其妙下了雪的南方城市。在飞机上的时候我问自己：我在干什么？然后就问：我为什么？再然后，就问：我为什么要问自己在干什么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让这三个问题交替出现上，空姐广播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才发现，我忘记了要回答。
来不及回答了，那么，就这么去吧。当你已经无法思考和追问的时候，就让行动成为唯一的意义，反正，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你有的是时间去阐释它，去整理它，去把它当成历史来纪念，甚至是缅怀。真相一定早就面目全非了，说不定连“真相”自己都嗅不出当初的气味——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爱自己。
满街熙熙攘攘的人们都在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是远在天边的陌生城市吧？就是我们大家在高中毕业留言册上写的，“天各一方”那个词所指的另一边——值得庆幸的是，天空的样子还没变。这样我就没那么怕了。我知道心脏正在那里蓄势待发地颤动着，似乎我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融化了，就剩下了那颗忠于节奏的心。其实我动身之前，一直都想给姐姐打个电话。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我是那么需要姐姐。我需要姐姐用她那种一贯的挑衅的语气跟我说：“要上战场喽。”可是那个时候，姐姐每天都把自己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执意要把自己和她的婴儿变成两件新房子里的家具。大伯的葬礼打垮了她，郑成功打垮了她，那个最终心照不宣地放任她离开的热带植物也打垮了她。
若不是见过了那个时候的姐姐，我想我不会来广州的。她让我发现“勇气”其实是朝露一般脆弱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抓住它，就算是最终它只能被我自己捏碎在手心里。我不能就那么认输，哪怕我还是可以说服了自己平静地再去跟别人恋爱然后沉浸在幸福中终于可以笑着回忆当初的痛苦和眼泪自言自语地说感情这种事情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也是认输。姐，你同意的吧？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极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平静如初，这样很好。那间大学附近全是学生出没的小馆子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搏击的场地。他说：“南音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危险？”我说：“你觉得我来干什么？我难道会是来祝你们永远幸福的么？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笑。他说：“郑老师知道你来这儿么？——算了，我一会儿打给他……”
我说：“你敢。”
他说：“我有什么不敢？”
若是在平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把对白接上——我一定会哭的吧，眼泪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尴尬。可是，谁让雪灾把这城市变成了一个乱世呢？我就不要脸地扮演一次乱世佳人算了。我抓过来桌上一张干净的餐巾纸，对照着手边那张旅馆的信笺，把地址一笔一画地写在上面。“我的房号是703。”我慢慢地说，“你看见了，这个是房卡，703的意思就是，房间在七楼。我现在回去等你，到十二点。过了十二点你要是还不来的话，我就打开窗子跳下去。你不信啊？”我笑了，“不信就不信吧。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哥哥，但是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机场都封了，他就算是想要赶过来，怎么也得是明天晚上——还得是在火车正常的情况下，那时候，十二点早就过了，你就做做好事，不要让我哥哥十万火急地过来，只是替我收尸，好不好呢？”
晚上十点半，我想我应该把房间里的电视机打开。因为等他来的时候，他若看见了我呆坐在一片死寂里，我会很丢脸吧——我是说，如果他真来的话。
十点四十七分，我从背包里拿出来那本我随手装进去，原本打算在路上看的书——从中间打开，不小心瞟到左下角，是第一百零七页，我把它倒过来扣在枕头上面。这样可以表示，我在等待的期间，一直都有事情做。
十一点十二分，我把电视关上了，那里面的声音搅得我心烦意乱，还是安静一点的好。他不来就不来好了，我明天回家去——只是我该怎么买票呢？我走到窗子前面，打开它，夜风涌进来的时候像烫手那样迅速地把它关上了。隐隐约约映出来我对自己微笑的脸：才怪，谁会真的跳下去啊，当我那么傻。
十一点三十八分，我打电话给前台，我说我房间里的枕套不大干净，想要换一下。前台的人很客气地说，服务员马上会给我拿新的来——挂上电话的时候，我轻轻的深呼吸听起来格外清楚，像一根抖动着闪着亮光的蜘蛛丝。其实，我只是想在十二点之前听见敲门的声音。听见了，我便可以提着一颗心去开门，就算外面站着的果然是服务生，我至少可以有几秒钟的时间用来隐隐地欣喜。
十一点四十五分，服务生来过，又走了。
十一点五十六分，我一个人坐到了窗台上——不，当然不是……窗子是关着的，我根本就没打开。玻璃真凉呀。我开始后悔我刚才为什么要关上电视机呢，现在好了，我的心跳声是那么清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郑南音，你自己的心脏怎么会嘲笑你呢。我把额头抵在了蜷曲的膝盖上面。外面在下雪。雪整整齐齐地落在地上，葬了自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我梦见一片整齐得没有一个脚印的雪地，天亮以后我告诉妈妈，妈妈说：这个梦可不大好啊。第二天，奶奶就死了。我开始幻想自己站在窗台上，背后是清澈的夜晚，我轻盈地张开手，像跳水冠军那样胸有成竹地纵身一跃，然后就笔直地坠下去，像根削尖了的铅笔，把地面上厚厚的白毯子砸出一个小洞，飞溅出来的雪沫如花。也许我不会死吧。这场雪那么大，半个中国都被埋在了它下面，它说不定会温柔松软地托住我，让我相信绝望它只是一个去处而已，不会是末路。
十二点。我的手机屏幕上已经是四个看上去大惊小怪的“0”，可是手表的表盘上还差了两分钟。这是常有的事情。时间在这种需要精确刻度的时候总是不值得信任的。应该以电视上的时间为准吧。早知道刚才还是不关电视机了——还是算了，蜷缩得久了，我像是长在了窗台上，没有力气走过去了。
十二点十分，我突然觉得这样背靠着窗子的形象有点蠢。就算我仰下去了，也不可能是优美的。那种幻想里面美好纯净的死法也许只会属于姐姐那样的女孩子，不会是我的。也许我注定了只能以一种笨拙的姿态丢脸地下坠，我注定了一无所有——除了偶尔冒出来的不怕被羞辱和嘲弄的勇气。
十二点十五分，我挪回到床上去，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了一个蚕茧。我开始觉得有点冷了。我终于还是打开了电视机，按下遥控器的时候才发现手指僵硬。就让我在法制节目的声音里睡着吧。一个女人乱刀砍死了喝醉的老公然后企图溺死他们的小孩——现在我不会觉得电视机的声音让我坐立不安了，因为我有的是时间。这漫长的一夜过去之后，我一觉醒来——或许会在睡梦中，不知情的状况下流一些眼泪，明天就是下辈子。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怔怔地盯着门注视了几秒，我又浪费了几秒说服自己也许是服务生尽管我知道那不大可能，我站起来去开门的时候腿在发抖——我忘记了看一眼那一刻的准确时间，所以我说了，时间是不可靠的。他的脸撞到了我的眼睛里来，我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迟到了。我没死。你输了。
他说：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思。
他用力地推了我一把，我倒退了好几步，险些撞到床脚。他逼近我，抓着我的肩膀说：你去死啊。你不是豁得出去么？那你就去死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想着他是不是真的要打开窗子把我丢出去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抱住了我，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像是在诅咒：“你够狠。”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神其实是仁慈的，他看出来我是真的在赌，所以允许我赢。眼泪涌了上来，我谦卑地跟神保证这种恩典我不会滥用的。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相信我真的能在十二点的时候跳下去——但是他会犹豫，他会害怕万一，他心里还是有不忍，我赌的就是那点负罪感。他一定只是想来看我一眼，一定跟自己说他只是想劝我别做蠢事快点回家——我的嘴唇缓缓地在他脖颈上滑行，它在装糊涂，似乎真的以为它想要寻找的另一张嘴唇长在那里。他叹息着，回应了我，接吻的时候我几乎能够听到，他的心裂了一道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