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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年后，我又用这个笔名写了另一本书《未完成的肖像》。只有一个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现在她叫楠·昆。楠的记忆力很强，我描写孩子的某个短语和在第一本书中的一首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语地说：“肯定是阿加莎写的。”
一天，她捅了捅我的腰肋，用一种稍不自然的声音说：“前两天，我看了一本爱不释手的书，让我想想看书名是什么来着？《矮人的血》，对，就是《矮人的血》。”
然后她又调皮地对我眨了眨眼。我到她家后，说：“那么你猜《巨人的面包》是谁写的呢？”“当然知道是你啦，我熟悉你的写作风格。”楠说。
我有时还写写诗歌，多半是民谣。但是，我不想凭运气闯一闯一个完全不同的写作领域，也不想在这个不大容易干点新鲜事、冒险事的年纪去干这种事。
我想促使我动笔的原因是人们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来把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我为此倍感懊恼。虽然我写了《黑咖啡》这个剧本，可从没认真地想去创作剧本。我对写《埃赫那吞》很得意，但是绝不相信它会上演。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不喜欢别人改编我的作品，那么何不自己尝试——下改编呢。在我看来，我的作品被改成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摆脱不了原作。侦探小说决不会像个剧本，因此改编它要比改编一部普通小说困难得多。它的情节是如此错综复杂，人物繁多，线索干头万绪，扑朔迷离。需要的是删繁就简。
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十个小黑鬼》（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改为《十个小印第安人》），因为它太难写了，所以就更有吸引力。十个人要合情合理地在谋杀犯不好马脚的情况下被干掉。我在经过充分构思之后动笔了，写完后我很满意。
这本书线索既清晰明快又令人迷惑不解，可解释又合情合理；事实上，为了解释就需要有一个尾声部分。这本书的评论和销路都不错，但是真正为之满意的还是我本人，因为我比评论家更清楚写这本书是多么不易。
其后，我又进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会更令人激动。乍一看这似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来讲故事的结局，于是我只好有所改动。我必须使其中两个人物摆脱干系，从磨难中平安地脱身，在故事结束时再团聚。这与原来的童谣的内涵并不相悖，因为有一首“十个黑孩子”的歌谣是这样结尾的：“他成了家，万事大吉。”
我写完了剧本。它并没有得到多少赞许，断语是“无法上演”。查尔斯·科克伦却对它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为此剧的上演尽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无法说服他的赞助人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说的都是空泛之辞，什么没法演啊，观众会笑话啦，情节太紧张啦等等。科克伦坚定地说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可事情明摆着不行。
“希望将来这个剧本的运气会好一点，”他说，“因为我很想使这部剧上演。”
后来机会来了。对它感兴趣的伯蒂·迈耶，他曾和查尔斯·劳顿一起把《不在犯罪现场》搬上舞台。艾琳·亨舍尔是该剧的舞台监督，我觉得她工作兢兢业业。我对她的手法颇感兴趣，因为她的手法与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这个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极不老练，仿佛心中没底；但是当我看到技巧进一步发挥时，我才认识到这种手法的魄力。她开始时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观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观察舞台动作和舞台灯光以及总体效果如何。随后，她几乎事后才想到集中演员对台词。这种作法卓有成效，给人印象极深。这造成了一种紧张感，舞台灯光转暗后，在三盏聚光灯柱照射下，演员们都正襟危坐在闪烁的蜡烛旁，这种灯光效果强极了。
随着演员的杰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绪愈来愈紧张，恐怖和不信任在人物间蔓延；在我看来，谋杀设计得极为巧妙，丝毫没有什么破绽或者显得过分哗众取宠。我不是说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认为届上乘，可我确实认为在某些方面，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写得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是《十个小黑鬼》使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又踏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后除我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改编我的作品。我自己决定哪些小说应该改编，并且仅仅这些小说才可以改编。
我着手改编的第二部作品《空幻之屋》是在几年后的事了。一天，我突然冒出个想法，《空幻之屋》一定会成为一出好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莎琳德。在生活中她总是扮演试图劝阻我又屡屡受挫的角色。
“把《空幻之屋》改为一出戏，妈妈？”罗莎琳德面带惧色地问，“这是部好小说，我也很爱看。可是你无法把它改编成剧本。”
“我行。”我说，为有了对立面而激动不已。
“噢。但愿你别这样。”罗莎琳德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样，我兴致勃勃地记下了《空幻之屋》剧本的构思。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当然更像小说而不是个间谍故事。我一直认为《空幻之屋》这部作品由于增加了波洛这个人物而被我毁了。我已经习惯于作品中出现波洛，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可是他一出现，全都乱套了。他的确大显身手，可我总想没有他这部作品会更好。于是在设计剧本情节时，我割舍了波洛这个人物。
《空幻之屋》脱稿了，尽管除罗莎琳德外还有些人持相反意见。彼得·桑德斯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曾把我的许多剧本搬上舞台，他相信这个剧也会成功。
《空幻之屋》获得成功后，我开始自讨苦吃了。当然，我知道小说创作是我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我可以继续这样编织情节，进行创作一直到老。我对能否再构思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从未产生过绝望情绪。
当然，在一部作品动笔之前，我总得经历极为难熬的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这种痛苦无法形容。独处一室，咬着铅笔，眼睛盯着打字机；或踱来踱去，或——屁股坐在沙发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然后走出房间去打扰某个正忙碌着的人，通常要打扰马克斯，因为他的脾气特别温厚，对他说：“真糟糕，你看我不晓得如何下笔了，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也写不出书了。”
“哦，怎么会呢？你肯定能行。”马克斯常这样安慰我。他总是带着期望的语气边安慰我，边将目光转向他的工作。
“可我知道不行了，我想不出什么故事。我脑子里曾有个故事轮廓，可现在看来毫无可取之处。”
“你只需闯过这个阶段。类似的情况以前曾发生过。你去年就曾这样唠叨过，前年也一样。”
”这次不同了。”我确信无疑地说。
但是这次当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我这样地凄惨和绝望。然而这种特殊的阶段需要有所体会。这就像把雪貂放在兔穴里，而自己在洞口守着猎物一样。在洞穴内一片混战之前，在无聊中度过漫长的时间，精神上得不到平衡。同样，脑子里对想写的东西一片空白，随手翻开一本书，但不久又会发现根本没有看进去；试试做字谜游戏，心思又没放在解法上；全部身心都被一种痴呆的绝望情绪所占据。
之后，由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原因，一种内在的动力使人文思如涌。大脑开始运转，自知这时迷雾已经散去，灵感已经到来。你会突然绝对有把握地弄清楚了甲想对乙说些什么。你会跑出房间，沿路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断地重复着某节对话，譬如莫德和阿尔温的一问一答，他们要去哪，另外一个人会从树后的什么地方盯着他俩，地上的一只小死野鸭如何勾起了莫德早已忘却的经历，诸如此类的情节。回到家时满心欢喜，虽然还只字未写，但是终于可以动笔了。
那时，我像是迷上了剧本创作，而这仅仅因为它不是我的本行。剧本要比小说容易写，因为可以想象出剧情，而不会因那种苦于小说中的描写而中断情节的连续性。舞台的时空限制了故事的复杂程度。你不必随女主人公上楼下楼，或是来往于网球场，对这些情节不必绞尽脑汁进行描写。惟一要写的是所见所闻和所干的事。观察、倾听和感受，做到这些就足矣。
我应该坚持一年完成一本书，我相信能做到这一点。剧本创作不过是冒冒风险，什么事都是这样，有成功也有失败。
成功会接踵而来，随后是不明不白的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谁也无法解释。我发现许多创作家都这样。我曾看过一个相当不错的剧本，但它的演出却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或是因为它不合时宜，或者因为演员阵容对其演出有些影响。剧本创作是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每次都是一次有趣的赌博，我喜欢这种冒险。
写完《空幻之屋》后不久，我明白应该再写一个剧本。我暗想，如果可能，我要创作一个不是小说改编的剧本，一个纯粹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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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
1
我们再次陷入了世界大战。这次战争不同于上一次。人们本来以为这次战争还会像上次一样。因为我想人们料事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了，就好像它是闻所未闻、毫不可能的事。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没发生过这种事，人们便以为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而这一次大战完全不同。
起初，人们对一切如常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人们以为在第一个夜晚就会听到轰炸伦敦的轰轰声。然而，伦敦没有遭到轰炸。
马克斯参加了英国国民军，我到托基的医院询问能否同意我到医院药房工作，这样也可以使我的医药知识有所更新，今后或许有用。由于随时都可能发生大批伤亡．药房很欢迎我去。罗莎琳德填写了妇女辅助航空队的登记表．但是她并不热衷于此，只是想作为一个战时女子去试试。
这时。马克斯在我们的朋友斯蒂芬·格兰维尔的帮助下参加了空军感到很得意。这位朋友是一位埃及学教授，他和马克斯一起在空军部共事，合住一个房间。两人都是烟鬼，马克斯抽烟斗，没停的时候。空气浑浊不堪，他们的朋友把他的房间叫“小炭窑”。
妇女辅助航空队和其他一些战时服务单位都没有吸收罗莎琳德，就我所知，她也没想干点什么事。她又打算进入空军训练学校，于是又填了一大叠包括日期、地址、姓名和许多官僚们需要了解的鸡毛蒜皮的情况的表格。可是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今天早晨，我把那些表格都撕了。我不想进空军训练学校了。”
“是吗，罗莎琳德？”我严肃地说，“你干什么应该拿准主意。我不在乎你干什么，干你想干的事。但不要总是三心二意的。”
“嗯，我想干点更有意义的事，”罗莎琳德说，随后她像她的同龄人在告诉长辈什么事时那样扭扭捏捏地补充说，“我打算下星期二和休伯特·普里查德结婚。”
这并没奇怪的，只是有些突然。
休伯特·普里查德是——名正规军少校，威尔士人；罗莎琳德在我姐姐家结识了他。休伯特是我外甥杰克的朋友，常去他家。他也曾来过我家一次，很招人喜欢，文静，黝黑，养了一大群狗。罗莎琳德和他已经好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没想到会谈到结婚。
“我想，”罗莎琳德说，“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妈妈？”“当然会参加。”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又觉得那纯粹是没必要的折腾，我是说，你不觉得没有婚礼更简单、更省事吗？我们得在登比结婚，因为他无法请假。”
“没关系，”我安慰地说，“我会去登比的。”
2
光阴荏苒。战争仍在继续。
我有许多事要做。每周在医院工作两整天和三个半天，星期六上午隔周去一次，其余时间在家写作。
我决定两本书同时动笔。因为写作同一题材常使人丧失新鲜感，这对写作很不利。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把它放在一—边，干点别的事，可是我没其他事可干。我不想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相信，如果同时写两本书，不断变换口味，工作会有新鲜感。这两本书一本叫做《藏书室女尸之谜》，这是我已蕴酿好长时间的题目；另一本是《桑苏西来客》，这是本反间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第二本小说《暗藏杀机》的续篇，讲的是汤米和塔彭斯的故事。汤米和塔彭斯的儿女这时已长大成人，他俩对于在战时竟毫无人雇用他们感到心情烦躁。然而，他们这对已到中年的搭档正以旧日的热情在追捕间谍。
我在战时写作毫无困难。我认为这是由于摆脱外界干扰，进入创作境界的缘故。我可以在书中人物的世界中，咕哝着他们的对话，看着他们在我笔下的房间踱步。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外孙马修在柴郡我姐姐家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出生。宠基像以前一样喜爱罗莎琳德，她很高兴能在小孩出世之前赶回来。
马克斯这时去了北非。开始是在埃及，此时已在的黎波里，后来他又去了费赞沙漠。信件传递很慢，有时隔一个多月才收到他的信。我外甥杰克也去了伊朗。
斯蒂芬·格兰维尔仍在伦敦，有他在我很高兴。有时他给我医院打电话，带我去他家吃饭。
一天，斯蒂芬·格兰维尔突然对我说：“我给你想个好主意。”
“噢，什么好主意？”
“我想让你写一部古埃及的侦探小说。”
“古埃及的？”
“对。”
“可我没这个本事。”
“啊，你能行。根本没什么困难。一部侦探小说以古埃及为背景和以一九四三年的英国为背景，二者的难易程度不相上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无论生活中哪个世纪，世界任何角落，人都具有某种共性。
“会很有趣的，”他说，“应该写本这样的侦探小说，喜欢看侦探小说和对那个时代有兴趣的读者能把这两者合二为我仍说我力不从心，知识不够。但是斯蒂芬是个杰出的说客，到傍晚，他基本说服了我。
“你看了大量的埃及学著作。”他说，“你的兴趣不仅仅局限在美索不达米亚吧？”的确，我过去最爱看的书就是布雷斯特德的《道德的熹光》而且在写作关于埃赫那吞的剧本时，曾阅读了大量有关埃及历史的书籍。
“你要做的不过是选定—个时代，或者说是—个事件，一个特定的背景。”斯蒂芬说。
我惶恐地感到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是你得给我出出主意。”我信心不足地说，“给我提供当时的背景材料。”
“唔，”斯蒂芬说，“这有一两个事件或许用得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我指出该读的章节。随后他驾车送我回到花园路我的家，说：“明天是星期六。你可以安心地在家把这本书看上两天。看有什么能启发你的灵感的东西。”
我终于挑出了三处可能用得上的有趣章节，都不是特别著名的事件或著名的人物，因为我认为那样常常使历史小说留下过多的人工雕琢的痕迹。人们毕竟没见过珀披国王或哈特舍普萨特皇后长得什么样．而诈称知道则有狂妄之嫌。我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的人物置于那个时代背景上，而且只要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有足够的了解，就会获得成功。我选中的故事之一是发生在埃及第四王朝的事，另一个是相当晚了，大概是在莱米塞斯王朝晚期的事。
我最后决定采用的第三个情节是从最新出版的第十五王朝的一个嘎教①祭司的信中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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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埃教宗教的一种，认为灵魂不死。－－译注。
这些信件几乎把——个活生生的家庭勾画出来：父亲是个吹毛求疵、固执己见的人、他对儿子们不听话很生气；儿子们中，一个唯唯喏喏缺少心眼；另一个脾气暴躁，好摆阔气。父亲写给两个儿子的信是关于做父亲的有义务抚养那个中年妇女的事。她明显是一个多少年来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家庭的长辈们总是待她很好，而孩子们成人以后就厌恶她，因为她常常拨弄是非。
老人家定下规矩，应该如何用油，怎样吃大麦。他们不会让任何人在粮食质量上做手脚。整个家庭在我脑海里愈来愈清晰。我增写了一个女儿，并且从其他章节中摘录了一些细节，儿子娶了个新媳妇却被老公公迷上了。另外又增加了——个娇惯的男孩子和一个贪婪又精明的祖母。
我激动地开始动笔。那时手头没有其他作品。《十个小黑鬼》在圣詹姆斯剧场演出场场成功，直到这个剧场被炸毁；而后又到剑桥演出了几个月。
毫无疑问，我是被斯蒂芬逼着写这篇小说的，他就是这种人。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以及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地对他说：他肯定会对劝我写这种小说感到后悔。我接连不断地给他打电话，索要资料。他对我说，这些资料得花上他好长时间翻上八大本书才找得到。
“斯蒂芬，他们都吃些什么？他们吃肉怎么个吃法？他们在特殊的宴会上有没有特别的食品？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一起吃饭？他们的卧室是什么样的？”“啊，亲爱的，”斯蒂芬抱怨着，随后只好去查找，他对我说，要学会从很少的描述中想象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书中有吃烤芦雀串的场面，有吃面包、采摘葡萄的场面等等。无论如何，我要使书中关于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读来可信。而这时，我又产生了几个问题。
“他们是在餐桌前吃饭，还是席地而坐？女人是否有单独的房间？他们把亚麻衣服放在箱子里还是搁在小橱中？他们的房子是什么形状的？”假如我认为自己在书中的某些描写是对的和符合事实的，我决不会轻易地改动。我今天重读这本书时，很想重新改写结尾部分，这表明对自己作品的不满意。但是，我一直对自己给斯蒂芬带来了那些麻烦以及他敦促我写这本书的想法而由衷地感谢他。无论如何，这本名为《死亡终局》的书如期写完了。
不久之后，我写了一部得意之作——一个全新的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她的影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我早就想把她写出来。这是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就是她，然而她却总是被人误解。通过她自己的所做所为和对她思想感情的描写，读者会发现这一切。她好像不断地与自身重逢，而不是在认识自我，她由此而变得愈来愈局促不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无人陪伴，在真正寂寞中度过了四五天的时间。
这不是凭空杜撰的，我本人曾有过这种经历。那是在横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途中，我困留在他乡的旅店中，无法继续旅行，周围没有一个讲英语的，只有当地人给你送饭，对你的话只会点头表示同意。我无处可去，也见不到什么人，一直滞留到再次上路。随身带的两本书已翻烂了，只好坐在那儿自我反剩书的开始，女主人公离开维多利亚去探望在国外结婚的女儿，当列车徐徐驶出车站时，地回头望着站在站台上渐渐远去的丈夫，看到丈夫像一个被解脱的人欢度假期，阔步离去时，她突然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这太出乎意外了，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这是她的错觉，她丈夫罗德尼很挂念她。然而这颗不快的种子留在了脑海中，使她忧心忡忡。随后，当她独自一人开始设想时，她过去的生活便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从写作上讲、这是很困难的。我需要的是这种方式：轻松的，谈心式的，但是又有种渐次紧张、令人心神不安的情绪。一种人所共有的情感：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所热爱的人如何看等我？他们像我待他们那样待我吗？我刚好用了三天写完这部小说，第三天是星期一，我向医院请了假，因为这时我不敢中途停笔，得一气呵成。这部小说并不长，不过五万字，但是它已在脑海里构思很久了。
构思一部小说的过程真是种奇怪的感受，在六七年之久的时间里，心里始终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把它写出来，把头脑中的构思付诸于文字。这有如让它冲破薄雾，更加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我害怕思路的连贯性被打断。一旦我在亢奋中写出第一章，那么就要一直写完最后一章，因为我清楚自己的思路所至，有种必须见诸于文字的感觉，这时无须注意细枝末节，所以我总是一气呵成。
我不曾感到过自己已精疲力荆每当放下笔后，看到写完的章节一字都无需改动时。我倒头便睡。我记得那次一直睡了一天一夜才起床，饱饱地吃上一顿。第二天就又去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