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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十九岁登进士第，后授同安县主簿。乾道时为枢密院编修，至淳熙中，年近五十才迁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知潭州等职。《林下偶谈》载：“晦翁帅潭，一日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宁宗）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袖内，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或可见其为官作风。宁宗即位，朱熹六十五岁，除涣章阁待制兼侍讲，给皇帝进讲《大学》。但只做了四十六天侍讲，就被免职。时朱熹见权臣韩侂胄结党把持朝政，便直言上疏，指斥韩侂胄任意进退大臣，紊乱朝纲。韩大怒，遂把朱熹看作眼中钉。
绍熙五年（1194）十月的一天，宁宗召倡优们进宫演戏，韩侂胄特别安排，让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并把朱熹倡导的性理之学擅改为诙谐迂阔的空淡，让宁宗感到轻浮好笑。韩便向宁宗说道：“朱熹所讲道学实是伪学，毫无用处，此人不可再用。”当时一些文人在诗词、文章里也时或斥责其道学的空谈性理、无用误国。宁宗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个古板的教书老头，便正好下诏解除了朱熹的侍讲官职。朱熹只得带着提举宫观的闲职，回到福建崇安，在家乡召徒讲学，从此被逐出政坛。
庆元二年（1196），朱熹在家讲学，听到朝中一些大臣无辜被害，上章力辞其闲虚职名，以表愤慨。而权臣见辞章，又奏劾朱熹十大罪状，下旨削去朱熹职名。学生蔡元定等也被指责佐熹为妖，编管道州（今湖南道县）。这十大罪状中，虽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但在用一些事实揭露其道学的虚伪方面也不无价值，如揭发讥讽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修身可乎？”“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其身”等。朱熹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也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不久，朝廷又加以“伪学逆党”的罪名，进行大肆迫害。朱熹作为“伪学”之首，被官员学人们纷纷横加指责和攻击，所有著述被查封，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其门徒有的进山隐居，不敢露面；有的易衣冠，狎游市肆，以示与“伪学”划清界限。朱熹晚年就在如此寂寞惨淡的境遇中，遭受煎熬。
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悲愤交织中病卒，享年七十一岁。官府的罪名约束和严密监视，使其众学生不敢前来奔丧吊唁，葬礼十分凄凉。这位一生为封建统治呕心沥血的思想家，结果却被统治者列为“伪学之师”而含恨离开人世。他的有关“理学”的思想体系全被作为“伪学”，受到禁锢和排斥，朝廷还立《伪学逆党籍》，株连所及，有记载的就有五六十人。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朱熹“理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愈来愈被统治者所赏识，也愈来愈被推崇。朱熹死后第九年，朝廷就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把朱熹《论语·孟子集注》列入字学。到宋理宗时，皇帝进一步认识到“理学”有补于治道，遂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祀朱熹。宋度宗进一步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赐（朱）文公阙里于婺源”，已有把朱熹抬高到孔子相当地位的味道了。
元代时，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复科举。这样，朱熹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渐次确立。后又下诏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命其五世孙朱勋管理，受历代统治者的朝拜。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松为“献靖公”，又改封“粤国公”。明代太祖、成祖都极尊崇朱学，不但继续以其为官学，规定《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名臣奏议》等为读书和科举的范围，且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朱熹后裔可世袭爵禄，朱熹几乎取得与孔子同等的地位。清康熙令编《朱子全书》，且亲为作《序》，直把朱熹喻孔子，预言“朱子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谕旨，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其统治地位已无可动摇。
朱熹被抬入孔庙，理学被捧为官方御用哲学，甚至许吐司人把程朱理学诸籍与衣食完全等同起来。有学者认为，朱熹独能兼孔、颜、曾、孟之长。有人说：“天不生孔子，三代以上如长夜；天不生朱子，三代以下如长夜。”朱熹有这样一句话：“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戊申封事》）这句话是应验了。
然而近代以来，人们也愈来愈感到以朱熹为旗帜的宋明理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其思想核心观念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朱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就是把“三纲五常”看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而把一切不合“三纲五常”的思想行为都视作“人欲”，是大逆不道的，务必革尽除绝。为了加强君主统治这个“天理”，必须消除一切对社会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因为这些都是“人欲”。统治者便可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残害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明、清两代如此惨烈的文字狱，就是在这个理论下，名正言顺地杀人，迫害无辜的生命。统治者将自己崇奉的思想捧为“天理”，然后不择手段残酷迫害“异端”，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体制传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文化基因障碍。
同时理学又大力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封建礼教杀人，其中受害最深、最烈的就是妇女。在朱熹祖籍的安徽，据《休宁县志》载，在“灭人欲”观念的引导下，明代“节妇”、“烈妇”就有四百余人，清道光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者达二千余人。朱熹老家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有百余处，南宋至清光绪四年，有关妇女达七千余人。在朱熹长期生活的福建，据《福建通志》载，就闽南十二县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就有近千人，其中受朱熹影响最深的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受害最甚，如晋江城郭的旌表贞节牌坊，几乎触目皆是。施可斋《闽杂记》说：“福州旧俗，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
清代戴震就说：“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朱熹所谓的“天理”，其实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较之以刑罚杀人更具欺骗性。再如“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朱文公守漳时，立法令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淫俗，故成为今日之现象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清末谭嗣同批判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也善也。”现代学者蔡尚思说：“程朱派理学家最不讲理，最无良心，阳儒阴法。以理责人，甚于以礼责人；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维逻辑，与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在此思想束缚下，人们也不会有任何创造力，只会在无上权威的君主面前，培育起根深蒂固的奴隶性。这一“理学”思想发展了原儒家学说中的糟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它统治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成为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鲁迅诸人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由宋明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奴性，鲁迅还专门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与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针对的是孔家店，还不如说人们要摧毁的其实是朱家理学体系。它实为中华民族几百年以来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果中国人民在思想上不破除对这一理论的迷信。不打破这理学中所谓“天理”的窠臼，将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
不过到了现代，又有许多学者对朱熹的学术成就作出基本肯定的评说。如肯定他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不少著作和典籍，为保存和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他创建书院，聚徒讲学，总结教育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他还对自然科学作过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甚至说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也是适应了巩固中央集权君主统治体制的要求，也起到了一些进步作用。
尤其是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对朱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说：“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系统才达到顶峰……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国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朱熹的彻底否定和大力批判，其疯狂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我们只要浏览报刊上的几个标题，就会瞠目结舌。如“彻底批判朱熹的天理论”，“剥去朱熹伪科学的画皮”，“可恶的朱熹”，“戳穿朱熹的画皮”，“从神道碑看朱熹的丑恶嘴脸”，“朱熹丑史”，“朱熹《中庸章句》的反动实质”，“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朱熹在漳州地区的罪行”，“朱熹在浙江的罪恶活动”，“撕破朱熹在湖南的反动嘴脸”，“朱熹在崇安的罪恶活动调查”……
朱熹是一位古代的大思想家。如今在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中，研究朱熹的学者不少。尤其是武夷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世界遗产，其文化方面主要就是以朱熹为首的闽学所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学人们还成立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准备对朱熹理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期待它能取得可喜成果。宋朝的战争史杨业北征的兵败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宋太宗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仁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干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仁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优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仁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仁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已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十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优。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优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优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优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优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优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优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优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仁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仁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仁美。雍熙北伐初期，潘仁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仁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仁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优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优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仁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仁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