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迅速审视衣橱间与浴室。大致说来，主卧还算整洁，丝毫没有被搅乱。所有迹象显示，捣毁这间房间或下手抢劫并不在凶手的计划中。
马里诺注视着在进行鉴定的警官，他们正打开衣柜的抽屉。
“关于她丈夫，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周一到周五住在夏洛茨维尔，星期五回家过周末，星期天晚上再回夏洛茨维尔。”
“他念什么？”
“他说是文学，”马里诺回答，眼睛四处张望，就是不看我，“在念博士学位。”
“哪一科？”
“文学。”他又说了一遍，慢慢咀嚼每个字母。
“哪种文学？”
他棕色的眼睛终于毫不留情地停在我身上。
“他说是美国文学，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真正的兴趣在戏剧。看来他现在就已经参加演出。我想他说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演过不少戏，有电影在附近开拍时也会在里面轧个小角色。还拍过电视广告。”
进行鉴定的警官们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转过身，手里的刷子停在半空中。
马里诺指着桌上的软盘大声宣布，声音洪亮得保证每个人都听得到：“看来我们最好检查那里面有什么，说不定是他正在写的剧本，嗯？”
“我们可以在我办公室看，我们有几台IBM兼容的个人电脑。”我建议道。
“个人电脑，”他慢吞吞地说，“哼，可打败了我的打字机。皇家牌，标准型，黑匣子般的块头，黏糊糊的键盘，拉拉杂杂的一堆。”
一个警官从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一叠毛衣下面抽出一样东西来——一把长刃的野外求生刀，刀把上配有指南针，刀鞘上有个小袋子装着小磨刀石。他小心地尽量不多碰触，把它装到一个放证物的塑料袋里。
在同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一盒保险套。我向马里诺指出这不寻常，因为就我在卧室所见，洛丽用口服避孕药。
马里诺和其他警官果然开始往坏处想。
我脱丁手套，塞进医事包。“你们可以动她了。”我说。
这些家伙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好像忽然才记起，在搅乱翻倒的床中央有个被杀的女人。她的嘴被往后扯，痛苦似乎从牙齿间传出，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茫然地往上瞪视。
有人用无线电通知救护车，几分钟后，两个身着蓝色连身衣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前来。他们在担架上面铺了干净的白布，把它紧紧顶住床。
在我的指挥下，洛丽·彼得森被搬上担架，用床单包好。那几双戴了手套的手都没有碰到她的皮肤。她被轻轻放上担架，床单也用别针别了起来，以确保没有失落或增加任何细微的证据。尼龙搭扣被扯开再封住那个如白色蚕茧般的物件时，发出像撕裂的响声。
马里诺跟着我走出卧室。他说要陪我走到车前，我不免感到惊讶。
我们来到楼下，马特·彼得森站在那里。他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绝望地瞪着我，向我索求只有我可以给他的东西——希望和安慰，对他保证他的妻子死干一瞬间，没受什么罪，死后才被绑起来强奸。但我对他无话可说。马里诺带着我穿过客厅，走出房门。
在红蓝灯光闪烁的背景下，房子前院被电视台的摄影灯照得通明。那些魂不守舍的调度员断断续续的对话声正努力对抗轰隆隆的引擎声，雨丝开始悄悄透过薄雾洒了下来。
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的记者无所不在，他们不耐烦地等着尸体从前阶抬下，然后滑进救护车车厢。一帮电视台的人站在街上，一个身段利落、穿着风衣的女子正对着麦克风说话。她绷着脸，严肃地对着一架磨人的摄像机，为星期六晚间新闻录下犯罪现场实况报道。
比尔·鲍尔斯，弗吉尼亚州检察官，刚好赶到，正准备下车。他看来有些茫然，还没睡醒，一心要逃开那些记者。他还不清楚情况，也就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谁通知了他，可能就是马里诺。这时警察到处巡视，好几个人拿着强光手电对着草地没头没脑地乱照，还有些人靠着他们的白色巡逻车聚在一起说话。鲍尔斯拉起防风夹克的拉链，看到我时微一点头，匆匆上了走道。
警察局长和一个警官坐在一部没有标志、亮着照明灯的浅灰褐色车内。他们脸色惨白，正点着头同记者艾比·特思布尔交谈，她从敞开的车窗外向他们提问。我们一走上街，她就尾随而至。
马里诺一翻手把她打发了。“嘿，无可奉告。”他用那种“滚你妈的”的声调说。
他的回答让人精神一振，几乎有种安慰的作用。
“这真是糟透了！”马里诺一脸憎厌，在身上摸索着找烟，“上帝！简直就像定期上演的戏码。”
马里诺替我打开车门，清凉的雨丝落在我的脸上。我发动车子时，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心开车，大夫。”
第二章
衬着幽暗的夜空，那白色的钟面如满月般浮动。它高悬在老火车站的圆顶上方，在铁轨和九十五号州际公路的天桥上。多年以前最后一班载客的火车停驶后，那大钟上金属细丝制成的指针也跟着停摆，正指向十二点十七分。卫生与社会服务局决定在城内这片低洼区域盖一座为死人服务的医院，时间在这里仿佛永远停在十二点十七分。
建筑物矗立起来又倾倒。轿车、货车不间歇的隆隆吼声像是远方满怀抑郁的海洋。脚下的地面则是布满垃圾、杂草蔓生的干土，又像渗透了毒液的海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上面生长，入夜之后又没有任何灯光。除了卡车司机、旅客和火车沿钢筋水泥的车道疾驶而过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在这里移动。
我开车经过这片黑暗，那白色的钟面看着我，宛如梦中那张惨白的脸。
我的旅行车从铁丝网护栏的开口驶入，停在我过去两年内几乎每天都去报到的灰色大楼后面。除了我的车，唯一的公务车属于指纹鉴定专家尼尔斯·范德。马里诺通知我后，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他。自从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我就开始执行新政策：万一有新案发生，范德就立刻来停尸间与我会合。现在他已经坐在X光间，准备进行激光检验。
门外有光洒在柏油路上，两个医护人员正从一辆救护车的后门拉出一个放着黑色敛尸袋的担架。整个晚上都有尸体送来。在弗吉尼亚州中部，出现任何死干非命、死亡出人意料或死因可疑的情况，尸体都会被送到这里来，不分昼夜，不分时刻。
那两个身穿蓝色连身衣的年轻人看到我打开门进去，好像有点惊讶。
“你今天来得挺早，大夫。”
“在梅克伦堡发生的一起自杀案，”另一个人主动介绍道，“奔到火车前面一头撞死，五十英尺内都有他的残骸。”
“嗬！一块块的…”
担架跌跌撞撞地穿门进入贴了白色瓷砖的走道。那个敛尸袋不是有问题就是披撕破了，血从担架下面漏了出来，留下一道斑驳的血迹。
停尸间有股特殊的气味，死亡腐烂的臭味用再多除臭剂也掩盖不了。就算蒙住我的眼睛，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清晨的此刻，那股气味尤为显着，比平时更难闻。担架喧哗着穿过空洞静寂的走道，医护人员把那自杀身亡的人推进了不锈钢冰箱。
我右转进入办公室。警卫弗雷德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咖啡，等着那两个救护车上的医护签发尸体离去。他坐在桌子的边缘避开不看。就算有枪指着他的头，也无法迫使他将任何尸体送入冰箱。从被单下露出的悬了名牌编号的冰冷脚趾对他有种特别的效应。
他斜斜瞄了一眼墙上的钟。他十小时的班即将结束。
“还有一具勒杀案的尸体要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主啊，主啊，实在太不幸了！”他摇着头，“我告诉你，真难想象有人会做出这种事来。那些可怜的女孩。”他还在摇着头。
“马上就到，我希望你关好大门，尸体进来后也要一直关紧，弗雷德。好多记者都会来。我不希望任何人靠近这大楼五十英尺之内。我说明白了吗？”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严厉又尖锐，但我的神经像是吱吱作响的电线。
“是，是。”他奋力点头，“我会注意，一定。”
我点燃一支烟，拿起电话，戳出我家的电话号码。
响到第二声，柏莎就接了起来，她粗哑地说“喂”，声音像是没睡醒。
“只是问一下。”
“我在这里。露西一点也没被吵到，凯医生。睡得像块木头，压根儿没听到我进来。”
“谢谢你，柏莎，太感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凯医生。”
这些天来柏莎和我一样都得随传随到。如果我在半夜接到召唤，她也一样。我给了她大门钥匙，以及如何使用警报系统的说明。大概我一出门去现场，不久她就到了。我迟钝地想到几个小时后露西醒来，会发现在厨房的不是她的姨妈，而是柏莎。
我原本答应露西今天要带她去蒙蒂塞洛。
不远处放手术用具的推车上摆着一台蓝色的电器，比微波炉稍小，前面有一排明亮的绿灯。在漆黑的X光间，它像是浮在虚无空间的卫星，它的一条电线连接到一根装满海水、铅笔大小的棒子。
我们去年冬天购买的激光装备其实很简单。在一般光源下，原子与分子在不同波长各自发光，但若一个原子受到热刺激，再被某种波长的光照在上面，便可因此发出光来。
“再给我一点时间。”尼尔斯·范德正背对着我试各种不同的按钮开关。“今早机器预热很慢…”他有气无为地嘟囔，“跟我一样。”
我站在X光桌的另一头，从暗黄的护目镜后注视他的影子。在我正下方那黝黑的一块是洛丽，彼得森的尸体。从她床上拖下的床单已经打开，但仍在她的身下。我似乎已在黑暗中等待了很久。我专心致志，双手紧握，心无杂念。她身体温热，刚刚结束的生命像一股气味般还停留在她身上。
范德宣布“可以开始了”，然后开启了一个开关。
激光棒立刻射出明亮的光线，宛如液态的金绿宝石。它并非驱除黑暗，反而像是吸收了黑暗。它不发光，看起来就像在浮动一样。范德走过桌子，身形仿佛一件飘动的实验袍，接着拿棒子指向她的脑袋。
我们一英寸一英寸地探索那肿胀的肉体。微小的纤维像热丝般发亮，我用镊子将它们夹起。当我的手从她在X光桌上的身体移到放在推车上收集证据的各种封袋时，我简短的动作造成一种慢动作的幻觉，来来去去，彼此毫不相干。激光像轰炸似的照亮她的嘴角、颊骨内涌出的血、鼻翼，每一英寸都被分隔开来。我戴着手套抓着镊子的手指好像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一个陌生人。
房间里一会儿漆黑，一会儿又耀眼的明亮，忽明忽亮令人眩晕。唯一让我保持平衡的办法，是把心思集中在一件事上，好像我也是那一段一段的激光。我与我在做的事配合一致，把全副精神融合成一道光波。
“把她运进来的一个家伙告诉我，”范德说，“她是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外科住院医生。”
我毫无反应。
“你认得她吗？”
我吃了一惊，心里某处像握拳般缩紧。我也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那里有成百的医学院学生和住院医生。我没理由一定会认识她。
我除了继续指示他外并未作答。我告诉他“往右一点”，或“在那里停一会儿”。范德慢慢地，很小心紧张地操作，我也一样。我们都逐渐感到无望和受挫。到目前为止，激光不过像台胡佛牌吸尘器，吸了一堆无关紧要的垃圾。
我们在约二十个案子中试用过激光，只有几次发生了效用。激光除了可以用来找出纤维和其他细小的证据，在它的刺激下，汗水里的多种成分也会像霓虹灯般发光。从理论上说，留在人体上的指印在激光下会发出亮光，而传统的验指纹粉和化学药品在这点上就毫无用处。但我只知道一个个案，在南佛罗里达，有一个印在人体肌肤上的指纹被鉴定人员找了出来。当时有个女人在一家健身中心被谋杀，凶手的手上有防晒油。然而范德和我都没抱多大的指望。
因此，我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一时没会过意来。
激光棒在探索洛丽·彼得森的右肩。当棒子指在她锁骨上方时，三个不规则的印子忽然跳了出来，好像是用磷画出来的。我们两个呆呆地站在那里瞪了一会儿，然后，范德咬着牙吹了声口哨，我只感到背脊发凉。
范德拿出一瓶粉末和一把指纹刷，小心翼翼地往隐藏在洛丽·彼得森皮肤上的那三枚指纹上刷粉。
我生出一线希望：“有用吗？”
“我们有部分指纹。”他一边用拍立得相机拍照，一边不着力地回答，“脊骨上的细节很清楚，依我看好到可以分类。我立刻把这些宝贝送进电脑。”
“看起来像是同样的残余物。”我边想边说，“他手上总是有那种东西。”这个魔鬼再度签名，而且明显得令人难以置信。
“看起来像是一样，但他手上该有更多这玩意儿才对。”
凶手过去从未留下指印，但那些发亮的残余物却在我们意料之中。还不止这些。当范德开始探触她的脖颈时，细小的白色星群像在暗巷中被车灯扫亮的玻璃碎片。他对好激光棒，我伸手去拿消过毒的药棉。
我们在前三个遭绞杀的被害者身上都发现了同样的亮点，第三个比第二个多，第一个最少，样本已经送到检验室。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知道这种残余物不是有机物之外，对其成分一无所知。
我们现在还是无解，倒是有张单子，列出不可能的物质。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范德和我做过好几种实验。我们在手臂上涂了各种东西，从人造奶油到润肤油全用上了，看哪些会对激光有反应，哪些不会。会发光的样品比我们原来预期的少，但没有一样像那种不知名的残余物般发出那种明亮的光来。
我轻轻伸出一指，挑起环绕在洛丽·彼得森脖子周围的电线，她肌肉上一道愤怒的红色深沟暴露出来。边缘并不清楚…绞杀的过程比我原来设想的更缓慢。我看到被电线擦伤的痕迹出现在好多地方。套索的松紧程度让她勉强活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之间收紧了。电线上好几处有亮光，其他再无线索。
“试试她脚踝上的绳索。”我轻轻地说。
我们移到下面。有同样的白色亮光，但并不多。在她的脸、头发和腿上，都找不到一点类似残余物。手臂上有一点，很多在胸和手臂上方。手腕被野蛮地绑在背后，而电线上有好多细小的白光。另外，在她被割开的睡袍上也有。
我离开桌子，点燃烟，开始重建可能发生的情况。
凶手手上有某种物质，只要他一碰被害人，那种物质就会沾上去。洛丽·彼得森的睡袍被扯下后，他可能去抓她的右肩，所以在她的锁骨上留下了指纹。有一件事很确定：这种物质在她的锁骨上最多，他一定最先碰她那里。
这就怪了，好像很合理，其实却不然。
从一开始，我就假设凶手立刻绑住被害人，她们很可能被迫屈服在刀锋下，然后凶手才把她们绑起来，割开她们的衣服或干下其他罪行。他碰的地方越多，手上的那种物质就越少。但为什么在她的锁骨上会有这么多？当他一开始攻击时，是不是这部分肌肤已经暴露了出来？我并不这么认为。她的睡袍是那种紧密的棉布，柔软有弹性，看起来就像一件长袖运动衫，上面没有纽扣或拉链。唯一的穿法就是套头，她的锁骨部位应该在衣服下面才是。如果她还穿着睡袍，凶手不可能碰到她的锁骨，而且这次的分量之多前所未见。
我走到外面的走廊，那里有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官靠着墙在聊天。我要其中一个用无线电通知马里诺立刻给我打电话，听到马里诺破锣般的嗓音在无线电那一头响起。我在停尸间的硬砖地板上踱来踱去，周围是发亮的不锈钢桌、水槽和放满外科手术用具的推车，有个水龙头在漏水，消毒剂的气味总是甜得令人恶心，只有在还有更难闻的东西存在时，那股气味才勉强让人能够忍受。桌上的电话像在嘲弄我似的保持寂静，马里诺知道我在电话机旁等待，显然，他很高兴有机会让我等待。
从头回想到底在哪一点上出了错是件很无聊的事，但有时我还是禁不住会想。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马里诺很客气，我很有礼貌地用力同他握手，但他的眼睛像两枚肮脏的硬币那样平板无神。
二十分钟后，电话铃终于响起。马里诺还在彼得森的家里询问死者丈夫，套句警探的老话，那个男人像茅坑里的耗子般不上道。
我告诉他那些会发光的残余物。我重复以前对他作过的解释，那种残余物可能只是一般的家庭用品。那个神经病凶手不知怎的把它加进他杀人的仪式之中——婴儿润肤粉、油膏、化妆品、清洁剂等等，都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排除了多种可能性，目的就是要先剔除各种可能的物品。如果这种物质并不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老实说，我也不认为这会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那么可能只是他身上刚好有，也许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但这个线索有一天说不定会把我们带到他工作或居住的地方。
“嗯，”马里诺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好，我会到柜子之类的地方找找看，不过我有自己的看法。”
“什么？”
“那男人在演戏，对不对？每周五他都得排戏，所以回来得这么晚。告诉我，我说得对不对：演员脸上会涂很浓的油彩？”
“只有彩排或正式演出时才涂。”
“嗬——”他拖长了声音说，“据他说，他回来前正好有彩排，然后就发现他太太死了。我的脑袋里有个小声音对我说——”
我打断他：“你有没有他的指纹？”
“嗯，有。”
“把他的指纹放在塑料袋里，回来后直接交给我。”
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也没心情详加解释。
挂电话前，马里诺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去。我有种感觉，会在这里待上好一阵子，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
看来不到星期一我是看不到他或那指纹了。马里诺找到了他的嫌疑人。他和其他警察一样，经常这样推论。即使一个男人像圣人般无瑕，但当他太太死在西雅图而他本人远在英国时，警察还是会第一个怀疑他，永远是这样。
枪杀、毒杀、毒打、刀杀是一回事，但这样残酷的谋杀是另一回事。做丈夫的很少会有这种兴趣，把自己的太太绑起来强奸并勒死。
我想我太疲倦了，才会觉得这么挫败。我在凌晨两点三十三分起床，现在已是晚上六点。那些来停尸间的警察早已离去，范德在午饭时刻回家，我的一个验尸技师温格接着也离开了。除了我，整座大楼没有另一个人影。
平时渴望的安静现在却让我神经紧张。我一直在发冷，双手僵硬，指尖几乎发蓝。每次前面办公室的电话铃响，我都会吓一大跳。
除了我，没人担心我的办公室是否够安全。我要求增加必要安全措施的预算一再遭拒。局长只想减少支出。照他想来，就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门户洞开欢迎光顾，也不会有贼来——尸体比警犬灵光多了。
我从来不怕死人，让我害怕的是活人。
几个月前，一个疯狂的杀手走进附近一间诊所，对着候诊室的满屋病人一阵扫射。这事过后，我便去五金行买了链条和挂锁，办公室关门后和周末时，可以用来保卫前面的两扇玻璃大门。
正当我埋首办公时，突然听见有人剧烈摇晃前门。我勉强逼迫自己穿过走廊去查看。门上的链子被震得摇来摇去，但不见人。外面的流浪汉有时会试着进来上厕所，不过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这时，对面的电梯突然打开，我立刻拿起一把大剪刀准备迎战，不过出现的是轮值警卫。
“刚才你有没有想从前面的门进来？”我问。
他好奇地扫了一眼我手上的利剪，说没有。我知道这话问得很没道理。他明知道前门用链子锁了起来，而且他也有大楼其他门的钥匙，没理由走前门。
我重新回到桌前，要把洛丽·彼得森的验尸报告口录下来。不安的沉寂浮在半空。不知什么缘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就是不能忍受听到那些字眼被大声地说出来。这些话不该让任何人听到，即使是我的秘书罗丝也不该受这种罪。没有人该听到那些发亮的残余物、精液，和她脖子上的伤痕。最可怕的是她曾被残酷折磨的证据，凶手越来越残忍凶暴了。
强暴与谋杀对他来说已不够过瘾。直到我解开洛丽·彼得森身上的绳索，割开她皮肤发红的部分，找到她骨头折断的地方时，我才明白她死前的遭遇。
那些挫伤才发生不久，从皮肤表面几乎看不出来。但割开皮肤，就可以看到破裂的血管，看得出她曾被重物击打，可能是用膝盖或脚。左边有三根肋骨断了，四根手指也被折断。她的嘴里有纤维，大部分在舌头上，这显示凶手可能曾将她的嘴塞住，让她无法尖叫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