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文库小说上一章：大明王朝
- 免费文库小说下一章：大唐后妃传之珍珠传奇
王安石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东轩笔录》载：“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南宋开始，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其新学也遭到批判。理学家朱熹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对王安石的为人与志向仍称赞有加：“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陆象山对王安石的人品操守也给予高度赞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宋史·王安石传》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这一“公言”评判，在其后的几百年中成为后世所遵奉的圭臬。其中的逻辑：有如此高洁品行之人，却做出了如此害人乱世之事。实在让人无法理谕，难道真会如此矛盾吗？当然，朱熹等人也指出过王安石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侠，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还有就是王安石平素生活不拘小节，衣着不整，不修边幅和性格强拗等方面小事，这些也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清代至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史学家根据列宁的定论，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论述。这样，似乎王安石从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变法过程中，有些事就颇令人怀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说起民间颇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居然称病不出视政。熙宁七年，大旱引发饥荒，而各种征敛新法依然逼迫着灾民变卖田产，流离失所的灾民只能扶老携幼地向开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便把民众饥寒交迫的现状绘成画卷《流民图》，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径遭到梗阻，于是假称紧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交给安石看后，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处郑侠以杖刑。作为执政大臣，如此不顾百姓之死活，能说其品行高洁吗？
所以在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欺世盗名。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参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无礼；见利忘义，好名欲进；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怀忿隙，徇私报怨；卖弄威福，怙势招权；妄言圣衷，专威害政；任性专权，凌轹同列；离间宗族，勾结朋奸；商榷财利，动摇天下。《宋史·吕诲传》说：“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去世时，“海内闻者痛惜之”。这样的“鲠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发难，或能反映一些问题。
《邵氏闻见录》引申发挥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不久，官员中有传阅吕诲之奏章者，多以为说得太过。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法专务聚敛，天下骚然，台谏官奏议不能有所改变，于是有人遂叹服吕诲可谓知人。司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闲居洛阳。每想起此事，慨然叹曰：“吕诲有先见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闻见录》又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其中，王安石劝神宗理财的这句话“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为皇上的私产，皇上处理自己的私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有苏洵的《辨奸论》，更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认为王安石“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是个“阴贼险狠”之人，性情乖张，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恶劣，可集历史上众奸臣之大成，断言一旦王安石当政，天下“将被其祸”。似乎苏洵比吕诲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证，断言此文乃邵伯温伪作，近人又有论其非伪者。此谜，本书另章有叙。
此外，《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其中的一些表演，已非一般人和常理所能解释，似乎有故意做秀的痕迹。苏轼在当时的奏议中，已一针见血地说：“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论周穜擅议配享札子》）。鲜于优更直指其“沽激要君”，即与皇帝讨价还价（《宋史·鲜于优传》）。数为当时口碑颇佳的贤能之臣。“于是吕公着、韩维，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宋史·王安石传》）。还有曾公亮、范纯仁、吕诲、杨绘、刘琦、刘敛、刘恕、刘挚和苏轼、苏辙兄弟等。总之，御史、谏官论列变法非是而被罢官贬黜者，不计其数，其中也有许多正直敢言者。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许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邓绾为人鲜廉寡耻，趋附新党就为升官发财，其乡人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官员王岩叟曾列举其变法派集团中的小人：曾布“强悍而险刻”，邓绾“善柔而阴谗”，薛向“剥下附上”，韩绛“苛佞”，李定“藏奸包慝”，蔡确“狂诞轻狡”，章悖“阿谀辩巧”，程昉（宦官）“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吕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还有练亨甫、吕嘉问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荐这些人担任要职，支持其有关活动，乃至主持变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就是“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败坏政纲”的结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仍属于变法派，其继承着王安石变法的敛财路线，直到北宋亡国。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如果说王安石是“君子”，那为什么要与这么多“小人”为伍？如果说其变法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那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奸臣小人”在操作呢？总之，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能分辨吗？
《辨奸论》是谁写的在宋代攻击王安石个人品行方面的文论，影响最大的，就数苏洵的这篇《辨奸论》。然而到清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时人伪作，信者不少。到“文革”尊法批儒运动中，王安石变为法家，该文的“伪作”观点便成定论。“文革”结束，这一问题才又被提起重新讨论，真、伪二派观点针锋相对。你想参与评判吗？
宋仁宗嘉祐后期，王安石由三司度支判官迁知制诰，其在官场上的声誉日隆。当时只任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苏洵，却在极为冲动愤慨的情绪下写就《辨奸论》，文章为士大夫不能“辨奸”而发。而其所说之“大奸”，就指王安石。全文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讨论，先提出晋、唐时两位奸人：王衍、卢杞，作为开场白，希望人们冷静地观察，然后能见微而知着，终不使坏人逞奸，以维护社会之正道。
让我们来读一段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它不点名地影射王安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在其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指责王安石为人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自比颜孟复出，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二是认为王安石做人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三是指出王安石恶未形而名盖世，这样治君贤相会“举而用之”，从而必为天下之患害。文章最后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以为他的话说过了头；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获知言之名”，“天下将被其祸”。
文章问世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包括苏洵的《嘉祐集》，都载其全文或摘录。此外，方勺的《泊宅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等，也均记载有苏洵写此文的有关情况，颇为可信，没人怀疑。
然而到了清代，李绂的《穆堂初稿·书（辨奸论）后》提出质疑，认为张方平的《墓表》与苏轼的《谢书》，包括《邵氏闻见录》中的这篇文章，都是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创作的“赝品”。他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论证：马贵与《经籍考》列苏洵《嘉祐集》为十五卷，而世传所刻多至二十卷，书名也不同，有的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人其中。近访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确为十五卷，其中独无所谓《辨奸论》之文，可证此文为邵伯温伪作。
有学者指出，上述论证是不可信的。欧阳修《苏允明墓志铭》就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曾巩《苏允明哀词》也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还是说：“所著《文集》二十卷”。可见苏洵最早的文集就已为二十集，后来有人编的十五卷本，定有不少遗漏。其实，除十五卷本以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刊刻的十六卷本等，都收有《辨奸论》。
李绂还以为，《辨奸论》一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编于绍兴二年。到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苏洵文集，才载有张方平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由此认定“三文皆赝作”，“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尤其是《墓表》中有如此表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李绂驳论道。荆公命相制辞在熙宁二年（1069），而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皆非其所及闻也”。
有学者指出，北宋时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所载《墓表》中就已引用了《辨奸论》全文。而《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因为它与上下文不合。一是时间不合，上下文内容都是载嘉祐元年之事，二是所引“其命相制”词开头语，与现存王安石命相制词显然不同。苏轼的《谢书》见《东坡集》卷二十九。此文集是苏轼亲手编定，在苏东坡生前就已行于世。所以认为《辨奸论》首见于《邵氏闻见录》是说不通的。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旁征博引，详加考证地断定《辨奸论》是伪作。最早记载苏洵作此文的方勺《泊宅编》谓，嘉祐元年某天，欧阳修在翰苑请客，宴罢客去，独苏洵少留。洵问欧公：“刚才囚首丧面者何人？”公答：“就是王安石，你不闻他的大名吗？”洵说：“我看此人若得志立朝，异时必乱天下，明主亦为其诳惑。欧公为何与他交友？”苏洵退而作《辨奸论》行于世。当时安石方作馆职，而苏洵犹布衣。蔡上翔辨说：士大夫一起吃饭，居然终席不交一言。饭后才问主人，同坐者为谁？既不交一言，应为首次见面，退而作《辨奸》，对此人能追索既往，又逆推将来，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详？对刚认识的人，怎么会攻击其丑恶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呢？
现代学者也有认为，王安石刚到京任职，苏洵与其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时已名重天下，苏洵为什么会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臣”呢？
有学者指出，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安石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而文中的基本观点，苏洵早在嘉祐元年以前就已雏形，且向欧阳修表露过。如张方平也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这正是后来写《辨奸论》所要阐述的主要看法。人们在交往中，主人请客同桌吃饭，其中有某人不熟，主人又忘了介绍，散席后才向主人打听，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
再比较一下苏氏父子与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有关著述，我们也可发现两者的政治主张有很大的不同，矛盾也由此进一步加深。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中认为，天下“患在不知法度”，“患在治财无道耳”。而苏洵《上皇帝书》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同时“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而财政拮据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苏洵上书，名震京师，而王安石“独不嘉之”。其他作诗相诋之类事，不一而足，可见其交恶，由来已久。到嘉祐六年，王安石与苏轼兄弟之矛盾也露出端倪，如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就有明显反驳王安石观点的一些看法。所以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也大为不满，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特别是对苏辙，因其极言治政之得失，得罪了某些权贵，把苏辙置于“下等”，任他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作为知制诰，甚至不肯撰词，结果苏辙未能赴任。可见，在嘉祐末年，苏洵作《辨奸论》之际，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同时，苏洵写《辨奸论》也并非“一反众议”，当时对王安石称颂有加者不少，其名声确实颇盛，然而抱反感的士大夫也有一些。如张方平就不满意王安石凡事“皆欲纷更”。鲜于侁也曾对人说：“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李师中说得更清楚：“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俱见《宋史》本传）这和苏洵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且还要早于《辨奸论》若干年。
蔡上翔还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现代学者也有认为，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立朝执政，必为天下之大患，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许多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该文传布出来呢？所以其流传情况也相当可疑。
有学者指出，从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有关此文的流传经过记载考察，《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写出后密献张方平，而不以示欧阳修，知道的人不多。此时苏洵地位低下，王安石名声日隆，两者无法抗衡，所以是处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二是元丰至北宋末年，张方平将它载入《墓表》，同意苏洵的预言。此时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哲宗、徽宗都支持新法，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变法而接连被入狱、贬谪，甚至远流岭南，朝廷禁毁三苏文集，处境相当艰难，基本上没有机会张扬《辨奸论》。三是南宋初年，当时舆论倾向多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所以说该文的流传情况合情合理，并不“诡秘莫测”。
20世纪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权威中，邓广铭先生始终认为《辨奸论》是伪作，他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修订本）中明确指出：《邵氏闻见录》“尤其卑鄙恶劣的则是假冒苏洵之名炮制了一篇《辨奸论》”，“邵伯温还假冒张方平之名而炮制了一篇苏洵的《墓表》。把《辨奸论》全文录入。”这一权威的结论可信吗？
王雱的智力与为人王雱（1044～1076），字符泽，王安石之子。据说他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得力助手，曾参与新法的策划和制定，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也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时人对其为人与智力及有关方面的描述和评价或睿智神奇。或尖刻贬损，或骇人听闻，令人大惑不解。
《宋史·王安石传》后附有王雱的简传，说他“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十三岁的时候，听到军人谈论西北边境之事，曾说：“此地应采用安抚的办法去保有。如果让西夏得到此地，则敌强而边患不止矣。”后朝廷派王韶开熙河，安石也力主同意其策略，就是听了儿子的这番话。其描写，简直就是一神童。王安石也曾题诗：“斯文实有奇，天岂偶生材。”盛赞其儿子的才华。
治平四年（1067）举进士，授旌德县尉。“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可以说对当时社会作了相当的研究，才能如此驰骋笔端。“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看来对道家、佛学都有相当的造诣。王安石欲扩大其影响而引起朝廷的重用，就将儿子所作策文及注《道德经》镂版鬻于市，说明其学问还有一定的市场效应。皇上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之职。乃至学校科举新法改革时，《三经新义》中二经《诗义》与《书义》，受诏撰写，又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可见其对儒家经典也是熟能生巧，而可另辟新义。三十岁不到，已俨然一学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