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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范仲淹不但到过洞庭湖，甚至在湖边生活过一些岁月，对八百里洞庭之景观曾有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否则写不出如此脍炙人口的神来之笔。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改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平行实在史籍中几乎是空白，其实就应从这里寻找范仲淹与洞庭湖的关系。其时，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宦游四方，曾经到过澧州安乡（治今湖南安乡西南），还有池州（今安徽贵池）、淄州（今山东淄博南）诸地，度过了他少年苦读的岁月。
学者方健经详尽考证后指出，约在至道、咸平年间（995～1003），少年范仲淹约在七至十五岁的时候，其继父朱文翰任安乡知县，仲淹就从母随朱氏生活于今湖南的安乡县，这里正位于水势浩渺的洞庭湖畔。在此“县三面皆大湖”的安乡度过了其难忘的少年生涯，数年中，洞庭壮丽秀媚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怀，范仲淹就是在这时与洞庭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末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都载：“范文正公读书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范文正公文集·褒贤集》卷三有南宋宝庆三年（1227）时所记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其详细记载了安乡县范氏读书堂的情况，南宋初曾毁于兵火，庆元中再重修。康熙《安乡县志》中保存了最早记录范仲淹在安乡遗事的文献，为庆元二年（1196）时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写的《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其更为翔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氏读书台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相当精确地描绘了读书台的地理位置，在澧阳县南八十里处，正位于洞庭湖畔。而“书台夜雨”已成为安乡著名的八景之一。此外，从县志中一块残碑上考证出范仲淹在安乡读书的启蒙老师为太平兴国观中的司马道士，所以范仲淹对道家学说有较为精湛的研究，实源于此。其他有关佐证不胜枚举。
其后，朱文翰调任淄州长山县令，仲淹与母亲也自然随之来到山东，曾苦读于长白山礼泉寺僧舍，此时仲淹约十六岁上下。此山位于山东中部，即今邹平县以南的白云山，因山中云气长自而得名。范仲淹在这里发愤苦读，博览群书，山中溪水清澈，读倦了就“以水沃面”，从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所以，今天这里也有范仲淹的读书纪念堂，它与安乡的范氏读书台并没有矛盾，而两处读书堂之遗迹，正好填补了范仲淹青少年时行迹记载的空缺。
在离开洞庭的四十余年之后，当他应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请，写《岳阳楼记》之时，少年时候的一碧万顷、浮光耀金的洞庭风光再次浮现脑海，真是文思如泉涌，笔锋在八百里湖面上纵横驰骋，将浩渺壮观的湖光山色尽收笔底，写出这一千古绝唱的名篇，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人们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范仲淹没有时间去登临写此名篇的前一年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所以在行文至此之际，只能采用“避实就虚”的手法，仅记“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也轻巧简雅。
总之，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是晚年的范仲淹根据四十余年前少年时的洞庭印象而写就的。你相信吗？
“苏老泉”的称呼《三字经》中把苏洵称作“苏老泉”，有一定证据，且已广为流传。然而许多学者指出，其实它应是苏轼晚年的别号，证据也更为确凿。后人为其父子俩争一个别号，而大打笔墨官司，也颇为稀奇。
南宋末年出现的《三字经》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激。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此书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编撰，或说是宋末广东人区适子所作，后由广东人黎贞续编加注。其注曰：“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轼之父。”《三字经》作为孩童的启蒙读物，流传很广，“苏洵号老泉”的说法也被普遍接受，“苏老泉”几乎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学者，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治平三年（1066），享年五十八岁。据说，他年轻时“游荡不学”，有谓“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其父亦不强之，甚至“纵而不问”，乡党亲族都觉奇怪，或问其故，其父笑答：“非尔所知也”。果然，从二十七岁开始发愤为学，闭门苦读。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记：苏洵“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而这时，苏洵也颇自信：“吾自视，今犹可学。”此后熟读儒家经典，还通晓百家之说，“专志于学，卒成大儒”。
然而，其科举之路还是走得十分坎坷，几次应试不中，于是“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在益州知州张方平的推荐下，嘉祐元年（1056），苏洵送二子入京应试，拜访了欧阳修、韩琦等诸位名臣大家，呈上自己的文章。欧阳修大加称赏，并立即将其文章呈献朝廷，一时士大夫争相传阅，名动京师。后朝廷任命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又以文安县主簿的身份参与《太常因革礼》的编纂。晚年主要从事政论与学术著述，笔力雄健，议论畅明，世人将他与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后人又将他们一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通过《三字经》，数百年来一直激励着少年学子们。
不过，自明清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老泉”应是苏轼的别号，《三字经》张冠李戴地将它误加到苏洵的头上，是作者的疏忽。最早提出质疑的是明代学者郎瑛，他在嘉靖年间所著的《七修类稿》中指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苏轼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以其所居之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老茔有老翁泉，故用此号。又，梅圣俞有老人泉诗，东坡自注说：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诗。并称曾在卷册间见“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之印。而其友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老泉”实为苏轼的别号。叶、苏同时，当不会有错。如果说苏洵号老泉，难道有子犯父号之理吗？欧阳修与张方平为苏洵所作墓志，也都言人称“老苏”，而没有“老泉”之号。由此，郎瑛断定，是后人误将“老苏”改成了“老泉”。
古人讲究避讳，不但避名，也要避号，父子决不会同号。既然苏轼有“老泉”之号的明证，那么其父苏洵决不会有此号。郎瑛拿出的史料颇为可信，推断也较为有理，明清时不少学者赞同此说。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清袁枚《随园诗话》，考证后认为“老泉”是苏东坡的别号。戚牧《牧牛庵笔记·东坡别号》说，原版《晚香堂帖》尾有“东坡、老泉”二印，钤苏轼名下，此其明证。吴景旭《历代诗话》引苏东坡《老翁泉》、《老人泉》诸诗后指出，如果父亲号“老泉”，东坡是不会如此作诗讽喻的，“老翁泉”或“老人泉”是苏淘之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而自号“老泉山人”。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
其实，坚持旧说的仍大有人在。如明末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著的《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中，仍说苏洵别号“老泉”。有关故事改编成评话、戏曲，在民间广为传播，所以“老苏即老泉”之说久盛不衰。再如王文诰在《苏诗总案注》中，还是把“老泉”之号加在苏洵的头上。近数十年来，许多出版的论着和工具书在介绍苏洵生平的时候，还是袭用“号老泉”的说法。如《历代文选》、《三字经》等，曾枣庄《苏轼评传》也取此说。甚至有人旧话重提，学术界又为此打了几场笔墨官司。
持“老泉”为苏洵别号的学者，也能拿出宋人笔记《瑞桂堂暇录》为依据，此书称：“老泉携东坡、颖滨谒张文定公（张方平）……文定语老泉，皆天才，长者尤明敏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这样看来，宋人也有称苏洵为“老泉”的了。似乎两说旗鼓相当，都有宋代文献为证，真让人有点越搞越煳涂了。
不过，目前倾向于“苏轼为老泉”的人较多一些。他们又提出进一步的辩论理由：《瑞桂堂暇录》的作者不详，应该是南宋时人。而与苏洵同时代人的文章中，人们从未见过有称苏洵为“老泉”者，如果苏洵确有此号，同时代人不会不知，也不会不用，因称人字号为古人的习惯。苏洵夫妇葬于老人泉，苏氏子孙就以“老泉”称其墓地，而南宋文人不察，遂出现以墓地名称苏洵的情况，甚至又讹为其别号。这一点又可从苏轼行文从不避讳“老泉”二字为证，如其诗《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中有“却有老泉来唤人”之句，其“老泉”纯属戏呼。在避讳之制颇严的宋代，儿子行文不避父亲之号，是难以说得过去的。所以，“老泉”是苏轼晚年因思念故里先茔所给自己取的别号，这时他作画毕或书“老泉”之号，或钤以“老泉山人”、“老翁泉”等印章，由于这时已是东坡晚年，所以知之者甚少，以至造成后世的谬误。
看来是“苏轼说”占上风，但真相的显现，仍有待更为清晰的证据。
第三十七章
苏东坡《洞仙歌》创作苏东坡的名词《洞仙歌》，有人以为是改编自孟昶的词或诗，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遂引起文学史上一番争论。那么，东坡的《洞仙歌》到底是原创，还是改编他人作品，这一问题确实颇为复杂。
苏东坡苏东坡在《洞仙歌》前序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七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峨眉山老尼，姓朱，名字已经忘了，年纪约有九十岁。她自己说年轻时曾随其师傅进入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的宫中。一个大热天，蜀主孟昶与其贵妃花蕊夫人，夜里在宫中的摩诃池上纳凉，雅兴上来作了一首词。朱尼也在边上侍奉，便记下了此词。到今天又过了四十年，朱尼也早就过世了，再没有人知道这首词。我也只记住了最前面两句，有空仔细想想倒也颇有味道，它难道不就是《洞仙歌令》吗？于是便将它填写补足。全词如下：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何如？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这首词画出一幅优美静谧的宫中夏夜纳凉图：贵妃天生丽质，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摩诃池上宫殿中吹来的风，含有阵阵香气。拉开绣帘，只见一轮明月照着人间。美人还没有睡。靠在枕边，头钗和鬓发已有些乱了。天气炎热睡不着，拉起美人的手出来散步，宫廷中已鸦雀无声，只见天上的星星在暗渡天河。试问美人：夜已至几时？夜已至三更。月光恬淡，星移斗转。屈指算算西风几时再来，时光如流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
按照苏东坡的前序，他是七岁的时候听得眉州老尼念过那首《洞仙歌令》词，四十年过去了，也就是在东坡年近五十岁之时，只记得前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由于感觉颇有味道，便提笔为其补足。也就是说这首词除前两句外，基本上是苏东坡的作品。那么眉州老尼那首《洞仙歌令》又是怎样的一首词呢？这就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兴趣，一些人还对此作了详尽的探索和考证，不过其结论却大相径庭。
南宋赵闻礼所编的《阳春白雪》中这样记载：“宜春潘明叔云：蜀主与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赋《洞仙歌》，词不见于世。东坡得老尼口诵两句，遂足之。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全词如下：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贝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更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
赵闻礼，字立之，号钓月，南宋人，祖籍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县西南），曾官胥口监征。工词，有《钓月轩词》。所编《阳春白雪》保存了不少宋词作家的资料。如上述资料可靠的话，就是说眉州老尼所传的那首《洞仙歌》，在南宋蜀将谢元明整理成都摩诃池时所得的石刻上发现了。这样今传前面的这首《洞仙歌》，确系苏轼所创作。
然而，南宋王明清在《挥麈余话》中却说：“‘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主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王明清，字仲言，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少承家学，习知各朝史实与典章制度。历孝、光、宁三朝，官来安县令、泰州通判、浙西参议等。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佚，因采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详尽，为当代国史所采，说明其可信度及其价值。那么按他所言，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并非为原作，而是将孟昶的有关诗句再扩度为词。那么孟昶的全首诗是如何的呢？
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载，《漫叟诗话》云，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其词。予尝见一士人诵全篇云：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也载：“近有李公彦《季成诗话》乃云：杨元素作《本事曲》，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其说不同，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所录诗与《苕溪渔隐丛话》基本相同，只有“起来琼户悄无声”一句改为“三更庭院悄无声”，而“暗香暖”为“暗香满”。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也载有这首诗，不过说它是花蕊夫人所作。
这样，南宋的《漫叟诗话》与《季成诗话》都是说“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且都录下了孟昶的这首诗。就是说苏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完全是根据孟昶这首诗进行的再改编，而与苏东坡《洞仙歌》前序所说全然不同。《墨庄漫录》载其友陈兴祖的话：“东坡少年遇老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其评论是：“予谓此说近之。”“隐括稍协律”，即是说苏东坡根据原作内容只稍加改动。《墨庄漫录》还说：“《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皆未之有也。”就是说五代时还没有《洞仙歌》词牌，孟昶如何会作《洞仙歌》一词呢？所以后人把孟昶这首诗题为《玉楼春》。
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在《词综》一书中这样说：“蜀主孟昶，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云云，按苏子瞻《洞仙歌》本隐括此词，未免反有点金之憾。”清代陈栩、陈小喋在《考正白香词谱》中说得更是不客气，认为孟蜀主诗《玉楼春》“且人相传诵固未佚失”，“东坡此词实全用其本句而成，乃必托之眉山老尼。岂欲避抄袭之诮也”？这就干脆在说苏轼的《洞仙歌》是在抄袭孟昶的诗，托眉山老尼云云，只是遁词而已。今人胡云翼《宋词选》这样说：“苏轼喜欢隐括、改动前人所作以为词，如《哨偏》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水调歌头》隐括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这首词是隐括孟昶的作品。”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文学家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认为，《洞仙歌》一词系东坡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若有原作，则东坡既抄袭了又讳言其所出，这当然是不会有的。”沈雄《古今词话》认为是：“东京人士隐括东坡《洞仙歌》为《玉楼春》，以记摩诃池上之事。”（见张仲素《本事记》）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是宋人隐括了苏轼的《洞仙歌》为《玉楼春》，然后托名孟蜀主以记成都摩诃池上之事，后人不查，却以为是《洞仙歌》隐括《玉楼春》。
那么，到底是苏轼的《洞仙歌》创作在先，还是所谓孟昶的《玉楼春》创作在先呢？要搞清这个问题，看来还真不容易。
《宣和书画谱》是谁做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分别著录了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数千幅作品，并为其数百名作家写传和精作有关的艺术评论，可谓中国最早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录。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作者为谁，却无人知晓。
《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各有二十卷，分别记载了宣和时期宫廷内府收藏的历代书法和绘画的名作，叙述了上古至北宋的书画史概要，作品前还附有书画家的简传。《宣和画谱》所录画家共二百三十一人，绘画作品计六千三百九十六幅。《宣和书谱》是北宋最为浩繁的法书著录，所录书法作品也有数千幅之多。这两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收录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书画作品，并作了有关的人物介绍和书画评论的艺术史类的著述，它给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画史，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书中都没有作者姓名，宋代几部重要的目录书也未予著录其撰写人。因此，谁是这两部书的作者，曾引起人们的多种猜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书中所录作品，如“宋人之书，终以蔡京、蔡卞、米芾，疑即三人所定欤。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于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书中对“元韦占党人”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作品皆排斥不录，从其政治立场分析，作者有可能是二蔡。《铁围山丛谈》载：“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认为书画二谱大抵都由米芾所鉴别。从其艺术鉴赏力及曾掌管御前书画所的条件而言，则其作者很可能是米芾。
但有学者指出，据书中所载的事实及有关语气分析，不像出自蔡京、蔡卞和米芾的手笔。如《蔡卞传》云：“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知，故圭角稍露。”若出自蔡氏自己的手笔，岂肯在本传中自贬如此？此外，这两部著作写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而米芾则于大观元年（1107）去世，是在成书的十几年前。且书中《米芾传》谓：“异议者谓其字神峰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其为论或如此。”其对米芾书法颇有微词，这与米芾在自着《海岳名言》中批评古人，自以为是的语气迥然不同，因而作者也不可能是米芾。
有人以为是宋徽宗御撰，书中有些篇目很明显就是徽宗的语气，如称“朕”，称宋仁宗为“我仁祖”，称宋神宗为“我神考”等。《宣和书谱》的《蔡京传》称：“其所以辅予一人而国事大定者，京其力焉。”完全是徽宗“予一人”的口气，书前还有徽宗的《御制序》，可见有徽宗是作者的可能。
有学者指出，宋徽宗也可算书画大家，其瘦金体与花鸟图在当时的艺术世界中都可算得上乘之作。他不但自己喜爱书画，还曾令臣下整理、鉴定和著录宫中的书画精品，《宣和书画谱》就是在他的亲自关心和督促下完成的。如果说书中有几篇文字为徽宗心血来潮时的御撰，则尚称可信；如果说全书都出于御撰，这就无异于梦话了。自来称帝王御撰之书，大抵出自臣下的集体编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御制序》中有称今天子云云，完全是臣子之颂词，可见所谓徽宗亲笔的序文都如此做假，何论其他部分。
有人根据元代郑构《衍极·造书篇》注：“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宣和谱》，二十卷。”以为作者是元代的吴文贵，这更是捕风捉影了。书中于宋朝皆称“本朝”、“我宋”，绝非元人口吻。另据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所载吴文贵的书跋云：“《宣和书画谱》当时未尝行世，传写讹舛，余窃病之，博求众本参校，遂锓诸梓。”可见是吴文贵据旧传抄本校刊印行了这两部著作，而非撰写人。
仔细品味二书，显见其忠实地反映了官方在艺术方面的理论见解和审美态度，叙史系统周到，持论亦较平实，就是缺乏创见。观点时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看来执笔并非一人。约为宣和年间由善书画、精鉴赏的内臣奉敕命编撰而成。徽宗本人可能也参与了二书的编撰，并亲自还撰写了其中几篇文字。其他如蔡京诸宠臣对其编撰过程的影响也应是很大的，如在对作品的选录与评论方面。甚至有学者认为，蔡京诸子也很可能参加了其书的编撰。如近代学者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认为，当时蔡京长子蔡条正提举秘书省，二书必出自蔡条之手。此说也不无几分道理，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