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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儿时的朋友,我能记起的没有几位,其中有多萝西和达尔西。他们都比我小,呆头呆脑的。我们一块在院子里喝茶,围着圣栎树奔跑追逐,专挑甜点心上的奶油吃。我想象不出这在当时居然能给我们带来欢乐。他们的父亲B先生与我的父亲是挚交。此外,我还有一位相好,叫玛格丽特。两人只能算半个朋友,因为谁都不去对方家里玩,只是一起在外面散步。大概我们两人的保姆是朋友。玛格丽特是位健谈的小姑娘,为此曾使我非常尴尬。有一次,她刚刚掉了门牙。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叫人无法听懂她说了些什么。我担心向她道出真情来未免太唐突,所以就随便地跟她搭讪着。我越是这样,就越感到失望。后来,玛格丽特又主动提出要给我讲个故事——一个关于“吐姆(汤姆)特(的)兔(毒)糖果”的故事。其内容我全然没有听清。故事很长,我糊里糊涂地听着。玛格丽特终于眉飞色舞地讲完了故事。
她间我:“怎么样,彻(这)个裤子(故事)挺有趣吧?”我感激地点点头。“你认为特们(他们)沉(真)的要……”我发现她再这样追问下去我就会展出马脚,于是决定岔开话题:“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玛格丽持。”她感到费解,茫然地望着我。她显然是打算与我探讨故事中的疑点,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这是一个……一个……呢……石桃的故事,”我信口胡编起来,“从前有一位仙女,住在石桃中……”“她怎么了?”玛格丽特催促我讲下去。
我边想边说,编造着故事,一直编到玛格丽特家的院门口。
“这个故事真够精彩的。”玛格丽特居然被故事打动了。
“你是在哪本神话书中读到的?”
哪本书上也没有写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现编的。我觉得那个故事并不十分有趣,但它毕竟使我从尴尬之中解脱出来,避免了因为她口齿不清而让她难堪。
我五岁那年,姐姐从巴黎“学成”归来.我还记得在伊林看到她走下四轮马车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她头部一顶装饰华丽的小草帽,面部罩着一方白底黑点的纱巾,看上去完全是一位新的女性。姐姐待我很好,常给我讲故事,她也参与了对我的教育,用一本《袖珍家庭教师手册》教我法语。她不太懂得教学艺术,我也憎恶那本手册,曾经两次将它悄悄地藏在书架上其他书的后面,可是不久就被找了出来。
我觉得应该藏在更难找见的地方。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个大玻璃罩,里面放着一只大秃头鹰的标本,那是父亲的光荣和骄傲。我巧妙地将《袖珍家庭教师手册》塞到秃鹰后面的一个不易被人看见的角落里。这一次干得很成功,几天过去了,尽管大家搜遍了全屋,还是没有找到我那本手册。
可是不久,母亲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我的计谋。她宣布,谁要能找到那本手册,就赏给他(她)一大块美味巧克力。嘴馋使我堕入了母亲的圈套。我装模作样地在屋子里四处搜寻一番,然后爬上一张椅子,查看秃鹰的后面,故作惊讶地大声喊道:“噢,原来在这儿呀!”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惩罚,一顿斥责之后,我被强迫躺在床上,一天不许下地玩耍。当时我竟觉得蒙受了委屈。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家人都知道这是我藏起来的。但是不赏给我那块巧克力是不公正的,因为事先已经说好了,谁找见书就奖给谁,而我发现了却没有赏给我。
姐姐常跟我玩一种叫“疯子大姐”的游戏。这个游戏既吸引人,又让人感到恐惧。游戏的大意是我们家有一位大姐姐,比我和姐姐都年长,是个疯子,栖身于科尔宾角的一个岩洞里,偶尔回到娘家里来。她的长像和打扮与姐姐毫无两样,只是嗓音完全不同,阴阳怪气的,相当可怖。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姐姐麦琪呀,你可别当真以为我是疯子大姐呀:千万别把游戏当真叼。”
我常常感到难以名状的惊恐,尽管我心里也明白那是麦琪装扮的,可难道就不会是真的吗?那副似鬼非鬼的腔调,狐狸一样眯缝着的吊眼,怎么能不叫我相信她的确是那个疯子大姐呢?母亲时常为此恼火:“麦琪,不许用这个愚蠢的把戏吓唬妹妹!”麦琪满有理由地分辩道;“是她自己要玩的。”
姐姐颇具讲故事的天才,在她小的时候,哥哥就缠着她不放,“再给我讲一遍吧。”
“不讲了!”
“再讲一遍嘛。”
“不讲了,我不想再讲了。”
“求求你,再讲一遍,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它有点像情节剧,很短,因为写作和拼写是我感到头痛的事。故事中有两个人物:品德高尚的麦琪夫人(好人)和凶狠残暴的阿加莎夫人(坏蛋),情节是有关一座城堡继承权之争。
我先拿给姐姐看,提议两人一起表演。姐姐立刻提出她情愿充当残暴的麦琪夫人,让我来扮演高尚的阿加莎夫人。
“难道你不喜欢当好人吗?”我有些惶惑。姐姐回答说,当一个邪恶的家伙更来劲。我自然也很高兴。起初,我是出于礼貌才把好人的角色让给姐姐的。
记得父亲看了我的剧,笑得前仰后合,但却是出于善意。母亲建议我最好不用“残暴”这个词。“可她的确非常残暴,”我解释道,“她跟那个把许多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暴君玛丽一样,杀了好多好多人。”
神话故事集在我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每逢生日和圣诞节,姨婆总要送我许多诸如《黄色的神话故事》、《蓝色的神话故事》一类小书。我看这些书非常入迷,读了——遍又一遍。后来,我有了一本安德鲁·兰格写的动物故事集,里面有一个我特别爱读的故事,“安德诺克与雄狮”。
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读默尔斯伍斯夫人的课本,她当时是著名的儿童小说家。她的书我读了许多年,今天读来仍感到趣味盎然。当然罗,如今的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书老掉牙了,不过书中的故事仍是可取的,有许多独到之处。书中辑有为幼儿写的《红头发的孩子》、《小男孩》、《婴孩》及各种神话故事。我当时爱读的是《四面皆风的农撤现在读来颇感乏味,不知当年为什么那么喜欢它。
在家里,读小说被当作一种消遣,不算“正业”,上午是不允许看的。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干点“正经事”。即使是现在,要是早餐后就捧起小说来,仍会有一种负疚感。星期天打牌也照例如此。姆妈把扑克斥为“魔鬼的连环画”。我并不把此话当真,但星期天不许打牌却是家里的规矩。许多年后,要是碰巧在星期天打桥牌,我总免不了产生一种犯罪感。
5
回想起来,童年时代最能给我带来乐趣的玩具要算铁圈。当然,这玩艺儿再简单不过了,值不了几个钱,六便士,或者一先令,不会再多。
它也给父母、保姆及佣人带来莫大的欢欣。天气晴朗的日子,阿加莎带上铁圈到院子里玩耍,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回到屋子里,更确切地说,直到饥肠辘辘才知道回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那只铁圈作过我的战马,当过海怪,还当过火车。我俨然像位披甲戴盔的骑士,策动着我的坐骑,在征途上飞奔;时而又像一位公主,优雅地骑在温驯的白驹上,优哉闲哉;或者更现实一些,当一位火车司机、乘普或乘客,坐在火车上,在自己设计的三条铁路干线上行驶。我把身心都溶进了游戏之中,拍打着铁圈,走走停停,口中念念有词:“里丽峡谷到了,请换乘环形铁路干线的列车。环形铁路终点站到了,请全体旅客下车。”就这样,我一连几个小时都在玩同一种游戏,这也算是很不错的身体锻炼。
姆妈一走,我就失去了一位伴友。我非常想念她,郁郁不乐地闲荡着。直到有了铁圈以后,心境才好了起来。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跑来跑去,劝别人陪我玩——先是找母亲,后来又纠缠佣人。但是在那个时候,除非被分派陪着孩子。—般人是不会主动跟孩子玩的,你只好独自玩耍。
这样,我只好独辟自己的小天地,杜撰自己的伴友。我觉得这倒很不错。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无事可作”而苦恼过,不少女人都深受其苦,感到孤寂和烦闷。多余的日子就像恶梦一样,让她们难熬。如果生活中常有一点情趣,你一定会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当你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时间就会成为负担。
每每回顾过去,我愈加深信不疑地感到我的兴趣始终如一,儿时喜欢的,成年后仍然喜欢,比如房子。
我小的时候玩具很多,有铺着床单和毛毯的娃娃床,有姐姐哥哥留给我的过家家的积木,更有许多玩具是即兴制作的。从旧杂志上剪下几幅画,贴在牛皮纸订成的剪集簿中;把糊墙纸剪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圈圈贴在盒子上,这样的游戏都要耗费很多时间。
在屋子里,我玩的更多的还是过家家。那是一座普通的娃娃房子,前门可以敞开,展出里面的厨房、客厅、半截楼梯和楼上的两间卧室、洗澡间。家具是一件一件配置起来的。
.商店里可以买到形形色色的玩具家具,非常便宜。
抚今追昔,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人的记忆中,幸福欢乐和恐怖的情景非常生动;而疼痛和令人不快的经历却难以在脑海中再现出来。我并不是说我记不得后者的情形,而是说体味不到其中的感受,一提起来,我只能说:“阿加莎当时情绪低落,阿加莎牙痛。”另一方面,某一天酸橙树突然飘来的一股清香将我带回往日的回忆中,使我忽然想起曾在酸橙树下度过的快乐的一天。我高兴地躺在地上,呼吸着青草散发出的温馨的芳香,体味着夏日的快乐。身旁是一棵雪松,不远处河水在潺潺流淌……——时间我又回到了过去,不仅犹如身临其境,而且还体验到往日的情趣。
人一生中什么时候最感到愉快?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回首往事,我认为最愉快的时刻往往是平日里最宁静的片刻,这时候我感到最为快乐——默默地端详着姆妈那满头银发,架着蓝色老花镜框的面容;与托尼玩耍,用梳子为它梳理它脊背上的长毛,或者在庭院里骑着想象中的高头大马,跨过通想中的河流;或者跟在铁圈后面,穿过图布勒铁路干线上的一座座车站,这所有的一切都能使我获得莫大的欢愉。我跟母亲一块做游戏,后来我长大了些,母亲给我读狄更斯作品,读着读着就打起盹来,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脑袋耷拉着,我急切地喊醒她:“妈妈,您都快要睡着了!”母亲一本正经地辩解道:“没的事,亲爱的,我一点都不困!”过不了几分钟,她就真的睡着了。我至今还记得她当时那副滑稽可笑的神态,低着头,眼镜从鼻梁上搭拉下来。
此刻默默地注视着她的神态,别有一番乐趣。
只有当看到所熟悉的人滑稽可笑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他们的可爱之处。这似乎不可思议。人们可以对某人的仪表堂堂或妩媚秀丽推祟备至,但一个小小的滑稽举动就会使他(她)现出本来面目。
在人的记忆中有各种各样的轶事,形形色色的情景,零零碎碎的片断,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它们当中哪些是值得记住的?记忆又是怎样筛选的呢?是什么促使我们记住了这样一些事情?这仿佛像一个人走向一个装满了零零碎碎旧物的大箱子,将手伸进去,边捡边说:“我想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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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玩耍的日子
1
只有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童心中的世界是多么的奇妙。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于成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成比例。
儿童对他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人对物都有相当强烈的鉴别力,他们只是不去探究事情发生的原委和发展过程。
大概就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开始为经济问题而烦恼。祖父去世时,家里曾有四位财产经纪人。后来,一位因年事已高退出了商业活动,另一位不久就进了疯人院,其余两位与父亲年龄相仿,但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在这种情况下,儿子理应继承父业。也许是由于父亲缺乏经营能力,或者早已安排了接替人,具体原因我不大清楚,家业仍由他人代理。
我只知道后来他的经纪人中有一位因理财不当而自杀了。
总之,家境每况愈下。父亲把在纽约的一切事务都委托给他的律师们和在纽约的商人们受理。——切都随他们,自己从不过问。这些人既是祖父的旧交,也是父亲的高朋。有人曾劝说父亲卖掉美国西部的一些地产,理由是那些土地在所有权上有争议。后来,经过调查事情并非如此,可惜这些地产已被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掉了。类似的事情大概出过好几起。
父亲感到惆怅和沮丧,但自己又不会经商,对此只是束手无策。他曾写信给亲爱的某某菜和尊敬的某某某,可是这些人回信中要么安抚他一番,要么就埋怨市场萧条,货币贬值等等。曾有一时,一位年老的姑婆将一批财产遗赠给父亲,家里的经济为此宽裕了一两年,可是在此期间,我们的固定收人却迟迟没有寄来。
就在这时,父亲的体质日趋下降,心脏病几度复发——在当时凡是与心脏病有关的疾病都笼统地称为心脏玻经济上的积忧损害了他的健康。暂时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节省开销。在当时,最明智的办法是旅居国外一段时间。这倒不是为了逃避税收———那时候的所得税比现在要少得多,大概是每英镑只纳一先令的税——而是因为在国外生活花稍要小些。具体办法是,将房子连同佣人—块以高价出租,全家人去法国南部,住进费用低廉的旅店。
移居国外是我六岁那年的事。
阿什菲尔德正式出租了,租给了肯付高价的美国人。一家人打点行装做着临行前的准备。打算去的地方是法国南部的帕安。我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内心激动不已。母亲告诉我说,全家人要搬到有大山的地方。我问了一连串有关山的问题,充满了稚气的好奇:大山很高吗?有没有圣·玛丽教堂的尖顶高?那座教堂的尖顶是我所看到过的最高的地方。
大山居然会比它高出好多好多,有几百、几千英尺。我牵着托尼来到院子里,嘴里嚼着从厨子简那儿讨来的一大块干面包片,开始尽力想象大山的雄姿。我抬起头来,仰望着苍天。大山也许就是这样吧———很高很高,高得直上云霄,那气派惊心动魄。
母亲喜欢大山,她对我们说,她对海没有什么感情。我深信,大山将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事物之一。
在当时,出国旅行的手续与现在大不一样,非常简便。
那时候不使用护照,也不必填写什么表,买了车票,订好了卧铺,就算办罢了一切。但收拾行李却不那么简单。家里其他人的行李有多少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光母亲一人的东西就一大堆。
启程之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部分准备供新房客租用的普通瓷器被取了出来,摆在架子上,壁炉上,以及餐桌和写字台上。租房子的人不愿意对家中摆设的珍贵瓷器负任何责任,留下的东西都及时锁好了,旅行的箱子也都装满捆好。一家人正式动身前往法国。
在出国旅途中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福克斯通登上轮船横波英吉利海峡。母亲和麦琪当时都心慌胆怯。她们都有晕船症,所以一上船就躲进供妇女用的客舱,紧闭双眼平躺着,期望安安稳稳地渡过这段水域,顺利抵达法国。尽管我曾在哥哥的小艇上吃过苦头.但却坚信自己不会晕船。
父亲也在为我鼓气,我跟他一起呆在甲板上。轮船平稳地渡过海峡,可我却自以为是我用自己的顽强战胜了海浪。船到了布洛涅,我欣喜地听到父亲宣布:“阿加莎能够适应海上航行。”就在我们登上法国口岸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儿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穿过栅栏时,有人用我完全听不懂的话冲着我喊起来。我没有搭理他,不屑一顾地走过栅栏。
“您的票,小姐。喂,那位小姐,请出示您的船票!”幸亏父亲及时赶上来,让他查看了我们的船票。
第二桩令人难忘的经历是在列车上过夜。我和母亲睡在一个包厢里。我被安顿在上铺。母亲离不开新鲜空气,她受不了卧铺车厢里讨厌的蒸气暖气。整个晚上几乎每次醒来我都能看见她把头探出窗外,贪婪地呼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帕安。我被从火车的高阶梯上抱下来。旅店的汽车正等候在那里。一家人上了车,十八件行李也陆续到了。我们按计划赶到了旅店。旅店的外面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面朝着比利牛斯山脉。
“就在那儿:”父亲对我说,“看到了吗?那儿就是比利牛斯山脉,是座雪山。”
我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却仅仅是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排状如牙齿的怪物,看上去似乎只高出地平线一两英寸。那些就是吗?那些就是大山?我心目中那座很高很高,高入云端,雄伟得难以言状,不可思议的大山脉哪里去了?我默然无语,有生以来头一次尝受了如此巨大的幻灭——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幻想破灭了。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当时那无尽的沮丧。
2
我们在帕安住了大约六个月。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父亲、母亲和麦琪很快就卷入了社交活动的旋涡。父亲在那儿有几位美国旧友,在旅店里又结识不少新交。我们携带了许多朋友写的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住在各个旅店和膳宿公寓里的人们。
母亲为我雇了一位保育员,每天白天照看我。她是位英国姑娘,只是生来一直住在帕安,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日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姑娘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做的事。一路上,她指点着各种物体,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只狗”,“一幢房子”,“一位警察”,“面包店”。
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不过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厌恶白天,腻烦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无休止地漫步。她人很好,待我和蔼.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刻板。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要我跟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新教师叫莫豪拉特太太。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披着褐色的披肩。
莫豪拉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
她那尖细的嗓音抱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莱德,”她对父亲抱怨道。
父亲总是那么宽厚,回答说:“噢,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后来,母亲还是把这位家庭教师辞了。
自从马卡姆小姐和莫豪拉特太太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我开始感到莫大的欢愉。旅店里住着一位寡妇塞尔温太太和她的两位小女儿,多露西和玛丽。多露西比我大一岁、玛丽比我小一岁,没过多久我们就形影不离了。
我一人独处时。往往温顺听话,老实得很;可一跟别的小孩子凑到一块总免不了要搞些恶作剧。我们三个人尤其喜欢去找餐厅里招待们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我们把食品贮藏室里所有的盐袋和艳袋都调换了位置。还有一次,我们把桔子皮剪成小猪的形状,在就餐铃响之前摆在每个人的盘子上。
那些法国侍者是我所见到过的此类人中最和善的。尤其是那位负责服侍我们的维克多,他身材敦实,尖长的鼻子,在我的记忆中.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我头一次知道了大蒜这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戏弄他,他都不怨恨,而且待我们格外殷勒。他常用胡罗卜给我们刻出活灵活现的小老鼠,我们之所以做了恶作剧又能逍遥法外,全仰仗这位忠厚的维克多,他从未向旅店总管和我们的父亲诉过苦。
跟从前的那些同伴相比,我对跟多露西和玛丽姐妹的友谊倍加珍视。也许到了那种年龄,搭伴玩耍要比一人独处更具有吸引力,也许是我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我们合伙干了许多恶作剧,整个冬季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当然了,我们也常常因为调皮捣蛋而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