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倍的努力，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几百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只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安在天正在“招人小组”办公室接电话，铁院长破门而入，冲到安在天的面前，抢过话筒，狠狠地扣掉。
铁院长：“我半个小时前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撤你的职。”
安在天：“是工作电话，长途，要的是贵州803情报所。”
“……整天在家打电话管屁用！”
“我下午3点45分刚从湖南归来，带回两个人。”
办公桌旁边放有安在天的旅行袋，铁院长自知理亏，缓和了语气，转移话题，道：“马上告诉我，找到全部电台的话，大概有多少套频率？”
安在天回答：“按静默前情况，有将近2000套。”
“这么多？”
“有108部电台嘛。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固定不变。军用电台为了保密，频率必须常变，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一天至少要用三套频率，上午、下午、夜间各一套，然后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至少有9套频率。这是最低密度的，而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者21套频率，也就是5天为一个周期，或者7天。还有个别军用电台，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少的9套，多的20几套，平均一下，一部军用电台大概有18套频率，100部就是1800套，108部还不接近2000套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三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我们不是在和时间赛跑，而是在和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特务每天都在制造流血事件，爆炸，暗杀……”
“所以我从湖南回来就想去找你，我对目前的招贤纳才工作提出质疑和批判。我们老在圈子内挑来选去，这些同志尽管优秀，工作敬业，每天十几个小时找电台，陈科长一个星期都没迈出过机房一步。但是行家是行家，能干也能干，可就是少了那种神奇。701现在更需要的，是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安在天说着，拉起铁院长就往外走。
铁院长问：“去哪儿？”
“去找丁机要员，她当班。”
“我不想见她，她又不是特务电台！”
安在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丁姨告诉铁院长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康巴人，扎西达达，我们长征时候的炊事员？”
铁院长白了她一眼：“我怎么会记得，你参加长征的时候，老子受伤在南方大山里跟国民党兜圈子呢！”
“他整天背一口大锅，像个乌龟，我们都喊他‘抓起乌龟’。我们都是重装的人，他背锅扛粮，我们背机器，总是走在一起。每到一个地方，他埋锅烧饭，我们开机工作。后来熟了，他没事时就凑到机器旁看热闹。有一天，跟的国民党电台跑了，我们都聚在机器周围满头大汗地找，他也跟着急。电台一部接一部转出来，我们一个一个信号地听，后来出来了一个信号，不到半分钟，我们还在分辨，他就叫了起来‘就是它，就是它’，还真就是它了！”
安在天：“他其实并不懂这个？”
丁姨：“他连汉语都不大会说，他就是耳朵好，可惜后来牺牲了。”
铁院长问：“他有孩子吗？”
“死的时候刚二十，婚都没结，哪来孩子！”
铁院长又问：“他有什么亲人？”
“不知道。就是知道，有，也找不到。他是康巴人，四海为家的。”
铁院长发火了，说：“那你叨叨半天干吗？”
安在天：“丁机要员是用这个故事提醒你，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天生有三只耳朵的神人。在找人时不妨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到民间去找像扎西达达这样的奇人。世间什么奇人都有，扎西达达也不会只有一个。”
铁院长：“这种人可遇不可求，找，去哪里找？找这样的人，比找失踪的电台还困难！找电台是大海捞针，找人有可能海里本来就没有针。”
丁姨突然冒出一句：“我想起一个人来……”
安在天问：“谁？”
“一个像扎西达达一样有三只耳朵的人。”
丁姨当时就给华主任打去电话，华主任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说：“小丁，你说的是罗三耳？”
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叫，火车开走了，一切重新清寂下来。
独眼老头假装还在拾垃圾，看着远去的火车……
在列车上的软卧包厢里，安在天摆弄一台收音机，里面放着一首闽南歌曲：
啥格花开节节高，芝麻花开节节高；啥格花开像腰刀，蚕豆花开像腰刀；啥格花开青草里，荠蕃花开青草里；啥格花开南河梢，萝卜花开南河梢……
在当时的人听来，这完全是一个妖里妖气的声音。金鲁生推门进来，听着那嗲嗲的女声，皱起眉头。
安在天：“听不惯？”
金鲁生：“像香脂的味道。”
安在天笑了：“我不是在听靡靡之音，这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台湾经常通过这种方式，对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发号施令，频率是公开的，普通收音机都能收得到，但上面说的暗语，一般人听不懂。当然，特务、还有我听得懂。”
金鲁生像没听安在天说话，手上不离那个黑皮包，从怀里掏出酒壶。安在天想泡茶，发现热水瓶是空的，他拉开门，准备出去打水。金鲁生站了起来，又拉上了门。
安在天晃了晃手中的热水瓶说：“我去打开水。”
金鲁生接过热水瓶，放下：“这不是你干的事。”
安在天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以为是对他客气，也客气地说：“这点活儿，累不着。”说着又要去拿热水瓶。
金鲁生拦住他，严肃地：“安副处长，请记住，我负责你的安全，一路上你要听我的。”
安在天反应过来，尴尬地说：“好好，我听你的。”
“听我的，就坐下来。”
安在天坐下来，看着对方，笑了。
金鲁生戴一顶毡帽，穿着西服，打扮得像个生意人。
金鲁生：“看我不像是不是？我是工农干部，可这一路上，我就是你的老板，你叫我金老板，是负责接待我的政府工作人员，我叫你安同志……”
安在天为证明他记住了，叫了一声：“是，金老板。”
金鲁生也坐下来，继续说：“你要记住，你是701核心部门的领导，美蒋特务的名单上，还有对方JOG电台的广播里都有你的明码标价。这趟火车上肯定有特务，哪趟火车都有。县城火车站上，那个独眼老头就很可疑。”
安在天附和道：“据说老蒋现在经常派飞机往这边空投特务。”
“空投，偷渡，还有像我这样，打着华侨身份来报效祖国的，什么名堂都有。加上以前一直潜伏的，都冒出来了。”
安在天看着那个黑皮包，问：“里面装着枪吧？”
金鲁生不理他，手却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来。安在天一眼看出那是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
金鲁生：“你打过枪？”
安在天：“还在苏联的时候。”
“你去过苏联？”
“我在苏联长大的，36年去，46年回来，整整十年。”
金鲁生指了指耳朵，问：“就学这个？”
安在天卖着关子：“也不全是。要不怎么打过枪呢！”
乘务员来送开水，金鲁生迅速地取下毡帽，把手里的枪遮住，枪口始终对准来人。安在天配合地接过开水，又把空的热水瓶递给乘务员，道谢，同时也表现出对金鲁生尊敬的样子。乘务员走了，金鲁生收起枪来。
安在天泡了茶，问：“你的茶杯呢？”
金鲁生指了指桌上的酒壶：“我喝这个。”
“是美国货？”
“解放重庆时缴获的，搭了我两根肋骨。”
“酒量呢？”
“我的酒量比你的耳朵还好，天生的。武松喝十八大碗过景阳岗，说到底还是醉了，我就没醉过。”
“大家都叫你‘铁嘴’，就是指这个？”
金鲁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安在天：“回去我送你一瓶好酒，伏尔加，过去的同学从苏联带给我的。”
“但愿这次我能把你，还有要接的人顺利地带回701，这样就可以喝你的好酒了。”
安在天又看了一眼黑皮包，打趣道：“身上的枪就是口袋里的钱，随时都会被主人用了。一旦你这把枪被使用，就说明我们遇上了麻烦，枪会把麻烦消灭掉，像水扑火。但也许不会，因为水有时候也灭不了火。”
“你什么意思？”
安在天哈哈大笑：“寡不敌众的时候，只剩下一颗子弹，你会毫不犹豫地打死我。”
金鲁生白了他一眼。
安在天：“没什么，这是你的纪律，也是701的规矩。”
火车钻进了隧洞，轰隆隆的……
金鲁生像是安在天的保镖，他带着一把枪，尽管他出门带枪就像安在天出门带一只钢笔、一本书一样。他是保护安在天的人，也是有可能消灭安在天的人。安在天就这样踏上了去上海接罗三耳的征程。
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急驶，李秘书坐在前面，后面是铁院长和华主任，大家表情都很严肃。铁院长刚把华主任从军用机场接出来。
华主任问：“接罗三耳的人走了吗？”
铁院长回答：“走了。”
“可靠吗？派谁去了？”
“侦听处的副处长，也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安在天。”
吉普车进701大门时，那个卖泡菜的小贩又闪身出来了，蔡大爷不觉皱紧了眉头。
一进铁院长办公室，铁院长就问华主任：“罗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华主任介绍道：“罗山是他解放后才改的名字。他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调音师，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宋十分赏识他，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那时候，罗三耳的名字在南京，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他有才，人又风流，有一次勾引了一位军长的五姨太，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军长要毙他，还是宋出面才救下他一条命……解放南京的时候，他做了俘虏，得知他和宋的关系，部队就把他当做要人关在紫金山上，恰好跟我们侦听组在一起。那时南京城里经常有零星的枪战，他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也是为了讨好我们，一有枪声就报告我们，枪战发生在哪一带，用的是什么枪。听他老这么说，但谁会去信他？直到有一天，两个同事各提了一把枪出去打猎，他在窗洞里看见了，喊住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同他做个游戏，说只要他们先各自放一枪让他听了，到时他就能听出哪一枪是谁打的。这怎么可能呢？两把一样的枪，子弹也一样，能分出彼此才怪呢！于是就跟玩儿一样，两人各开了一枪，让他听了。结果，等他们打猎回来，他递出来一张纸，上面记录着谁开的这一枪，谁又开的那一枪，哪一枪击空了，哪一枪击中了，清清楚楚，无一拉下，都神了！”
铁院长感叹地：“还真是三只耳！”
“可惜他的历史复杂，和宋美龄沾上了边，没办法来我们这种机要部门。后来他被释放了，移居上海，才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铁院长问：“你这次怎么会同意让他出山？”
“因为上头下了死命令，三个月拿不出‘字典’，你我便都是历史罪人。用罗山这种人是有政治风险，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刀尖上行走，也只能铤而走险。”
“但愿罗山是孙悟空，我们靠他能上西天。”
软卧包厢的走廊里，金鲁生发现一个留八字胡的人一直在盯着他。
金鲁生进了包厢，提起热水瓶。
安在天：“水是满的。”
金鲁生：“把门反锁上。”说完拉开了门，出去了。
走廊里，金鲁生返身关门，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了一眼周围——“八字胡”果然还在那里窥视，被他看见了，躲闪不及。
金鲁生再次进来时，安在天问：“有情况？”
金鲁生没理他，掏出手枪，顶上了子弹……
夜深了，车厢走廊，“八字胡”离安在天所在的包厢越来越近了……看四下无人，他突然拿出一把手枪，对着安在天包厢的门连连射击。
这一夜金鲁生拽着安在天连换了三次地方，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换一次，最后干脆躲进了行李车。换一次，对他们来说就增加了一份安全感；但这样下去，他们一夜根本就没睡成觉，死里逃生。
安在天就这样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上海。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他的妻子和儿子，现在也居住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早晨六点多，火车鸣叫着进了站台。
行李车里，两人正准备下车。
金鲁生：“这趟火车两个小时后返回，如果顺利，我们可以跟着它回去。”
安在天打着哈欠，道：“两个小时怎么够？上海可大了，一趟来回都来不及。”
“那就赶下一趟火车，下午1点的。”
“这还差不多。”
“但那趟列车条件差，没软卧。”
安在天开着玩笑：“没特务就行。”
“吓着你了？”
“吓着我的胆了。”
金鲁生嘟囔着：“咱俩换一下衣服吧，你来做老板，我当政府的人，这样像一些。”
安在天大笑。
二人下了列车，互换了衣服，安在天派头十足，像极了生意人。金鲁生则带着他，并没有随人流出站，而是七拐八拐，不知要去哪里。
“我们去哪儿？”
“跟我走。”金鲁生顿了顿，客气地说，“安老板，请跟我走。”
到了上海火车站公安值班室，金鲁生跟回家似地带安在天进来。老公安忙站起身来。
金鲁生问：“许处长呢？”
老公安反问：“你是谁？”
“叫你们处长来问。”
“你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
正说着，进来一个中年公安，客气地说：“啊呀，是金首长，你怎么自己就来了，我还去站上接你呢。”
二人像是打过交道。
金鲁生真像首长一样，不客气地问：“车呢，派好了吗？”
许处长：“派好了，司机早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司机指的就是老公安，他没想到等的人就是面前这两位，不好意思地说：“啊，你就是金首长，你早说嘛。”
安在天：“辛苦你了，这么早就让你出车。”
老公安又对安在天：“还有这位首长，你太客气了，你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三人往站台走去。
安在天问金鲁生：“你怎么跟处长这么熟？”
金鲁生：“我不光在山沟里打过仗。你家在上海？”
安在天“嗯”了一声。
“老家还是小家？”
“我哪有老家？我是革命孤儿，要说老家，算在苏联吧。”
“你父母都是铁院长的战友？”
“三几年一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过他们没有铁院长这么幸运，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就牺牲了。”
“你成家了吗？”
“儿子前天刚过的三岁生日。”
“来得及的话，回家看一眼。”
安在天笑了，说：“只可惜，这你说了不算！”说着，已经走到了一辆吉普车前。安在天对老公安，用上海话说，“去上海音乐学院。”
老公安看了安在天一眼，加倍热情地：“侬也上海人呀？请坐好！”
道路两边长满了法国梧桐，洋楼里传出钢琴的声音，安在天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心绪似乎一下子远了……
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主楼前，安在天和金鲁生下车，朝楼里走去。
金鲁生：“姓罗的知道我们来这儿接他吗？”
安在天：“华主任电话里已经通知他了。”
金鲁生交待老公安说：“你千万别走开，在这儿等我们下来。”
校园里，到处都有与音乐有关的声音：钢琴、小提琴、黑管、笛子……还有人在引吭高歌歌颂志愿军的歌曲。
笼式电梯里，安在天和金鲁生升了上去……
教研室门口，金鲁生径直就要闯进去，被安在天拦住。安在天礼貌地敲了敲门：“请问，哪位是罗山老师？”
一名教员转回身来：“你找罗老师呀，他刚刚出去。”
“他去哪儿了？”
“就在楼里，他说外地有一份重要工作需要他离开上海，忙着和同事们告别呢！”
安在天拉着金鲁生退了出来，又往另一间教研室走去。安在天敲着敞开的门问：“请问罗山老师在这儿吗？”
里面的人摇摇头。
空荡荡的走廊上，没有罗山的踪影。
金鲁生不耐烦地叫道：“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楼梯口上来一位女教师，安在天忙上前去问：“同志，看见罗山老师了吗？”
女教师：“好像下楼了，他说要在主楼前和同事们合影留念。”
安在天道谢。
两人下到一楼，金鲁生大声喊着：“罗山！罗山！”
无人应答。
从楼里往外看，吉普车还等在原地，老公安正在擦车……
安在天和金鲁生跑出楼来，感觉眼前飘过一个黑影……老公安擦着车，忽然，车顶像被天外来客砸了一下——有人从高处落下来，先掉到车顶上，又被弹了回去，最终摔在他的脚下……
没有血出来，但人已经不动了。
·8·
第二章
金鲁生抬头——楼顶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有阴霾的天空。
安在天把那个人翻过来，才发现已经有血从他的鼻孔、嘴里、耳朵里出来……
几个教师和学生从四处跑了过来，有人“啊”地叫了一声：“天哪，是罗山老师！”
安在天大吃一惊。
金鲁生转身跑进楼，按着电梯开关，可电梯就是不下来。
老公安惊魂未定，他的手不住地在发抖。
安在天去打急救电话。
金鲁生顺着楼梯拾级而上，不断有人听说楼下出事了往下跑，还有个穿灰长衫的人跑得太急了，差点儿和金鲁生撞个满怀……
安在天打完电话回来，见已经有不少人围住了罗山，女同学吓得抱成一团，还有人从楼里跑出来，其中就有“灰长衫”。
金鲁生端着手枪，一脚踹开通往顶楼的门……空荡荡的楼顶平台……他走到边上，往下看去——一辆救护车鸣叫着开进校园，人群散开了，没有再看见“灰长衫”……
医院急救室，罗山头上缠绷带，像个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护士又挂上一袋血浆。
走廊里，罗山的妻子和孩子匆匆跑了进来。安在天和金鲁生站了起来。罗山的妻子往急救室里闯去，被护士拦住。
幸福将在这个家庭中不复存在，因为医生告诉安在天，罗山的手脚断了不说，大小便失禁，脊椎也摔断了。罗山让安在天再一次感受到生命是如此的不真实，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鸡飞蛋打。
护士出来说：“他嘴巴能讲话了，叫人赶紧进去。”
安在天、金鲁生以及罗山的妻子同时站了起来，都要往里去，被护士拦住了：“他只说要跟来接他的同志讲话。”
安在天歉意地看着罗山的妻子，一狠心，进去。
罗山依然躺着，知道安在天进来，微弱地叫了一声：“……首长……”
安在天安慰道：“你没事儿的。”
“……我不能为你们效力了……”
“不着急，等你好了，我再来接你走。”
“……我不行了……”
“罗山同志，你会好的，别胡思乱想了，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医药费……组织上会为你解决的。”
“……谢谢首长。到青镇……有个码头，只有一个……你坐船，顺着河流一直往下走……有一个叫乌镇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他比我的耳朵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