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惊讶地发现天花板上有了一道裂缝。无论如何，这房子也不该有质量问题的，也不是顶层要经风历雨，怎么会凭空裂开？
也许就是会凭空裂开的，就像什么都有寿命一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只要塌不下来就好。我想。 就算屋顶塌了，天也塌不下来。我翻了个身，觉得那一瞬间的忧虑实在多余。 然后有人敲门，陈言的短信同时进来：我在门外。 光着脚开了门，见陈言拎着一瓶酒站在那儿。
“什么酒？”我接过来。如今我对一切能使神经兴奋的东西都很感兴趣。
其实只是一瓶普通的酒，街角的烟酒店里能买得到的。我连开瓶的兴趣都没有，咚地立在桌子上，又裹着毯子躺下。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陈言边四下寻找着什么边说。 我指给他放开瓶器的地方。“像什么？” “清朝的大烟鬼。
”他边开瓶边说：“就差在你脑边儿点盏烟灯。你到底怎么了？我才不信你生病了呢。”他坐在对面看着我。 我不开口，从他手里接过酒瓶，对着瓶口喝了一阵。又酸又涩，毫无回味。我信了陈白露说的，一旦见过第一名的东西，就无法接受第二名。由奢入俭难，贪婪是人性的通病。
好在我没有她那样的命。我的父母供得起我喝一辈子白马庄。 我虽宽慰了些，但酒涌上来，眼圈反而红了。 “你……”我一开口，眼泪就决了堤，毫无骨气地直滚到下巴，一串又一串。 酒突突地顶着太阳穴，我感到额角直跳，却说不下去了。 说什么？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说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说出口容易，反正已经堵到了喉咙口，只要意念稍稍一松。 然而之后呢？他要怎么回答，我又要如何收场？ 我收不了场。
只有大哭。 只有大哭。 毯子捂着脸，我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他并没有来抚慰我，也没问为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看着我。 于是我想，他其实都知道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3~
后来我洗了澡，煮了汤圆吃，酒也醒了。陈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漫无目的地换着台。
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不回家？”我问。 他摇摇头。
“回去吧，陈白露一个人在家会害怕——你别看她嘴上逞强，她一个人住的时候，廊灯从来不敢关。”
“她在工作。” “做什么？”我想起，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和陈白露联系了。 情况倒不算复杂，是陈白露拿到了一批广告片的剪辑工作，外包给一间工作室，她在工作室监工，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又能干又贤惠的女朋友，哪里找第二个。” “再也找不到哇 ——”他苦笑着往后一靠。“只是她有点儿 ——我说不清。” “太完美了？”我讽刺他。 “完美。”他继续苦笑：“一个完美的资本家。”
陈言在我家看了一个通宵的电影，我们吃了两包微波爆米花，点了一桶炸鸡，喝了淡啤酒。我们吃着喝着，吹着牛，全都假装那场大哭和沉默是不曾发生过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已经疲惫不堪，但我决定撑过这个白天。如果我在白天睡觉，那么等待我的，又将是清醒又漫长的冬夜。
“我们去看陈白露吧！”我拉伸着僵硬的脊背，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活泼又快乐。
陈言答应了。我们在路上见到卖糖油饼的小摊，陈白露最爱吃的， 买两只带上。干燥、无风的清晨，寒冷像短小而薄的匕首，一把把从围巾的缝隙、从袖口、从帽檐插进来，让人无处躲避。
陈白露工作的地方在百子湾。传说呢，在百子湾扔下一颗炸弹，北京传媒业就会瘫痪。这里有几百家和传媒相关的工作室，昼夜开工，永远生机勃勃。
我缩着脖子走出电梯，跟着陈言走进其中一间，被扑面的热浪吓得一怔。
一百平米的房间里，至少三十台电脑在工作着，每一台面前都坐了一个戴大眼镜的瘦男孩，陈白露坐在窗前的单人沙发上，两腿张开，目光炯炯，像个彪悍的武夫。脸上挂着两团大大的黑眼圈，皮肤灰暗无光。
我把糖油饼给她，她接过就咬，没有道谢。
陈言问：“今天回家吗？” “还有三天。”
我惊：“你一周都吃住在这里？”
陈白露还没说话，一个男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陈姐，我一天一夜没睡了 , 我想——”
这可怜的男孩连高声说话也不敢——也许是不能，他的脸上浮着一层菜色。
“你叫她陈姐？你多大？”我忍不住问。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陈白露，我觉得新奇，仿佛她是60年代的纺织工厂里戴着白套袖的女领班。
“我是91年的。”男孩说。 小我们三岁。现在十八岁的孩子读个中专，也出来谋生了。 “谁不是一天一夜没睡？”陈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陈白露起身开了冰箱，拿出两罐红牛，咚的一声放在男孩的电脑前。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像一声小小的爆破，在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一闪而过。我刚要开口，陈言朝我摇摇头。 我闭了嘴。 我们走的时候，陈白露起身送我们到电梯间。 一出工作室的门，陈言就把眉头拧成了一团。 “十八岁的小孩不能这么用。陈白露。”陈言说。
“应该怎样？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我在旁边给他们榨果汁，杯子上再插一把小阳伞？”她越疲惫越显出一脸刻薄相。
“八小时工作制是有法律规定的……” 陈白露立刻笑了：“你真是没出去工作过。少爷。”
陈言开始难堪了，我在一旁换话题：“如果赶时间，为什么不多包一间工作室？” “因为我是商人。”她说，而我依然木着。 “我要赚得更多，不是更少。”她又说。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然后我们像两个被训斥了的孩子一样，垂着头走了。
~4~
转眼到了2010年的万圣节，陈白露二十二岁生日。我的生日在她之后不久，从10月初就开始收到长辈们送的礼物——说是长辈，有些我并不熟悉，大多是我父母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半生不熟的人比我的父母还了解我，他们送来的礼物总是最合我心的：有一段时间我迷恋水晶酒杯，后来就收到了成箱的来自捷克、奥地利、印度和南非的水晶酒杯； 又有一阵子喜欢灯具，后来我家里的灯多到摆不下。好在我喜欢的都是小玩意儿，不像陈言爱好玩车和腕表。
但我的兴趣转移得很快，那些酒杯我玩了几天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连同没有地方放的各式灯具，一辆车送去了杨宽的会所。今年入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戴帽子很好看，于是开始专心搜罗帽子，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帽子。
最好的是一顶水貂皮软顶帽，光滑匀净的褐色短绒毛上带着白尖，也没有一般皮草的难闻的味道，而是一股黄沙夹杂青草的香味，威风凛凛，好像刚刚从《天龙八部》里走出来。
第二天我带着这顶貂皮帽去找陈白露，当作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陈白露坐在镜子前，也摆弄着一顶褐色薄呢宽檐遮阳帽，手边一把用来配帽子的缎带，狗狗头上也扎着一根。 我兴致很高：“你瞧我这一顶，是不是特气势？送给你。”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就随手扔回来：“哪儿来的民脂民膏，我不要。” 我被噎得接不上话，自己气了一会儿，拉开衣柜门扔进去：“留着吧，等你哪天吃不上饭了还能卖钱。” 陈白露得意地扭动着脖子，把扎了翠绿色缎带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姐有本事赚钱。不如你自己留着，没准儿比我更早用上呢。” 我笑：“还是你留着，你只有这么几顶，我那儿还有一座山呢。”
我是来问陈白露要怎么过生日，如果要在家里办party，她和陈言的家显然太小了，可以去我家。
“一年到头，party party party，你还有别的生活吗？亏你不嫌腻。” “哎，我好心送你礼物，又帮你过生日，你是受了谁的气，只管撒在我身上？你厉害，你聪明，你能赚钱，你的帽子也比我的好看，总之你最棒，我活该来听你损我！”
我踢开凳子站起来就往外走，狗狗吓得从桌子上跳下来，小心翼翼地蹲在门口，两只黑豆一样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我。
我抓着它的小爪子想把它拖走：“狗狗让开，你主人是个神经病。”
“你真生气呀！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今年不在北京过生日。”陈白露把我拉回来。 “去哪儿？” “澳门。”
“陈言和你一起去吗？” 她由笑转嗔：“哼，你见到他，替我转告他：在上海别玩得太疯，说不定我什么时候就突然出现呢！要是让我看到他搂着姑娘喝酒，我放把火把整条街都烧了——别以为我干不出来！”
“我知道你干得出来，放火不至于，那姑娘肯定没活路了。” “你知道就好。”
“陈言要去上海玩，为什么不带你呢？” “你以为我今天为什么生气？还不就是为这个呢。说是哥们儿聚会，规矩是不带女朋友，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不三不四的勾当。” 我笑了：“不是我偏心向着自己的发小儿说话，别的不能保证，这种事陈言是不会做的。就算出轨也会坦坦荡荡，你让他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事，还不如杀了他。”
陈白露也笑了：“我知道。这点儿信任都没有，不如早散了吧。只是他既然不在北京，我不如去澳门散散心。反正我德扑玩得还行，酒店也是现成的。”
“酒店是谁的？” “王制片，他是新葡京的VIP。” 我想了想，“这个人你还是不要有工作以外的交情吧。” “为什么？”
“我说不好。”我回想着我和王制片见过的寥寥几面，好像也没什么可以缕清楚的细节，只好说：“大赌徒么，人品大多有问题。” 陈白露立刻嘲笑起我来：“反正在你眼里，黄赌毒只要沾了一点儿皮毛就是坏人。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是李铁梅和雷锋，你才看着顺眼呢？ 在我们这种没什么底线的人看来，从来就没什么好人，所以也没什么坏人，大家凭手段吧。”
~5~
到了澳门的当天晚上，陈白露找了一家餐厅吃夜宵，她胃口好得很， 开心地点了一桌子，然后看到对面的人朝她笑。那是四五个男人，商人模样，每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浅金的发色，腮上有雀斑，大概是俄罗斯人，每一个都美得如同天使。
好年轻就来混风月场。陈白露在心里想。 所以其中一人朝她笑，她直接回敬了一个白眼。
陈白露吃了一席又一席，蒸笼和奶茶杯子堆了半张桌子；吃到凉意慢慢爬上后背，对面的人起身结账走了，在玻璃旋转门里还回头看着她， 然后咚的一声撞在门柱上。
“哈哈！”陈白露举着一只凤爪大笑。 她还没啃完那只凤爪，一个戴拇指粗金链子的胖子小跑进来，毕恭毕敬地站在她身旁，说能否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他的老板，老板还说，她一定知道他指的是谁。 陈白露说：“你的老板亲自来要，也许还有戏。”
第二天，陈白露在赌场里的奢侈品店，见到昨天的俄国女孩拿着筹码买鞋子和皮包。她们大约也记得她，抿嘴一笑。
陈白露对我说，在那之前，她还是羡慕她们的，那来自血统的低垂的睫毛、修长的肢体、含愁带怨的眼神，那是每一个女生在打扮芭比娃娃的时候都幻想过的自己，但近距离看过她们之后，她对她们的感情就只剩下同情了。
一个女孩有没有出卖过肉体，是会写到基因里的，哪怕只有一次。 从那一次开始，她们会永远察言观色，永远喜爱迎合，永远像被什么压着头顶一样，谦卑地收起下巴。
陈白露和她们一同回了赌场，一边在牌桌前坐下，一边看着她们进了VIP房间。
好吧，这也是一种人生。
后来，昨天朝她微笑的男人从VIP房间里走出来，在她身边的空位上坐下。他并不友善，只要陈白露下注，他必定翻上十倍，逼得陈白露只好弃牌。
陈白露甩手站起来，走到马路对面的典当行，盯着橱窗里陈列出的珠宝首饰。
“这些都是运气很差的人当掉的，不要买，当心沾了霉运。”这人在她身后说。
“我从来不信运气。”陈白露头也没回。 “好啊，看中了哪一个？” 陈白露扫了一眼价签，每一个她都买不起，就撇撇嘴坐在了店门口的藤椅上。 “玩累了？” “我这么年轻，你这么老，你都不累，我为什么会累？”这人四十上下，并不算老，陈白露成心想气走这人，但他很有风度地只是微笑。 “那么为什么不玩了？”
“机票钱都要被你赢走了。” 这人说要赔罪，请陈白露吃牛排，陈白露也不扭捏，挑了个馆子坐下，说：“三成熟。” 服务员点了头要走，又被这人叫回来，这人替陈白露说 :“她的要五成熟。”又对陈白露解释：“不要吃太生的，对身体不好。” “我喜欢太生的。”
“会带血。” “我喜欢带血。” 这人眯着眼笑，服务员在一旁端着肩膀等着。 “生肉你敢吃吗？”
“没有我不敢干的事儿。” 然后一块生肉装在白色瓷盘里摆在陈白露面前，血腥气扑鼻，底下一汪淡红色的血水。 陈白露说，当时她的胃本能地抽搐了一下，进化了几亿年，因为一句大话就返了祖。谁知道这人不给她台阶下呢？她只能想象这是鸿门宴，她就是樊哙，目眦口张，虎须倒竖，这一块生肉吃下肚去，对方惊得跌个跟头，从此天下太平 ——要不吃呢？倒也没人笑话，只是从此再也不要甩着肩膀走路。
陈白露喝了两杯红酒壮胆，然后往嘴里扔进一大块肉去。 这人果然神情一悚，伸手去掰陈白露的嘴：“快吐出来。” 最后换了三成熟。陈白露风卷残云地吃完，见这人靠在椅背上微笑。 “你干吗？” “欣赏你——我喜欢胃口好的姑娘，最讨厌含着朱砂装林黛玉，问吃什么都摇头。” “含朱砂？” “不然怎么吐血呢！”
两个人对着笑，这人又问：“你住在哪里？” “新葡京。”
“可是你玩最小的牌局。”
陈白露玩的是25/50的局，那是刚工作的小白领去度蜜月时用来过手瘾的。
“小赌怡情呗。”
她不肯说她没有钱。没有钱为什么还住在新葡京呢？她等着他问， 但是他说 :“你值得更好地生活。”
牛排吃完，猛灌下一杯酒漱口，拿细缎餐巾按按嘴唇 ——葡国人留下的风气像这餐巾一样保守又小家子气，像穿着亮面旗袍的三流夜总会小姐。然后她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推过去：“你就是想包养我是吧？
这卡里有九位数，除非你出得起更高的价钱。”
这人笑：“除非你现在验给我看——不过不管里面有多少，我都给出两倍。”
陈白露又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那是她坐在老首长的车里，我给她拍的。我并非有意，但焦点因为光影的关系，很巧地对在了车牌号上。 这人果然收起笑容，表情凛然起来，埋头吃肉，不再多话。之后他们又去看了一场木偶戏，坐在街心长椅上看了一会儿晚归的修女——她们在露天的水果摊上挑拣着菠萝蜜和杨桃。这人始终和陈白露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没有一句玩亵。 甚至没有一句打趣。
后来他们一起走路回酒店，爬了两回小坡，穿过三五条巷子，那巷子窄而潮湿，有的人家挂出“打针护士吴美琴”或者“牙科医生周沪生” 的幌子来，似乎澳门人总是生小病。
他是个商人，姓薛，常年在北京，偶尔在上海。陈白露没有问得更具体，那人似乎等着她问，但陈白露默默走进电梯按了自己的楼层 —— 他住在底下一层，他自己按了，突然说：“你是他的——”
陈白露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他”指的应该是那辆车的主人。 “女儿。”
他笑了，表示连一点儿值得相信的可能性都没有。 陈白露不甘心：“为什么不信？” “女儿才不会吃生肉。”他说。然后他的楼层到了，他径直走了出去，没道再见也没有晚安。
电梯门又在陈白露的楼层打开，但她没动。她站在那儿等着电梯又徐徐降到一层，涌进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又依次离去，又下去，又上来。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在心里想。这些掩饰，这些表演，这些辛苦端着不肯稍稍放下的架子，早在十年前的某一天就灰飞烟灭，剩下的都是自欺欺人。
那天陈白露睡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敲门。 她狐疑地坐起身，看窗外夜色正沉。 下去开了门，门外是王制片。
陈白露说她当时心脏漏跳了一拍。有些事即使没经历过，总也见过听过；即使没有见过听过，总也推算得出。
她只能保持着单纯的伪装，硬着头皮问：“您怎么在这儿？”
“这不是我的房间吗？”王制片边说边往里走，陈白露傻站在玄关， 看着他锃亮的皮鞋踩在乳白色的地毯上，留下一道灰色的污迹。
王制片把西装扔在沙发搭手上坐下来，眼睛瞟着陈白露：“你只穿这么少？过来，我摸摸你的手凉不凉。”
“巧得很！”陈白露大叫一声，门还开着。
“巧得很哪，我刚好要下去打牌 ——您挨着我坐，我手气棒极了！” 陈白露一拍手，抓起门后挂着的皮包，转身跳进走廊，迈着大步朝电梯间走去，然后皮鞋摩擦地板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灯光从后面照过来，王制片的身影投射在她身前，像一座黑漆漆的塔。
电梯刚好停在这个楼层，门无声地在面前打开，下到一层的赌场就没有危险了。满面狐疑的王制片在牌桌前挨着她坐下的时候，她甚至有点儿得意，扭过脸去朝他一笑。王制片也给了她一个别扭的笑，眼下垂着中年男人特有的、肥硕的三角形眼袋。 陈白露分着心，却依旧赢着。因为王制片比她更加精神涣散，而牌桌上其他的人无不把她当作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谁知她把把使诈而面不改色。
庄家如击鼓传花一样在牌桌上流转，过了凌晨两点，陈白露已经支持不住了。
她回北京的航班在早上七点，只要再熬过四个小时就好。
她开始把把弃牌，即使拿到同花顺，也惨然一笑耸耸肩，好像运气已经在上半夜用光了，此时只剩惨淡。而王制片就算悟性再差也懂了——何况是情场老手。
他死死盯着陈白露，她月白色的脸颊、低垂的睫毛、浅色的嘴唇， 她不该是一个会使心计的人。
陈白露开始打盹，额头咚地撞在紫褐色的牌桌边缘；服务生来搀她： “小姐，您不如回去休息。”
她摇摇头推开。 她像只癞皮狗一样拖拉着时间。直到王制片猛地站起来，看也不看她地大步往外走。 陈白露一个激灵醒了，看手表，刚好早上六点钟，该去机场了。 她追出去，见王制片已经上了车，车窗正在徐徐关上。 “喂！喂！”她拍着车窗：“我也去机场。”
车没有动。 “王老师？”她在门外问。
车门开了，她坐进去，在心里想着：这场危机，化解得还算体面？
一路无话。一直到机场。 一直到取了登机牌。 一直到她跟在王制片身后向安检口走去。 然后突然醒了。
仿佛这一夜的使诈和弃牌都在梦里，消磨掉的时间也在梦里，处心积虑维持的“体面”，更是像梦话一样荒诞可笑。
或者，对方也给她保留了体面，用沉默作为回答，告诉她，保住清白的代价是丢掉工作。
王制片背对着她，对着安检员张开手臂的一刹那，她懂了。 陈白露没过安检，退了出来，买了张去上海的机票。 她想见到陈言。
那是陈言到上海的第二天，各路哥们儿给他接风，正在吃着喝着， 陈白露打电话来，说我在上海，你在哪儿？
陈言当时就怒了，说你要去澳门，我让你去；你要自由，我给你，你还追来上海干什么？你要监视我吗？你现在就过来，看看我是不是在和哥们儿喝酒，看看我有没有乱搞。
陈白露在浦东机场，一夜没睡，一天水米未进，心里全是害怕和担忧，而陈言劈头盖脸一顿骂，她愣了一会儿，跟陈言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还在澳门呀，马上回北京。挂了电话后，陈白露坐在出租车里就哭了。
出租车司机问她到底要去哪儿，她下了车，折回机场，买了张去昆明的票。
她去找小说的作者。
赌城湿热，春城清凉。站在昆明市中心的金马碧鸡广场，陈白露却出了一头虚汗。她带的人民币已经花完，银行里排着一百多位号码，一包港币来不及兑换，结果连碗过桥米线也没得买。
她给老作家打电话，说自己已经在昆明。 老作家开着会，以为她来旅游，在电话里说：“我叫学生带你逛逛？” 陈白露说：“我是来见您。”
作协大楼的接待室里，陈白露用纸杯喝着水，吃着会议上撤下来的橘子，忍着胃酸，等老作家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