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说什么。
我软弱地加上一句:“说不定是我多心了。”
“也许你猜得对。”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他解释,“事情的发展可能正如你所说。有人想逃避责任,所以想办法归罪于你。法医很容易被拿来当替死鬼。一般民众不了解法医在做什么,他们对法医有种可怖的印象与假设。人们对于那些切开他们亲人身体的法医根本无法有好感,他们觉得这是种残害,最后的不敬…”
“请你别再说了。”我忍不住插嘴。
他温和地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太明白了。”
“你的电脑被侵入实在太不幸了。”
“上帝!这件事让我希望我们还在用打字机。”
他望向窗外。“让我说句律师会对你说的话,凯。”他的眼神飘回来对着我,神色凝重地说,“我建议你要非常小心,但别想得太多,以至于无法专心调查。肮脏的政治,或对它的恐惧,会让你分心、犯错。你的对手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制造那些错误。”
那些贴错标签的样本飞过我的脑子。我的胃立刻打结。
他接着说:“这情况就像沉船上的人会变得野蛮,每个人只顾着求生存。你不想挡在任何人的前面。当别人陷入恐慌时,你不希望让自己处于弱势。里士满的人现在正陷于恐慌。”
“有些人是。”我同意。
“可以想见。洛丽·彼得森的死并非不可避免。警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没有对她的报警电话优先处理。凶手仍旧逍遥法外,妇女继续遭殃。大众在怪政府官员,当官的在找代罪羔羊。这是野兽的本能。如果警方、政客可以一路怪罪下来,他们就会这样干。”
“或一直怪到我的门口为止。”我愤愤地说,不由得想起凯戈尼。这种事会不会落到他头上?我知道答案,并且大声说了出来。“我不得不觉得,因为我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当成攻击目标。”
“你是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弗特西斯回答,“在那些老男孩发现你牙尖齿利之前,你永远会被视为容易攻击的目标。但你不好惹,”他微笑,“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该怎么让他们知道?”
“你的办公室里有没有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我的下属很忠心。”
他一手挥掉我的回答。“信任,凯,信任到你可以托付生命。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
“玛格丽特一直很忠心。”我迟疑着回答,“但托付性命?我不觉得。我对她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我是指你的安全…你最好的防卫是想办法找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你可能找不出。如果可能,你可以找一个受过专业电脑训练的人帮助你,一个科技侦探或你可以信任的人。我想,去找一个你不真正了解或可能会说三道四的人不是个好办法。”
“我想不出这样的人。就算我找出是谁干的,也不见得有好处。如果确实是记者侵入,我看不出即使找到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也许不会有帮助,但说不定有,我会试试看。”
我不了解他想把我推往哪个方向。我感觉到他有他的怀疑。
“我会把这些事记在心里。”他答应我,“如果我被叫去作证,凯。如果有人逼问我,比如,像那些新闻报道是否会促使凶手的暴力达到顶点之类的话,”他停了一下,“我不想被人利用,但我也不能说谎。事实上,这个凶手对新闻的反应和他的动机,都有些不寻常。”
我静静地听着。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连环杀手都对有关他们的报道感兴趣。大众比较会相信,大多数做出这种耸动罪案的人想获得知名度,想领略自身的重要性,譬如辛克利。只要射杀了总统,立刻会变成英雄。一个能力不足、心理失衡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保不住工作,也无法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但这举动却让他在一夕之间举世皆知。依我的看法,这类人是例外,他们是极端。另一极端是卢卡斯与图勒。他们作案后,常常不等案子上报就已经离开。他们藏起尸体,隐匿行踪。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不断搬家,沿路寻找下一个目标。根据我对里士满凶手的心理分析,他是这两种极端的混合。一方面,他杀人因为他非杀不可,但也绝对不想被人抓到。另一方面,人们对他的注意又让他兴奋,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做的事。”
“你这么告诉埃伯格的?”
“我想上星期我与埃伯格或其他人讨论时,我还没有想得这样清楚。但汉娜·耶伯勒的案子坚定了我的想法。”
“因为艾比·特恩布尔?”
“不错。”
“如果她是凶手锁定的目标,当你想震撼里士满,甚至上全国新闻头条,还有什么比杀了正在报道这条新闻的得奖记者更好?”
“如果艾比·特恩布尔是他原计划要杀的人,那么他这次的行动是有选择地冲着一个人而来。前四次看起来是那种随机挑选、残杀陌生人的典型案件。凶手不认识那些女人。他跟踪她们,一有机会就下手。”
“DNA检验会证实是不是同一个人。”我猜测着他想法的走向,“但我很确定。我绝不相信是另一个人杀死汉娜。那个凶手想杀的人其实是艾比。”
“艾比·特恩布尔是名人。从一方面来说,我问自己,如果她是预定的被害人,凶手可不可能犯了错误,错杀了她妹妹?另一方面,如果预定的被害人确实是汉娜·耶伯勒,而她偏偏又是艾比的妹妹,这种巧合未免太令人难以置信。”
“更怪的事也曾发生过。”
“当然,没有一件事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可以猜测一辈子,但永远不能确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比方说,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他被他母亲虐待,被人性虐待,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在报复社会,以表示对这世界的轻蔑?我在这行待得越久,越相信大多数心理学家不愿听的话,那就是有些人杀人,只是因为他们享受杀人。”
“我很早以前就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愤怒地告诉他。
“我想那个里士满的凶手正得意得不得了。”他平静地继续,“他非常狡猾,计划得非常周全,很少犯错。我们不是在对付那种右前方脑叶出了问题、心理不能适应的人。他没有精神错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精神病态的性虐待狂,智力在中等以上,能够应付社会,可以保持能被一般人接受的表面行为。我相信他在里士满有职业。如果通过他的职业或嗜好,他经常接触到心理或生理上受伤,或很容易被他控制的人,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哪一类职业?”我不安地问。
“可以是任何一种。我打赌,他够聪明,够能干,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我记得马里诺如是说。我提醒弗特西斯:“你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原来你假设他可能有犯罪记录或有精神病史,说不定两者都有。一个刚从精神病院或监狱出来的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由于最后两件案子,特别是把艾比·特恩布尔放进来考虑后,我的想法改变了。一般精神错乱的凶手很少有能力一再逃过警察的追缉。我认为在里士满的凶手富有经验,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杀人多年,而且成功地逃过追捕,就像现在一样。”
“你认为他搬到一个地方,杀上几个月,然后再搬走?”
“不一定。他可能相当自律,搬到新地方,找到新职业。他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动手,但一旦开始就不能歇手。而且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越难满足。他变得越发大胆,越发不能控制。他向警方挑衅,然后经过媒体报道,整个城市的注意力让他很享受——现在可能又加上了他对被害人的选择。”
“艾比,”我低语道,“如果他是想杀她。”
他点点头。“这是他所做的最新、最大胆、最不顾危险的事——如果他杀掉一个高知名度的政法记者,会是他最大的成就。不过也可能有其他因素,相关的想法,心理的投射。艾比写他,使他觉得他与她有某种关联。他的愤怒、幻想都集中在她身上。”
“但他搞错了。”我愤怒地说,“他认为的最高成就,这下全搞砸了。”
“正是。他可能并不清楚艾比的长相,也不知道她妹妹去年秋天搬来与她同住。”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很可能直到他看到新闻或读到报纸,才发现他杀的女人不是艾比。”
我被这样的想法吓了一跳。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这点。
“这让我非常忧虑。”他靠回椅背。
“什么?他可能再去杀她?”我并不相信。
“我担心,这次没有实现计划,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他可能因此变得更为残忍。”
“他还要多残忍,才算更残忍?”我大叫出来,“你知道他对洛丽做了什么?现在汉娜…”
他脸上的神情让我停了下来。
“在你来之前不久,我打过电话给马里诺,凯。”
弗特西斯知道。
他知道汉娜·耶伯勒的阴道样本呈阴性反应。
凶手可能没有对准。我收集到的大部分精液在被单和她的腿上。他唯一成功插进的是把刀。她身体下的床单因血液凝固而僵硬变黑。即使她没有被勒死,也可能因流血过多而死。
我们坐在逼人的沉默之中,眼前浮现出恐怖的影像。居然有人能如此折磨另一个人,甚至因此而得到快感。
我看向弗特西斯,他眼神黯淡,脸色憔悴。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这样苍老。他可以听到、看到发生在汉娜身上的折磨,他比我更清楚这样的事。房间似乎向我们包围过来。
我们两人同时起身。
我绕了远路,走回停车的地方,没有走直通停车场的那条小路,而是穿过校园。远处的蓝脊山脉像朦胧的冰冻海洋,圆形建筑的圆顶是明亮的白色,草地上有一条条稀疏的阴影。我可以闻到树的气味,草地在阳光下依然温暖。
一群群学生从我身旁走过。他们自在地谈笑,没人注意到我。当我走到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时,背后突然传来阵阵跑步声。我的心几乎跳了出来。我猛地转身,一个慢跑的年轻人撞见我惊吓的眼神,嘴诧异地张开。他那红色短裤、棕色长腿的身影像一道光,穿过人行道,转眼间消失。

第十三章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就到了办公室,那里悄无人影,前门的电话仍设定成直接转到州政府的总机。
我煮上咖啡,走进玛格丽特的办公室。电脑还设在响应模式,等待那个侵入者再试一次。他迟迟没有动作。
实在不合理。他知道我们上星期发现他找过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他害怕了?他知道我们已不再输入任何数据,还是有其他理由?我瞪着那没有亮光的屏幕。你是谁?我想知道,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走廊的那一头又有电话铃响起,三声后突然静止,州政府的接线生接了电话。
“他非常狡猾,计划得非常周全…”
弗特西斯不说,我也知道。
“我们不是在对付那种心理不能适应的人…”
我没有料到他会是那种看似正常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但说不定事实果真如此。
他可能以前是。
“…能够应付社会,可以保持能被一般人接受的表面行为…”
他可能有能力从事任何职业。他也许利用工作场所的电脑,或者家里有电脑。
他想进入我的脑子,就像我想进入他的一样。我是他与他所杀女人间一个具体的桥梁,也是唯一活生生的证人。当我检查那些殴伤、折断的骨头和深入软组织的刀伤时,可以想象到要造成那种伤害需要何等程度的暴力和残忍。年轻健康的人肋骨很有弹性,他一定用尽全力才用膝盖撞断洛丽的肋骨,那时她仰卧床上,应该是在他弯腰把电话线扯出墙壁之后。
她的手指关节被残暴地扭出。他堵住她的嘴,把她绑起来,再一根根地扭断她的手指。这么做除了要让她受到难以忍受的煎熬并预先尝试将来的苦头外,别无理由。
而整个过程中,她在挣扎着多吸入点空气。在惊怖之中,紧缩的血流挤破血管,就像胀破的气球,让她觉得头好像要爆炸开来。然后他强暴她。
她越挣扎,绕着她脖子的电线就收得越紧,直到她昏过去,就此死亡。
我重新建构事情发生的经过——他对那些女人所做的事。
他想知道我知道些什么。他是个傲慢的偏执狂。
所有数据都在电脑中,每一件他对佩蒂、布兰达、塞西尔做的事…每一个伤口的描述,我们握有的每个证据,和我写的所有检验报告。
他看过我口述的报告?他在读我的脑子?
我奔回办公室,低跟鞋在空荡荡的走廊击出尖锐的声音。我忽然精神大振,清出皮夹里的所有东西,找到那张淡白色名片,上面用黑色突起的哥德字体印出《时报》的名称,背面是一只颤抖的手写出的潦草笔迹。
我拨了艾比·特恩布尔的传呼。
我约她下午见面,因为她妹妹的尸体还在这里。我想等汉娜被送到殡仪馆后再请艾比来。
艾比准时到达。罗丝沉默着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我轻轻关上房门。
她看上去很糟,脸色几乎灰白,皱纹更深,头发散乱地垂在肩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棉衫和一条卡其布裙子。她点烟时,我注意到她在颤抖,空洞的眼睛里有悲伤愤怒的闪光。
我像往常同被害人家属谈话那样说出开场白。
“你妹妹的死因,艾比,是绕在她脖子上的套索收紧所致。”
“有多久?”她颤抖着喷出一圈圈烟雾,“在他…在他到了之后,她还活了多久?”
“我不知道确切时间。但根据检验结果,我相信她死得很快。”
但不够快,这话我没有说出口。我发现汉娜嘴里有纤维。她被堵住了嘴。那个恶魔要她多活一会儿,让她无声地受罪。根据她流失的血液,我很确定她身上的刀伤是在临死之前才造成的,血只流了一点。刀戳进时,她可能已经死去,或已失去意识。
但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比我的推测更糟。我怀疑当她伸腿,从而导致牵动百叶窗的绳子勒死自己时,是出于对极端痛苦的本能反应。
“她的结膜、脸与脖颈都有微血管出血。”我告诉艾比,“换句话说,眼睛与脸表面的小血管破裂。这是由于颈静脉受到套索的压力而闭塞。”
“她活了多久?”她含糊不清地又问了一遍。
“几分钟。”
我只愿意到此为止。艾比好像稍有宽心。如果她妹妹没有受太大的痛苦,对她就是一种安慰。有一天当案子结束,而艾比的状况有所好转,她会知道得更清楚。上帝帮助她,她会知道他用了刀。
“就这样吗?”她颤抖着问。
“我只能报告到此。很遗憾。我对发生在汉娜身上的事情感得很难过。”
她抽了一会儿烟,神经紧张地猛吐出来,好像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她咬住下唇,免得它一直颤抖。当她终于正眼看我时,她的眼神不安,充满怀疑。她知道我不是请她来听这个报告。她感觉得出,还有别的。
“你不是为这个要我来的,对不对?”
“不全是。”我坦白回答。
她沉默不语。我可以看到她的愤恨在聚积。
“是什么?”她问,“你想要什么?”
“我想知道你的计划。”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哈,我明白了。你担心自己。上帝!你就和其他人一样。”
“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平静地说,“我超越了那个阶段,艾比。你手上有足够资料可以找我麻烦。如果你要对付我的办公室和我,尽管去做,这是你的决定。”
她好像不确定该如何反应,移开了眼睛。
“我了解你的愤怒。”
“你不可能了解。”
“我比你想象的要了解。”比尔闪过我的脑子。我可以了解艾比的愤怒。
“你不能,没有人能。”她大叫,“他毁了我妹妹,夺走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恨人们总是拿走我的东西,这是什么世界。”她泣不成声,“居然有人可以做出那样的事?噢,上帝啊!我不知道我将要做什么…”
我坚定地说:“我知道你打算自己调查你妹妹的死亡,艾比,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总该有人做!”她叫道,“难不成我应该留给那些废物去办?”
“有些事你必须留给警方处理。但你可以帮忙。如果你愿意,你能帮得上。”
“别小看我。”
“我没有。”
“我会用自己的方法…”
“不,你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艾比,你要为你妹妹去做。”
她红着眼眶,空洞地瞪着我。
“我这样要求你是因为我要下注,而我需要你的帮助。”
“哈,你是要我离开这里,最好不再插手…”
我缓缓摇头。
她很惊讶。
“你认识本顿·韦斯利吗?”
“做人格分析的,”她迟疑地回答,“我知道他。”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他十分钟之内会到。”
她瞪了我好一会儿。“是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用你在报界的关系,帮我们抓他。”
“他?”她睁大眼睛。
我起身去看还有没有咖啡。
我在电话里对韦斯利解释了我的计划,他听后不无保留,但现在我们三人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显然他已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们必须得到你的全面配合。”他对艾比强调,“你必须保证去着手进行我们都同意的计划。如果你自作主张,另有创意,我们的调查可能会因此而曝光。你一定要慎重。”
她点点头,然后指出:“如果凶手侵入电脑,为什么只做了一次?”
“我们只知道那一次。”我提醒她。
“但自从你发现后,没有人再度侵入。”
韦斯利推测:“他忙得不得了,两个星期内谋杀了两个女人,媒体可能提供了足够信息去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可能得意非凡地坐在那里,一肚子鄙夷,因为从所有新闻报道来看,我们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必须激怒他,”我加进来,“让他感到恐慌,进而采取冒险的行动。有一个办法,我们让他以为我的办公室发现了我们一直期待的突破,一个可能抓住他的证据。”
“如果是他侵入电脑,”韦斯利扼要地说明,“他可能因此再次侵入,去查我们发现了什么。”他看着我。
问题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突破。我无限期禁止玛格丽特使用她的办公室,电脑现在设在响应模式。韦斯利装了追踪设备,可以追查所有打到她分机的电话。我们要求艾比的报纸宣称我们有了关键性的证据,借以诱使凶手再度使用电脑来查证。
“他会因此而偏执、愤怒,相信你的报道。”我预测道,“比如,如果他曾去过这里的医院,他会害怕我们根据过去的资料找到他。如果他曾去药房买过特殊的药品,他也会因此而担心。”
我们这么假设,完全基于马特·彼得森对警察提过的怪味。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能派上用场。
唯一可以给凶手带来麻烦的是DNA证据。我可以吹个天花乱坠,但这不完全是虚张声势。几天前,前两个案子的报告回来了。我仔细观察那一道道有不同色调宽度、类似条形码、垂直的DNA带子。每个案子都用具放射性的溶液做了三次,那两个案子的DNA组成完全吻合。
“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判明他是谁。”我解释给艾比与韦斯利听,“我们只知道如果他是黑人,两个男人有同样DNA组成的几率只有一亿三千五百万分之一;如果是白人,几率只有五亿分之一。”
DNA是整个人的缩写,也是他生命的密码。纽约一家私人检验室的基因工程师从我收集的精子里分离出凶手的DNA。他们剪下特定部位的DNA,那些DNA片段会在涂了厚胶的带电表面游移至不同区域。因为这层表面的一边有正电,另一边有负电。
“DNA带有负电,”我继续说,“正电吸引负电。”
较短的片段移向正电的速度比较长的片段快,那些片段分布在整个涂了胶的表面,形成一种长带型的模式。然后再将它转移到尼龙膜上,接着放进溶液。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艾比插进来,“什么溶液?”
我进一步解释。“凶手的双股DNA片段经过处理,分裂成单股。简单地说,就像拉链被拉开成两条。同时,那些DNA工程师准备好一种具有特殊盐基顺序且以放射性元素标志的单股DNA溶液,当这种单股DNA溶液洗过尼龙膜时,会自动在凶手的单股DNA上寻找互补的配对,两者互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