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案发后第16天的事，时间是1970年元月13日下午4时。
1970年元月14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容金珍在瓦西里亦步亦趋的陪同下，带着肉体加心灵的创伤和永远的秘密，复又回到高墙深筑的701大院，从而使本篇的故事可以结束。
·28·
第五篇 合
一
结束也是开始。
我要对容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作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这就是第五篇，合篇。
和前四篇相比，我感觉，本篇就像是长在前四篇身体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前四篇里包裹的所有神秘和秘密，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本篇中依次纷呈。
此外，与前四篇相比较，本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作了某些倾斜和变化。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容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
投降不等于放弃！当读完全文时，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嗯，扯远了。不过，说真的，本篇总是这样，扯来扯去的，好像看容金珍疯了，我也变疯了。
言归正传——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置疑，这是首先刺激我写作本篇的第一记鞭子。
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譬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像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本的强烈愿望和热情使我没这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在我这个讲述者身上，而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办法的。
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像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的）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像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容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惟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的。
另外，最后找到容金珍是在M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容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离开我们，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容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容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容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M县接容金珍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而印刷厂不会有，从气味上说，印刷厂会有一股油墨味，而造纸厂只会流出浊水，不会溢出浊气。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确凿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语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M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说真的，我能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惟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
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很好地爱我。但这并不意味他今天要来补偿。没这么回事。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并不会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什么不对的想法或感情，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老实说，当初我是极力反对他到这疗养院来，只是父亲强烈要求，拗不过而已。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一定非要来这里，无非是担心我和妻子会在不尽的服侍中产生嫌恶，给他难堪什么的。当然，有这种可能，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不过，我想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看了他的病痛，我们也许会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加孝顺。说真的，看着父亲不尽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是感到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尤其是说起容金珍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容金珍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隔壁，是邻居呢。
父亲告诉我，容金珍在这里已有十好几年，这里的人无不认识他，了解他。每一位新来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就是容金珍的故事，大家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容金珍都是敬重有加的，凡是他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医生护士跟他在一起时，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言轻语的，上下台阶时，小心地护着他，让人毫不怀疑她（他）们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或者某位大首长。如此地崇敬一个有明显残障的人，生活中我还没见过，电视上见过一次，那就是被世人喻为轮椅上的爱因斯坦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
我在医院逗留了三天。我发现，其他病人白天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小圈子，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或下棋，或打牌，或散步，或聊天，医生护士去病房检查或发药，经常要吹哨子才能把他们吆喝回去。只有容金珍，他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呆在病房里，连吃饭散步都要有人去喊他，否则他一步都不会离开房间，就像当初呆在破译室里一样。为此，院方专门给值班护士增加一条职责，就是一日三次地带容金珍去食堂吃饭，饭后陪他散半个小时的步。父亲说，开始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有些护士嫌烦，职责完成得不太好，以至他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位大首长到这里来疗养，偶然地发现这个问题后，于是召集全院医生护士讲了一次话，首长说：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你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老人，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既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就怎么对待他。”
从那以后，容金珍的荣誉和不幸慢慢地在这里传播开来，同时他在这里也就变得像个宝贝似的，谁都不敢怠慢，都对他关怀备至的。父亲说，要不是工作性质决定，或许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而光辉的事迹将被代代传颂下去。
我说：“为什么不固定一个人专门护理他呢？他应该可以有这个待遇的。”
“有过的。”父亲说，“但因为他卓著的功勋慢慢被大家知道后，大家都崇敬他，大家都想为他奉献一点自己的爱心，所以那个人成了多余的，就又取消了。”
尽管这样——人们都尽可能地关心照顾他，但我觉得他还是活得很困难，我几次从窗户里看他，发现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有目无光，一动不动，像座雕塑，而双手又像受了某种刺激似的，老在不停地哆嗦。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的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到了深夜，夜深人静，有时又会隔墙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那是他梦中的啼哭。
一天晚上，在医院的餐厅里，我和容金珍偶然碰到一起，他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是件什么东西——一团衣服？有点儿可怜相，脸上的一切表情都是时光流逝的可厌的象征。我一边默默地窥视着他，一边想起父亲说的，我想，这个人曾经是年轻的，年轻有为，是特别单位701的特大功臣，对701的事业做出过惊人的贡献。然而，现在他老了，而且还有严重的精神残障，无情的岁月已经把他压缩、精简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瘦骨嶙峋），就如流水之于一记石头，又如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愈来愈精练的成语。在昏暗里，他看起来是那么苍老，苍老得触目惊心，散发出一个百岁老人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的气息。
起初，他低着头一直没发现我的窥视，后来他吃完饭，站起来正准备离去时，无意间和我的目光碰了一下。这时，我发现他眼睛倏地一亮，仿佛一下子活过来似的，朝我一顿一顿地走来，像个机器人似的，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好似一位乞求者走向他的施主。到我跟前，他用一种金鱼的目光盯着我，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乞讨什么似的，颤抖的嘴唇好不容易吐出一组音：
“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
我被这意外的举动吓得惊惶失措，幸亏值班护士及时上来替我解了围。在护士的安慰和搀扶下，他一会儿抬头看看护士，一会儿又回头看看我，就这样一步一停地朝门外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事后父亲告诉我，不管是谁，只要你在看他被他发现后，他都会主动向你迎上来，跟你打听他的笔记本，好像你的目光里藏着他丢失已久的笔记本。
我问：“他还在找笔记本？”
父亲：“是啊，还在找。”
我说：“你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
“是找到了，”父亲说，“可他又怎么能知道呢？”
那一天，我惊叹了！
我想，作为一个精神残障者，一个没有精神的人，他无疑已经丧失记忆能力。但奇怪的是，丢失笔记本的事，他似乎一直刻骨铭心地牢记着，耿耿于怀。他不知道笔记本已经找到，不知道岁月在他身上无情流逝。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这最后的记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他以固有的坚强的耐心，坚持着寻找笔记本这个动作，已经度过了20多年。
这就是容金珍的后来和现在的情况。
今后会怎样？
会出现奇迹吗？
我忧郁地想，也许会的，也许。
我知道，如果你是个图玄骛虚的神秘主义者，一定希望甚至要求我就此挂笔。问题是还有不少人，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人，喜欢刨根问底，喜欢明明白白，他们对黑密后来的命运念念不忘，心有罅漏（不满足才生罅漏），这便成了我写本篇的第三鞭。
就这样，第二年夏天，我又专程到A市走访了701。
·29·
第五篇 合
二
就像时间斑驳了701营区大门的红漆一样，时间也侵蚀了701的神秘、威严和宁静，我曾经以为入701大门是一件烦琐而复杂的事。但哨兵只看了看我证件（身份证和记者证），让我在一本卷角的本子上稍作登记，就放行了。这么简单，反倒使我觉得怪异，以为是哨兵玩忽职守。可一深入院子，这种疑虑消失了，因为我看到大院里还有卖菜的小贩和闲散的民工，他们大大咧咧的样子如入无人之境，又好像是在乡村民间。
我不喜欢701传说中的样子，却也不喜欢701变成这个样子，这使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不过，后来我探听到，701院中有院，我涉足的只是一片新圈的生活区，那些院中之院，就像洞中之洞，你非但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休想进入。那边的哨兵常常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就出现在你面前，而且浑身冒着逼人的冷气，像尊冰雕。他们总是不准你挨近，仿佛怕你挨近了，你身上的体温会化掉他们一样，仿佛真的是冰雪雕刻成的。
我在701陆陆续续呆了十来天，可以想像，我见到了瓦西里，他真名叫赵棋荣。我也见到了容金珍不年轻的妻子，她全名叫翟莉，还在干她的老本行。她高大的身材，在岁月的打磨下已经开始在缩小，但比一般人还是要显得高大。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父母，但她说容金珍就是她孩子，也是父母。她告诉我，现在她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提前退职，这是由她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她说，她退职后将去灵山疗养院陪丈夫度过每一天，但现在她只能用年休假时间去陪他，一年只有一两个月。不知是因为保密工作干久了的缘故，还是因为一个人的日子过久了，她给我的印象似乎比传说中的容金珍还要冷漠，还要沉默寡言。坦率说，瓦西里也好，容金珍妻子也好，他们并没有帮我多少忙，他们和701其他人一样，对容金珍的悲痛往事不愿意重新提起，即使提起也是矛盾百出的，好像悲痛已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记忆，他们不愿说，也无法说。用无法说的方式来达成不愿说的目的，也许是一种最有力也是最得体的方式了。
我是晚上去拜访容金珍妻子的，因为没谈什么，所以很早就回了招待所。回招待所后没多久，我正在作笔记（记录对容金珍妻子的所见所闻），一个30来岁的陌生人突然闯进我房间，他自我介绍是701保卫处干事，姓林，随后对我进行了再三盘查。说老实话，他对我极不友好，甚至擅自搜查了我房间和行李什么的。我知道搜查的结果只会让他更加相信我说的——想颂扬他们的英雄容金珍，所以我并不在乎他的无理搜查。问题是这样，他依然不相信我，盘问我，刁难我，最后提出要带走我所有证件——共有四本，分别是记者证、工作证、身份证和作协会员证，以及我当时正在记录的笔记本，说是要对我作进一步调查。我问他什么时候还我，他说那要看调查的结果。
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午，还是这人——林干事——找到我，但态度明显变好，一见面就对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歉意，然后客气地把四本证件和笔记本一一归还给我。很显然，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还给我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他们局长想见我。
在他的护卫下，我大摇大摆地通过三岗哨卡，走进了森严的院中之院。
三道岗哨，第一道是武警站的，是两人岗，哨兵身上挎着手枪，皮带上吊着警棍。第二道是解放军站的，也是两个人，身上背着乌亮的半自动步枪，围墙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大门口有一座石砌的圆形碉堡，里面有电话，好像还有一挺机枪什么的。第三道是便衣，只有一个人，是来来回回在走的，手上没武器，只有一部对讲机。
说真的，我至今也不知道701到底是个什么单位，隶属于军方？还是警方？还是地方？从我观察的情况看，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着便装的，也有少数是穿军装的，里面停的车也是这样，有地方牌照和军牌照的，军牌照的要比地方牌照的少。从我打问的情况看，不同的人回答我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提醒我这是不该问的，其次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国家的机要单位，无所谓是军方还是地方——军方和地方都是国家的。当然，都是国家的，话说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不说了，说了也没用，反正是国家的重要部门。一个国家总是要有这样的机构的，就像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一定的安全措施一样。这是必需的，没什么好奇怪的。没这样的机构才奇怪呢。
经过第三道岗哨后，迎面是一条笔直的林荫小道，两边的树高大，枝繁叶茂，树上有鸟儿在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还有不少鸟屋，感觉是进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继续走下去，很难想像会见到什么人影。但是很快，我看到前方耸着一幢漂亮的楼房，六层高，外墙贴着棕色瓷砖，看上去显得庄严而稳固，楼前有片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两边各有一片长方形的草坪，中间是一个方形平台，上面摆满鲜花，鲜花丛中蹲着一座用石头雕成的塑像，造型和色泽仿同罗丹的《思想者》。开始，我以为这就是《思想者》的复制品，但走近看，见塑像头上还戴了副眼镜，底座刻着一个遒劲的魂字，想必不是的。后来仔细端详，我恍惚觉得塑像总有那么一点点面熟的样子，却又一时想不起是谁。问一旁的林干事，才知这就是容金珍。
我在塑像前端立良久。阳光下，容金珍单手稳稳地托着下巴，凝视着我，双目显得炯炯有神，和灵山疗养院里的那个容金珍既相似又不相似，犹如一个人的暮年和壮年。
告别容金珍，林干事没有像我想的一样带我进大楼，而是绕过大楼，走进了大楼背后的一幢青砖白缝的两层小洋楼里，具体说是一楼的一间空荡荡的会客室里。林干事安排我在会客室坐下后又出去，不一会儿，我先听到走廊上响起金属点击地面的清亮的声音，随后一位拄拐杖的老人一跳一跳地走进门来，一见我就爽朗地招呼我：
“啊，你好，记者同志，来，我们握个手。”
我赶紧上前与他握手，并请他在沙发上坐下。
他一边入座，一边说道：“本来该我去见你，因为是我要求见你的，可是你看见了，我行动不方便，只好请你来了。”
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当初去N大学接容金珍的那个人，姓郑。”
他哈哈大笑一通，用拐杖指了指自己的跛足，说：“是它告诉了你是不？你们当记者的就是不一样。啊，不错，不错，我就是那人，那么请问你是谁呢？”
我想，我的四本证件您都看过，还用我说吗？
但出于对他尊重，我还是简单介绍了下自己。
他听完我介绍，挥挥手上的一沓复印件，问我：“你这是从哪了解到这些的？”
他手上挥的居然是我笔记本的复印件！
我说：“你们没经我同意，怎么擅自复印我的东西？”
他说：“请你不要见怪，我们这样做确实出于无奈，因为我们同时有五个人要对你笔记本里的文字负责，如果大家传着看，恐怕没有三五天是无法还你笔记本的。现在好了，我们五个人都看了，没什么问题，可以说没涉及到一点机密，所以笔记本还是你的，否则就是我的了。”
他笑了笑，又说：“现在我疑问的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想，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请问记者同志，能告诉我吗？”
我简单向他谈起我在灵山疗养院里的经历和耳闻目睹。
他听着，若有所悟地笑着说：“哦，这么说，你还是我们这个系统的子弟。”
我说：“不可能吧，我父亲搞工程设计的。”
他说：“怎么不可能，告诉我，你父亲是谁？说不定我还认识呢。”
我说是谁，问他：“认识吗？”
他说：“不认识。”
我说：“就是，怎么可能，我父亲不可能是你们系统的。”
他说：“凡是能进灵山疗养院疗养的人，都是我们一个系统的。”
这对我真正是个天大的新闻，父亲快死了，居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用说，要不是这么偶然说起，我将永远不知道父亲的真实，就像容先生至今也不知容金珍是什么人一样。现在，我有理由相信，父亲当初为什么不能给我和母亲足够的关爱，以致母亲要同他分手。看来母亲是冤枉他了，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父亲似乎宁愿被冤枉也不作分辩。这叫什么？是信仰，还是迂腐？是可敬，还是可悲？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种被堵得慌的感觉。直到半年之后，容先生跟我谈起她对此的认识后，我才有所明白过来，并相信这应该是敬而不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