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敞眼里，天下最无聊的人，就是黄霸。黄霸和张敞，仅就治世功力来说，谁最厉害，还真难说。不能准确评价两人，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政风格不同。黄霸搞民生教育，汉朝天下第一；张敞出手打黑，就技术含量来看，就算赵广汉活着，他仍然能拿第一。两个都是第一，这怎么比？
或许有人说了，黄霸在长安待不下，张敞却在长安待下了，张敞略胜一筹。话还不能这样说，张敞是在长安站稳了脚跟，可是黄霸在颍川郡苦练八年神功，重返长安，先当太子太傅，再当御史大夫，最后升到丞相。如果说张敞厉害，为啥升官速度就不如黄霸？
的确也是，张敞做官打黑，那是没得说的。可是升官速度，整个就是一老驴拉磨，原地团团转。
很多年前，张敞在长安时，有一帮好朋友，他们分别是萧望之、杨恽、于定国。这三个人中，于定国还没出场，不过稍微等等，不久就要出场了。张敞和这三个好朋友，早年同一条起跑线，可是很多年之后，萧望之和于定国都当上了丞相，杨恽至少也是中央一部长。可是张敞混了一辈子，都没挤进中央，也就只是地方首长，享受中央部长级别待遇而已。
要说工作能力嘛，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为何张敞升官速度就赶不上他那帮朋友，也整不过那个黄霸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要问张敞，他还真无法回答你。你最好去问一个人，肯定知道答案。那个人，当然就是皇帝刘病已。
我想，就算你是央视记者，提个话筒去采访刘病已，人家也未必睬你。很简单，官场秘密，怎能当新闻广而告之呢。不过，刘病已不说，还是让我来替他说得了。
在我看来，张敞一直被卡住升不上去，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他很爱管领导闲事。曾记否，当年刘病已要联合张安世，搞掉霍光家族势力，张敞却从遥远的山阳郡传书一封，说不能那样乱搞，一搞汉朝就乱套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张安世和霍光儿子霍禹等人，都辞官休息，那样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好事。张敞的想法，就是避免流血冲突，道理通，可是刘病已还是不采纳，还拒绝了张敞的召见请求。
皇帝大事不放过，皇后闲事也不放过。刘病已的王皇后，没别的爱好，就是爱出门游猎。张敞看不过去，逮了一机会，递上一奏书，引古通今地讲了一大堆道理，最后总结出皇后游猎的几大弊病，搞得皇后都不好意思了，从此再也不出宫门。
其次，张敞特没官威。在汉朝，要想升官，先积官德，再行官威，这是做官之道。张敞官德颇盛，就是不太讲究官仪。在他身上，发生两件事，成了汉朝所有公务员的反面教材。第一件事就是，张敞罢朝经过章台街时，故意让御史在后面赶马，他就在马上用屏风拍马，然后猥琐地到处张望。他张望什么？章台街是妓女一条街，老人家是在看妓女呢。第二件事，就是传说张敞在家，特爱替妻子画眉，而且还画得相当不错。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事就传到了宫里。搞得宫里有关部门认为，张敞太不像话了，于是上书弹劾他。
政治娱乐化，在两千年前的汉朝，还远远没有这个超前的意识。刘病已也认为，张敞行为的确有问题，必须找他谈谈。于是，他就把张敞召来训话，没想到张敞不但不引以为耻，还理直气壮地顶撞道：“我替我老婆画眉，那是私闺中乐事，关外面的人什么事。如果说这行为不好，天下比这烂的多了去了，凭什么要拿这画眉来说事儿？”
刘病已被驳得无话可说，只好放他回去，顺他了。
刘病已之所以还能忍张敞，主要因为张敞是个干实事的料。不过，作为惩罚，只能让他呆在地方尽职，如果把他调往中央，那汉朝威仪天下的光辉形象，到底还要不要？
对待工作，总是以夏天般的热情投入；对待黑社会，总是以冬天般的寒冷严打；对待领导，总是以秋风搅大湖的态度，总想起点波澜才罢休；对待老婆，则是春天般温暖，丝丝入怀。好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这就是真实的张敞。
既然皇帝与皇后的闲事都敢管，凭啥就不能管黄霸？黄霸当时已经当丞相了，但是在张敞看来，这个黄霸当丞相后，正事没看整出啥来，偏偏整一些无聊的事。那无聊之事，就是动不动上奏，说于何处发现多少凤凰与神雀。政绩是搞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这个道理，难道黄霸不懂？
以前都讲过了，不是黄霸不懂。只是人家日子也难过，政绩搞不出来，总不能不让他吹点牛吧，不然对皇帝怎么交待？然而，黄霸并不知道，张敞已经着手要动他了。
张敞想动黄霸，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跟萧望之有关。萧望之是张敞好朋友，刘病已热捧黄霸，冷置萧望之，让人家陪太子读书去了，你说人家能好受吗？萧望之不好受，张敞当然也不好受。所以，如果修理黄霸成功，不仅为公事，连私怨也一起算了。
一说张敞要修理黄霸，可能就有人要想，张敞到底搞啥阴谋。千万别把口水喷错人了，别忘了张敞是什么人，一个连皇帝、黑社会和绯闻都不怕的人，还有他不敢作敢当的事吗？说张敞搞阴谋，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是有眼不识泰山，那是门缝里看人。
君不知，在张敞的人生哲学里，没有阴谋，只有阳谋。他要做的事，都是经得住阳光考验的。
张敞行动了，他爱上了养鸟。张敞养的鸟，不是金丝雀，不是小黄鹂，而是鹖雀。鹖雀，出产于羌中，长安少见。张敞养的不是一两只，而是一群，不是圈在笼里养，而是放在地上养。
很快的，你就明白，张敞为啥要把这稀有鹖雀不圈着养了。
鹖雀是长翅膀的，你把它们放地上养，它们会跳到树上，跳到树上，还会跃上屋顶，跃上屋顶，还会飞到别人家去，更有可能，还会被人抓住，一去不回。但是，张敞没有丝毫担忧，天要下雨，鸟要飞走，那就随它们去吧。
有一天，张敞的鹖雀全不见了。有人告诉张敞，他家的鹖雀出现在丞相府的屋顶上。张敞一听，就笑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有人就要中计了。
果然，真的中计了。中计的人，就是丞相黄霸。首先，落在丞相府上的鹖雀，引起了别人注意，于是急告黄霸。接着，黄霸带人来看，瞧了半天，只见黄霸惊呼一声：“那不是神雀吗？”
于是，就发生了之前的一幕。黄霸连忙上书，告诉刘病已：丞相府飞来一群神雀，那是地地道道的祥瑞啊。
长安有祥瑞，刘病已当然是高兴的。但是，黄霸还没高兴两天，刘病已就收到了一封奏书。奏书很长，引古论今，这当然是张敞的风格。刘病已看完奏书，马上把黄霸召来，黄霸一看，当场就傻了。
张敞在奏书里，是这样说的：飞到丞相府上的，不是什么神雀，而是他府上养的鹖雀。都是雀，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啊。
接着，只见张敞在奏书里借题发挥，痛骂黄霸。张敞不像街道妇人，张口即吐脏字，他是文化人，骂得很委婉，也很痛快。
张敞奏书里写的，意思大约如下：几乎全长安的人，都知道我在养鹖雀。没想到鹖雀不小心落到丞相府上，黄丞相却把它们当成神雀向皇上邀功，这实在不该啊。在这里，我得声明，我不是要跟黄霸抬杠，我只是想借此事，引起皇上及诸位高官注意，所谓政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不是靠抓几只凤凰和神雀吹出来的，身为丞相，要知道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所以，祥瑞之风不可长，长此以往，后果很严重啊。
好不容易盼来几只神雀，以为可以借它们吹吹牛，改善一下丞相形象。没想到，那几只臭东西，竟然是假的，还被人摆了一道，什么世道啊。
黄霸看着看着，脸上好像有一团火在烧，连撞墙的心都有了。这还不算啥，如果他提前知道刘病已将怎么处理这事，他当时恐怕连钻地洞死在地下的心都有了呢。
刘病已认为，黄霸的笑话闹大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张敞说得很在理。如果天下人都学黄霸，随便逮几只鸟就忽悠，说那是天降祥瑞，那以后大家都忙着抓鸟去了，工作还要不要做呢？
于是，刘病已把张敞的奏书，交给宫廷有关部门，命令他们，只要地方太守到长安接受考查，先把张敞揭黄霸老底的奏书念过一遍，以此为警示。
这就叫，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一张老脸，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丢得精精光光，郁闷啊。
黄霸的好日子，似乎走到头了。张敞呢？事实上，他也没好到哪里去，已经有人在前面，给他挖了一个大大的坑，等着他掉进去。
第伍部 祸起萧墙·王莽斩汉
第一章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杀意】
自从黄霸被张敞点了哑穴后，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塌糊涂，一蹶不振。在长安，没有政绩，没有祥瑞，那是很难混出头的。于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的迷茫感，充斥着黄霸受伤的心。
如果说，人生就像下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两招不慎，那就等着死翘翘了。黄霸怎么也没想到，背运的他，一不小心又使了一记混招，差点让他命都没了。
这个事说小很小，说大，则很大。说他小，其实黄霸就是向上面推荐了个人。这个人就是乐陵侯史高，皇帝刘病已的表叔。
史高连侯都封上了，黄霸还想干嘛？黄霸也不想怎的，就是想把史高推得更高点，拉个人情，以后好互相照应。
于是，黄霸给刘病已打了一个报告，隆重推荐史高当太尉。
有心的读者可能都看出来了，太尉这个官职，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个官职之所以被取消，源于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外戚田蚡。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他曾经是个造反货，气得直想骂娘。于是乎，从此撤销太尉，另创一个叫大司马的军职。
黄霸的报告打上去后，刘病已动作很快，立即召黄霸进宫。当黄霸喜洋洋地跑到他面前时，只见刘病已早已面黑，呼地吼出一声：“黄丞相，你到底想干嘛？”
那一刻，黄霸一下子就傻了。他还没回过神来，刘病已又噼里啪啦地骂道：“你是汉朝丞相，可你知道丞相是干嘛的？管教育、管监狱、管地方，都是你的职责，我的职责就是管好丞相、管好大司马，你凭什么越权来管我的事？”
这下子，黄霸总算听出来了，问题不在于重提太尉，也不在于推荐了什么人，而是他根本没有推荐资格，越权用事了。
问题严重了。
黄霸吓得脸黄如土，马上脱下官帽，跪在地下连叫皇上饶命。
总是出了问题就跪地嗑头。刘病已想想黄霸近来种种的差劲表现，怒气难平。但是他控制住了，一句话也不说，大甩袍袖就走了。
郁闷，黄霸连死的心都有了。
黄霸认为，这次他可能逃不掉厄运了。刘病已想怎么处罚，他心里没底。别说回颍川磨练改造，有可能卷好铺盖，直接被叫到监狱报到。
一天，两天，三天……他度日如年地等着宫里的消息。几天后，黄霸听说刘病已气消了。不久，刘病已传话来告诉他，事情过了就算了，不想再追究了。
黄霸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到这里，黄霸知道自己的事业和美好未来，已经到头了。他唯一能争取的就是，再坚持几年，安全退休。在退休之前，少说话，爱护环境，不乱抓鸟，退位让贤，那就真是阿弥陀佛了。
黄霸到头了，可张敞还在台上唱着。黄霸被刘病已数落以后，台下亦有观众说，不能再让张敞在台上乱跳了，以前他把黄霸轰得里外不是人，今天我们也要轰他一下。
在张敞看来，那帮想轰他的人尽是些落井下石之徒。他之所以被轰，是因为一个好朋友出事了。那不是一般的好朋友，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牛人，也是一个猛人，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杨恽。
一个牛人的背后，往往总是有着一个牛人的背景。杨恽的父亲杨敞，胆小怕事，但毕竟也混到了丞相，又称“汉朝第一胆小丞相”；杨恽外公，名号更响，一响就是两千多年，他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大师。
杨敞这辈子，能够善始善终，全赖他的“乌龟哲学主义”，关键时刻，该缩头时须缩头，该伸头时须伸头。没想到，这个优秀的品质没遗传给杨恽，杨恽一扫杨敞软弱无力之气，反而洋溢出外公司马迁的阳刚之气。
杨恽之所以能混出名号，得益于两个条件，一个是他很有背景，二是他很有才。杨敞死后，杨恽没轮上爵位，他的哥哥杨忠继承了爵位。凭着哥哥的关系，杨恽当上了郎官。霍光儿子霍禹家族要造反时，杨恽耳朵特灵，第一个知道情况，当即就跑去告密。于是乎，刘病己把霍禹全家整死后，凭功论赏，杨恽被封侯，同时迁为中郎将。
一个有钱、有势、有才还特爱告密的人，你说他活着为了啥呢？让杨恽来告诉你，他不为利，只为一世清名与心中那莫名其妙的冲动。
杨恽轻财仗义，那是出了名的。杨敞死后，他分得五百万，可是他封侯后，把这五百万全分给宗族兄弟花去了；接着，后母死了，没有儿子，数百万家产也全留给杨恽，他眼睛眨都不眨，又全分出去了。只不过这次分给的对象是后母的兄弟。再后来，他还觉得不过瘾，又把得来的一千余万到处施舍。
杨恽对钱没啥概念，但是对做人和当官的标准却是相当苛刻。对朋友，他只认一种人——英俊儒雅，才能出众。对待同事，则是发挥他一直以来的特长，有料一定要爆，没料一定要探，反正就是要折腾到底。于是乎，杨恽就落下“两多”，朋友很多，政敌也很多。甚至，我们可以给他起个外号，叫“杨大嘴”。甚甚至，我们可以叫他“揭发检举专业户”。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同样，对“杨大嘴”这样爱爆料的人来说，常爆别人的料，终有一天也会被别人爆掉。果不其然，不久，他就被人告了，爆了他两条料：乱引亡国之论诽谤当世，破坏社会团结和谐气氛，这是第一条；到处乱说话，拿皇帝来开玩笑，大不敬，这是第二条。
这回，杨恽真是碰上死对头了，因为告他的人，那是大有来头的。此人名唤戴长乐，时任太仆。
自刘邦立国以来，能够当上太仆的，多数都是跟皇帝关系不赖的，当初夏侯婴和刘邦，就是一对铁杆哥们。那个叫戴长乐的，不过是刘病已在民间跑江湖时相交的一个知己。刘病已发达后，把他唤到长安提携，就当了太仆。
戴长乐为什么要整杨恽还得从头说起。事情是这样的：戴长乐经常替刘病已跑腿，跑了就跑了，还经常在外面炫耀，说我今天去哪里办事了，这个事嘛，本来应该皇帝做的，可是都得由我来做，辛苦啊！
嘴上说辛苦，心里却像喝了蜂蜜一样甜之又甜。那时，戴长乐就知道过嘴瘾，搏虚荣，没想到竟然惹祸了。有人将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到刘病已那里，说这人做事说话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不把皇帝的威信放在眼里。
本来是一件小事，竟然被谁当料爆出去了。数汉朝之大，谁爱干这种讨人嫌的爆料工作呢？戴长乐拍拍脑袋想了想，哦，爆我料的人，肯定就是杨恽。除了杨恽，还有谁要跟我过不去？
于是乎，戴长乐也派狗仔队出去搜集情报，终于凑够了几条，把对方也拉上垫底了。
戴长乐的料，到底是不是杨恽爆的呢？戴长乐死咬不放，杨恽也没有说，他只对戴长乐爆料的内容，坚持说不，说他没干过那种缺德的事。
部属掐架，为难的只有皇帝了。既然杨恽争辩，那就先去查他，于是皇帝就把案子扔给了廷尉。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个廷尉，就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于定国。
于定国跟杨恽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半载了。官场不是娱乐圈，娱乐圈爆个料，报上炒一把，网上再喷一嘴，然后不久，再抛出个道歉声明书，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像杨恽这种爱爆官场料的人，他爆了，管司法的廷尉可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还得把它当回事，立案，侦察，判决，那可是累人的工作。
所以，于定国和杨恽的工作，就是一个爆得不亦乐乎，一个却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爆出了大名，一个也忙出了大名。
在汉朝官场，都流传这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张释之是汉文帝时代的牛人，汉朝人能将于定国与张释之相提并论，可见于定国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反正就是多棘手的案件，只要于定国给你判了，保你心服口服，不敢说冤。
让这么一个民自以不冤的廷尉，去治你杨恽，看你还敢说冤。然而不久，杨恽却歇斯底里地喊道：“冤呀，老子冤死了！”
【二、铁杆粉丝，没有春天】
在汉朝，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所以，于定国治杨恽，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而是公事公办。
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本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己，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适。但是，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横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
最后，刘病已决定，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应该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也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被抓后连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因为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意儿，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个事：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送来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杨恽啊！做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仰天长笑，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所有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主席用此话，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这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让汉朝人一睹为快。
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了二十多年的大作，终于重见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