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然一声巨响，我感到了脚下的大地的颤抖。我的眼睛还迷乱在白烟和烈焰翻卷着的火团之中，火箭托着的卫星早已峭立在白云和蓝天里头了。火箭尾巴喷着耀眼的火焰，端直直冲向白云悠悠的天际，洒下一条乳白色的线带。火焰喷发出啪啪啪的连续性爆炸似的响声，从河谷里一路震响到长空，威风凛凛又卓尔不群。乳白色的线体大弯角转向，朝着东南方延伸，愈来愈纤细以至从肉眼里消弭。
令人陶醉的灿烂一瞬。
晚霞羞羞地洒满青葱的山峰和河谷。人类智慧的轰然一爆，观者的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一股壮怀激烈的欢畅。当生活中太多的诸如种种腐败的丑行噎得人忧愤不堪的时候，这样的一声轰鸣陡然使我感到了情感的超越，涨起某种对于腐败丑行的鄙夷。腐败者在灯红酒绿中继续腐败，撑着国家和民族脊梁的人在神秘的山谷默默成就着大事。
安宁河在夕阳里愈加妩媚多姿，拥着两岸婆娑的柳烟向东款款而去。最现代的科学技术隐蔽在最偏僻的丛山之中，隐身在灰蒙蒙的村舍围墙和背着背篓的女人之中，羊群散落在山坡上，耕牛拽着犁具在田地里来去翻耕，路边简陋的烟酒店里聚着赤身的闲人在闲聊。似乎这一切看起来都不可思议地统一在这河谷里。
那样震撼人心的轰然一响，那样灿烂的动人的一瞬，使我长期感到神秘的又是十分遥远的距离全部消失了；眼见的可靠的壮观壮景，使人在那一瞬间突然心地踏实起来，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去。
神秘一幕
——凉山笔记之二
四川西南部的大凉山和小凉山，在我的感觉里是除了西藏最为神秘的地方。
年轻时读过作家高缨写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随后又看了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那隐蔽在青山和河湾里的一幢幢茅草屋舍，女人俏丽的花裙和胸前挂着的精美的银器饰物，尤其是男人头上装饰着的那一根独角似的帽子，令一个自幼生活在内地关中的人感到新鲜又神秘。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火箭和卫星发射的壮观景象，一次又一次引发的是壮观之后的神秘，是一个无知的外行对于距离自己太远的尖端科学的神秘感觉。这卫星发自西昌，在凉山。然而这些都是后来不断叠加的印象，最初的关于凉山神秘的印象，却是来自红军长征彝海结盟那个历史性的一幕。
记不得是多大年龄时的事了，反正是少年时期，我知道了红军长征的故事。究竟是历史教员先讲的，还是我阅读连环画先知的，记不清了，也无关紧要。长征路上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对于少先队员的我都有一种绝对的征服力量。然而仅就神秘感而言，却是刘伯承将军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对于作为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故事——长征”，当然更多些了解了，然而歃血为盟的神秘依然雾罩在心头。
几十年后，1998年7月19日，我终于有机缘拜谒歃血结盟之地——那隐蔽在青山秀岭之中的彝海，揭开从少年时代潜存到今天的那个历史性细节的神秘一幕了。
汽车在山上盘旋前进，公路在森林覆盖的山梁和沟壑之中盘旋。森林是人工培植的森林，也是我所见过的人造林中最壮观最具规模的森林。这是飞机撒播的树种，历经数年的精心呵护而培育成功的一片绿色。它是对1958年的大毁坏的忏悔，是中国人从愚昧走向觉醒回报给大地的一份真诚的祭礼。汽车每一次转向拐弯，人的眼前便是一方新的姿色。色彩和光线千姿百色，那是天光和地韵和绿叶在山坡在山峁在沟坡沟底自然杂合的色调，每走一步你都能感到那色调在变化在流动。那种美你只能感到目不暇接，你只能感到心旷神怡；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词句或一堆话语把它描绘准确，因为那气韵那色调那景象本身是瞬息万变的，人类创造的色彩（包括最出色的画家的调色板）是单调的，人类创造的语言也就显得更贫困了。那叫自然。西昌人营造和呵护的这一片大自然的景象是西昌人的心灵诗篇。
进入纯自然的原始森林又是别一番天地和景致了。大片的天然草地和望不透的树木，使人惊叹和欢悦的同时亦由不得庆幸，野蛮的大毁坏的1958年的斧头尚没有砍到这里。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沟的每一寸空间，都呈现着一份不同的色彩和韵致。一团一团的白云一次又一次戏弄着太阳，阳光短暂的隐没和再一次复出，这千峰万沟的群山就气象万千了。即使最干枯最寡情的人到了这样的山地也不会无动于衷，即使心灵世界最低迷的那一根神经也会苏醒过来，陷入一种美的陶醉。那叫原始的大自然。
彝海在一座山顶上。这实在称不得海，而只能算是一个大水潭。如果按水潭的概念确实是够大的了。据说在凉山，有许多这样的水潭或者水池，而被称作彝海的水池或水潭其实是较小而又极普通的一个，然而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也是截至目前为中外游人观瞻最频繁的一个，歃血结盟的长征中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一幕就发生在这里。这凉山上颇多的水潭或水池的绝妙之处，一是处于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顶上，蔚为壮观，也为带着原始韵味的群山酝酿出一方水的妩媚和水的娇娜；二是这水潭既不是汇聚小溪小泉之水而成，亦不是天雨汇集，而是来自地下，你找不到水的出处，水却在这儿聚潭聚池了不知多少万年。
我站在彝海边上，仅仅只是一种崇敬的心情来追寻革命历史的一块碑石，一块雾罩着神秘色彩的碑石，却无法沉重。即使我和同来的作家朋友努力追问查询，企图捕捉最生动最鲜为人知也最为准确的历史性细节的一枝一叶，显然再也无法进入沉重。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结盟的红军统帅和士兵面临的困境乃至绝境，尽管这感受在事件的发生地比教科书（或连环画）上更贴近更具体也更深刻，然而无法进入当年哪怕是一个红军伙夫彼时彼地的焦虑与危机……我只是已经成为历史的那神秘一幕的参观者和崇拜者，不可能重新进入沉重的体验。
彝海是平静的，水波不兴，如一面蓝色的镜子。绿树密密匝匝环绕着水，鸟儿在啁啾。阳光从枝叶间流泻下来，在水面上洒下一片闪闪烁烁的斑驳色彩。一只小水鸭在水里游过，波纹随兴随隐。当年那一群衣衫褴褛的红军士兵暂聚在这里，期待即将发生的那个历史性细节的彝海也是这样平静吗？一如许多万年以前一直平静过来的平静吗？
紧拥着彝海南沿儿的是一片缓坡，向西铺展而去。泛着淡黄的绿草，随着缓坡起伏着的曲线而起伏着，无名的各色花朵在曲线的任何部位都点缀出迷离和妩媚。野蜂和蝴蝶便成了草和花的君王，随意拈惹，真是蜂乱而蝶忙。缓坡倚靠着山，山上是密不露隙的森林。随着山势渐次升高，森林的色彩也渐次浑厚而深沉，直到遥远的树梢和白云相接相抚的峰巅处。
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无须再叙写，这是任何中国人都熟知的。我现在才听说，血是一只公鸡的血，印象里似乎一直以为是他们两人割破手指的血呢。后来为此我专门查了字典，在“歃血为盟”词条下注释着：古代举行盟会时，宰杀牲畜，并以牲畜的血涂抹嘴唇，表示精诚团结，结为同盟。我便释然，用公鸡的血和着酒原是合乎古代传统规矩的。不过酒却确凿不是任何酒，是用彝海舀来的水滴进公鸡的鲜血，刘伯承和小叶丹双方都饮下了。据说一时找不到酒，便舀来彝海之水权且做酒。这彝海之水自地下涌出，聚潭许多万年而不散不竭，便如自酿了几万年的一池美酒。彝海之水便促成了一种神圣的事业和一种真诚的精神的结盟，便成就了带着神秘色彩的历史性一幕，便没有重复石达开在大渡河上的天朝悲剧。
在一块稍微平坦的草地上，摆着三块青石，这是当年刘伯承和小叶丹以及翻译站着喝血酒的位置。稍后的草地上，有一方漂亮的雕塑，自然是把那历史性一幕的短暂的细节凝聚定格而成的形象。夏日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在草地上，照着那雕像，照着那三块青石。我坐在刘伯承站过的那块石头上，依然无法感受当年将军的心情，依然无法进入沉重，依然无法挥去那雾罩了几十年的神秘，而愈觉神秘了。
现在人们从中国的南方北方到此游览，观赏凉山大自然的奇异的景致，瞻仰当年在这里发生的神秘的一幕，自然吸取种种自以为珍贵的东西。历史不能重复体验，而动人的细节却永久存活在后来人心里，历史便不会泯灭。
不会泯灭的历史性细节还发生在这神秘的一幕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之后，刘伯承将军率领的红军赢得了时间，强渡过了大渡河。晚来迟到的国民党军队便杀害了小叶丹，继续搜捕小叶丹的亲属。小叶丹的夫人和孩子在凉山彝族同胞的保护下，流亡逃躲了整整十四年，直到西昌解放。夫人把当年由毛泽东赠送给小叶丹的一面绣有“中国工农红军”的红旗整整保存了十四年，共和国成立后就交给人民政府了。我的神秘的感觉终于雾散，眼前扬起灿烂的节日的礼花，纷纷的花雨莫如说血雨，有小叶丹的一滴，一个凉山彝人的血。
我的家乡有民谚说：摘不到瓜，拔蔓；逮不住雀儿，砸蛋。活画出那些邪恶的人凶残而又虚弱的无赖嘴脸。中国民间的邪恶的人和封建政权里邪恶的势力莫不如是。
人民终于进入和平发展的理想时代了。在这样荒僻的凉山修筑出漂亮的柏油公路，培育起如此美丽的森林，更不需赘记从奴隶制度下一步跨越到现代生活中的彝族人了。
美丽的彝海是一面天成的镜子。
旦旦记趣
外孙取名旦旦，已经长到两岁半，常有“惊人”之语出口。每每听到，先是猝不及防，随之便捧腹大笑，或忍不住而喷饭，且不能忘。
他很贪玩，几乎没有片刻的闲静，即使吃饭，仍然是手不闲脚亦不停。这时候，我便哄他说，你不好好吃饭，屁股上都没肉啦！顺手便捏一捏他的小屁股，再鼓励一番，好好吃肉，屁股上就长肉啦。他便真听了话，张口接住他妈妈递到嘴边的一块肉，刚嚼了两下，估计还未嚼碎，便急忙咽下，跑过来，背过身，撅起小屁股：“爷爷你再摸一下，看看长肉了没有？”在一家人的哄笑声中，我只好将错就错：“长了长了！再吃再长！”我亦忍不住笑，这才叫立竿见影！
旦旦吃了一块豆腐，蹦过来，转过身，又一次撅起小屁股，认真地说：“爷爷你再摸一下，看看屁股上长豆腐了没？”哇！一家人全部放下碗，停住筷子，笑得前仰后合。
然后就没完没了。一次连一次地重复如前的动作和姿势，一次比一次更加认真地问：爷爷你再摸一下，屁股上长蘑菇了没？
爷爷你再摸一下，屁股上长木耳了没？
我已经再没劲儿笑了，无可奈何地对他说，旦旦的屁股成了副食品超市了。
有一天，我要上班了，照例先和旦旦说再见，然后就走到门口。旦旦却急了，从沙发上跳下来，鞋也顾不得穿，光着脚跑过来，边跑边喊，爷爷别走爷爷别走。我就站住安慰他。他却盯着我喊：爷爷我送你。我也就释然，还以为他缠住我不让出门呢。我拉开门，他先蹦了出去，站在楼梯口，伸出一只小手来。我尚弄不明白他要做什么，就牵住他的手引他进门回屋。小家伙抽回手去，甩了几下，又伸到我面前。我女儿终于明白了，提示我说，他要跟你握手送别呢。我恍然醒悟，随即弯下腰伸出手去，攥住他的小手。他却当即跳着蹦着，另一只手像翅膀一样上下扇着扇着，嘴里连续丢出一串话来：“再见！拜拜！巴尼哈！那就这！”
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发挥毫无心理准备。旦旦表演完毕，向我摇摇手，又跑回屋里沙发上去了。我走下楼梯走过楼院走出住宅区的大门，心里还一直在想着。“再见”和“拜拜”他早都会说了，自然是他爸爸妈妈教的。“巴尼哈”是维吾尔族语“再见”的意思，肯定是他奶奶教给他的。我和老伴今年夏天去了一趟新疆，就学会了这么一句维吾尔族语的“再见”。这些当然都不足为奇，奇就奇在“那就这”从何而来，谁教给他的？
想想也不难破译。家里来了人，说完了事，送客人出门，握手告别时我常习惯说“那就这”。意思是我们说过的事就这样了。不仅如此，打完电话时，我也习惯说一句“那就这，再见”。这娃娃不知观察了多少次我的举动和说话，终于和我要来表演一回了。
从这天开始，这样的握手告别仪式就成为必不可缺的铁定的程序，我一天出几次门，就有几次这样的表演仪式，地点也必须是门外的楼梯口。有一次因事急，我匆匆开门出去，走到楼下，从窗户里传出旦旦的哭声，哭声不仅大而强烈，且很悲伤，我感到了一种他被轻视了的伤心，我犹豫一下，还是反身回家，补行了那个握手告别的仪式。他的脸蛋上挂着泪珠，仍然把小手递到我手里，蹦着跳着，左胳膊还是小鸟翅膀一样上下扇动着，哽咽着却一字不漏地说完“再见……拜拜……巴尼哈……那就这”。
旦旦学骑小三轮车几乎无师自通，哪怕是车子可以擦轴而过的狭窄过道，他都可以骑过去。旦旦对我说，爷爷我到北京去了。说罢便踩动车轮钻进另一间房子去了。不一会儿，旦旦又转回来：爷爷我到上海去了。说罢又钻入第三间屋子。我的三室住房加上厨房，不时变换着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名字，大都是我或家人出差去过的城市。因为去某个城市的时间和回来之后的一段日子，家人总是说那些城市的见闻和观感，旦旦便在谁也不留意他的时候记住了这些城市的名字，而且被他骑车一日几次地往返了。
回到家，迎上前来打招呼的总是旦旦。这时候，无论什么顺心的事和烦恼的事甚至令人窝火的事，全都在旦旦的无序的话语里化解了，说宠辱皆忘说心静如水似乎都不大恰切，只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爷爷了。
秋收过后，我带着旦旦回到老家乡村。今年夏天雨水好，秋粮得到了近来少有的好收成，村巷里的椿树槐树皂荚树树杈上，架着一串串剥光了皮壳的玉米棒子，橙黄鲜亮的。这虽然是我自小就看惯了的家乡的最亮丽最惹眼的风景，依然抑制不住对于丰收果实的那种诗意的感受。旦旦也激动起来，扬起两条小胳膊，睁大惊异的眼睛欢呼起来：啊呀！这么多的香蕉呀……
旦旦的惊人之举引来哄然大笑。他奶奶他妈妈和周围的乡亲都笑了。我笑过之后，便不由得感慨。这孩子生在城里，长在城里，两岁半了，第一次看见玉米棒子，把形状类似的香蕉就联想起来混淆一起了。我的三个儿女，包括旦旦的妈妈，都是生长在这祖传的乡间老屋里，他们生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也是我的生活最困窘的时期，香蕉无异于天国的神果，他们正好可能把香蕉当作玉米棒子。香蕉在现时的乡村，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水果，乡村小镇和马路边的小店散摊，都摆着一堆堆零售的香蕉，肯定不会有农村孩子再把它当作玉米棒子的笑话发生了。无论大人们怎样开心地调笑，旦旦却早跑到树下，仰起脸盯着树杈上的玉米棒子，跳着叫着要摘下“香蕉”来。
两岁半的旦旦，大约正处于人生的混沌状态，什么都要问，却什么也懂不了；什么都感觉新鲜，过眼之后便兴味索然；什么人的什么话都可以不听，一味固执于自己当时的兴趣；什么行为和动作都想去模仿，结果是毫不在意地又丢弃了。我可以看到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两岁半这个年龄区段里的全部可爱，混沌的可爱。不必做任何意义上的猜想和推测，两岁半的混沌形态容不得意义，因为它本身属于无意义的自然形态。
这个年龄区段的混沌可能很短暂。因为在两岁的时候，旦旦还不是这样的形态。半岁的变化有点急骤，两岁时说不出的浑话和做不出的行为动作，到两岁半时就都发生了。那么我就猜想，再过半岁呢？到了三岁时，该是从混沌状态走出来而踏入半混沌半清明的状态了吗？他在蜕去一半混沌的同时，还能保持那一份憨态的可爱吗？
猜测那混沌状态的可能消失，依恋着那混沌状态的全部可爱，我便打算用笔记下来。我的记性已经很差，无疑是老年的生理特征的显现。想到生命的衰落生命的勃兴从来都是这样的首尾接续着，我便泰然而乐。
俏了西安
一
西安俏了。俏得让那些老西安人常常发出喟叹：噢、噢、噢，这条大街就是早先那个鸡肠子似的巷子嘛！啥时候修得这么宽敞……人们在新的城市格局的每一个路口或每一座新的建筑物面前，总是忍不住钩沉昨天的记忆，这种喟叹便浸润着生活进步社会变迁的历史性韵味了。
二
急骤的变化仅仅是十余年间的事。
我是80年代从灞桥区调入省作家协会的。作协所在的建国路还算得上一条比较宽大的街道，那时候隔五六分钟才过一辆卡车或小车，行人可以悠闲地在街道上晃荡，孩子在马路中间嬉戏，甚至有人在街道中间打羽毛球。而今要横过马路需得左顾右盼以至焦灼等待，几乎首尾相接的机动车从早一直流到深夜。
整条建国路上只有一家食堂，在西南十字路街口，市商业系统下属的一家国营食堂，卖素面和肉面，还卖羊血泡馍，啤酒是散装的，两毛钱一碗，碗是粗瓷黄釉的大号老碗。已是专业作家的我仍住在乡下，每逢奉召回作协开会，中午便在这里花两毛钱买一碗羊血一毛钱买两个烧饼，奢侈时再加一碗啤酒，五毛钱下了一回馆子，心满而意足。那时候的工资是五六十块钱，收入和消费正好合适。几年间，这条街上高档酒店和风味小吃店竞相开张，门面也越换越新，灯光亦越换越亮，价钱自然也是越换越高，然而食客仍然涌现不断。那家卖羊血泡馍的低矮的食堂作坊早已被高楼所代替，刘家兄弟开了家令人忍不住冒险欲望的蝎子酒宴。民航售票处、证券交易厅门前，如涨潮和退潮的人群标示着股票行情和股民的忧欢……无论如何，在我喝着大碗啤酒嚼着大碗羊血泡馍的那几年里，无法料知蝎子会作为美味佳馔摆上餐桌，更无法料知股票会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牵扯人们的忧欢。
如果再沿着记忆之河溯流而上，我记得7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安四条大街上，骡马拉的大车畅行其道，仅仅要求每匹牲畜的屁股下设置一只接纳粪便的布兜，而尿是可以任意撒的。再追溯到50年代中期，我在东关读初中的头年冬天，每到傍晚，铺天盖地的乌鸦在天空盘旋，凄丧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蹲在操场上晚餐的学生们常常会被从天而降的排泄物所击中，或头上或身上或饭碗菜碟里。这些乌鸦夜栖在东门城楼层叠的木檐下，天明又飞到城外去觅食了。那时候的东门城楼漆彩剥蚀、塌檐断瓦，像一个风烛残年衣履残破的老人。
我现在的住地就在东门内，看着这门楼重新抖出威风重新焕发新姿重新现出昔日（始建时）的雍容和气度，往往忍不住感慨，十余年间西安人做了多少大事！正在发展的生活和已经逝去的历史才是透视一切的镜子。
三
多年前，我在西安出的一家报纸上看到过一篇北京一位作家写的西安印象的文章，有一个令我吃惊的观点。看到西安端南正北端东正西的以钟楼为中心的四条大街，以及西安井字形的街路布局，便大发感慨，说端直的道路客观上造成了西安人思维的简单，直戳端出不会拐弯亦不会多向思维，才是西安包括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滞后的原因。
就我有限的阅历，中国的城市凡是建筑在平原上的，无论古都无论新城，大都是井字交叉的大街或小巷，似乎没有哪个城市的创始者为了表示思维的多维性和多向性故意把大街或巷道多拐几道弯儿。贵阳、重庆那样的山城受地貌的限制自不能做佐证，上海和天津的弯曲街路多是租界地里的洋人们按照自己的势力范围制造的畸形，是中国人的不大愉快的一块旧疤，恐怕也很难牵强到多向思维这个话题上头来。
我便和朋友调侃，以西安端直的街路而判定西安人属端直思维的人，其思维的简单和端直正好应该和西安的街道一样。
西安保存下来全国唯一一圈完整的古城墙不仅对西安，对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古代文明，正好留下一个完整的标志，一道不可复原复制的古代城池的标本，弥足珍贵。开放的西安获得了自己的发展，终于有财力修复残缺破损的城墙，终于完成了城墙的点亮工程。入夜，美丽的古城的轮廓可以使我们笑慰古人，亦可骄傲地指点给海内外的朋友。
又是前些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嘲讽西安人的文章，说西安人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的象征便是这城墙，城墙是一个封闭的思想象征。我在此便先抬杠，秦岭山区和边疆草原没有任何墙作为封闭的障碍，事实是那里至今仍然是扶贫脱贫的最落后的地区。那里到处都是弯曲的小路，而人们的思维却看不到多维和多向。
在开放的中国和中国的西安，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临界线上，一座明代的古城墙怎么能封闭现代西安人的思维和西安人的观念？现代高科技现代网络信息现代新的知识，难道依靠马车和云梯翻越城墙闯入城门洞么？
作为一个西安市民，我真是感激那些为保存西安城墙的完整和完美而表现出远见卓识的人们，这是一种悠长的历史和深沉的文化意识。我也同时期望着，这座古都曾经在国家和民族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独有的辉煌，在现代西安人的手里得以重现。
家之脉
女儿和女婿在墙壁上贴着几张识字图画，不满三岁的小外孙按图索文，给我表演：白菜、茄子、汽车、火车、解放军、农民……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
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日。在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页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的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他们都没有任何文凭，我只有高中毕业）。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
礼拜五晚上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五十余里路程，步行，我十三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