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了些礼物给你。”她说。 我看到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只一尺来长的木匣，里面垫着红丝绒，整齐地嵌着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摆件：四只红酒杯和一只醒酒器，每个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叹口气：“谢谢你。” 她点点头，继而笑起来。“我走啦！”她说，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没说话。于是她站在玄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饭哪？”她说。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请不来，也留不住。” “好，是我错，以后再也不偷偷进你家门。不过，你把密码改掉好不好？我怕忍不住手痒。” “不改。密码么，防君子不防小人。” 她挑起眉毛：“我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是天下第一厉害人。” “我知道你心里骂我呢。” “好。”我懒得多说一句，“再见。谢谢你的礼物。”
她大概没有想到我如此冷淡，眼睑立刻垂了下来。然后她说：“再见。” “等等。”我想起一件事。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杨宽给你的。” “什么？”她挑起眉毛。
“还记得你给一个生意人和杨宽牵线的事？付师傅介绍的，和银行有关的？” 她“哦”了一声，我接着说：“这是杨宽给你的报酬，密码是你生日。” 她的眼神迅速黯淡了，手还藏在宽大的白裙边后面，没有接。 “放在你这儿吧。我现在不用钱。” “我也不用。”我说，然后把卡塞进她敞着口的帆布包里。她没说什么，垂头怔了一会儿，手里抓着帽子的软边，裙摆一闪，就从门缝里消失了。
我又累又饿，冰箱里却只剩了一瓶醪糟和半盒汤圆，只够吃一餐。 我边烧着水，边听着窗外狂风大作，卷起的沙石使天色迅速暗了下来， 六点钟如同八点钟。我看着马路边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她在等出租车， 一只手按住裙角，风吹得她倒退了两三步。
CBD向来不容易打到出租车，这时又正是下班高峰时段。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而天上噼里啪啦地砸下了黄豆大的雨点。
她转头跑进路边的麦当劳，皮包放在头顶遮着雨。 我叹口气，给她打电话。 她带着一身清新的泥土气味出现在我门口，白色的连衣裙上满是脏兮兮的泥点子。她重新换上拖鞋，站在客厅的门口看着我。她的肩膀已经湿了半截，我叹口气：“你要洗澡吗？”
她摇头，撩起水淋淋的裙摆放在大腿一侧，在椅子上坐下来：“我饿了。” 我们沉默着分吃这小小的一碗汤圆。汤圆的分量实在太少了，连填饱人的肚子都难。 她犹豫着开口：“还有吗？”
我摇头，有的话，我会只端出一碗？
“别的呢？” 我想了想，冷冻室里有冻起来的米饭，这还是从书上看来的办法：做一大锅米饭，分成十几个小碗冻起来，吃的时候在微波炉里叮一分钟， 就和新鲜蒸好的一样，最适合独居的女孩。
“只有冻米饭，没有菜可以配。”我说。 她眼睛一亮：“茶泡饭！” 迅速泡了一壶大红袍，她叮了两碗米饭，我们睁着四只饿得发绿的眼睛，看着紫砂壶里的茶叶慢慢舒缓，浮上来又沉下去。 赶紧泡饭，窗外风雨大作，窗下茶香米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的感慨同我一样多。 有多久没吃茶泡饭了，白露？那个捏着蟾口紫砂壶，在食堂外的报刊亭下等我的小姑娘，你同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是不是一个人呢？如果那时就知道后来要遇上的人、要发生的事，你有没有勇气走下去呢？
“你去法国了？”最后我先开口。 她一愣，拿着小勺的手明显地抖动了一下。 “薛先生很喜欢巴黎，我们回国之前在巴黎住了几天。”她不动声色。 “巴黎还是 Loire Valley？”我说。
她惊恐地抬起头，大眼睛盯着我。 “酒庄附近的小教堂？”我说。 她慌了。
然后她低下声音，用哀求的语气说：“他看到我了，是不是？”
“不然呢，难道是我跟踪你。”我故意用云淡风轻的语气，她果然受了刺激，满脸写满了哀求，我知道她想问陈言，但我偏偏不说。 “你怎么说服薛先生带你去酒庄的？” 她的嘴角颓丧地垂下来，整个人笼罩在一片软弱的气质里。她摇摇头：“我是偷偷溜出来的，从巴黎到Loire Valley，坐火车只要一个半小时。 我天亮时到达，中午回来，跟薛先生说我在商场购物。”
“你见到他了吗？” 似乎我的问题太过残忍，她的大眼睛里蕴满了眼泪。 “没有。村子里的人指给我一个中国人的酒庄，我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看了很久，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就走了。” “为什么不去敲门呢？”我不动声色地问。 “你只知道他害怕见我，你不知道我更害怕见他。你是一路看着过来的，我也不用装什么——他轻浮凉薄，我又何尝无过？我恨他没有担当， 但不怨他。怨是推脱责任，我不推脱。”她说着又咧嘴笑起来，“他爱高贵和自由，却没想到长了我这样一张脸的，未必都是什么白莲花。也好， 给他一个教训，他以后交女朋友，一定会双倍地擦亮眼睛。”
“教堂里的壁画好看吗？”我也红了眼圈。 “教堂就是骗局，神父就是骗子，他们说好人上天国，魔鬼下地狱，可是谁来判定谁是好人和魔鬼呢？上帝吗？上帝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吗？ 女人通奸就是罪孽吗？如果并没有伤害到第三个人呢？仅仅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权威，就要生前被口诛笔伐、死后下地狱吗？”她又哭又笑：“我见过壁画不过是村子里的匠人涂的，我忘不了老挝的佛堂也没有保住我的孩子，我听过各种神灵用死后的恐怖震慑活人，但我不是那些会被地狱吓住的人，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当天晚上，雨下个不停，我留她过夜。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很深的裂痕，无法合拢，无从修复。我没有再像这四年来所习惯的那样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对她说：“我不太困，在书房看书。”然后关上卧室的门走了出去。她换下来的裙子搭在沙发扶手上，我拿起来扔进洗衣机。
我躺在书 房的矮榻 上，枕着 一只抱枕， 看书看 到眼皮沉 重得抬 不起来。
书从手里跌落，啪嗒一声拍在地板上，我又吓醒。起来拾书，抬头看到卧室的门缝里还透出灯光，而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她还没睡？ 我光着脚，悄声推开房门。 台灯开着，四个被角平整地舒展着，她小小的身体缩在深蓝色的被子里，在橘色的光线里微微地颤抖，弱小得像个露宿街头的孩子。 她在哭。苍白的嘴唇半张着，闭着的眼睛下汹涌地流出眼泪来，米黄格子的枕头上湿了碗大的一片。我难过地走过去，坐在床边，把她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腿上，把头发从她湿漉漉的脸上拨开，她没有睁眼， 只含混不清地说着一句什么。
她的嗓子被泪水堵住，我听不清楚，但她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听清楚了，然后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她说：“我爱他。我爱他。”
2012年冬
~1~
201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份，天气异常寒冷，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白霜。城中阴霾弥漫，流感肆虐，大街上随处可见裹在厚风衣里、 戴着医用口罩的人，活像《寂静岭》成了真。我想回广州住上一阵子， 那里还有残夏。
但我父母的手机都打不通，不是关机，也不是无人接听，而是那拨出的电话仿佛被投射进神秘的黑洞，除了一片茫然的空白，没有回音。
家里的电话又是秘书接起，回复也很简单：“他们在忙。” 我很生气，我不是下级，也不是求他们办事的人，我是他们的女儿，这种敷衍的话说给我听？但秘书客气地挂了电话。 深夜，我接到我妈的短信：“暂时不要回家，在北京好好工作。”我赶忙拨过去，又是毫无回应。 这太奇怪了。我围上大围巾，去找杨宽。
杨宽家的保姆宝姨给我开门，站在楼梯上喊了他两声，没人应答， 倒是传下来一片喝酒划拳声。我自己上楼去。
他们在阁楼里吃烤肉，十来个人围着一堆柏木枝和篦子，篝火烧得红彤彤的，天窗开了一半，干冷的空气迅速沉了底，我推开门，打了个哆嗦。杨宽手里拿着火钳，头上戴着一顶貂绒帽子，在暖烘烘的火堆后面抬起头看着我，不，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一瞬间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可怜。
我无法自抑地发着抖，扶着阁楼门口的楼梯扶手，眼前一阵发晕，楼下客厅里白白黄黄的桌椅晃动得看不清楚。那一刻我无比厌世，无比希望我真的晕倒，然后可以逃避和停止思考。 杨宽被火烤得干燥暖和的手拉住我：“大老晚跑来干吗？” 我看着他深不见底的眼睛。我直接问：“我爸妈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平静地摇头。
“那么，你听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我冷笑：“这一天我到处打听，外面都传他们失踪了，但我知道他们没有失踪。即使他们想，也不可能离开。” 他笑着说：“你瞧见了，我每天不过是吃吃烤肉、喝喝酒，外面空气不好，我很久没出门了。” 我也笑着问：“外面的空气差到什么地步？” “你又不是一直在房间里待着，还用问我？你也这么大了，没经过也见过。” “是啊。”我点点头。杨宽家的楼梯每一级都很高，我扶着那雕着各式猛兽的扶手，慢慢地下楼去。 宝姨在楼梯拐角的方桌前摆弄着一大把百合花，暖香熏人，昏昏欲睡；但我心里是明白的，并且每往下走一级，心里就更明白一分。 “披件衣服再走吧！外面起风了。”宝姨说。 我摆摆手，杨宽在我身后跟着。拉开门，狂风涌进来，好像被一只大手击了一掌一样，我倒退一步。 杨宽把外套和帽子都脱给我，我老实地穿戴了，跟他道别。 走下台阶，又走了三五步，门里透出的雪亮的灯光还铺在眼前。回头看，杨宽穿着单薄的衬衫站在那儿目送着我，冷风像洪水一样灌进去。
“要是我有什么危险，你会通知我吗？”我喊。风从我背后吹来。 他点了点头，表情看不清楚。
~2~
我一直守在家里不肯出门，一步也没有。吃喝只叫麦当劳，垃圾交给小时工。她拿起吸尘器想打扫，我说不用，只扔掉垃圾就好，快快走， 只留我一个人。
我一直在等人敲门，等得无聊，就把房间打扫了一遍。这大概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做大扫除，连柜顶都踩着桌子擦了一遍，我累得躺在地板上，盯着灯罩发愣。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几天后就是万圣节，也是陈白露的生日。 关于如何给陈白露做生日，薛先生和我谈过好几次。他想要办一个陈白露从未见过的盛大聚会，我笑着说：“陈白露并不热衷这些场合，有两年的生日她连我都不见，一个人悄悄地过去完事。”
“今年和往年不一样，二十四算个‘整数’。”薛先生说。 我低头想了想，可不是，我们俩都是二十四岁了。
我笑：“这有什么难的，多多花钱，酒、花、点心都要最好的，场地也要最好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都请上，您什么热闹没见过，还要问我？”
薛先生皱着眉头说：“我怕她身体禁不住，她太虚弱了。” “我知道陈白露不喜欢医院，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脾气，可是也不能什么都纵容她，以前我和她关系好的时候——”我顿了顿，接着说， “劝得急了，她也肯去看医生。她身体底子不错，但不能总这样拖着。”
“也不是别的病，是从前的肺病没有好利索。说起来也奇怪，”薛先生一脸忧虑和不解，“在冰岛明明好好的，也胖了些，回到北京又生病， 反反复复，一天好一天坏的，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把病根去干净。”
我没有再说什么，答案只有那一个，从来就只有那一个。 我看着薛先生，我知道自己的眼神正像杨宽看我时那样，全是同情。
我同情这个男人，陈白露对自己的过去闭口不提，他对她一无所知。薛先生和我商量给陈白露大做生日这天，那个托陈白露介绍杨宽认识的商人因为经济问题被检察院起诉，据说问题不止一桩。这头陈白露和杨宽一千万已落袋，薛先生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
~3~
万圣节那天，天气回暖，连续几日的大风把阴霾吹得干干净净，天空碧蓝如大海。陈白露的二十四岁生日聚会在我操办过首映式的楼顶， 这是我提议的。后来薛先生去看了那个地方，说视野和设施都不错。
宴会在下午三点开始，我在中午时到了陈白露家，带着自己烤的一打饼干，我想和她一起吃午饭。她穿着绣着白色牡丹花的拖鞋来给我开门， 一身纯素，更衬得脸色赤红似火。我一个月没见到她，顿时吓了一跳。
“帮我选衣服。”她说。 我跟着她走进更衣室，从后面看她，她扎着头发，露出一截白腻的脖子，腰细得仿佛随时能折断。二十几条长礼服像列兵一样挂在窗前， 窗帘全部拉开，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在房间里踱着步，紧抿着嘴唇挑选着长裙，又打开珠宝盒给我看她的藏品 ——她喜欢钻石，盒子打开的时候，仿佛有几千个阴谋家在里面眨着眼睛。
时间还早，但她早早穿戴好，坐在镜子前让我给她梳头发。 我抓起她的长发，那柔软的、干燥的、微微带着静电的触感使我感到一阵陌生。而她惬意地把头向后仰着，闭着眼睛，微笑着叹了口气。 这是劝她去看医生的好时候。 我一下一下梳理着她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要不是薛先生说本命年要大做生日，我还意识不到咱们已经二十四岁了。这四五年的时间一眨眼就没了，心里还老觉得自己停留在十八九岁呢。你记得五年前我得阑尾炎，住院做手术吗？
和我同病房的老阿姨比我早做两天，可我出院的时候，她还不能起身呢。”
“傻气。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和你十九岁的人比。” “就是这样。别说四五十岁，我现在再动个小手术，也未必有五年前恢复得快；现在偶尔熬个夜，第二天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可见底子再好、人再坚强，也不能和时间对着干。”
陈白露睁开眼睛：“你这是怎么了，好好的伤春悲秋干什么？我倒是听路雯珊说，你慌慌张张地去找杨宽，又急忙走了，为什么？”
“路过而已。你别转移话题，我正说现在的身体不如小时候好呢。” 她终于憋不住笑了，露出一排白牙，刚梳好的头发又散乱地披下来。
她笑得很凶，后来止不住地咳了起来，一只手按着胸口，还喘着气笑。 我看着她。 “你一开口我就觉得有问题，你有什么可伤感的，还不是找话头劝我去医院？” 我泄了气：“爱去不去。” 她笑着说：“最近天气忽冷忽热，有点儿咳嗽而已，且死不了呢。” “死了才好。”
“是呀，你巴不得我压根没出现过，是不是？” 我赌气：“一点儿没错。” 她继续开着玩笑：“都怪我，生把你和陈言拆散了。三年前你的生日聚会我就不该参加，也就没有后来这些事。”
“没有这种可能，你是我的朋友，那天你一定会去，你们一定会遇上，他一定会问你的名字。”
“是，”她笑着点头，“我就不该认识你。这样我就不认识陈言，不会有朝一日坐在这里，带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和一个伤了元气的身体。”
我一愣，看着她脸上灿烂的笑。 “你要恨我就恨吧。”我突然灰了心。 我说：“我就知道，你才不会这么轻易地原谅我——在郊外住上一年你就全都释怀了？你会这么软弱健忘？别人能被你的外表骗了，我可不是第一天认识你，陈白露，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恨着我。”
我说着哭了起来，眼泪一颗颗落在新裙子上。
陈白露被我吓到了，她保持着灿烂无欢的笑容，眼睛睁得很大。我哭个不停，然后她有点儿慌了。
“我和你开玩笑呢——怕你无聊。”
“是呀，我好无聊，我在金子堆里长大，每天吃吃逛逛，昨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二十年后也还是这样，有谁能比你更了解我有多无聊呢 ? 没有了，因为十年前你也是和我一样。”
“你提这些事干什么？我后来什么也没有了。” “是，你别忘了，我也许会有‘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又哭又笑，“你不用恨我，我也不怪你，你我是一样的人，迟十年，早十年，最后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4~
那天的生日party上，薛先生简直请来了半个北京的人。陈白露挨个周旋，很快我就发现她体力不支。她没有化妆，可是双颊通赤得如同舞台上的花旦。在我身边停留的时候，我看到她耳后的虚汗汇成一小股， 流进雪白的貂毛领子里。
天一擦黑，她就悄悄地走了，连薛先生也没发觉。我看着她在人群的遮掩下拉开天台的铁门，然后消失在夜色里了。
~5~
十天之后是我的生日。虽然事事要自己来、比不得陈白露有薛先生筹划，我也不愿太简便：毕竟是二十四岁，我经过了两个龙年。
这两年的生日都是在外面过，上一次在家里办party，正是陈言遇到陈白露的那一次。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些，可是当我把krug pink镇在冰桶里的时候，我把珍藏的盘子们搬出来用细麻布擦拭干净的时候、我采摘薄荷的嫩芽预备调酒用的时候，旧时光呼啸而至。我坐在一把宽大的水曲柳太师椅上，看着盘子上的水渍慢慢蒸发干净，在灯光下反射着柔和的光，仿佛那盘子里被掸满烟灰、香槟的泡沫泼了一裙子的时刻， 就是上一秒钟；仿佛这暖和的大房子里还充满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调笑声， 陈言坐在摆满珍馐的长桌前，左一个姑娘，右一个姑娘，陈白露就坐在窗前那把孔雀椅上，一脸不耐烦地切着雪茄……
我不住地抹着眼泪。我在客厅里坐到天亮。灯全部都开着。菜和茶都冷掉了，冰桶里的冰块早就融化，泛着浑浊的泡沫。
一个人也没有来。连陈白露也没来，她已经发了三天高烧。杨宽和路雯珊在北海道度假。
我和父母失去联系，已经整整一个月。 当我拨通付师傅的电话却总是无人接听的时候，我知道从今以后，我只能自生自灭了。 自生自灭。
我直到此时，才明白这是个多么残酷的词语。自生何其艰难，自灭又多么容易：关起门来，不梳洗打扮，不接电话，直到把老本花完，然后……然后再说然后，谁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呢？我没有得罪这世界一分一毫，我见到乞丐会施舍，排队时有人插队我退后，我连课都没有翘过一节，就算我对世界毫无贡献，也是毫无危害的，那么世界为什么凭空扔给我这样的厄运呢？我终日拉着窗帘，电用光了不想出门去买，反正冰箱常年空着，电脑手机都可以不用，音乐也是不必听了，要照明我有一柜子的精油蜡烛，那是我多年的藏品。
每燃一支，就少一支。我可能再也买不起这样好的蜡烛，也不能再从古巴的小镇或者伊斯坦布尔的教堂里把它们搜罗起来。
可我一点儿也不心疼。我把蜡烛点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客厅、书房、 客房、卧室，到处都明晃晃的，几十个影子在墙壁上跳动，几十种香味同时涌过来，我感到头晕脑涨。
一只白蜡烛在我眼前熄灭了，烛心倒在一小汪蜡油里，烟冲起来， 闻起来像是悲哀的味道。读戏文系的时候，常常写到一个人精神崩溃， 我让他大哭、狂奔、奄奄一息，自以为写得逼真；可等到自己身在戏里， 才明白所谓的崩溃，就是静默地对着烛心的那一刻，就是那一刻。
我不记得自己在地上蹲了多久，后来陈白露来了。烛影重重，我听到身后的房门被按动密码锁的声音，但是并不害怕，我知道是她来了。
她的脚步轻得难以察觉，房间内的景象也没有使她发出惊呼或者叹息，她只是走到我身边，跪下来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肩膀上。
“你的身体好了吗？”我平静地问。 “我好了。我以后不会离开你。你永远都有我。”她说。
~6~
当天晚上我睡在陈白露家，她旧小区的小公寓。我在她的搀扶下朝着黑洞洞的楼门走去，出租车一直停在那儿，亮着前灯为我们照明。又是深秋，一地枯枝败叶，踩上去是沉闷的断裂声。
陈白露没回过这所房子。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上一层细细的粉尘。
好在暖气是滚热的。
她灌了一只热水袋让我我抱在怀里，我躺在床上，不住地发着抖。 她在冰凉的丝绸被子下垫了一层绒毯，又把自己的大衣盖在我身上。“睡吧。”她说。
~7~
第二天，有人找到陈白露家里，我被人告知不被允许回家了，那所我住了许多年的房子不再是我的。来人是一个面相和善的大叔，开口讲话时脸颊上全是括号。他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说：“这的确比较突然……”
“突然？”我笑了，“三天前电卡里的钱用光了，我没有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