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与做人 作者：曾国藩
内容介绍
曾国藩，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事业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做人的成功。他治学有方，做人有法，于仕宦之途游刃有余。他的读书做人之道，在今天仍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第1章 前言
一
英国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人随后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这种句式也可以套用到曾国藩的身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
当然，对于英国的哈姆雷特和中国的贾宝玉而言，更多的取决于阅读主体的千差万别。而对于曾国藩而言，恐怕与某种无可逃避的有色眼镜有关。时至今日，眼镜的有色逐渐淡去了许多，这也许可称之为时代的进步，因为人们有了抖落枷锁的轻松，自由阅读也就成为了可能。不过，即便是自由阅读，差异也依然会存在，这除了阅读主体的不同而外，所采用的视角也会是一个原因。譬如本书，便是视角上的有意选择，即从读书与做人的角度来看曾国藩这位历史上的人物。
从做人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无疑是一棵巨树。枝繁叶茂，荫及后人。不过，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树的根部。其实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根系那样发达，主脉粗宏，支须繁密。而构成这根部的主体，就是读书。读书构成他做人的根底，这根底异常坚实，甚至无与伦比。
二
走近曾国藩的读书世界，你第一个感觉也许会是隔膜，它离我们今天的读书视野是那样的遥远，范围也显得那样偏狭。幸好还有迹可寻，就像河面上露出来的一块块石头，可以踏着一步步前进。譬如早已灌满我们耳朵的孔子、孟子甚至还包括朱熹这样一些高大的名头，另有他特别喜欢的《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的文章，接下来更是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由此，我们便被引入一个庞大壮阔又堂皇富丽的殿堂。
也许，随着国学于近年来的次第升温，“内圣外王”这样的字眼于我们不再那么陌生，在两千年的帝制体制之内，对于士大夫而言没有比内圣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具体到曾国藩，也许他是历史上把内圣外王理想实现得最好的人，至少是之一。那么曾国藩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持久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来于读书。曾国藩出生于一个以“男必耕读”为家规的家庭，5岁便延师受教，6岁入家塾从父读书，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汪觉庵教馆，21岁转入湘乡县的涟滨书院。长达十七年的读书生涯，开启了他内圣的自觉追求，他自行改号为涤生。涤是洗涤，洗涤“旧染之污”，他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无疑是他实践内圣理想的开始，而且一旦开始，内修圣人之德便成了他终生不废的操守。28岁中进士后，他便改名国藩，这无疑构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内圣理想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志为国家藩篱、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是读书启开了曾国藩内圣外王的追求，而内圣外王的追求也成了他进一步读书的动机与目的。这样的动机与目的，对普通人来说，也许过于高远，但在曾国藩身上，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极为切实的一面。他反复向弟弟们讲：读书只求两件事，一是增进道德；二是提升能力。他说：人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所谓进德，指增进孝、悌、仁、义的品德；所谓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只要把握住进德与修业两项，就有了兴家立业的本钱。为此，曾国藩一再教诲弟弟们不要把宝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对四弟，当他看出四弟并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劝四弟淡去科举功名之想转行孝悌，专司家务，认为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至于修业一项，曾国藩则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业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谋生之路。看似遥不可及的内圣外王理想，在曾国藩看来，其实可以平实地扎根于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之中，适用于每个人。
接下来自然是读书的内容与范围。正是在这一领域容易让今天的读者感到隔膜，需要进行一番化繁为简的清理与诠释。
曾国藩的读书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调整，曾国藩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关注，从而构筑出属于他自己的读书殿堂。前文已经说过，曾国藩于28岁那年会试后改名国藩，接着又通过了殿试和朝考，被道光皇帝从朝考第一等第三名拔置为第二名，由此进入了前途无量的翰林院，从而也结束了以科举为目的的读书阶段。仕途上的顺利强化了曾国藩进取的雄心，也催生了他按照内圣外王的需求重新调整读书路径的决心，“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庄重地将这四句话铭于座右，他信心满满地对弟弟们说：只要立志苦读，欲为孔孟，就必成孔孟。
曾国藩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所谓姚先生，就是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的姚鼐。应当说，桐城派古文只有到了姚鼐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他的“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的观点，开启了曾国藩对文章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由此形成有关读书治学的初始轮廓。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术语难免会感到陌生，甚至一头雾水。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按照姚鼐《绪论》一文的导引，曾国藩阅读了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就中体会文章三种要素的交互为用，并努力理清他们的源流归属。
在此基础上，作为文章灵魂的义理引发曾国藩的格外关注，由此追索到宋学亦即程朱理学，他买来了《朱子全书》，但是以他当时的功力，一时难窥门径。于是，31岁那年，曾国藩登门拜谒同乡理学大师唐鉴唐镜海，请教读书之要。唐鉴告诉他，《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应立为课程，身体力行，并推荐倭仁倭艮峰，请曾国藩向他学习修身功夫。第二年的初冬，曾国藩拜谒了倭仁，向他请教如何将理学家的求道明理与慎独修身结合起来，由此真正开启他内修圣人之德的艰苦而坚韧的实践。其后，曾国藩冲破专治朱子一经的藩篱，从程颢、程颐到张载、周敦颐，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理清了理学发展的大体脉络。同时，他还兼治古文，读书治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6岁那年，曾国藩得了一场大病，前往报国寺养病，身体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践行性很强的理学，用阅读他向来轻视的考据学方面的书籍来打发时光，不想巧遇考据名家刘传莹，二人各具短长，相互弥补，曾国藩向刘传莹传授了理学精要，也从刘传莹的那里学到了考据学以及由考据学派生出来的小学的知识，这就使他不仅改变了对这一门学问的轻视态度，更令他弥补了有关考订史实、训诂文字、辨别音韵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步入全面发展的轨道，为他日后独树一帜、卓成一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师从唐鉴之时，曾国藩就从老师那里知道了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之外还有经济之学。此经济学乃经世济用之学，囊括了政治、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的狭义经济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经济之学在唐鉴那里被归入了义理一科。不过唐鉴的一句“经济不外看史”，却开启了曾国藩关注经济之学的读书门径。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毅然将经济之学从义理科中拿出，专列孔门政事之科，不仅变三种学问为四种学问，而且还将四种学问统统纳入礼学，认为礼学是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是经纬万汇的经世大法。鉴于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仍然不惜耗时费力，从难以数计的古今人物中慎选三十二位圣哲，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画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以方便弟弟、子侄及后人们阅读。这就是有名的《圣哲画像记》一文的由来。
不过，大名鼎鼎的王夫之王船山此时并未进入三十二名圣哲之列。这一年是是咸丰九年，将近四年之后，即同治元年十月，王船山才进入曾国藩的视野。同太平天国的战争趋向高潮这一急迫的现实，令他将目光锁定于同为湘籍的先贤王船山，王氏的《读通鉴论》与《宋论》对他平灭太平军乃至日后征剿捻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发与借鉴，而且，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的宏大抱负，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要平息因私欲而起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所不懈研求的恰是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至此，曾国藩的读书治学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不仅空前开阔，而且由博返约，借对王船山的评价，归结出经纬万汇的礼学的核心命题在于仁心与礼制，从而对读书治学的内涵与功用的领悟最为简要地切中要害。
最后要说到曾国藩读书的方法与境界。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曾国藩所说的读书，绝不单指看书，而是看（看书）、读（朗诵）、作（作文）、写（写字）四方面兼行，这就将读书上升为一个系统，强调多渠道同行并进，在一种综合互动中，实现读书收效的最大化。就读书而言，这种综合性的强调，应当是曾国藩读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
从看的方面言，曾国藩最重视“专”字。他认同好朋友吴子序的话：用功好比挖井，与其多挖而不出水，不如守住一口井，力求挖出水来。为此他告诫弟弟们若志在经典，只须专攻一种经典；志在科举文体，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古文，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
从读的方面言，曾国藩注重对诗文的吟诵把玩，以感受其中的声调、辞采与意韵。譬如他就能从韩愈的四言诗中吟味出亮如皎日、响如春雷的声气与光彩。他谈及读《四书》、《诗经》、《尚书》、《易经》、《左传》等经书，《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文章，不高声朗读则不能领略到它雄伟的气概，不细咏静吟则不能探究它深远的韵致。
从作的方面言，曾国藩特别崇尚气的运行，主张写出生命的能量与昂扬，譬如对六弟，就曾鼓励他写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基于对辞章学的深湛理解，他提出一个生动而形象的命题：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只有血气运行，人才有生气。这一命题，极大地张扬了文字在传道中的功用，由此表达他高度重视文字的观点。譬如对儿子，在肯定文字纯熟这一切实功夫的前提下，鼓励他们说：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
从写的方面言，曾国藩对于书法更有扎实而独到的感悟。譬如握笔，他主张握笔要高，可以握到笔管顶端为最好；再如用笔，他曾告诉儿子：写字的中锋，用笔尖着纸，而偏锋则用笔腹着纸，不向左边倒，就向右边倒，当将倒未倒的时候，一提笔就是蹲锋；特别是关于用墨更有精彩之论：自古以来的书法家，没有不善于使用墨的，能让一种神光活色浮在纸上，主要是由于墨的新旧浓淡、用墨的轻重缓急，这些都有传神的意念运行于其中，所以才能使光泽常新。
在强调看、读、作、写四方面同行并进这一综合性的基础上，曾国藩又将实践性引入读书的方法论之中，这就是他一再地，反复地强调的有恒。他不仅给自己制定了每日必做的课程，并将这一课程在信中告诉给弟弟们；他要求儿子看、读、写、作每天四方面一样都不能少。他还用“耐”字诀来解释有恒，强调：一句没有弄懂，就不看下句；今天没有弄懂，明天再接着读；今年不精通，明年再读。他甚至将这种有恒强调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不能因考试在即，就将未看完的书放下；必须从头至尾，句句看完。因为他懂得读书有成，需要日久年深的功夫，需要持之以恒的习惯。
至于曾国藩的读书境界，其实也是由方法而来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到朱子教人读书的方法在于“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关于虚心涵泳，曾国藩说得十精彩：涵者如同春雨滋润鲜花，又像清澈的渠水灌溉稻田。雨水滋润鲜花，太少了则无法浇透，太多了又会引起倒伏，不多不少才能使花儿得到水分的滋养；渠水灌溉稻秧，太少了稻秧就会因缺水而干枯，太多了又会造成涝灾，不多不少才能使稻秧茁壮成长。泳者，就像鱼儿嬉戏于水中，像人在水中洗足，程子说鱼跃进水潭，活活泼泼。于是曾氏得出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结论：善于读书的人，必须把书看做水，涵之泳之。涵泳二字具备方法与境界两种内涵，涵字是方法，泳字则是境界，而二者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只有涵字当头，才能抵达泳境。其实即便是涵字，也应该是在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以后的事情，因为学习需要借已知克未知，在已知所提供的基础上，调动认知、理解、感悟甚至审美等全部心理能力，直到将未知彻底浸透甚至淹没，如同在足够而适量的水中游泳一样，才会进入自由灵动的化境。
三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做人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读书。读书引导了他的做人，规范了他的做人，即便现实人生的世界再诡异莫测，曾国藩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做人方略，甚至不得不违心地降低一些做人的标准，但总体而言，曾国藩都没有穿越读书所赋予他的人格底线。
通过读书，曾国藩确立了内圣外王的做人理想，对仁心与礼制这两个礼学的核心命题悟之弥深、行之益慎，而且，始终将它们落实到经世致用的轨道之上。
考察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可以从国、家（家族）、私（小家庭）三个层面入手。国，是他为臣为官的履职层面；家，是他为子为兄的尽责层面；私，是他为夫为父的表率层面。至于他的社会应酬、人际交往可大抵划附到这三个层面之中。曾国藩内修仁心，外行礼制，而所行的礼制绝不仅限于国的层面，如同他将内圣外王的理想落实到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中一样，他的礼制也从国的高端走出，降至家族，再降至家庭。而礼制之行的动力，则源自他终生不废所坚韧苦修出来的那颗仁爱之心。
关于国的层面，我们不妨从他人生的低谷说起。因为只有低谷，才能真正检验出人的操守。
我们清理一下曾国藩一生的功业。曾国藩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位皇帝。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28岁），至咸丰二年（1852年，42岁），曾国藩作了十五年京官，其间的功业除了一次出京主持省级乡试，就是在侍郎任上给皇帝上折子，其中《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惹恼了咸丰皇帝，被“怒掷其折于地”，险些治罪。咸丰三年（1853年，43岁）至同治三年（1864年，54岁），曾国藩花了十一年多的时间平灭了太平军，官也做到两江总督，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从这年的八月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62岁）三月去世，在不足八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赴山东征剿捻军因病未果；处理天津教案，却备受诟病；官位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间轮换，六十大寿时，御赐“勋高柱石”匾额；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奏请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综观曾国藩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恐怕莫过于面向西方的开放性举措，但就当时的朝政以及他个人而言，最辉煌的功业却是平灭太平军，即便前者，也是由于这一功业的垫底才有所成就。
平灭太平军，是曾国藩人生功业的至高点，如同太阳行至正午，但是他的人生低谷却恰恰出现在这一阶段。
反思曾国藩的成功，简直是一个奇迹。曾国藩身为文人，也许入阁为相才是他仕途进取的正常路径，不想竟掌军为帅；这也许还不算什么，他竟然平地创出一个湘军，正是依靠这支湘军平灭了煊赫一时的太平天国，以致于居然抵达无湘不成军的盛境；而且，还是在礼法森严的帝国体制之内，更是在身为汉臣无可逃避地被异族君主百般猜忌的困境之中。曾国藩的人生低谷正是由此产生，而读书所赋予他的外建王者之功的意志也恰是由此勃然而兴。
鉴于薄俸制的弊病，曾国藩在自创的湘军中实行厚饷，但是这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实权。但是满清皇帝咸丰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何况曾国藩的逆鳞曾经深深地触痛了他的尊严，因此，无论曾国藩怎样需要实权，甚至越是需要，反而越是不授，迫使曾国藩只能以在籍虚衔的身份，艰难行事，诸如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特别是筹集军饷，同地方实权派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活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躁兽。正在这时，他父亲的去世救了他，他立刻上疏请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军队，迳回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准，催他返军，他便趁机向皇帝倾倒苦水，以期得到皇帝的体谅，授予他实权。没想到，皇帝见太平军内部出现分裂，以为没有曾国藩也照样平乱，便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曾国藩一下子被晾在那里，他千辛万苦创建了湘军，重创了了太平军，最后胜利的桃子却被别人轻松摘走，曾国藩越想越不是滋味，特别是这等千载难逢的实现外王理想的机会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曾国藩实在是不甘心。但是君命难违，臣下只能接受，因为帝制之下，一切政治资源都被朝廷垄断，离开朝廷的任用，将寸功难立。曾国藩不止无力回天，更被抛进巨大的尴尬与遗憾之中。
然而，恰是在他的人生跌落谷底、他的热望触及冰点之际，他的生命劲力反而被空前激发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读书，是读书为他的做人奠定了厚重而坚实的根底，借助这一根底，他的人生刚一触底，便立即引发巨大的反弹，曾国藩的精神世界就在这反弹中激射出灼人的光彩。
尽管权力已经被咸丰皇帝剥夺，但曾国藩凭借尚在军中的九弟曾国荃而绝处求生。他将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九弟的身上，他重新打起精神，要将九弟塑造成另一个自己。尽管家中与军营相隔遥远，但是凭借来往书信，曾国藩对九弟进行了最耐心、最精心、最切实、最周到、最细腻的雕塑，他对九弟说：“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这一惟有曾国藩才会说出来的话，足以历千秋而不朽。前句隐含一个“奋”字，后句直陈一个“苦”字，这恰是他从程朱理学的诚意践行特别是从倭仁的顽韧修身中学到的功夫，如今却被曾国藩用来鼓励九弟高调做事，这着实抓住了外建王者之功的实质性需求，即精神必须砥砺不止，智慧更须勤奋苦求。可谓寄望至切，用心弥深。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调虽然骨子里是曾国藩的精神之本，但越到后来，却越是被一种深刻的警惕与谦抑所牢牢约束，因此，曾国藩的的昂扬进取也就转变成沉毅慎行。而这种转变，发生得那样急促。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1857年2月27日）回家奔父丧，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三（1858年7月13日）接到出办浙江军务的圣旨，其间历经一年零四个月的赋闲生活。世事如棋，因为太平军后来又重振声威，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朝廷又不得不重新启用曾国藩。
重掌军权的曾国藩，早已今非昔比，甚至有了两世为人的意味。这是曾被君王闲置的结果，巨大的尴尬与痛切的失落，仿佛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将曾国藩这块生硬的铁熔炼成柔韧的钢。曾国藩变刚直为圆融，由高昂转低调。
最堪玩味的是他对九弟的态度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迅速调整。窥究个中缘由，是易经的盛极而衰的变易思想对他形成了深刻警醒。对于失而复得的高位，他倍加珍惜，能否再度失去，他更心有余悸，警醒之心加倍升级，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点。他提出让人悚然心惊的话题：曾家目前正值鼎盛，却恰是面临险境：一是按日中则昃，月盈而亏的规律，曾家难保不趋向衰落；二是管子曾经说过“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意思是粮食装满了斗，须用木板刮平，而人若是满了则由天来刮平。由此，曾国藩形成了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盈满之时，不待天平，当预先自平，这就需要严格的自我谦抑。首先要畏知天命，譬如对待攻克南京、平灭太平军这不世之功，不存奢望，只能敬听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