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她不是他的姐姐？”
“我敢肯定她不是。他们讨厌透顶——他们两个都是。
他们到我家来取回他的东西，并千方百计想知道他在临死前都说了些什么。当我告诉他们他什么也没说时，他们松了口气。至少我这么看。”邦奇以这样的话来结尾，“是埃克尔斯夫妇杀了他。”
“谋杀？”马普尔小姐问。
“对，就是谋杀。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来见您的缘故，亲爱的简姨。”邦奇答道。
邦奇的话对于一个愚蠢的听众来说可能是对牛弹琴，但马普尔小姐在附近却因处理过谋杀案而享有盛誉。
“他在临死前曾对我说‘请’，”邦奇说，“他想让我替他办一件事情，可这该死的事是什么我却一点头绪也没有。”
马普尔小姐考虑了一会儿，突然间问了一个邦奇曾想到过的问题，“可他为什么非要去你们的教堂呢？”
“你是说，”邦奇说，“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避难的地方，你可以去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教堂，根本就没有必要到我们这样一所一天只有四次班车来回的偏僻的教堂来。”
“他去你们那儿一定另有目的，”马普尔小姐说，“他一定是去看一个人的，奇平克里格霍恩可不是个大地方，邦奇，你一定知道他去看谁。”
邦奇把她的邻居一个一个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在某种意义上，”她说，“任何人都有可能。”
“他就没提到过一个名字？”
“他说过朱利安，我不敢肯定，不过我想是说过。不过也有可能是朱丽娅，可就我所知道的，在我们村子里可没有一个叫朱丽娅的。”
她闭上眼睛回想那天的情景：那个男人躺在圣坛的台阶上，阳光透过教堂的玻璃射进来，折射出珠宝般的红色与蓝色的光。
“珠宝。”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我要说最最重要的事了。”邦奇说，“这才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真正原因。您知道，埃克尔斯夫妇要回他的大衣完全是小题大作。医生检查他的伤口时我们把它脱了下来。
那大衣已经很旧了，简直有点儿寒酸——他们怎么会想要它呢？他们假装说它会使他们想起已死去的兄弟，可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不管怎样，我还是上楼去取它了。可就在我上楼时我清楚地回想起死者曾做了个从大衣中取东西的手势。所以我找到大衣时就仔细地看了看。还真发现了特别的地方：大衣的衬里有一处是用另一种线重新缝过的。我把它挑开，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我把那纸条取了出来，又用和原来做工一样的线把衬里缝了起来。我是非常小心的，埃克尔斯夫妇不可能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想是这样的，但我不能确定。我把大衣拿给他们，又为耽误的时间编了个借口。”
“那张纸条呢？”马普尔小姐问。
邦奇打开了提包，“我没给朱利安看，”她说，“要不然他就会劝我把它交给埃克尔斯夫妇了。但我宁愿把它交给您。”
“一张衣帽间的存物收据，”马普尔小姐看了看说，“帕丁顿车站。”
“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回帕丁顿的车票呢。”邦奇说。
她们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了，”马普尔小姐欢快地说，“但是小心谨慎一点还是有必要的。邦奇宝贝儿，今天来伦敦时你有没有注意是否有人跟踪您？”
“被人跟踪！”邦奇叫了起来，“你不是以为——”“我想有这个可能，”马普尔小姐说，“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儿。”她轻快地站了起来，“你来这儿表面上是为了去展销会，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展销会。但在出发以前我们可以带上一两件东西。”马普尔小姐含糊地加了一句，“现在我想我还用不着那件旧的海狸领上有斑点的花呢大衣。”
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这两位衣着破旧，外表寒酸的女士在一家叫做“苹果枝”的僻静的小旅馆里坐了下来，每人手里都紧握着一些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手织床单、桌布之类的东西。为了补充体力，她们要了猪排、腰子布盯苹果馅饼还有牛奶蛋糊。
“真是一条好毛巾，质量就和战前的一样好。”马普尔小姐喘着气说，“上面还有一个字母‘J’，多巧雷蒙德的妻子就叫琼，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等我非用不可的时候再拿出来。这样如果我比自己预计的死得早的话，琼就可以用它们了。”
“我实在需要这些擦玻璃布，”邦奇说，“虽然那个有姜黄色头发的女人从我这儿偷走的那一块更便宜些，但它们还是够便宜的了。”
这时一个时髦的女郎进了“苹果枝”旅店，她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胭脂，嘴上的口红浓得有点儿吓人。她先是漫无目的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到了她们的桌前，把一个信封放在了马普尔小姐的肘边。
“这是给您的，老太太。”她的嗓音非常清脆。
“嗅，谢谢你，格拉迪斯，”马普尔小姐说，“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个好人。”
“愿意为您效劳。”格拉迪斯说，“艾妮总是对我说，‘你为马普尔小姐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使你受益匪浅的’。我也总是愿意为您效劳。”
“真是一个好姑娘，总是这么乐于助人，这么热心。”格拉迪斯离开的时候马普尔小姐又说了一遍。
她看了看信封里面就把它递给了邦奇。“亲爱的，现在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她说，“顺便问一下，我认识的那个挺不错的年轻检察官还在梅尔彻斯特工作吗？”
“我不知道，”邦奇说，“不过我想还在。”
“如果他不在的话，”马普尔小姐小心地说，“我可以给警长打电话，我想他应该还记得我。”
“当然了，”邦奇说，“每一个人都记得您，您是这么的与众不同。”说到这里她站了起来。
到了帕丁顿车站，邦奇取出了那张收据，过了一会儿她就拿到了一个破旧的手提箱，她拎着它向月台走去。
回家的路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当车抵达奇平克里格霍恩时邦奇站了起来，拿起了手提箱。她刚走出车厢，一个男人沿着月台发疯似地跑了过来，突然间一下子抢了她的手提箱跑开了。
“抓住他！”邦奇叫了起来，“抓住他，抓住他，他抢了我的手提箱。”
这个乡村小站的检票员是个慢性子，他刚说道：“你看在这儿你不能那么干。”那人就当胸一拳把他打到了一边，冲出了车站。他向一辆等候着的小轿车跑去。他先把箱子扔进了车里，当他要跟着上车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紧跟着是警士艾贝尔的声音：“这是干什么？”
邦奇也从车站追了过来，喘着粗气说：“他抢了我的箱子，我拿着它刚下火车。”
“胡说。”那个男人说，“我不知道这位小姐在说什么，这是我的箱子，我刚拿着它下火车。”
艾贝尔警士用一种局外人的眼神看了邦奇一眼，没人能猜到他曾和这位哈蒙夫人在下班时间里讨论了很多次肥料和骨粉对玫瑰花丛的好处。
“夫人，你说这箱子是你的，对吗？”警士艾贝尔问道。
“是的，”邦奇说，“一点儿没错。”
“您呢，先生？”
“我说这箱子是我的。”
那个男人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穿着很好，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说起话来就像在吵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车里传出来：“当然它是你的箱子，埃德温，我不明白这位女士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件事搞清楚。”艾贝尔警士说，“夫人，如果这箱子是你的，你说里面都有些什么？”
“衣服，”邦奇说，“一件海狸领有斑点的大衣，两件羊毛衫和一双鞋。”
“嗯，这够清楚了。”艾贝尔说道，然后转向那个男人。
“我是剧院的服装师，”那个黑皮肤的男人故弄玄虚地说，“这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为这儿的一次业余演出而买的道具。”
“好的，先生。”艾贝尔说，“嗯，那我们就把它打开看看怎么样？我们可以一起去警察局，如果你着急的话，我们可以把箱子拿回车站在那儿打开它。”
“我同意。”那个男人说，“我的名字叫摩斯，埃德温·摩斯。”
警士拿着箱子走回了车站，“乔治，把这个拿到行李办公室去。”他对检票员说。
警士艾贝尔把手提箱放在了行李办公室的柜台上，拉开了挂钩，这箱子居然没有上锁。邦奇和埃德温·摩斯先生分别站在艾贝尔警士的两侧，他们互相怒视着对方。
“啊！”艾贝尔警士打开箱子盖儿时叫了一声。
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件有些过时的海狸领花呢大衣，还有两件羊毛衫和一双乡下人穿的鞋。
“夫人，和您说的一模一样。”艾贝尔警士转过来对邦奇说。
没有人会说埃德温·摩斯先生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他的窘迫与惭愧是那样地真实。
“我向您道歉，”他说，“真是太对不起了。请相信我，夫人，我真的感到很抱歉。不可原谅一我的行为真是不可原谅。”他看了看表，“现在我必须走了，我的箱子可能还在火车上呢。”他举了一下帽子向邦奇表示友好，极温和地说：“一定要原谅我。”然后匆忙跑出了行李办公室。
“你是要放他走吗？”邦奇用一种同谋者之间说话的口气低声问艾贝尔警士。
艾贝尔警士慢慢眨了一下眼睛。
“他走不远的，夫人，”他说，“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是有人跟踪他的。”
“噢。”邦奇这才舒了一口气。
“那老太太打过一个电话来，”艾贝尔警士说，“她几年前曾来过这儿。现在她还那么精明是吗？今天编造的事我们干得太多了，看来检察官或是警佐只好明天早晨再见你了。”
来的正是马普尔小姐认识的克莱德克检察官。他对邦奇笑了笑，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
“奇平克里格霍恩的又一桩案子。”他兴奋地说，“你们这儿总也少不了引起轰动的事儿，是不是，哈蒙夫人？”
“我宁愿少一点儿这样的事儿。”邦奇说，“你来是问我问题还是告诉我一些事情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检察官说，“就从埃克尔斯夫妇开始吧，他们已经被我们监视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已有证据证明他们与本地区的几件抢劫案有关系。还有，埃克尔斯夫人是有个叫桑德伯恩的弟弟刚从国外回来，但昨天死在教堂里的那个人绝不是他。”
“我知道他不是，”邦奇说，“他叫华尔特，不叫威廉。”
检察官点了点头：“他的名字是华尔特·圣·约翰，四十八小时以前刚从查云顿监狱逃出来。”
“一定是这样，”邦奇轻声地自言自语，“他被法律追捕，所以才寻求避难所。”然后她问道，“他犯了什么罪？”
“那我就不得不从很久以前说起了。这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几年前曾有一个舞蹈演员在音乐厅里作巡回演出，我想你可能没听说过她，她跳的是‘阿拉伯之夜’那一类的，人们都叫它‘阿拉丁在珠宝的洞窟里’。她的身上挂了很多小钻石。
“她的舞跳得并不怎么好，但长得相当迷人。总之一个亚洲皇室成员大大为之倾倒，他送给她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件是一串极其精美的祖母绿项链。”
“一定是历史上某位王公的珠宝。”邦奇非常羡慕地低声说道。
克莱德克检察官咳嗽了一声：“那可是相当现代的式样，哈蒙夫人。可这段关系不久就结束了，我们这位王室成员又被一位电影明星给迷住了，她的胃口可比跳舞的大得多了。”
“卓贝达，就是那个跳舞的，这是她的艺名，不愿放弃那串项链。于是就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那串项链被人偷走了，是在剧院里她的化妆室里被人偷走的。当局怀疑是她自己导演了这出戏，人们管这种事叫宣传性的恶作剧，可是实际上却是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动机。
“这串项链就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是在调查过程中，警方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个华尔特·圣·约翰的身上。
他是一个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但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一家不出名的公司雇用他做一名珠宝商。我们怀疑这家店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干的却是珠宝抢劫之类的事。
“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手过这串项链，但他却是因其它珠宝盗窃案而被判入狱的。他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释放的。
所以他的越狱有点儿让人不能理解。”
“可他为什么来这儿呢？”邦奇问。
“哈蒙夫人，我们也很想弄明白。据他的行踪，他好像先去了伦敦，以前的熟人他一个也没去看，而是去拜访了一位老太太——贾卡兹夫人，她过去曾经是一个剧院的发型师。
对于他去她那儿的目的，她守口如瓶。但据她的邻居们说他走的时候拿了一个手提箱。”
“我知道了，”邦奇说，“他把箱子放在帕丁顿的寄存处里，然后来了这里。”
“到那时，”克莱德克检察官说，“埃克尔斯夫妇和那个自称为埃德温·摩斯的男子已经跟踪上他了。他们想得到那只箱子。他们看着他上了汽车，然后他们一定开了一辆小轿车先到了这里。当他下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等着他了。”
“他是被谋杀的吗？”邦奇问。
“对。”克莱德克说，“他被打了一枪。那是埃克尔斯夫妇的枪，但是我更相信是摩斯开的枪。现在，哈蒙夫人，我们想知道的就是华尔特·圣·约翰存在帕丁顿车站的那只箱子到哪里去了。”
邦奇笑了，“我想简姨现在已经拿到它了，”她说，“我是说马普尔小姐，那是她的主意。她叫一个她以前的佣人把一只箱子存到了帕丁顿车站的寄存处，里面装的都是她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把票换了一下。我拿了她的箱子并坐火车把它带到这儿来了。看来她已预计到有人会抢我的箱子。”
现在轮到克莱德克检察官笑了：“所以她打电话来说了这件事。我现在就开车去伦敦看她，你不想跟着去吗，哈蒙夫人？”
“嗯，”邦奇想了想说，“好吧。实际上真是巧极了，昨天晚上我的牙就疼，我真应该去伦敦看看牙医，难道不是吗？”
“一点儿不假。”克莱德克检察官说。
马普尔小姐看了看克莱德克检察官的脸，又看了看邦奇·哈蒙那急切的表情。手提箱就放在桌子上，“当然了，我还没有打开过它，”老太太说道，“没有官方的人来，我连想都不敢想去这样做。还有，”她又加了一句，脸上带着一个矜持而又顽皮的维多利亚式的微笑，“它上了锁了。”
“马普尔小姐，愿不愿意猜猜里面是什么？”检察官问了一句。
“我猜嘛，你知道，”马普尔小姐说，“应该是卓贝达的演出服。您需要一把凿子吗，检察官先生？”
凿子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当盖子弹起来的时候两个女人都轻轻地嘘了一声，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着箱子里一笔无价的财富：全是红的、蓝的、绿的、橙色的闪闪发光的珠宝。
“阿拉丁的洞窟，”马普尔小姐说，“这些闪光的珠宝都是那个姑娘跳舞时戴的。”
“啊，”克莱德克检察官说，“现在你们看，一个被谋杀了的人拿到了它，可有什么用呢？”
“我想她是个精明的姑娘，”马普尔小姐想了一会儿说，“她已经死了是吗，检察官先生？”
“是的，三年前死的。”
“她有了这串贵重的祖母绿项链，”马普尔小姐沉思了一会儿说，“她让人把宝石一颗颗地从项链上取了下来，再固定在她的演出服上，人们以为那只是一些彩色的假钻石。然后她又让人做了一个真项链的仿制品，就是被盗的那串。很显然它从未在市场上出现过，因为窃贼不久就发现宝石都是假的。”
“这儿有一个信封。”邦奇说着把一些闪光的宝石推到了一边儿。
克莱德克检察官从她手里接过信封，从里面拿出两份官方文件。他大声地念了出来：“华尔特·艾德曼德·圣·约翰与玛丽·摩斯之结婚证明。”这是卓贝达的真名。
“那么他们是夫妻了，我懂了。”马普尔小姐说。
“另一个是什么？”邦奇问。
“一个女孩儿的出生证，名字是朱尔。”
“朱尔？”邦奇叫了起来，“为什么，当然，朱尔！吉尔！这就对了！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来奇平克里格霍恩了，‘朱尔’就是他想要告诉我的。曼迪夫妇，你知道，在拉伯那姆小屋。他们为别人照看一个小女孩儿，他们非常爱她，就像爱他们的亲孙女一样。是的，现在我记起来了，她的名字是朱尔，只是他们叫她吉尔罢了。
“曼迪夫人一周前得了中风，曼迪先生也有严重的肺炎。他们都要进医院的。我一直想帮吉尔找一个好的家庭。
我可不想让她去孤儿院。
“我猜一定是她的父亲在监狱里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就逃了出来，从那个老发型师那儿把他和他妻子当初放在那儿的箱子取了出来。我想这些宝石如果真的属于她母亲的话，现在就可以给这个孩子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们也会这样做的，哈蒙夫人”。
“噢，它们在这儿会安然元恙的。”马普尔小姐欢快地说。
“亲爱的，感谢上帝你终于回来了。”朱利安·哈蒙牧师满足地叹了口气，无限深情地说，“你不在的时候伯特夫人总是想尽力来帮我，午饭她给我吃非常奇特的鱼饼，我不想吃又不想伤她的心，所以就把它们都给了提格拉思，可它都不吃，我只好把它们从窗户扔了出去。”
“提格拉思，”邦奇一边抚摩趴在她膝边的猫一边说，“它吃鱼可是很挑剔的，我经常说它有一个了不起的胃口。”
“亲爱的，你的牙怎么样了？你去看牙医了吗？”
“去了，”邦奇说，“它不那么疼了，我就去看了简姨，还……”“可爱的老家伙，”朱利安说，“我希望她一点儿也没衰老。”
“一点儿也没有。”邦奇笑着说。
第二天早晨，邦奇给教堂新换了菊花，阳光又一次从东面的窗户射进来。邦奇就站在圣坛的台阶上，沐浴在这如珍似宝的阳光里。她非常轻柔地说：“你的小女孩儿会好的。我答应你照看她。”
她把教堂整理了一下，然后走到圣坛前，在作礼拜的凳子中间跪了下来，做了一会儿祷告，然后回到家里去干那两天没做已经成堆的家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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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的洋娃娃
那个洋娃娃静静地躺在一把天鹅绒面的椅子上。屋里的光线很暗，伦敦的天总是阴沉沉的。在这幽暗的房间里，一切都融合得如此完美：灰绿色的椅罩、窗帘还有地毯，使灰绿色成为这房间的主色调。一切都这么和谐——那个洋娃娃也融了进去。她身穿绿色天鹅绒的衣裙，头上戴着天鹅绒质地的帽子，着了漆的脸色彩鲜明，四肢舒展开来，松弛地躺在那儿。她是个木偶玩具，是那些贵夫人一时来了兴致买回来放在电话旁或是沙发上的那一种。她躺在那儿，总保持着那副懒洋洋的样子，然而又带着一种令人说不清的灵气。看上去她是一个已过时的二十世纪的奢侈品。
西比尔·福克斯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草图和几个纸样。她带着一丝惊奇与困惑瞥了那洋娃娃一眼。她有点儿奇怪——可不管什么令她奇怪的东西都不能在她的头脑里占首要地位。实际上，此时她正在想：“那个蓝色天鹅绒的样板哪去了，我把它放在哪儿了？我确信刚才我还拿着它。”她走到楼梯口，向工作间喊道：“埃尔斯佩思！埃尔斯佩思！你拿了那个蓝色的纸样了吗？费洛斯·布朗太太马上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