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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首差点害欧阳修坐牢的《望江南》是其本人所作的吗？有人估计此“艳词”或出自谏官钱氏，其乃吴越国钱氏之后，因欧公《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中多有贬毁吴越钱氏之词，揭露其烦苛淫侈之政，所以故意作此伪词诬诋欧阳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问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暖昧之谤。”所谓“暧昧之谤”，即上述欧阳修的政敌以《望江南》一词诬蔑他有“盗甥（张氏）”之疑的狱案。王灼以为，许多“艳词”都并非欧阳修所作，其词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的作品，其他都是好事者或群小的恶作剧。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此艳词系欧公所作，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以为：“他（欧阳修）受了‘情’的支配，便投身于情网中了。他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累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诸要职。正直敢言，力求改革，是北宋文坛上的领袖人物，儒学大师。为文以韩愈为宗，反对浮靡的文风，倡导有内容的古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其文笔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人们从他的诗文中，看到的是一位严谨古朴的学者，正气凛然的贤臣。然而他文集中的一些词曲，却又让人们看到的是几个风流倜傥、柔媚动人的少男少女的影子。比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完全是在描绘温柔多情、活泼可爱的少妇对情郎的挑逗和欢爱。再如《鹧鸪天》：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
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双黄鹄，两鸳鸯，迢迢云水恨难忘。
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
也在描写少女倾城倾国之美貌，及男女情人们的相思之苦。这类男欢女爱、轻柔妩媚的小词，数量还不少，有的写得浅薄庸俗，情趣低下，有的写得大胆直率，有伤大雅，与上述道貌岸然的欧阳文忠公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于是，自南宋时候起，就有人出来为之辩解，认为这些“艳词”绝非出自欧阳修的手笔，而是一些小人别有用心的托名伪作。如南宋绍兴年间，曾憷编选《乐府雅词》在其“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载，江少虞也说：“公（欧阳修）不幸，晚为险人撰淫艳数曲附之，以成其毁。”
那么，这些“艳词”是什么人所伪作的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蔡条的《西清诗话》则直接指出，其作伪的“仇人”、“小人”是刘辉。《名臣言行录》载：欧阳修“复知贡举，为下第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南宋末年，罗泌在整理欧阳修的词作，校订《近体乐府》时，也说：“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其问有误人《六一词》者。今柳三变词亦有杂之《平山集》中。则其浮艳者，殆亦非皆公少作也。”“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辉伪作。”
这“刘辉”又是怎样的人呢？刘辉原名几，字子道，后改字之道，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后期，他写文章“好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人称“太学体”。欧阳修正倡导文风改革，对此深恶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刘几前来应试，其文写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欧阳修在他的试卷上批上斗大一个“谬”字，毫不客气地将他刷下榜来。欧阳修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度主考，刘辉易名再试，并一改险怪文风，写得务实通畅，欧阳修读其文，大加赞赏，擢为状元。放榜后欧阳修才知，刘辉原来就是刘几。因为刘辉与欧阳修有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这作伪的“仇人”、“小人”附会为刘辉。
应该说这一附会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相反从刘辉的为人来看，似乎并不会做这样鄙劣之事。据有关记载，刘辉是一位诚实磊落、宽厚仁道之人士。进士及第后，授官大理评事，曾乞归侍养祖母。在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任上，祖母没，辞官归行丧礼。回家乡后，曾置田数百亩，作为救济族人中贫困人家之义田。又建住屋设义学，接待远方前来求学的士人。由于这些善行，官府改称其乡里日义荣社，名其学馆日义荣斋。如此善良之辈，会因一次考试落第而嫌恨，而写些“猥亵之词”嫁祸于欧公吗？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说欧公艳词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但并不同意这“仇人”便是刘烊。更何况据考证，欧阳修的词集《近体乐府》编定时，欧阳修仍健在。这时刘辉如何作伪呢？
不过，欧公艳词即使不是刘辉伪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伪作的可能。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嘉祐知贡举时，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气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不满之情向欧公报复，“因造为丑语”。可见当时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伪的可能。南宋末年罗泌校订的欧阳修《近体乐府》就已相当混杂，估计混有冯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于无法断定。罗泌不敢将有疑问的作品悉行删去。据后人考订，其中其实杂有白居易、吴融、韦庄、冯延巳、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人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欧阳修的另一本词集《醉翁琴趣外编》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辑，收词二○二首，比《近体乐府》多八十三首。这八十三首词作中，有数首见于词总集《花间集》、《尊前集》和《乐府雅词》，有数首分别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和张先的《张子野词》等词集中。可见欧公词集的确有点混乱。
有学者认为，《醉翁琴趣外编》是欧阳修手辑，其中包括北宋民间流行的歌词，及冯延巳、晏殊、柳永、张先等词人的作品，当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编这样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尚，用来让相识的官妓和家里的家妓们习唱，以便花问尊前遣兴娱宾。其中许多作品收入之时并未标出作者姓名，许多本为无名氏之作，但经南宋书商的数次编纂，又伪制苏轼之序，便署撰人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刊印以广为流传。致使许多原为北宋无名氏的作品，后人都认作是欧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莱》诸艳词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俗之词，而别有用心者甚至将其与欧公的“盗甥”案联系起来，进行诽谤。总之，《醉翁琴趣外编》中的七十余首艳词，均非欧阳修所作，他不过搜集编辑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欧公词集中可能有少数伪作，但说“庸俗”、“浮艳”者全属伪作，未免太过。其实，宋代许多文人都是既写雅诗，又作艳词，非独欧阳修为然。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存在公、私两个部分，“志”和“情”的两个侧面。史料记载有欧阳修玩妓、赏妓，及为妓女作词等日常琐事，作为其真实生活的反映，欧阳修作些艳词也毫不为怪。其实写艳词，倒往往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讳言其事。此外，如确有人作艳词相诬，欧阳修的儿子、门生，岂有不辩之理？而恰恰是他们并未提出过这一问题。到南宋时有人提出怀疑，主要原因是理学逐渐盛行，士人们开始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尤其是道学家将这些“艳词”视为有害儒学文明之作，而百般贬责之。当然，欧阳修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么能和这些“柔媚娇艳”的词作联系在一起呢？由此为之诡辩，实乃一厢情愿。
总之，欧公艳词间或有他人伪作，不必疑其皆伪。当然哪些应为欧公真性情的反映，哪几篇又是他人伪托，哪些是南宋书商搞错，确实已难以断定。
第四十五章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琏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史官为何以曹彬为“宋良将第一”
曹彬（931～999），字国华，真定灵寿（今河北正定）人。曹彬曾在后汉、后周为将，赵匡胤掌握禁军时，见曹彬为人中立不倚，不是公事，曹彬决不会登门造访，至于社交宴游，更是很少参与，因此对他很器重。宋太祖即位后，曾对曹彬说：“我过去总想和你亲近，你为何却老是疏远我呢？”曹彬说：“我为前朝旧臣，又是前朝近亲，忠于职守，常恐自己一不小心就获罪，哪里还敢随便结交呢？”随即，太祖升迁他为官省使，与王全斌、郭进率领骑兵进攻河东乐平县，招降了敌方将领王超、侯霸荣等一千八百多人，并且俘虏了敌方一千多人。不久敌方又派遣考进等率兵接战，曹彬率部连续三次击败了对方。干德初（963），辽州刚刚平定，河东召请契丹六万骑兵前来攻取平晋，曹彬与李继勋等率领将士严阵以待，大获全胜。
曹彬干德二年（964）冬天，讨伐蜀国，曹彬为都监。当地郡县被攻克后，将领们都打算用屠城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有曹彬下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因此曹彬所到之处，民众都心悦诚服。太祖得知后，下诏褒奖了他。两川平定后，其他将领昼夜宴饮，纪律松散，部下士卒到处抢夺，蜀人为此特别苦垴。于是顷刻之间，蜀人在全师雄的率领下，拥兵十万，与宋王朝的军队对峙。曹彬与刘光毅率部在新繁击败了对方，蜀地最终才平定下来。战争结束后，许多将领大都夺取美女及金银珠宝，只有曹彬的车厢中全是书籍。等到返回京师，太祖认为曹彬廉洁谨慎，于是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入见太祖，辞让说：“征伐蜀地的将士都违法犯纪了，唯独我受到奖赏，恐怕不能服众。”太祖说：“你有大功，而不夸功，应当受到奖赏，不应该辞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