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纳谏，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逆耳之言都能听得进去。如仁宗对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就惩治过，到临死还耿耿于怀，宣宗也同样对御史陈祚的上疏极为恼火。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就是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的。“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⑩。
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仁宣之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戍边将“毋贪功”；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自永乐十一年（1413）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仁、宣时期的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是较清明的，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与安定的背后，也有潜在的社会危机，宣德以后，明王朝的统治已逐渐走向衰败的道路。
注释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序》。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⑤《明通鉴》卷一八。
⑥《明通鉴》卷一九。
⑦⑧《明通鉴》卷二一。
⑨《纪录汇编》卷二三《古穰杂录摘抄》。
⑩《明史纪事本末》二八《仁宣致治》。
第二十五章
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初年，蒙古瓦刺部逐渐强大。
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刺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刺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刺“谕之通好”①。瓦刺首领马哈木、太平及把秃孛罗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刺逐渐强大。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也先既强大，明边境从此多事。其后果以邀赏不遂，纠合诸部，大举攻明。
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50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2000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司礼监②太监王振削减马价，并按实际人数给赏，也先大怒。七月，纠合各部，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属山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发动进攻。也先亲率2万骑兵攻大同。“兵锋锐甚，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③。边报日至，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井源等既行，王振贪图侥幸，冒领边功，为遂其私欲，不顾群臣反对，社稷安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令下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时英宗方宠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时自阉入内，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于东宫。宣宗死，朱祁镇九岁即位，是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欢，命掌司礼监，备受宠信。英宗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④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为周公，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当即命大开东华门中门，使王振赴宴。至则与会百官，皆望风拜谒，王振始悦。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⑤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⑥。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讽王振，即逮捕入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路遇王振不跪，被谪戍铁岭。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碹见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怀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狱，最后虽未杀死，却被削职罢官。
王振大兴土木，“广置榻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⑦。又役使军民广建府第于皇城之内，重堂深阁，宏丽不亚于皇宫。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银窟，财宝不计其数。后抄没其家时，有金银60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者20余株，币帛珠宝无算……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英宗却不以为奸，反褒以为忠孝。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彩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足见其臣奸，其君昏。也先大军压境，岂有不败之理！
英宗在王振蛊惑与挟持下，决意亲征。大小群臣，伏阙恳留，悉被斥责。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其弟邸王朱祁钰居守北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野（yě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随征官员虽有数百人，然不使参与军政事务，一切行动悉由王振专断。行前既乏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无周密的军事部署，50万北伐大军在仓卒惊恐之中匆匆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军粮已不继，兵士死亡枕借，僵尸满路。瓦剌军为诱敌深入，退避塞外。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抵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其时前方全军覆没之报接踵而至。王振同党，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密告王振前线惨败情况，告以“势决不可行”，“若行，正中虏计”③。至晚，忽有黑云如伞罩营，雷雨大作，王振始惧。次日，下令班师，于惊慌失措中挥军急退。也先闻讯，立即率瓦刺军突入长城，跟踪追击。王振为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欲邀英宗至蔚州“驾幸其第”。行40里后，忽又恐几十万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又勒军向东，改令军队转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时日，十三日始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瓦剌大队骑兵已渐逼近。当时日尚未晡，离怀来仅20里，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而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邝野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不报。邝垫又诣行殿力请，王振怒斥：“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野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愈怒，令左右拉下。王振下令就地宿营，遂陷入瓦刺军重围。
土木地势高，旁无水泉，堡南15里有小河，已被瓦刺军占领。十四日明军欲行，敌军已紧紧围困，不得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掘井深二丈仍不见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刺军佯退。王振立即下令移营就水。明军越壕堑而出，周旋之间，阵势大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刺军乘机发动进攻，劲骑呼啸而至，奋长矛以击明军，明军争先奔逃，竟不能止。众裸袒相蹈而死，蔽野塞川。明军全线大溃。英宗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坐地上，被瓦刺军俘虏北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等数百人皆死。明朝50万大军伤亡过半。骡马20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经此一役，明朝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战乱中，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注释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司礼监乃明朝24监中“最贵重者”。掌皇城中一应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并代皇帝管理内外章奏，代皇帝批答各类奏折。皇帝口述命令，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以朱笔记录，然后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
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⑤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宣宗崩，英宗幼年继位，元老三杨受命辅政。
⑥洪武年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干政之失，置铁碑于宫门内。铁碑高3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⑦⑧《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于谦守北京土木之败，使明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幸有于谦等大臣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获胜，使明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出任御史，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整饬治安，赈济贫苦，锐意兴革，深得民心。在官九年，又升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时，“每议事京师，空橐（tuó佗），以人”①，“未尝以一物交当路”②，以此得罪太监王振。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大理寺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任于谦，当地诸王亦请留，明廷方命于谦出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人京，复任兵部左侍郎。翌年秋，瓦刺也先率军大举南下，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壁极谏，英宗不听。及土木兵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廊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成王。英宗出征乃命居守京师监国）。成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事。“群臣聚哭于朝”③，莫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理鼓吹天命，惑乱人心，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④公开鼓吹逃跑。于谦严词斥责，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一渡事乎？”⑤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徐理不敢复言。郧王、皇太后采纳于谦建议，乃定据守北京之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保卫北京事宜。
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并撰词赞扬：“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⑥又作《石灰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当时国君被俘，大军压境，人心震恐。于谦不愿明王朝重蹈南宋亡国之覆辙，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自八月十八日受命，至十月初瓦刺军大举进犯，一月之间，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备，改新内政，招募民兵，选拔文官武将，加强关隘防守……
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⑦。于谦于受命第二日，即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接受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⑧。遂奏请王徵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饷粮，一律于通州取给，军人则预支半年。于是，各地军队陆续到京，军粮有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诛杀王振余党、打击宦官气焰一事尤为大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成王登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余党。右都御史陈镒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群臣满怀悲愤，伏地痛哭。王振余党锦衣指挥马顺叱骂群臣、，更加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跃起，奋臂抓住马顺头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咬其脸。群臣一哄而起，当场将马顺揍死。群臣怒揍王振亲信太监毛贵、王长随，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脚王惊恐不已，起身欲退，群臣不知所措，盖马顺等奸党被打死，罪有应得，而臣下动武于大殿之上，也绝非正常。于谦罢众直前，掖住王衣襟，请成王宣谕：“顺等罪当死，”揍死马顺等大臣皆“不论”。成王又令缚王振侄王山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且查抄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此事件起于仓卒之间，群情激昂，事态发展难以预料。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当，使形势迅速平定，于谦功不可没。当日，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不胜敬佩，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从此，上下更敬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九月一日，群臣奏请皇太后立成王为帝，以安人心。王不肯即位。于谦正色上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如此始能制瓦刺之要索，放回英宗。”朱祁钰乃受命。六日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于谦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尽心竭力，为时仅一月有余，防御力量迅速增强，一改原来惊慌混乱局面，军民官员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时君臣也能同心协力。曾有人攻击“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声辩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与此同时，瓦刺军也正紧锣密鼓，作好了进犯北京的准备。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及脱脱不花率领瓦刺军、挟英宗大举南下，进逼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⑨也先知大同已有备，不敢攻，转而南进。初三日破紫荆关。也先挥军人关，直指北京城。
瓦刺军兵临城下，京师戒严。初五日，景帝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节制。是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人无固志，有言逃离北京，主张迁都南京者（徐理）；有言挑筑京师外城城濠，主张紧闭九城门，坚壁以避贼锋者（总兵官石亨）。于谦力主出城抗敌，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⑩于谦遣诸将分率22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於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于谦本人驻营德胜门，加强主攻部队。部署既定，初九日，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并身先士卒，披甲戴胄，巡视指挥，以激励将士。于是将士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战。
十月十一日，瓦刺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也先因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遣使让明廷派大臣前来迎接英宗。借议和以探明虚实。明景帝乃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羊酒出城至也先营，也先令英宗带刀坐帐中。也先及伯颜帖木儿（也先弟）等皆全副武装，披甲胄，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公文，并语于王复等：“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景帝及部分廷臣欲议和，征询于谦。于谦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未能得逞。
十三日，瓦刺军攻德胜门、西直门受挫后，翌日，转而攻彰义门。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击。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瓦刺军前锋，然是时明军数百骑为争功，自后跃马冲击，阵营大乱。瓦刺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刺军追到土城。土城附近居民纷纷“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瓦刺军受阻，适王竑、毛福寿闻讯来援，瓦刺军遥见援军旗帜，仓皇退兵。
也先深入京畿，初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然经五天战斗，瓦刺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士气低落；明军自迎战以来，军民一心，屡屡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闻明朝各路援军将至，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率瓦刺军挟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其营，瓦刺军死者万余人。于谦率军乘胜追击，夺回瓦刺沿途掳掠的百姓及财物无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明王朝转危为安。
也先败退后，阴谋侥幸取胜，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主和派大臣也意欲议和，主战派大臣则倾向于妥协。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也先企图借此向明廷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切勿中敌人诡计，严密防御。又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因此景泰元年（1405），也先多次出兵南扰均未能得逞。
也先本以为俘获英宗，奇货可居，可用以敲诈金银财物，也可用以威胁明廷退兵投降，不料在于谦主持下，边镇有“瓦刺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之制约，也先派使“保驾”议和时，大臣有“社稷为重，君为轻”之劝告，奇货已不成为奇，留住英宗，已无作用。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刺与明议和，放回英宗。
景泰八年（1457），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于谦在土木之变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绩最着。及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斩。于谦遇害当日，“行路嗟叹”，“天下无不怨之”。查抄于谦家产时，“家无余资。独正宝缡钥甚固，后视，则上（景帝）赐蟒衣剑器也”。
于谦之婿朱骥将于谦灵柩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长为人们凭吊。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其绝命书中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出对爱国志士于谦无限敬慕之意！
注释①《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④刘定之《否泰录》。
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⑥明叶盛《水东日记》。
⑦《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⑧⑨《明通鉴》卷二四。
⑩《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袁彬（北征事迹》。
《明通鉴》卷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曹石之乱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月，任蒋贵为征蛮将军，太监曹吉祥监军，讨思任发。曹吉祥，栾州（今河北滦县）人，过去是王振门下，现为监军。这是内臣（宦官）掌兵权的开端。
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任石亨为左参将，守万全（今河北宣化）。石亨，渭南（陕西渭南县）人，伯父石（125页），任宽河卫指挥佥事，无子，石亨继承伯父事业，做他的儿子。石亨擅长骑射，有胆略，臂力强，提大刀抡舞如飞。每从征，挺刀先登，辄立奇功，官至都指挥使。石亨之侄，石彪骁勇能挽强弓，善挥斧，因从石亨征讨有功，授大同卫镇抚。1447年石亨做都督佥事，石彪为指挥使，跟随石亨参谋。十四年（1449）八月，太后命成王总管国家大事，逮捕宣府总兵杨洪、万全、左参将石亨下锦衣狱。九月，郧王即皇帝位，将杨洪、石亨释放，命石亨总京营兵。十月也先侵犯京城，于谦、石亨分别在城北安营。也先纵骑兵剽掠，石亨击败也先，功为第一，也先连夜逃窜，石亨追击至清风店。也先十分畏瞑，即将逃出倒马关。石亨使部下传言，石将军没有赶至倒马关，追击的明兵是假冒石将军的名义。也先信以为真，回马迎战。石亨、石彪奋力合击，大败也先，这时也先才发现是中了流言之计。纷纷弃羊马辎重，从紫荆关夺路逃走。论功封石亨为武清伯，不久又提升为武清侯。石彪升为都督佥事，任大同左参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