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是什么机构明朝不仅设置都察院来执行监察权，还设置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六科，将地方分区监察和朝廷按系统监察结合起来。六科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权在六部之上，主要职能是监察六部，以“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为己任，代表皇帝加强对六部的控制。六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分设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办公衙门设在宫内午门前，日夜都值班，以显示监督权的重要性。凡有皇帝的诏令圣旨下达时，要由六科分类抄出，交付六部等有关部门执行；对于重大政令的执行情况，六科还要向皇帝回复报告。凡六部所写的章奏或执行政务有错误，六科都有权驳正并报告皇帝。另外，六科给事中还有“封驳”权。“封”就是对已颁下的圣旨，觉得有不妥或不便施行的地方，有权暂停执行并退回皇帝。“驳”就是对内阁、部院、各省的奏章发现有错误的，有权“驳正”。
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有什么重要意义明朝创建以后，领土范围很快达到东北的边疆地区，并设立都司、卫、所，对这些地方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明初，太祖就曾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地的居民。洪武四年（1371），设置辽东卫及辽东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成祖即位以后，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行政管理。从永乐二年（1404）设置奴尔干卫开始到永乐七年，共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尤其是在永乐七年设置的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使领土管辖范围达到西起鄂嫩河（今俄罗斯南部），北抵外兴安岭（今俄罗斯东南部斯塔诺夫山脉），东至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奴尔干都指挥使司即奴尔干都司是直接隶属明朝廷的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中的重要官职均由明朝廷从内地委派官员担任，领取较高的俸禄并每年前往京城，得到很多赏赐。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大小官员也由朝廷直接任命。明朝廷还在奴尔干都司驻扎军队，驻军最多时达到三千人，戍守期为两年，而且是听从朝廷的直接调遣。按照规定，奴尔干都司各卫所的居民都要向朝廷缴纳贡物，各卫所还要按期朝贡。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尔干地区进行管理以外，朝廷还经常派大臣前去巡视。都指挥同知康旺在奴尔干都司的治所特林（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蒂尔）附近创建了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永宁寺，并镌刻了《敕修永宁寺记》碑石与《重修永宁寺记》碑石。这两块碑是用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书写的，详细地记载了朝廷设置奴尔干都司的经过以及派人巡抚的情况，充分证明了明朝对奴尔干地区所进行的有效管理，也说明了奴尔干地区各民族间有着良好的交流和融合。
明代辽东边墙是怎么回事明朝创建以后，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创建了辽东（治广宁，今辽宁北镇）、宣府（治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甘肃（治所在今甘肃张掖）、蓟州（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山西（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固原（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九镇，号称“九边”。辽东边墙是明代所修长城的一部分，是为防御兀良哈蒙古和女真各部而建起的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始建于成祖永乐年间，完成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辽东边墙东起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北），西至今辽宁宽甸县鸭绿江边，全长一千九百六十余里。沿线设有边防堡垒九十八座，防守墩台八百四十九个，在边防堡垒中驻守的军人从五、六百到四、五十不等，从而形成一道保卫北京城的重要屏障和坚固防线。从建筑结构来看，辽东边墙设计完美紧凑，非常坚固实用。边墙的主要结构有城墙、关城、城堡、墙台、敌台、烟墩等。城墙是工程的主体部分，根据所采用的墙体材料可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铲山墙、山险墙、木柞墙等类型。建筑时主要依据地形特点，就地取材，以减少财力人力的耗费。关城是出入边墙的信道，也是防守的重点，建有砖砌的拱门，上面有城楼和箭楼。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边墙的内外侧。墙台在边墙上面，大约每间隔三百米设置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墙台上建有铺房，供守城士兵们巡逻时遮蔽风雨，而墙台外砌有垛口，用于对攻城之敌进行侧击。敌台，也叫做敌楼，跨城墙而建，分为二层或三层，高出城墙数丈，开拱门、箭窗，内为空心，守城士兵既可以居住，也可以储存火炮、弹药、弓矢之类武器。烟墩也叫做烽燧、烽堠、墩台、亭、烽火台等，是一种在白天燃烟、夜间点火以传递敌军情况的建筑物，大多建在山顶或易于嘹望的高地或道路折转处。
明代的舰船制造技术有哪些提高明代前期，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舰船制造技术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所造的船只种类繁多，既有用于远洋航行的大海船，也有各种类型的战船以及适用于运输的漕船等等。工艺上比较成熟的主要有沙船、福船和广船。沙船是南京和江苏太仓等地所造的方头平底多桅船，安全平稳，顺风逆风都能行驶。福船是福建所造，特征是底尖上宽，首尾翘起，船体有上下四层，吃水深，航速快，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战船。广东所造的广船，头尖体长，吃水较深，结构坚固，是航行在当时南海航线上的一种重要船型。明代建造船舶的数量很大，单是作为漕运使用的漕船就有三千艘，后增至万艘。这些都反映出明代造船能力的提高和造船业的发达。
明代造船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当时规模最大的南京龙江船厂，有巨大的船坞，船只造成后可直接在长江下水。造船厂分工明确，除船体制造场所外，还另有铁、篷、缆等八、九个作坊。最能体现明代造船水平的是由南京宝船厂所制造的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宝船。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奉命出使西洋。郑和率领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三十多个国家，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使用船只共二百零八艘，其中宝船六十二艘。据《明史》记载，当时的宝船船体庞大，帆多桅多，最大的长约一百五十点五米，宽约六十一点六米。因为船体巨大，必须有相应的船坞以及特殊的技术措施，如龙骨的接头技术、可靠的水密技术等等。
明朝的书院教育有什么特点在明朝，书院是一种讲学自由的教育机构，但明初的书院发展却不甚理想，直到武宗正德以后才开始迅速发展。正德时期，新建书院一百五十三所。而在世宗嘉靖年间，新建书院多达六百五十七所。兴办书院和在书院主持讲学的有很多是博学之士，如著名学者王阳明就先后在白鹿洞等好几个书院讲学，另一位学者湛若水在广东、广西等地也建起多个书院。作为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教育机构，书院在明代的教育发展尤其是地方教育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教学内容上同官学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在教学组织和考查学生的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教学内容上，书院教育的内容同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各地官方学校一样，依然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某些史书。但在教学方式上，书院的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尽管做法在不同书院中并不完全相同，而“会讲”是采用得较多的一种方式。所谓“会讲”，是指以聚会形式来组织的教学或讲学活动。包括作为书院日常教学方式的会讲，有着几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由一些学者自行组织、定期举行学术聚会的会讲，有的是由家族定期举行的会讲。而会讲的内容在不同的书院中也不尽相同。书院还通过有组织的定期考试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具体考核形式主要有“会文”和“会考”两种。会文是定期将学生集中起来进行文章写作，属于不太正规的考试；会考就是将书院的全部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考试，是书院检测学生阶段学习成绩的一种方式，属于正规的考试。会文和会考的具体操作，在各个书院中也不完全相同。明朝书院教育时兴时衰，既与学术有关，也与政治有关。尤其是东林书院，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信条抛弃，代之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新信条，使学生充分关心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政治黑暗，抨击官场腐败，从而被称为带有政治色彩的“东林党”。
李时珍所撰的《本草纲目》有什么科学意义李时珍（1518～1593），字东壁，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人，是历史上杰出的药物学家和生物学家。李时珍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勤奋好学。他认真阅读各种药物学著作，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时二十六年完成了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的编写。
《本草纲目》全书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一共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验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共约一百九十万字。并对每一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方法都作了详细说明，绘制成图。李时珍不仅从实地观察纠正了以往本草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并从古人的经验中总结认定了药物的性能和效用，如延胡的止痛作用、牵牛子的下泻作用、黄岑的降热作用、三七的止血作用等他都能根据古人的经验再在临床应用中一一加以验证。李时珍以科学家的求真精神，批判了药物学中的迷信思想。历代本草存在着不少“神仙不死”等荒诞不经的记载，他在记述“水银”时，就揭露批判了历代因贪图长生服食水银的危害，指出历代的方士借此去宣扬封建迷信，那是不足怪的。
《本草纲目》不仅对前人的科学研究作了总结，而且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了新阶段。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对植物、动物、矿物都做了可贵的记载。出版后不久，万历年间就传到了日本，接着又传到朝鲜、越南。十八世纪时又传到欧洲，先后被译成拉丁、日、英、德、俄、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为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农政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农业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今上海东北）人，他一生勤奋好学，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桑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而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农业。他在写作时，一方面重视前人所取得的成就，征引前人文献二百余种，同时注意实践研究，一边向生产者了解生产技术，一边自己实验来验证前人的经验。
《农政全书》是一部既集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农学专着。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类，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从政策、制度、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植桑养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在农田水利方面，他主张治水与治田相结合。认为北京附近发展水稻作物的潜力很大，这是他根据在天津屯种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通过自己在上海试种高产作物红薯后，证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样能栽种。他重视选择优良品种，认为“择种为第一义，种一不佳，即天时、地利、人力俱大半弃掷矣”。他还与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他在《除蝗疏》中所讲的蝗虫的产生、成熟和习性，是早期的昆虫知识的科学记录。所有这些都是徐光启对古代农业生产的重大贡献。
“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怎么回事王守仁的思想学说，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王学传人的两个流派，在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浙中王门”是指王守仁同郡（今宁波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他的两个大弟子钱德洪（1496～1574）和王汝中。二人在王守仁在世时就对心学有不同的理解。钱德洪主张“四有”，王汝中坚持“四无”。钱德洪力避空疏，恢宏师学，在遵循师说的基础上对王学加以补充说明。王汝中固执的用“四无”观点去宣传“良知”说，主张良知就是“心之本体”。他不被王说所限制，不拘泥王说的字句之间，在自己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心学，甚至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对“格物”的解释就带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
“江右王门”指的是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主要是邹守益（1491～1562）。他是江西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邹守益在心学上无自己独创性的见解，他的讲学以弘扬师说、传播王学为旨归，并坚信“致良知”是孔孟以来的正传。邹守益在思想上拥护师说，在行动上以一贯之。他一生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传播师说、扩大王学起很大作用。
第四十三章
“泰州学派”指什么学派泰州学派是一个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流派，创始人为王艮（1483～1541），是王守仁的入门弟子。他在学旨上坚持己见，并热心将王守仁的良知理论扩广到普通百姓的人伦日用之中。王守仁死后，王艮就开始独立讲学，四方向他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完全角成一个以“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为主题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并注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思想的核心是从属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要倡导“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把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是“圣人之道”，倡导平民化儒学。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则认为“安身”是立天下之根本，首先是生活上能吃饱穿暖；其次才是维护人的尊严，把身和道都看作“至尊者”，不能受到侮辱和损害。
泰州学派的后继者有何心隐、罗汝芳等，他们都对发展泰州学派做出了贡献。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师友说”，强调人与人之间均为“师友”关系，应互敬互爱，提倡以仁率教，反对互相残杀，向往平等社会。罗汝芳在人心论方面，提出了“赤子之心”，并把“赤子之心”看成是自然具备着“知”和“能”的“浑然天理”，具有反对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进步含义。
泰州学派在承受王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是一个贯彻平民意识、注重自我价值追求的思想流派。
吴派画家的画风有什么特点元朝时，江南苏州地区文人荟萃，诗人画家多聚于此。明朝初期，江苏地区则产生了更多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技法和风格主要向元代画家学习，追求一种清逸、荒寒的风格，单纯讲究笔墨情趣，而与画院、浙派崇尚南宋马远、夏圭的画风相对立。吴派画家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赵原、陆广、沈周、文征明等。
沈周是中国明代中期的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1420～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亦作玉田翁，人称白石先生。沈家世代居住在中国南方苏州。沈周的绘画造诣很深，他会画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他创作的山水画，大多数作品是描绘南方山水和园林景物的，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情趣。沈周在主要风格上继承了董源、巨然以及元代画家黄公望、王蒙和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吸收了南宋时期几位大师的笔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派。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杰出领袖。
其后的吴派画家有文征明、唐寅，前者近师沈周、远融宋元诸家之长，绘画风格以纤美精致为主；后者绘画学李唐、刘松年，所画人物花鸟秀润缜密。至万历、崇祯时，吴派画家达到鼎盛时期，画风成熟，名家众多。
徐渭和陈洪绶在明代画坛上占有什么地位中国花鸟画从唐代到南宋，采用工笔写生着色。南宋时，出现以墨代色的工笔花鸟画。明代时，唐寅等人用采用活泼洒脱的水墨写意技法。明代后期，写意花鸟画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徐渭，在明代的画坛上具有承前启后、自创一格的独特地位。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是明代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与别号白阳山人的陈复道齐名，并称“青藤白阳”。他擅长画山水、人物，尤长于大水墨写意花鸟画。徐渭师法林良、周之冕、陈浮，融合前人泼墨、破墨、积墨、简笔、写意手法，挥毫泼洒，随意点染，其画面水墨交融，淋漓酣畅，气势豪放，充满了激情，充分表达了他孤傲不群的个性和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徐渭所绘物像意态生动，简括精炼。作画立意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徐渭豪迈潇洒、泼辣豪放的画风，打破明代画坛陈陈相袭的陋习。
陈洪绶（1599～1671），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的作品既重视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神情表达的含蓄，表现手法简洁质朴，强调用线的金石味。自幼时即有绘画天赋，开始师从蓝瑛，于思宗崇祯年间奉诏进京作画，有机会观摩皇室藏画，技艺大增。明亡，出家为僧。他绘的《水浒叶子》、《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描图，是明清间复制板画的精品。他的《屈子行吟图》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形容憔悴、行吟泽畔、爱国忧民的心理状态。陈洪绶晚年作画，夸张变形，有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挺劲，但面目怪异，全身比例失当，大约反映出他身处乱世痛苦变态的心理。明代的人物画发展至明末陈洪绶，一改软弱俗媚的画风，陈洪绶的作品风格有一定的历史转折性意义，使明代画坛平淡无奇的人物画顿起高峰。
永宁寺碑的发现说明了什么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九年（1411）春，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作为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府机构。明朝廷所派遣到的奴儿干都司的钦差大臣亦失哈、封疆大吏康旺在对奴儿干都司的管理和经营上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柔化斯民”的政策，使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的各部族与明朝廷的关系极为密切。
明朝廷在奴儿干都司的治所（今俄罗斯特林）创建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竖立了两块石碑，一块是永乐十一年所立，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块是宣宗宣德八年（1433）时所立，刻有《重建永宁寺记》。这两块碑记记录了明朝廷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迹，碑文用汉、蒙古、女真、西藏四体文字书写。从永宁寺碑上所列官员人名来看，有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可以看出奴儿干都司是明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方政权。永宁寺碑与一般碑文不同的是，在它所列的一百多人中，不仅有钦差大臣、封疆大吏，而且连底层的劳动人民像铁、石工匠等也一一列名其中，这也表现了亦失哈和康旺尊重百姓的态度。
永宁寺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永宁寺碑却曾经巍然挺立在原址几乎达五百年之久，不少中外文献都对它作过记述。永宁寺碑是明朝廷管理奴儿干地区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朝对西藏是如何管理的西藏，明朝时称乌斯藏，由上层喇嘛和各部族酋长构成各级封建主，占有大量农奴和牲畜，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西藏盛行喇嘛教，元朝时忽必烈封花教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委任他为西藏的政治首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朝时，仍沿袭元制，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宣布仍承认元朝时所授予的僧侣封号，并封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从洪武四年（1371）到六年，明朝廷陆续在西藏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发印信和官服。
明政府先后在西藏共封授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阐教王等八个主要的王和法王。这些王和法王大都有一定的份地，接受明朝政府的管理。在成祖当政期间，曾两次组织诸王及诸卫，发动所属藏汉人民修筑乌斯藏到内地的驿路和驿站，大大方便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明朝廷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各等级。其中法王是最高级僧侣，由明朝廷封授，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也都由明朝廷任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