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我是个比较形而上的人，相信命运，喜欢神秘和伤情的东西。在生活中，除了个别隐秘的异性朋友和少有的文学知己外，我几乎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特别忘不掉的过去。曾经有个叫林达的西宁姑娘，在与她交往间我感到的一些事情，算是我多年来少有的难忘经历。对她，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似乎既希望她走进（进一步走进）我的生活，又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坦率说，除了她生的病让我略为感到有点怪异外，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最安静、最迷恋男人的姑娘，她朴素的容貌远远替代不了她内心的恬美。由于她身体原因，或者我的疑虑和软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她没有再回到成都来，而是留在西宁。开头半年，我们时常有书信和电话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联系越来越稀疏，等翻过年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此我曾留下了这样两句话——
凭着空间的力量，我们都变了隐形人
凭着时间的力量，我们都成了薄情人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些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爱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值得拿出来说。
现在夜深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敏感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部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头像记忆中一样的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司匹林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感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身上、体内，甚至在血液里上蹿下跳，狂吠不停。在愤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头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头痛得睁不开眼，但他一开腔，我就听出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喉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眼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呐，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
晚上，我请他在对门的餐馆吃饭。从餐馆出来，我们沿着马路散步，为了让他跟上我，我不得不走得像个危重病人，但事实上我早已疼痛全消，并且还从他挂在钥匙链上的那把银色小刀上（像一把耳屎勺）看到了彻底治愈我祖传头痛病的希望……
当然，这都是小说，变了样的。事实上我是应他邀请专程找上门认识他的，他人也不是什么侏儒，不过如果要跟他散步，我倒还真必须像个危重病人一样的走，因为他已经七十高龄，而且由于长年趴在显微镜上窥探世界医学顶尖的前沿科学，他的视力已大成问题。据说他可以在显微镜下数清蝌蚪一样成群的细胞，却无法在天空中看到一只飞过的小鸟。
海潮的出现是我认识小说主人公的前奏。这是三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文军先生”的传呼，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是林达的朋友，并说是林达“喊”他来找我的。在他下榻的宾馆里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和导师正在研究林达神秘的病，“林达和她父亲都认为，你能提供更多更隐秘的情况”，所以专程赶来讨教，希望得到我帮助。后来说着说着发现，其实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在网上聊过天，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海潮”。然后我们交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我在谈。谈话都录了音，说是要带回去给他导师听的。
大概半个月后，他又跟我联系说他导师要求见我，鉴于可想而知的原因，当然只有我去见他。我说这怎么行，我又不是你导师单位的人，不可能他喊走就能走的。想不到我的一个小小难为，最后居然变成了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纸命令。我当时真无法想像他导师到底是何等人物！
有省政府撑腰，我不但走得放心（还光荣），而且还可以放心地不归，结果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返回的，我却滞留了两个星期。我也不是在耍，我是完全被召见我的人，文先生的导师——他的智慧，他的科学，他的荣誉，他的奇特，他的经历，他的天才，等等等等，吸住了，迷醉了！说真的，多年来我渴望“功成名就”的笔一直在寻找它理想的主人，现在主人就在眼前，我不会——绝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捂着鼻子在弥漫着我敏感的气味的人群中四处奔忙，尽最大限度地追随着导师和他数以百计的学子，把他们确凿和不确凿的记忆统统记录在案。坦率说，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寻常和不寻常的材料，但不要指望我在这里透露，我甚至连导师姓名都不会奉告，因为我怕我伟大的计划受到致命骚扰。从某种角度说——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也许比总统还要响亮，还要令人敬仰。
总的说，我要放弃虚构写一篇小说，好让导师奇特的智慧和同样奇特的业绩背着我万世流芳。但是我遇到了麻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位举世罕见的天才人物居然有着人类少见的生理缺陷。他是个阴阳人！终生未婚似乎只是个无聊的凭证，人们有目共睹的是，每年到了季节更替的期间，他总会莫名地变声，同时变得多愁善感，对男人彬彬有礼。据文先生说，他名下的学子每年总有个别女生拿不到学位，而男生们因为“每年都有几次被导师另眼相看的机会”，所以总是年年“人人过关”。我先后与他几十个学生或同事接洽过，我的体会，只要谈及这方面话题，他们总是一边做着没什么可说的样子，一边又忍不住地露出种种叫你“想入非非”的趣闻轶事。经过三个人“证实”的谎言和真理具有一样的权威，在成堆的说法面前，我实在无法把我要写的东西的主人当成一个健康人，所以大家看到在我小说中他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请允许我忌用“侏儒”之词，此外我自以为我这种替换还是比较到位的，基本保留了一个阴阳人生理缺陷的部分表象甚至本质，比如声音、无性等。
我刚说过，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比总统还要响亮。可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名字将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爆响。明天下午三点，我现在窗户对面的那幢八角楼里将云集世界医学领域的各路精英人物，他们都是受中国科学院和瑞典皇家医学院的邀请，前来参加他个人学术报告会的，会上他将作题为《猜想未来恶症》的专题演讲。现在这份演讲稿就在我手上。作为林达病情“非同寻常”的知情者，我当然是这份报告素材的提供者之一，而且明天还将以证人的身份亲临会议现场，接受可能出现的相关盘问和解释事宜。现在安排我先睹此稿，目的就是叫我提前进入状态，为届时可能需要的解答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
·12·
一生世
一
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13·
一生世
二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士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