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之迷宫 作者:岛田庄司
序言
昭和六十年[1]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六点四十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走在地铁东京站八重洲北口大厅。虽然是清晨，但由于是周日，东京站里还是拥挤不堪。不可思议的是，不管是要去海边的人还是要去登山的人，从每个人的装束就能猜出他们的目的地。
但是有一个人明显与他们不同。他身穿做工精良的浅灰色薄西装，规整的系着深红与藏青交织的绢制领带，没有戴眼镜；头发也按三七分梳得整整齐齐，鼻梁高高的，方形下巴很是突出；嘴唇顽固得拧成一个“一”字，但是与其说这嘴唇显示出坚强的意志，倒不如说它助长了整个脸上散发出来的神经质般的感觉——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很瞧不起部下的领导。
这个男子的举止和步伐都充满了威严，这说明他在生活中是个了不起的精英人物。
但是这个精英人物看起来非常紧张，行为也很古怪。他提心吊胆地四下张望，好像在一边走一边找什么东西。
突然，他的视线停住了，貌似是找到了那样东西——投币存包柜。他快速走到存包柜前，把一直拿在右手的高级棕色皮包放在地上，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那是一把存包柜钥匙。
钥匙的标签上写着“八重洲中央”。他在存包柜的柜子中寻找着钥匙标签上的柜号，但是这排存包柜里没有与那把钥匙相匹配的柜子。
他拿起包，继续往前走。这时，迎面走来两名穿制服的警察。
他停下脚步。虽然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双腿在微微地颤抖。他一下子迈开步子，向右前方通往地下的扶手电梯大步走去。上了扶梯，他也没有停步，而是两阶并做一阶，逃跑似的跑到地下。
果然，一到地下，扶梯右边就有一个投币存包柜。他在柜前停住，又把钥匙放在手心查对号码。但那里也没有他要找的柜子。
他又开始往前走。或许是因为紧张，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水。他从西服内兜掏出茶灰色的绢制手帕，手帕上有些黑色的污垢。他慌慌张张的找出干净的地方，想要擦一擦额头，这时有一张纸片飘落到地上。
他急忙停下来捡纸片。那是则剪报。不对，准确的说，那是从报纸上撕下的一块纸，能看到上面写着《骑手泄露马匹状况》的标题。
他把包放在地上，急忙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又从内兜拿出一个两折的鳄鱼皮钱包。这钱包也是高档品。
他想把剪报对折插进放钱包里名片的地方，但因为名片塞得太满，剪报塞不进去。他匆匆忙忙地抽出三张名片，费了好大劲，终于把剪报塞了进去。
继续往前走，右边有个垃圾箱。他犹豫了一秒钟，把拿在右手的三张名片扔进了垃圾箱。垃圾箱里一张正面朝上的名片上写着
“N证券株式会社鹿儿岛分社、营业科长、佐佐木德郎”。
第一章 层层相叠的杀机
第一节
昭和六十二年二月十日早上七点十分，在新宿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在新宿西口K商场前的巴士总站，开往中野车库的K帝都巴士正在等待发车。而就在这辆巴士上，发生了一起纵火事件。
严格的说，是纵火未遂。当时巴士的前后门都敞开着，等待发车。一个流浪汉模样的男子拿着一个塑料瓶上了车。正在他开始往车厢地板上倒塑料罐里的汽油时，乘客们一起上前，将他制伏。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的纵火未遂犯被他逃掉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后门上车的这名男子不紧不慢地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往地上撒，所以有几名受惊的乘客争先从前门逃出。而其中一人被出租车撞倒了。
虽然出租车行驶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从巴士逃下来的这个人被出租车撞倒后，头部狠狠地摔倒了地上，立即昏迷了。闻讯赶来的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后，他因抢救无效死亡。但其实他在现场时就已经没救了。
因为发生了这样的连环事件，所以纵火未遂犯趁着混乱，摆脱了乘客们的控制，逃之夭夭了。
但是，就在被出租车撞倒的男子躺在马路上，而大家都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候，巴士突然着火了。
一名乘客说，巴士着火的样子完全可以用爆炸来形容。或许是因为高温，巴士的车窗玻璃一块接一块的变成白色粉末，四处飞散，火焰从车窗喷涌而出，形成火柱。在都市清晨寒冷的空气中，黑烟滚滚上升，轰响震惊四周。
着火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把烟头掉在了巴士附近。巴士的乘客和聚集在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下子逃窜开来，镇定下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靠近着火的巴士，而是离得远远的了。
幸运的是，从纵火犯侵袭巴士到巴士着火，之间相隔了较长的时间，所以巴士里没有乘客滞留，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牺牲者只有那名因纵火犯的闯入而惊慌失措逃出巴士、被路过的出租车撞倒致死的男子。
死者上衣口袋里的名片表明了他的身份：九州鹿儿岛N证券株式会社营业科长佐佐木德郎。他看起来五十出头。
很明显，这起案件不是单纯的纵火案，而是杀人未遂案。案件造成一人死亡，这或许不是纵火犯的意图所在。但是，在载有乘客的待发巴士上倒汽油，这只能说明犯人有杀害乘客的企图。
这个事件由警署一科的重案组负责。
吉敷竹史向十几名乘客、巴士司机和过路者等当事人询问事件的经过，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这件貌似单纯的西口巴士纵火案渐渐带上了奇怪的色调。
首先，最奇怪的一点是——这起案件让人马上联想到几年前的另一个事件。
除了不可思议，再没有词语可以形容了。这次的事件就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发生的巴士纵火的真实再现。
无论是地点还是手法，这次的纵火案都与七年前夏日夜晚的那个事件一模一样。那时，纵火犯也是从后门上车。巴士公司、巴士停放的位置，就连巴士要开往的目的地都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早晨，而上次是夜晚。此外，七年前的那个事件中，犯人在纵火前事先把汽油从塑料罐移入塑料水桶中，以致纵火得逞，导致三人死亡（最终为六人死亡）、四人重伤、十六人轻伤。而这一次虽然巴士被放了火，但由于有时间间隔，没有死伤者。这也是两次事件的不同之处吧。
吉敷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两次事件有什么联系呢。
在乘客的证词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有位乘客当时坐在巴士最后一排的沙发座位上，当他看到犯人要在车厢里撒汽油，便第一个冲上前去制止他。据他所言，冲出巴士而被出租车撞倒的人坐在他右前方的沙发座位上。按巴士行驶方向来说，他坐在巴士右边的座位。在右前方那个横排的沙发上，除了他还坐了三个人。被出租车撞倒的人——也就是佐佐木德郎——戴着银边眼睛，他的浅棕色帆布包一直放在地上。
奇怪的是那之后的事情。手拿塑料瓶的纵火犯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德郎就立马冲向前门逃了出去。据说那样子可谓动如脱兔。其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犯人从塑料瓶里往外倒汽油后才开始有所行动的。
佐佐木德郎好像认识犯人似的，一看到纵火犯就立即向前跑去，冲出了巴士。但是，他的帆布包就那么放在车厢地板上了。此后让人费解的是，纵火犯并不是随意地往地板上倒汽油，而是冲着佐佐木忘在地上的包倒汽油。
犯人倒汽油倒得很仔细，这给乘客提供了制伏他的时间。
这段证言自然引起了吉敷的兴趣。于是他调查了那个关键的帆布包，巴士里的包已经无情地化作了一团灰。虽然帆布包从里到外都已烧成炭黑，但鉴识科人员还是根据残骸鉴定出包内的物品。
可是，包里的东西毫无特别之处，只有毛衣、书、装在铅笔盒里的文具等东西。
大家都觉得这有些蹊跷——一名年过五十的骨干职员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呢。正在这时，答案揭晓了。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儿子找到警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儿岛的高中生，为了参加高考来到东京。二月十日是J大学的考试日，所以案发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学。
他说他和陪他来东京考试的父亲约好，父亲随后把考试用具给他捎去。
但是仔细一听，这话也很是奇怪。为什么考生不带考试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场呢。
听了吉敷的这个问题，浩一回答说因为他和父亲走散了。佐佐木父子为了儿子高考来到东京，从二月七日开始住在新宿K宾馆。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场，当他走出房间时，父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急事，他从屋里对浩一说让他先到一楼预约一辆出租车，自己随后就下去。看样子，父亲好像是要打个电话。因为父亲拿着自己的包，浩一觉得还是自己拿包比较好，父亲却说“我帮你拿去”，于是浩一就空着手去坐电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亲也没下来。眼看自己叫的出租车就要来了，佐佐木浩一万分着急。大厅里还有很多考生在等出租车。浩一先用宾馆的内线电话给房间打了个电话，但没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电梯跑回房间，但房间门已经被锁上了。
儿子想父亲应该会随后赶到，迫不得已只能自己坐上出租车，先去了大学考场。当时他身上只带准考证。但是到了考场，等了半天，父亲还是没有来，于是他不得不向大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借了文具参加考试。
中午他在大学附近的小酒吧吃饭时，看到电视上说新宿西口发生了巴士纵火案，而父亲出了交通事故。考试一结束，他就紧急联系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证言是说得通的。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一个疑点，那就是父亲的行动。
按浩一所说，父亲应该刻不容缓的追随儿子的脚步赶去在四谷的J大学，但他却不紧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发车的巴士。
如果因为怕堵车所以不打出租车而选择坐城铁，这还说得过去。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辆巴士是开往中野车库的车——中野车库与四谷在城市对角线的两端。父亲到底为什么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亲不在意儿子的高考？可是，根据儿子所言，事实完全相反。佐佐木德郎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优秀证券师，对自己的学历非常骄傲。他经常唠叨儿子的学业，甚至把“进不了一流大学就要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话当做口头禅，总是挂在嘴上。所以儿子说这次父亲的举动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儿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对儿子升学格外关心的白领精英到底要带着儿子的文具去哪里呢？
不过，仔细想一想，高考只需要铅笔和橡皮就可以了。到了考场，再翻参考书也没有用了。大学的教室一般没有暖气，比较冷，所以考生常常会带着怀炉或毛衣。佐佐木浩一也在包里放了件毛衣，不过这种东西即使没有，对考试也无大碍。这样看来，这位父亲的举动或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于一个特意陪儿子来东京考试的父亲来说，他的举动无疑是很古怪的。
那么中野车库那边有什么呢？是有熟人吗？要是去见熟人的话，不能等到儿子考试结束再去吗？
揭开这个谜题的关键，是不是在于儿子说的“父亲好像打过一通电话”？难道电话里发生了什么，导致父亲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儿子高考的日子里要跑到和J大学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这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吉敷问了宾馆的人，他们说父亲并没有打过电话。不是，这么说多少有些欠妥。应该说，在K宾馆的电脑上，没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号房间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话记录。
听到这个情况，吉敷陷入了思考。那么是不是有访客呢？不过，即使有访客，难道不能到晚上再说？要知道，这可是儿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亲还拿着儿子的文具。
宾馆的前台接待说，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台没有接待过找佐佐木德郎的人。儿子也说没有访客之类的人。到十日早上为止，父亲在晚上会外出一会儿，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奇怪举动。
看来这条线暂时走不下去了。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那辆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证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后门的长沙发座上，面朝开车的方向。好几位乘客都说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来没有人和他同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神情，而是一个人优哉游哉的坐在那里。
这样看来他是在等待巴士发车。但手拿塑料瓶的纵火犯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德郎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立马奔向前门跑出去了。大多数乘客是在那人拧开瓶盖、往车上倒汽油时，才知道这个从后门上来的流浪汉是纵火犯。因此有个乘客讽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觉很敏锐。不过大部分乘客都觉得佐佐木好像认识那个纵火犯。
但奇怪的是，这次的纵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纵火犯一样，不是把汽油在板地上洒开，而是集中倒在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板上的包，那个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板上就仓皇逃走，这也难以理解。虽然有可能是因为着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东西会这么轻易忘记吗？
或许是他忘了拿，但为什么纵火犯对别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着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这个包明明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这马上让人产生一个联想——这个流浪汉和佐佐木有仇。这次的巴士纵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计划性的。所以吉敷推测，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这个特定目标上车后才想到要纵火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那么，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惊人的相似，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缘由呢。吉敷考虑调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汉男子对佐佐木的复仇，那么仍在存在很多疑问。——首先，如果流浪汉是看到佐佐木上车后才产生了纵火的念头，他能这么容易的找到汽油吗？
此外，如果这是针对佐佐木的报仇，佐佐木逃跑时，犯人完全可以对着他的后背泼汽油啊。把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烧掉，又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样，吉敷考虑还是先调查一下七年前夏天发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节
一经调查，吉敷发现七年前的案件和这次的案件一样，包含着这样那样的疑点。
犯人丸山博文（当时三十八岁）和现在“深川街头杀人犯”的川俣军司一样，被判无期徒刑，现在处在服刑期中。但是从案件发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侦破，这之间的过程尚有很多不明之处。
当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当时二十八岁）和他的一个朋友。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目击者，没有亲眼看到丸山纵火。当时旁边一个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筑职业，当时三十五岁）的人指着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两人只不过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福崎氏说，那时候谷川并没有和他们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马路上吃饭团。
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谷川氏解释说是因为当时忙着灭火，所以没有去追犯人。但福崎氏说，谷川即使在记者见面会时也是压低帽子、躲避人们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后的逃跑路线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般来说，应该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过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楼方向走去，最后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处蹲了下来。
案件相关物证也很匮乏。作案用的塑料桶上没有检测出指纹。只有目击者的证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这个自供可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实，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动机。而且所谓动机也只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说辞——“世上的人都觉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让他们吃惊、让他们感到不幸的事。”这自然让人怀疑丸山是在调查队的引导下才这么交代的。
案发后警察在现场竖起标牌，以征集目击者。这说明警察也觉得现有的目击者证言缺乏说服力。
目击者谷川氏居无定所，这也使其证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本以为谷川的住处是东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联系后，姐夫说：“我三四年都没见过他了，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来他还活着啊”。谷川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时，警察对媒体宣称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并目击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但福崎氏说事实并非如此。
而关于指纹，警方认为因为犯人在满手是油的情况下作案，所以没有留下指纹。这的确是事实。
另一个事实是——不管怎么说，发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惨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吉敷考虑，在七年后的二月发生的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报复佐佐木，那么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关系。于是吉敷托鹿儿岛警署调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纵火犯不一样，昭和六十二年的纵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遥法外。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纵火的流浪汉，也许能多了解一些这起奇怪案件的内幕。
这次的纵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样，不是冲动性的无差别杀人，而是有计划的实施纵火。他的目的是什么？想来想去，其目标还是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佐佐木。纵火犯的举动和更难解释的佐佐木的行动之间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那么这是纵火犯对佐佐木的报复吗？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考虑相隔七年的两个案件之间有什么相似性。说是相似性，其实用“双胞胎案件”加以描述更为贴切。如此想来，被纵火犯盯上的佐佐木应该经历过昭和五十五年的纵火案。即使不是现场经历，也应该和案子有很强的关联。到此为止，推理进行得很自然。
吉敷打算先联系鹿儿岛警署。此外，流浪汉模样的纵火犯也是重点。幸运的是，这次有很多目击者。
而且，因为有一阵儿犯人被大家捉住了，所以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这样一来，犯人的画像就好做了。
此外，还有犯罪遗留物品——装着汽油的塑料瓶。这是追踪犯人去向的重要线索。但是现在除了知道犯人是四十岁左右的流浪汉模样的男性，其他的情况一概不知。
新宿地下是流浪汉的聚集地。有的人生来就居无定所，像乞丐一样在这里生活。更多的人是来东京打工却在返乡前赌光了所有的钱，以至于回不可家，只能住在新宿地下。听说流浪汉中还有大学毕业生。总的人数大概有一百多人，但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强，所以新宿警署也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数字。新宿地下有这么多人，即使犯人藏在那里，也很难展开搜查。
第三节
“请问是搜查一科的吉敷警官吗？我们之前接到了您的电话。”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即使耳朵离话筒很远，还是听得很清楚。
“我是吉敷。”
一听到吉敷的回答，对方的声音变得更大了：“在下是鹿儿岛警署刑事科的留井。您托我们调查佐佐木德郎，我想在电话里向您汇报一下调查的情况。”
吉敷在椅子一下子上坐直了：“我们一直在等候您的回复。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哪有哪有，都是工作嘛。”
“那么，调查怎么样？”吉敷把身子向前倚去，一只胳膊支在桌子上。
“佐佐木德郎是东大毕业的白领精英，在我们这里可以算是名流了。昭和七十年生，四十五岁，有一个叫浩一的儿子。”
“嗯……”吉敷静静的听着。但是以上的情况他已经大体了解了。
“他住在鹿儿岛市一个叫池上町的地方，房子很气派，最近一部分在翻新。因为昭和六十年的大降灰，原本比较旧的二楼，有一部分房顶掉下来了。”
“嗯？您刚才说……什么？”吉敷问道，“大降灰？”
“是的。咦？您不知道吗？”
“是啊，不知道。”
吉敷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委托地方警署进行调查时，在地方上发生的著名事件，吉敷一点也不了解。但地方上的人想当然的认为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交流中经常产生障碍，让他们感到很惊讶。这可能是因为吉敷工作太忙了。一有案子，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几乎没有看电视的时间。周刊的话，若不是对侦查有用的，吉敷这些年也没看过。有时很多天连报纸也没空读。
“鹿儿岛这边啊，每年樱岛的火山灰都落得很厉害，东京那边的雾啊环境污染啊什么的，和这个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昭和六十年的夏天，就是前年了，前年的春天到夏天期间，那降灰量真是破天荒得多啊，有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次。严重的时候，走在街上，能见度只有十米。很多人都患上了哮喘病，交通水泄不通，树都枯死了，收成也大减啊。那时候真的很惨。”
“唔……”吉敷对此一无所知。
“鹿儿岛整个城市被火山灰笼罩着，到处都是白色的，成了一座鬼城。六十年八月一个月的降灰就相当于之前好几年的降灰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