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大宋王朝 作者：王新龙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8月
ISBN：9787104030126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中国史>宋辽金元史
编辑推荐
一个拥有令人叹羡的高度物质文明和后人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却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终亡于蒙古族铁蹄之下的王朝。一个因它独特精神，令历史读史者品评不一的王朝。
内容简介
大宋王朝，武运国势萎弱不振，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从而引出历代读史者迥然不同的评价，褒贬毁誉，在在有之。
千年前的宋朝已成历史，然而宋朝的名人贤哲、才子墨客、市井生活、工艺珍玩，却依然鲜明的留存于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朝代。然而两宋政权却在北方民族的攻掠下，渐次衰亡。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也颇多宋人故事。
本丛书立足大宋，介绍了五代战乱的终结、中央集权的强化、右文抑武的家法、首内虚外的战略、穷则思变的改革以及皇帝的荒唐、官僚的争斗等重大事件或现象；同时，从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的层面重新审视两宋，试图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大宋历史的始末。

　　第一章

宋朝的宫廷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宋王朝创建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描述充满着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赵匡胤像五代末，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入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即将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着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入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披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赵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赵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入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创建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所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并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22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儿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33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碟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时才7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里。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征兆的预见中所做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有故意做舆论准备之感觉。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么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掐入他的手腕，几乎出血。赵匡胤入城后，还对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之时，召文武百官就例，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吾儿索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纪闻》也载，杜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事扰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讥讽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唯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集团所作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入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相中惟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置安排，怎么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演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其临难不苟，赠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两人不可能属于赵氏集团成员。那么，为什么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不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为什么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入侵，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动退兵了吗？
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千古骂名，由是在有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太祖实录》新版）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里是乘机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动荡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开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序幕，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历史事件，说的是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天下后，又对那些作为开国功臣的高级将领们产生猜忌，担心兵变夺权的故事重现，于是导演了一出用酒宴解除众将兵权的活剧。千余年来，人们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各种相关的历史书籍中重复着。然而近来有学者指出，这幕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很可能出自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果真如此吗？
建隆二年（961）七月，也就是在陈桥兵变创建宋朝的第二年。宋太祖召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就换了十个姓，战事频繁，苍生涂炭，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从此停止战争，为国家长久考虑，应该怎么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考虑到这些，真天下人民之福也。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今天要治好此患，没有别的奇巧办法，惟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未说完，太祖插言：“卿不用再说，我已明白了。”
杯酒释兵权一天晚朝结束，宋太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一班禁军宿将。饮至酒酣耳热之时，太祖屏去左右侍从，对这些故友勋臣说：“我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劳非常之大。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安枕而睡呵！”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何故呢？”太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人一听，连忙惶恐地起身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说：“不对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将士如果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办不到吧。”众将这时已一身冷汗，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一边流泪，一边叩首，连声祈求：“臣等愚钝，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太祖坦然开导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企求富贵者，不过多积攒些金银，自个好好享乐，也让子孙不再贫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还可以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共享富贵。这样，君臣之间，都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众将听罢，都一再感谢太祖为臣下想得如此周全。
第二天，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司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宋太祖一概允准，皆以散官就第，并给以丰厚的赏赐，然后派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使禁军中资深的将帅都先后离开军队，只剩下几个职位较低、资历浅薄，且才干平庸的将领，皇权比较容易驾驭。太祖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弟弟赵光义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宋太祖就是这样用酒宴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又用赏赐金钱和联姻手段消弭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从而解决了宋代巩固政权统治中的一大难题。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作了详细记载，此外，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在其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这样，人们就把它作为宋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认为宋太祖此举，非常成功地消弭了五代以来武将左右政权的祸患，为加强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开辟了道路。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中，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史学界也很少有人怀疑。直到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在排比和考证史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生动又带有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提出了质疑。
宋人首先有与这事相关的记载，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谈录》。丁谓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宰相赵普对太祖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太祖问：“难道这二人会要造反吗？”赵普回答：“这二人肯定不会造反。我仔细考察过他们的才能，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制服下属。如果发生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又问道：“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回答：“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
这段记载说明，解除众将的兵权是宰相赵普的建议，且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太祖是在被说服后，才按照赵普的建议而着手进行解除兵权这件事的计划。其中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而赵普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到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形。不过，王曾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就乘机明白告之：“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而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我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当与诸位的公子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看如何？”守信等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由是，石、高、王、魏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前人称后汉光武能保全功臣，也不过如此吧。
这段记载说明，仁宗时首次出现“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但其情节较为简略，没有后来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内容。直到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出现了上述如此生动详尽，且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就是说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反而更生动详细。南宋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他在注中如此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就是说其基本上摘抄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然而又对照王曾的《笔录》和丁谓的《谈录》有所增益和订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居然在当时官方的文书（如《国史》、《实录》、《会要》之类）中都基本没有记录。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纪》，对此事也居然不着点墨。为什么如此一件国政大事，《国史》、《实录》会惜墨如金呢？此信息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著作中相关记录，或录自王曾的《笔录》，或参考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或抄摘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元人编的正史《宋史》中的《石守信传》中的相关记载，也应来自李焘的《长编》。就是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主要来源于宋人笔记《谈录》、《笔录》和《涑水记闻》，而不是官方正式文书记载。
其次，“杯酒释兵权”故事之出现与记载，在北宋中后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简到详的过程，同时各说之间增益补充、人为渲染，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戏剧化故事。可以说其故事约在宋真宗、仁宗时期出现，到神宗、哲宗年间完成，以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载作为标志。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人又行摘抄，有的还擅自增添一些情节。总之，这时人们对此历史事件已没有怀疑。
再次，“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主要是依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说此前诸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直到南宋李焘才将它安排到这一时间段中。而这一年的六月初二，太祖母亲杜太后病逝。这样，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是不准宴饮作乐的。赵匡胤这样一个孝子是不可能违反这个礼仪，而在此间设宴招待诸将。有的史籍记载，此事是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之后，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干德二年（964）。可见，此事发生的年代，由于《国史》、《实录》的缺载而很成问题。
最后，对于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绎的原委。顾吉辰先生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后果，虽然中央集中了兵权，防止了武将的颠覆，改变了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状况，但它在调整军事机构时采用“兵将分离”、“强干弱枝”诸做法上，使调兵者与统兵者之间，将帅和士兵之间，彼此钳制而游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导致对外战争中许多重大战役失败，影响着宋王朝整个的历史进程。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宋太祖有关的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伴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强烈，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戏剧化，最后完成此经过歪曲加工的历史故事。
所以，可以说丁谓《谈录》的记载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即宋太祖是在赵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了有关军职，目的是担心兵变的重演。整个事件主要通过太祖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展示出来，而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有关酒宴的记载大都是后人杜撰的。
那么，这个对宋代政治军事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杯酒释兵权”之故事，难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员演绎和杜撰出来的吗？王曾是位忠直刚正的官员，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还任过枢密使，可谓出帅入相，遍历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真宗迷信天书时，他有所规谏；仁宗即位，刘太后听政时，他身为宰相，却裁抑太后姻亲，被罢知青州。颇有正气感的王曾，有什么必要对前朝政事进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马光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写《资治通鉴》时是如此一字不苟，对史实都做过严格的一番审核工作，难道写此“杯酒释兵权”之宋初重大历史事件，会只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没有多少根据地增加这么多的新内容和戏剧性的情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