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原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回家折枣
在巷子的水果摊上看到红枣摆上来。自然想到又到枣月了，也自然想到该回家折枣了。妻子肯定也知道了枣子开始上市，催促我说，抽空回家折枣。在关中乡村，一般不说摘字，凡用摘字的地方，大多数时候用折，譬如折豆荚、折桑叶、折棉花等，摘一切水果都说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鲁迅《秋夜》开篇的绝句。我已记不得什么年纪读的，却记得是一遍成诵，自此便把一缕无尽的意味绵延到现在，也把一种文字的魅力绵延到现在。在我的前院中院和后院，栽了七八种树，有南方和北方的两种白玉兰、粉红色的紫薇、黄色的蜡梅、紫荆花树有红白两株、石榴树、火晶柿子树、还有三株枣树，都是我十余年间先后栽植的。几种花树依着各自的习性在不同季节开花，柿树和枣树也都挂果。每当花开或果熟时月，得空回到原下老屋小院，或赏花闻香，或攀枝折果，都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清爽和愉悦。今天又要回家折枣了。虽然都是面对自家院子里的枣树，我已很难体验先生在“风雨如磐”的“秋夜”里的那种忧思的情境了。
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树依旧很绿。天空是少见的澄澈和透碧。可以看到远方影影绰绰起伏着的秦岭的轮廓。左首的北岭和右首的南原沉静地摆列在两边，清晰透彻，不时现出掩蔽在村树里的一角红瓦屋脊或一方净白的檐墙。路两边的樱桃园里显示着收获过的败落和冷寂。这条在我生活历程中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回家的土路，却从来都不曾发生熟悉里的厌倦，视力触摸到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在昨天的记忆里泛出新鲜的差异性意味来，夏收后泛着白光的麦茬地，采摘樱桃时不慎攀折断了的枝条，从路边野草丛中突然窜飞的野鸡，都会把我在城市楼房里的所有思绪排解到一丝不剩，还有乡野的风对城市的污染空气的排除与置换。
进得我原下的村子，再踏进村子里我祖居的院子，先来到柿树下，缀满枝头的柿子，深绿渐变为浅绿，尚不到成熟的时月，似乎比往年结得稀。穿过前屋到了中院，扑面而来就是满树的枣子了。今年的枣子结得顶繁了，细软的枝条不堪重负，一条一条垂吊下来，像母亲过去挂在明柱上的蒜辫儿。且不说品尝吧，单是看见这缀满枝条的枣子，就令当初栽树的我有一种实现期待收获果实的无以名状的舒悦和幸福了。枣子已从绿色蜕变出鲜亮的乳白，果皮上有一坨一丝紫红色，尚未熟透到通体变成红色，完全可以折来品尝了。这种枣子比红透的枣子更脆更甜更有水津味儿。东墙根下一株，西墙根下两株，都把蒜瓣似的枣子展现在我的眼前，一派来自土地结晶而成的鲜活，一派无遮无喧亦无言的丰盛，真是让种植它的我感受体验到无与伦比的欢欣了。亲友已搬来梯子。我听到一声吃枣子的咔嚓的脆响，还有对枣子美味的欢叫声。
大约七八年前，我在早春的时候回家，路过一个业已城市化了的乡村，正逢着传统的庙会，顺便到会场去溜达，到处都摆着乡村人生产和生活的用品，庙会已无庙无神可敬，纯粹变成商品交易市场了。到处都摆着树苗，北方乡村适宜种植的柴树果树和花树秧子，成捆成捆堆放在路边，我总是忍不住在那些有树秧的摊儿前驻足停步：总是在抚摸那些树秧嫩干的时候忍不住心动，绝不弱于面对稿纸拨开笔帽时的冲动和激情。也许是自小跟着喜欢栽树的父亲受到的影响，也许是应了一个乡村“半迷儿”卦人给我算就的木命，我确凿爱栽树。和我一起溜达的妻子更喜欢那些民间编织的生活用品，装馍用的竹篮和装筷子的箸笼儿，还有装提水果的竹编长条笼。她不时拽我并提醒我，不要再买任何树苗了，屋前院内再找不到栽树的空地了。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能容得我栽树的地皮，只有老家庄前屋后和小院里那几分庄基地了，早被我栽得满满当当的了。不经意间，碰见一位老相识，他也曾弄过文学，却仍然在乡间种地，还在业余写着剧本。我看见他就有说不出口的话，城里有十余家专业剧团，或排场或别致的舞台整年都凉着，一年也敲响不了几回梆子锣钹，你把剧本写给鬼演呀！他的架子车厢里放着一捆打开的枣树秧子，是他培育的一种新品种，比普通枣子个儿大，味更脆更甜，名曰梨枣，却与梨不相干。他卖得很好，满满一车只剩下半捆了。他一边给我说他正在写作的剧本，一边往我手里塞枣树秧子。他知道我乡下有屋院。再三谢辞不掉，我便拿了三株梨枣回家，下决心把中院一株老品种的樱桃和一株太泼也太占地盘的花树挖掉，给这三株枣树腾出空位。令人惊诧的是，这枣树一年就长到齐墙头高了。直到这枣树秧委实出脱成茁壮的枣树，而且挂了果，赠我枣树的朋友打电话说，他的剧本早已写完，请几位高手名家看过，都在说写得不错的同时，也都说着遗憾。不是剧本能不能排，而是专业剧团根本就不排戏演戏。他问我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我不仅没有办法可支，连安慰他的话都说不出口。
新世纪到来时，我终于下决心回到乡下久别的老宅新屋住下了。枣树是我的院子里最晚发芽的树。当那嫩芽在日出日落的日子里蓬勃出鲜绿的叶子，我发现了短短的叶柄根下的花蕾，不过小米粒大小，绣成一堆。我在那个早晨的心情顿然变得出奇的好。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忍不住到枣树下站一会儿，看那小米粒似的花蕾的动静。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刚走到屋檐下，便闻到一缕奇异的香气儿，凭直觉就判断出枣花开了。小米粒似的花苞绽放开来的花儿自然不起眼，比小米的黄色浅些，接近于白色，香味却很浓郁，枝条上稀稀拉拉的枣花，却使整个小院都弥漫着清香。蜜蜂先我绕着枣树飞舞了。枣花蜜是蜂蜜中的上品。
眼看着那枯萎的枣花里挣出一只枣子来，恰如刚落生的婴儿，似乎可以听到那进入天地之间的啼哭。小米粒大的枣子，似乎一夜或两夜之间就长到扁豆粒大了，豌豆粒大了，花生粒大了，最后就定格在乒乓球那般大小了，个别枣子竟然有柴鸡蛋的个头。在桌子前在椅子上坐得久了，无论读着什么或写着什么，走出屋子走到枣树下，看着隐蔽在枝杈叶丛里的青枣，那正在你眼皮下丰满和长大的果实，一种蓬勃的生命的活力便向人洋溢着。枣子青绿的颜色，在我日复一日的注视下，渐渐淡了，泛出乳白色了，又浮出一丝一坨的紫红，它成熟了。我折下最先显出红色的一颗，咬了一口，便确信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一颗枣子了。这枣子皮薄肉细，又脆，满口竟有一股蜂蜜味儿。我便不忍心再吃第二颗，给家人品尝，也给那些从城里跑到乡下来找我的朋友享一回口福，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好吃的枣子。我给他们宣布政策，每人只能品尝一颗。无论年轻朋友，还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是咬下一口便禁不住声地赞叹起来。我便相信我的口感不粘连栽种者的偏爱因素，也毫不动摇地拒绝要吃第二颗的申求——总共大约只结了六七十颗，该当让更多的远道来客添一份情趣……后来几年的枣子，结得多了繁了，味道却大不如头一年。今年是前所未有的丰年，味道更差了，有点干巴。我心知肚明，肯定是干旱造成的。没有办法，我住了两年又离开原下的院子，一年回不来几回，枣子在每年伏天的旱季能保存不落，已属幸事了。
我已经不太在意枣子的多少和品味的差别了。我只寻找折枣的过程。常常庆幸得意我尚有一坨可以栽植枣树的院子，以及折枣折柿子的机会。这心理往往是瞅见城里人悬在空中阳台上盆栽的花草而生发的。他们已无可以栽一株树或一窝花的土地，只能栽在盆里悬在楼房的阳台上。我在被晒得烫烧脚心的水泥路和被油气污染的空气里憋得透不过气时，得空逃回乡下的屋院，拔除院子疯长的草，为柴树花树和果树浇一桶水，在树荫里在屋檐下喝一瓶啤酒，与乡党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尤其是回来折一回枣儿，心里顿然就净泊下来了。
今年回了家，折了一回枣。
明年还回家折枣。
关中有螃蟹
读本月十六日《今晚报》雷抒雁《口味》一文，妙趣横生，颇多兴致。抒雁是陕西关中泾阳县人，和我算是乡党，文中涉及关中乡俗风情，让我回味品咂不尽，尤其是对饮食习惯的普遍性口味的描写，既可看到这位乡党离乡大半生乡思萦怀的依依之情，更可感知他人生沧桑之后的睿智和达观，一种清朗的生命境界。
《口味》也勾起我诸多的生活记忆。得从文中引用的宋人沈括《梦溪笔谈》里开关中人玩笑的一则笑话说起。沈括说他在陕西做官时，听到秦州人收到一只干死的螃蟹，对其形状很恐惧，以为是怪物，便把它挂在门首，作为驱鬼避邪降灾之物。之所以会闹出这等笑话，让沈括做随笔记入名作《梦溪笔谈》，在于起首一句的“关中无螃蟹”的概论。这是这则笑话得以传播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在我的经验里却是值得辩证的。
我生在灞河边上，村庄离河岸不过二里地，未进学堂先在河滩学会割草拾柴，也在河水里耍水，逮鱼捉鳖是小孩子无师自通的耍活儿，未识字前就认识螃蟹黄鳝蚂蟥等水生物了。那时候灞河的常年水量比现在大，河边杨柳列岸，野草野花里藏匿着兔子野鸡，大片大片的芦苇地里，从早到晚都响着一种土灰色的鸟儿呱呱呱的鸣叫。沿着河岸，有大片的稻田，每到溽热三伏，男人女人挽着裤管在稻田里拔草，常常会在踩住一条黄鳝或被蚂蟥叮咬时发出一声尖叫，随之顺手从脚下抽出黄鳝甩到干滩上来，有时候就甩过来一只硬壳子螃蟹，小孩子们就用树棍儿挑着玩儿。灞河出山直到汇入渭河的百十余里流程中，两岸的湿地水田里滋养着的水生物不仅有螃蟹，无鳞的大嘴鲇鱼和长着两根硬如钢针的牙齿的刺鱼，还有鲫鱼鲤鱼，诸多叫不上名字的水生物，不知繁衍了多少万年，从未绝种，螃蟹算什么稀罕。
有一个生活印记在我心中至今不泯。那是我读高中时，正遇着“三年困难”物资极度贫乏时期，学生吃不饱，老师也毫不例外地忍饥挨饿。学生饿得受不住时，还可以相互之间悄悄说几句俏皮话；老师为人师表，饿着肚子就硬扛着，还要给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我看到的第一个因饥饿而患上浮肿病的人，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程老师。他刚刚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头儿，家在关中西府的一个山区县，把粮票省下接济更艰难的家室儿女，自己便先浮肿了。我看见第二个浮肿起来的老师已忘记了姓名，那浮肿的脸上的灰黄色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没有给我代课，他的办公兼宿舍的一间屋子和我教室的门斜对着，下课出门就能看见他和妻子孩子。那男孩子大约六七岁，常常蹲在窗台下的小火炉边，专心致志地焙烤着一只只小螃蟹。我就读的中学就在古人折柳送别的古灞桥桥头的河堤下，学校一面临着灞河，三面都是稻田和茭白地，自流水渠在宿舍后窗下和操场之间日夜流淌。这男孩的父母都是南方人，自小就承袭着南方人喜食水鲜的习性，自个到学校周围的稻田水渠里捉鱼抓蟹，自己洗刷开膛，在父母做饭的小火炉上烘烤焙熟，坐在小凳上吃那些变得黄灿灿的小鱼小蟹。我曾好奇地走到小男孩跟前，看他神情专注地剥着蟹壳蟹爪，津津有味地嚼着，颇为惊讶和好奇。这是我平生里见到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在全民大饥饿年月里自我救助的南方男孩。他的父亲我的老师浮肿了，他却未见浮肿征象，许是得了小鱼小螃蟹的营养滋润。
其实，何止灞河流域有鱼蟹。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美妙景致，灞河只是绕着长安的八条河流之一支，其余七条河流流经的关中平原，两岸的景致大同小异，笔直的白杨和婆娑的柳林，夏天的小麦和秋日的苞谷，更兼着沿河两岸的水稻，是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丰美的农耕图画。紧临长安的户县曾经长期生产一种进贡朝廷的上好大米，无尽的荷塘莲藕也是名传四方，鱼类螃蟹自在其中。柳青在《创业史》里描写的如诗一般的终南山下的水乡画面，可惜忘记了给螃蟹一笔文字。渭河自甘肃天水过来进入陕西宝鸡，一路浩荡横穿关中，出潼关汇入黄河进入山西，这关中平原也别称渭河平原，又称八百里秦川，有大小十三个封建王朝在这儿立都，姑且不说。渭河自西向东贯通关中，沿河两岸多种稻米莲藕，杂鱼草虾黄鳝和鳖，还有螃蟹，都得水而生生不息。再推到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也是在绕着长安的浐河的东岸，那儿出土的早期先民绘制的人面鱼纹陶画，成为人类始祖最早的艺术品的标志性杰作，浐河岸边断然也缺失不了螃蟹。
沈括的这则随笔所记述的笑话，是“闻秦州人家收一干蟹”而演绎出来的。是“闻”而不是沈括亲眼所看到。“闻”是听到，是听到的传说笑话。既是传闻传说的笑话，姑且甚至完全不必当真，只当它是笑话罢了。我又想起我生活的河边人给缺水的旱原上人编的笑话，说原上人为节省用水，每天早晨起来，夫妻面对面吐唾沫洗脸，晚辈的兄弟和姊妹皆仿效之。谁会相信它？如若沈括“闻”得，《梦溪笔谈》又多一则随笔了。然而，不能当作笑话则不究其真的是，沈括起首一句便断定“关中无螃蟹”。他还说“元丰中，予在陕西”。可见他在陕西做官时，大约很少下乡视察和访贫问苦，犯了点“官僚主义”，竟闹出“关中无螃蟹”这样的笑话。想说关中人笑话的大学问家沈括，自己倒闹出孤陋寡闻的笑话，倒是颇有教益的一则笔谈。
你让我荡气回肠
这是一组令我荡气回肠的石雕雕塑群。在我阅览的过程中，无意识间涨起关于一个民族的豪壮之气和骄傲的情怀，脊梁顿然挺直起来。
我们的历史太过沉重。大小王朝的兴起和颠覆都演绎着杀戮，是以无数的生灵涂炭为代价的。以理性和情感的双重视角审视五千年的文明史，都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不容苟且的严峻。然而，我不想沉湎在明杀和暗陷的痛切之中，尤为珍惜更加敬仰历史进程中的阳光。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仰赖太阳，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开创和推进，是由那些出类拔萃卓有建树的人实现的完成的。我看他们就是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撒播阳光的人。这组群雕所选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开天辟地的盘古，以及开凿架铺栈道的工匠，都是富于建设和创造意义的阳光英雄。我便心领神会，这组石雕的创作人与我看取历史的心情相吻合。
这组名为《华夏龙脉》的雕塑镶嵌在秦岭腹地，恰切而又传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横亘在华夏大地中腰巍峨雄浑的秦岭，是相伴母亲河——黄河的父亲山，正恰如既威严持重又摇曳多姿的龙。秦岭把中华大地分隔为南北，形成北国岭南无限风物风情的万千气象，更哺育和影响着华夏悠久的可资骄傲于世界的文明的进程，造就了中华文明独立独秀于世界的个性与风采。一百一十五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半坡人，始祖炎帝和黄帝族居之地以及陵寝，都紧依着父亲山——秦岭的北坡。盘古当是后人创作的概括了他们精髓的神化了的英雄。石雕群中遴选的人物，都是对华夏文明具有开创意义和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英雄，既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也是龙的精神的彰显和象征。他们组合在一起，镶嵌在秦岭，正构成一部简约的华夏文明史，也张扬体现着秦岭内在脉象——龙脉。
巍峨雄浑的秦岭，史圣司马迁冷峻地视为“天下之大阻”，在中国第一浪漫派诗人李白眼里，竟然是一唱三叹为“难于上青天”。今有四万筑路专家和工人，以富于创造性的智慧和无坚不摧的成就事业的雄心和毅力，把一条最直接便捷的高速公路铺展在秦岭之间，成为岭南岭北人民的阳光坦途，也为秦岭这条华夏龙注入了新的血液，让这龙脉更富于活力和灵气。雕塑家无疑是深得古今神韵的大手笔，着力铆劲处可见刀锋利刃粗犷的刻痕，精雕细刻处显现着绣花裁纸的丝丝入扣的纹路，可以猜想艺术大家对民族精英的敬仰之情，也可感知洋溢着的才华。这样，就有了一组震撼人心的《华夏龙脉》的雕塑，与作为龙的象征的秦岭融为一体，铸成永久。
我的秦腔记忆
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数跟着父亲到原上原下的村庄去看戏。
父亲是个戏迷，自年轻时就和村子里几个戏迷搭帮结伙去看戏，直到年过七旬仍然乐此不疲。我童年跟着父亲所看的戏，都是乡村那些具有演唱天赋的农民演出的戏。开阔平坦的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只有那些物力雄厚而且人才济济的大村庄，不仅能凑足演戏的不小开销，还能凑齐生、旦、净、末、丑的各种角色。我们这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村子，演戏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和父亲就只有到原上和原下的那些大村庄去看戏了。
不单在白鹿原，整个关中和渭北高原，乡村演戏集中在一年里的两个时段，是农历的正月二月和伏天的六月七月。正月初五过后直到清明，庆祝新年佳节和筹备农事为主题的各种庙会，隔三岔五都有演出，二月二是传统习惯里的龙抬头日，形成演出高潮，原上某个村子演戏的乐声刚刚偃息，原下灞河边一个村子演戏的锣鼓梆子又敲响了，常常发生这个村和那个村同时演出的对台戏。再是每年夏收夏播结束之后相对空闲的一个多月里，原上原下的大村小寨都要过一个各自约定的“忙罢会”。顾名思义，就是累得人脱皮掉肉的收麦种秋的活儿忙完了，该当歇息松弛一下，约定一个吉祥日子，亲朋好友聚会一番，庆祝一年的好收成。这个时节演戏的热闹，甚至比新年正月还红火，尤其是风调雨顺小麦丰收家家仓满囤溢的年份。
我已记不得从几岁开始跟父亲去看戏，却可以断定是上学以前的事。我记着一个细节，在人头攒动的戏台下，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还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让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的古装戏。可以断定不过五六岁或六七岁，再大他就扛架不起了。我坐在父亲的肩头，在自己都感觉腰腿很不自在的时候，就溜下来，到场外去逛一圈。及至上学念书的寒暑假里，我仍然跟着父亲去看戏，不过不好意思坐父亲的肩膀了。
同样记不得跟父亲在原上原下看过多少场戏了，却可以断定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看的戏种叫秦腔。知道秦腔这个剧种称谓，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进西安城念中学以后，我十三岁。看了那么多戏，却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戏是秦腔，似乎于情于理说不通。其实很正常，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乡人只说看戏，没有谁会标出剧种秦腔。原上原下固定建筑的戏楼和临时搭建的戏台，只演秦腔，没有秦腔之外的任何一个剧种能登台亮彩，看戏就是看秦腔，戏只有一种秦腔，自然也就不需要累赘地标明剧种了。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就留给我一个空白，在不知晓秦腔剧种的时候，已经接受秦腔独有的旋律的熏陶了，而且注定终生都难能取代的顽固心理。
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拥集着几乎一律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也是穿一个冬天开缝露絮的黑色棉袄棉裤，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幢幢淌着汗的紫黑色裸膀，汗腥味儿和旱烟味弥漫到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音乐的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间隔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有作为乐团指挥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风干散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都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对这些敲击类和弦索类的乐器的音响没有感觉，跟着父亲看戏不过是逛热闹。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岁，我跟父亲走到白鹿原顶，听到远处树丛笼罩着的那个村子传来大铜锣和小铜锣的声音，还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间相错的声响，竟然一阵心跳，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种渴盼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冲击的欲望潮起了。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无麦克风设备），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须生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阅世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生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婆，把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语言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都被满场子的哄笑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
我记不得看过多少回秦腔戏了。有几次看戏的经历竟终生难忘。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学校在西安东郊的纺织工业重镇边上，住宿的宿舍在工人住宅区内。晚自习上完，我和同伴回宿舍的路上，听到锣鼓梆子响，隐隐传来男女对唱，循声找到一个露天剧场，是西安一家专业剧团为工人演出，而且有一位在关中几乎家喻户晓的须生名角。戏已演过大半，门卫已经不查票了，我和同学三四个人就走进去，直到曲终人散。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比乡村戏台上那些农民的演出好得远了，我竟兴奋得好久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走进学校大门，教导主任和值勤教师站在当面，把我叫住，指令站在旁边。那儿已经站着两个人，我一看就明白了，都是昨晚和我看戏的同伴——有人给学校打小报告了。教导主任是以严厉而著名的。他黑煞着脸，狠声冷气地训斥我和看戏的同伙。这是我学生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处罚……
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我被任命为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同时，新任局长就是训斥并罚我站的教导主任。我和他握手的那一刻，真是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灵验了。从和他握手直到我离开这个单位，始终都不曾提及此事。他肯定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训斥过可能就置诸脑后了，又忙着训导另一位违纪的学生去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半老，依然严厉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大笑的时候很爽朗。一张棱角严厉的脸无论畅怀大笑还是微笑，尤其生动感人，甚为可爱。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这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专业秦腔剧团大约还在观望揣摸文艺政策能放宽到何种程度的时候，关中那些县管的也属专业的秦腔剧团破门一拥而出了，几乎是一种潮涌之势。他们先在本县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厂演出，几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装戏。西安郊区的农民赶到周边县城或工厂去看戏，骑自行车看戏的人到傍晚时拥满了道路。我陪着妻子赶过二十里外的戏场子。我的父亲和村里那几个老戏友又搭帮结伙去看戏了。到处都能听到这样一句痛快的观感：“这才是戏！”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这种痛快的感慨发自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心怀。“文革”禁绝所有传统剧目的同时，推广十个京剧“样板戏”，关中的专业剧团和乡村的业余演出班子，把京剧“样板戏”改编移植成秦腔演出，我看过，却总觉得不过瘾，多了点什么又缺失了点什么。民间语言表达总是比我生动比我准确：“这是拿关中话唱京剧哩嘛！”还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