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最后来讲一讲肥原等人。
肥原当然不知道以上这一切。可以想象，当肥原站在人去楼空的文轩阁客栈前时，他一定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抓捕行动失败了！换言之，老鬼已经把情报传出来啦！然而谁是老鬼？情报是用什么方式传送的？此时的肥原已没有热情探究，他的热情都在松井司令官临行前给他的密信上。这也是一份密电，破译的密钥是时间，时间不到只能猜，时间到了即可以看。肥原打开密信，看见上面只有一句话：
错杀小错，遗患大错。
就是说，凡可疑者，格杀勿论。
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指证肥原究竟杀了谁，据哨兵甲留下的回忆资料说，这天夜里肥原撤掉了岗哨和所有执勤人员，安排他们连夜回了部队。在他们离开前，看见张司令匆匆赶来陪肥原吃夜宵。哨兵甲说他回到部队后发现钱包不见了，怀疑是忘在房间里，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即赶回裘庄找钱包，却发现东西两栋楼都空无一人。人是何时走的，去了哪里，无人知晓。后来，除了顾小梦和王田香又返回部队外，其他人：张司令、老金、白秘书、张参谋（胖参谋）及一名负责窃听的战士，均下落不明，好像从人间蒸发了。哨兵甲认为，这些人都是被肥原暗杀的，进而他推测肥原后来被人暗杀，有可能是这些人的亲友们所为。
潘老承认他对肥原不了解，但说到他遭人暗杀的事，老人家闪烁着浑浊的目光兴奋地对我说：“那年冬天，杭州城里经常传出有关肥原的小道消息，先是说有人出了十万块大洋请捉奸队去暗杀他，又有人说出的是二十万块大洋。有一天，杭州的所有报纸都登了，肥原在西湖里遭人暗杀，尸首丢弃在岳庙门前，手脚被剁了，眼珠子被挖了，死状十分惨烈，大快人心啊。”
至于是谁杀的，说法纷纭，有的说是我党的地下同志，有的说是重庆的捉奸队，有的说是张司令和吴志国的部下，有的说是顾小梦花钱雇的职业杀手，总之乱得很，不一而足。所以，肥原被杀之事，因为过于生动离奇而变得像一个传说，穿过了世世代代，至今都还在杭州民间流传。
我很遗憾一直没找到顾小梦。听说她还活着，在台湾，后人很有出息。其中有个儿子是香港有名的大富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经常在内地活动，投了无数的资金，跟高层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曾经通过朋友帮助与他的秘书联系过，希望去台湾见一下顾老。秘书没有问我为什么就挂了电话，决绝的样子使我看不见希望。据我掌握的资料推算，老人家明年该做八十五岁大寿了，在此我遥祝老人家长命百岁，福享天年！
2006.11.7一稿
2006.12.3二稿
·11·
下部 西风
前言
顾小梦！
顾小梦！
老人家像老鬼一样神奇地冒出来，让我的书稿难以结束——结束又开始。
这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今年春节前，正是我的书稿（书名定为《新暗算》）紧锣密鼓地编发之际，某天下午，责任编辑阿彪突然给我挂来电话，懊恼地告诉我书出版不了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人指责我恶意歪曲史实，颠倒是非，玷污当事者的形象。我想跟他幽默一下，说：“这种事就像戒烟一样，我经历得多了。”阿彪并没有受我感染而放松下来说：“这一次不一样，对方来头很大，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出版，他们将把我们告上法庭。”我问“他们”是谁，阿彪说是一个姓×的先生。我说我稿子里没有×姓的先生啊，阿彪说就是顾小梦的后人。我头一下大了，因为这是我书稿的一个软肋：没有访到顾小梦。我曾想她在台湾也许看不到书，哪知道书未出版，她却已经先睹为快。
原来，我无意中跟阿彪谈起过顾小梦及其后人的情况（有儿子是名满当下中国的大富豪），他们社长知情后很敏感，要求他把我的书稿作为重点选题上报相关部门审读。负责审读的同志鉴于顾小梦的富豪儿子是全国政协委员，跟高层有相当的交际，谨慎起见把审稿清样曲里拐弯地转到顾小梦手上，希望她过目给个意见。她的意见就是那样：不能出，你要出就上法庭。
我两眼发黑……从采访到写完，这本小书折腾了我三年，悲惨的下场使我想起竞技场上的一句老话：倒下在离终点最近的地方。比李宁玉还惨！李宁玉虽然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她是个胜者——生的光荣，死的伟大。我折腾三年，只换来一个词：白费心机。我突然想跟年轻人一样地骂人：我靠！
别冲动。我安慰自己，要心平气和，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于是，我诚恳地修书一封，托负责审稿的同志给顾老转去——我想，他既然可以让书稿与老人家见面，一定也可以把我的信转过去。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在我绝望之际，一天（今年两会期间），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自称是顾小梦的女儿，看过我的书稿，她没有恶意指责我，甚至对书稿前半部分给予高度肯定，只是强调后半部分严重失实。最后，她表示她母亲想见我一下，希望我去台湾。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去台湾，拜见了顾老人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的美貌已无法在老人脸上捕捉到。人老了（八十六岁），似乎都变成了一个相貌，稀疏的银发，整齐的假牙，昏黄的眼珠，收不拢的目光……但老人家开口说话的声腔一下子让我把她和顾小梦联系在了一起。她说话直截了当，有股子得理不饶人的劲头。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凶巴巴的责问：“你为什么要颠倒黑白，把我写成汉奸！”
声严色厉，怒气冲冲，断然没有一个古稀老者的慈祥。
我想做点儿解释，刚张口便被她挥手打断。显然她积压了许多话要说，且似乎早在腹中预演过多次，一经开讲，如同在播放录音，前言后语，有呼有应，根本不容我插嘴。我惊讶于她超常清楚的口齿和思维，这么高龄的人啦，但说话的声音、底气和遣词造句的用心、讲究，一点也不比我差。起码要给她减掉三十岁！我想。
她一口气对我这样说道：
“你虽然说写的是小说，可谁都看得出来，你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些人，就是我和李宁玉。是我但又不是真实的我！你去问问九泉之下的李宁玉，我是不是那样的？事实完全不是你说的那个样，那个情报根本不是李宁玉传出去的，而是我！你知道吗？！”
我不相信。
我的不信虽没有说出口，但显然写在脸上。
“你不相信是不？”老人家看出我的疑义，“你认为我想抢功劳？我要想抢功劳会来台湾吗？应该留在大陆当英雄才是。我不要功劳，我只要事实，情报就是我传出去的，这是事实，我不允许你们颠倒黑白！”老人家又是朝我一顿连珠炮，“告诉我，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么诬蔑我？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不是姓潘的那个老不死！”
她指的是潘老，我不敢否认。
看我点头，顾老哼一声，狠狠地说：“这个老不死的，我猜就是他！他就想把什么好事都往李宁玉脸上贴，把他一家人都画成个大英雄，其他人都是汉奸、走狗。卑鄙！无耻！姓潘的，我还没死呢，你就敢这么胡说八道，我叫天劈你！你这个老骗子！老滑头！”
老人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话语中不时夹杂着骂人的脏话和发烫的感叹号。好在她女儿在场，及时劝阻，总算把她的愤怒平息下来。平静下来后，老人家把我的书稿找出来，丢在我面前，依然气咻咻地责问我：
“你觉得经得起推敲吗？你想过没有，当时那种情况下，肥原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吗？他为了抓老鬼可以把我们几个大活人都关起来，凭什么对一具尸体大发慈悲？就算李宁玉以死作证，让肥原相信她不是老鬼，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尸体送出去。没时间！晚上就要去抓人，谁有心思来管这事？不就是一具尸体嘛，丢一天有什么要紧的。何况你自己也写了，肥原还搜查她的尸体，干吗要搜查？就是不相信，起码是不完全相信。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要放她出去？难道不放她出去肥原要吃官司不成？”
“这……”我小心翼翼地说，“通过检查，发现李宁玉身上没藏情报……”
“然后就相信了？”老人家一阵冷笑，“什么检查？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笑话。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如果要彻底检查必须开膛破肚，这样的话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下来！既然没有彻底检查就不会有彻底的相信。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作家，应该有这种判断力，既然无法彻底信任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放出去，万一她就是老鬼呢？那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大家都很谨慎的，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如果按你这么写要那幅画干什么？不需要，只要能让尸体送出去，什么都不需要。我敢说，外面的同志只要一见李宁玉尸体，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病死也好，车祸也好，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你不想想，一个好好的人，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突然死了，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只要有一点警觉，会议就开不成，就要取消，必须取消！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这就是地下工作。”
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
震动是接二连三的。随后几天，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作全面访谈。毕竟年龄不饶人，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了解的世界。
·12·
第一章
1
青藤，紫竹，鸟语；
老人，暮年，世外。
眼前的一切是我诚惶诚恐地走进老人家乡下别墅的第一印象。院落不大，但清风雅静，花香鸟语，听不见市声，闻不见俗气，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味。一栋三层小楼，红砖黛瓦，青藤攀援，紫竹环绕。客厅的布置中西合一，既有路易十四时期式的沙发、躺椅，又有纯中式的神龛、案台，香火袅袅，供奉着观音菩萨。尽管一见面老人脸上依然残留着昨日的愠容，但我发现精致的藤桌上已经摆好了紫陶茶具，由此我明白老人已准备接受我的采访。我心里窃喜，但决不溢于言外。我深感低调也是一种厚重，只不过这种厚重与老人家的厚重不一样，她是参与者、经历者、拥有者，而我是挖掘者、守望者。
当保姆将沏好的铁观音倒入茶杯，那缕缕清清的飘香，带着我和老人飘回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惊心动魄的往事中。很明显，老人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的，她穿一套淡蓝色婆婆衫，飘逸而有质感，一只鸡血玉的手镯悄然地透出她的高贵和富有，白皙的皮肤密布着无法掩饰的老年斑。尽管萎缩的嘴唇涂抹了淡红色的唇膏，像在努力地守护多年的秘密，但此时此刻，我总觉得像走进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老年的场景：她们的眼神里都暗含着一种逝去的时光，和一种世纪老人特有的闪烁不定的秘密和迷茫。
“老人家，您说情报是您传出去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传出去的？”我直奔主题。
“你应该问我，我为什么要帮李宁玉传情报。”老人反驳我。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伪军！”
“您是李宁玉的同志？”
“那要看怎么说，如果对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
我恍然大悟：“您是重庆的人？”
她淡然一笑：“哼，算你聪明，猜到了，我是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
我马上想到，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地下特务。
老人家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像框一相片上是一架美式喷气式飞机：“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敲门砖。其实，飞机是戴笠送的，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老人用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手镯，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又难以泯灭的尘埃……
2
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从他紧锁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是相当不愉快，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目光如炬。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包看，顾小梦大体猜出了来人的身份——不是军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倾向是警界的，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如果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因此，她迟疑一下，悄悄退开，绕道回了屋。
宋妈热切地迎上来，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她接过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那个人是什么人？”
宋妈摇摇头：“不知道……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
顾小梦把毛巾还给宋妈：“他来了多久了？”
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一个多钟头了。”
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队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哨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一向爽朗的开怀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顾小梦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回答，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女儿振振有词：“是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详，握紧父亲的手：“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天塌下来的事。”稍顷，父亲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来，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你是说下午那个人？”
“嗯。”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小喽罗一个，关键是他代表的人。”
“他代表谁？”
“我们国家，这个破碎的国家——”
3
[录音]
嗯，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是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官职不高，上校军衔，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这就是当时的军统，戴笠时代的军统，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可以让你成龙上天，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据我所知，多年前，父亲曾与戴笠有过面之交，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纠纷不断，军统的人四处招募同党，安插亲信。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跟军方接触比较多，戴笠有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事，弄不好要鸡飞蛋打的，就没同意，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是破财消灾，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粗，戴笠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他收了钱，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有事打个电话，没事一般不联系。这次宋处长来访前，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
就是说，宋处长其实是代表戴笠来的。
我父亲以为，所谓的有要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的。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搜取。哪知道，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了一大笔钱，奇怪吧？事情蹊跷，必有隐情。说白了，戴笠这次不是来找父亲要钱的，而是要我父亲为军统做事。做什么呢？就是用这一大笔钱去买一架飞机，以父亲的名义送给大汉奸汪精卫，以博得汪贼的信任。当时汪精卫正在武汉积极筹备伪政府，军统需要有人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去，戴笠看中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做生意的天才，这种天才主要体现在他与官方、政界相处时善于把握分寸和机会。中国的商人要是不跟官方搭伙，生意是做不大的。但搭伙过了头，以商从政，商政不分，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弄不好要两头落空，一败涂地。我父亲始终记住自己是个商人，与官方、政界若即若离，亲疏有度，分寸把握得很好。八面玲珑，才能八面来风，这就是父亲的生意经。现在，戴笠要他为党国效劳，变成个地雷去埋在汪贼身边，这对父亲来说当然不是件乐意的事。但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业，父亲只有答应，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花钱买一条退路走。我父亲见多识广，看云断雨的能力比谁都强，他从戴笠备钱而来就已经看出，这次戴笠不会给他退路走的。既然这样，父亲没有什么犹豫，干脆地答应下来了。
问题不在我父亲身上，而是我——对方提出要我也加入军统，做父亲的搭档，一起打入汪伪集团。当然，从道理上讲，这个要求很正当，既然花了大价钱把父亲弄过去了，我不过是搭父亲的便车而已，不费周折。捡个便宜，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不想把我扯进去，因为他晓得，比谁都晓得，军统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风险很大，生和死只有一纸相隔。我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两个哥哥都在国外，父亲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怎么可能让我去冒这种风险？那天下午，父亲一直竭力说服宋处长让我置身局外，但对方始终不松口，不放手，让我父亲痛苦不堪。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一边是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一边只是一个有点钱的商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还是不死心，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明后，最后决定：让我一走了之——
顾老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决心首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顾小梦听罢父亲的话，非但不惊不诧，反而笑容满面地挽起父亲的胳膊，安慰父亲：“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个，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至少可以为我母亲报仇！不瞒你说，我还准备找人加入军统局呢，你不知道吧？”
“胡说！”父亲严肃地告诫女儿，“你知道什么，那是个深渊，进去了出不来的。”
“问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去呢。”女儿的声音里透出藏不住的兴奋，她告诉父亲，军统局曾多次秘密地去她们学校物色人选，条件很高，被带走的都是班上最优秀的人。正因此，顾小梦格外憧憬加入军统，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她岂肯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