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才逐渐显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诏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教小宦官读书。当时在内书堂读书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纪均是十岁左右。后陆续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师又增加了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等。从此，宫中宦官开始通文墨。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后设内宫监典簿，掌文籍，以通晓书、算之小内使任职。又设尚宝监，掌管王室图书，其内官皆仅识字，不明其义。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开始招教官入宫教习妇女，兼教内官，此即为王振入宫之契机。但正式设堂教宦官读书习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开了先例。朱瞻基性格类似其祖朱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他也知道宦官对汉唐两代亡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深刻的历史发展背景——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长官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须经中书省再下达。中书省相当于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构中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中书省长官更是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成为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论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论功，则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四十岁病死，刘伯温则辞官不做。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白手起家，对权力极为看重，担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为左丞相，以牵制李善长、徐达二人。然到了后来，中书省大权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朱元璋起于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许多大臣株连被杀。案件前后株连多达三万余人，史称“胡狱”。
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为助，越想越是恼怒，曾一度想要发兵征讨日本。元朝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遇风雨而全军覆没，是当年横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惨败，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谴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派遣使者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朱元璋又预备对日本用兵，召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师，欲任命其为主帅。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这才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38]，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迁转后，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专职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
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尚书、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但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最接近皇帝，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这个机构的职权必然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大学士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场所。大学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官职往往至尚书、侍郎等，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入文渊阁办事，参预机务，因在大内殿阁行事办公，故称为“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
只是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署，不辖诸司事务，权势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时，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阁职渐崇，权势迅疾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中央机构，但也作了某些变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创造了一套“票拟”制度，突出了内阁的作用，并使得宦官开始参政。
票拟又称拟票、票旨、条旨，指内阁对奏章所拟的批答。按照惯例，六部本章文书由通政司[39]汇总，送左顺门[40]，交内书房收录。皇帝阅览过后，认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发，凡要批示的则送内阁拟票——内阁将所拟批答之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章之上，再进呈皇帝批红。明宣宗朱瞻基一般会采纳内阁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各主管部门去执行。
这样，内阁就成为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和审议权。内阁大学士可以不与主管各部商议就直接提出建议，只要皇帝没有异议，这些建议便会自动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对皇帝负责，逐渐变成了秉承内阁之意行事。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在票拟制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处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爱好广泛，喜好书法、绘画、文学、骑射、宴饮、游乐等，又好微服出行，斗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对于兴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阅奏章无疑是个繁重的辛苦差事。为了减轻自身负担，皇帝开始让宦官读书，受到所谓的正规教育，以能够协助他处理文书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处。基于这一点考虑，朱瞻基认为宦官忠诚可靠，能够保守机密，且朝夕跟随在身边，是最合适的助理。
宦官参与到票拟当中后，逐渐演变成皇帝批阅奏章也多交给司礼监宦官代笔。按照票拟的流程，如果内阁大学士们提出的建议直接被皇帝采纳，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当皇帝不想采纳大学士的意见时，宦官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通常这个时候，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司礼监宦官，皇帝会本能地征询征求宦官的意见，宦官则会趁机提出他们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赢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为宦官多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则更多考虑提议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来限制皇帝的个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纳了宦官的建议，决策便会直接下达，而实际负责执行的六部根本没有机会与皇帝一起讨论复审宦官的意见。
由于司礼监高踞在票拟制度的顶点，有“影子内阁”之称，掌印宦官由此获得了空前的机会，人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最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时，负责居中传递诏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机会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往诏令上做手脚。而宦官因为生理缺陷，往往心灵扭曲变态，阴狠残暴，加上长期生活在皇宫中，只擅长奉迎巴结之术，缺乏实际的从政才干，一旦他们真正执政，危害极大。这一点，已由无数历史案例所证明。
不过在宣德一朝，由于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强干，宦官专权尚未凸显。他下诏设立内书堂后，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王振本是个读书人出身，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朱瞻基很喜欢王振身上的儒雅书卷气质，特地挑选他出来，任命为东宫局郎，专门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当时的朱祁镇还只是个孩童，博学多闻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表现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对方口中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太子朱祁镇登基为帝，是为明英宗。八个月后，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
司礼监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号称“第一署”，下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官职。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掌印之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宜。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王振执掌司礼监，可谓如鱼得水，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
既有票拟制度给宦官弄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又有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年幼皇帝，王振成为司礼监权力膨胀的最大受益者。所谓“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他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
只是，王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不是当年失意落魄却胸怀大志的书生。他在宫禁多年，足不出户，习惯与宦官为伍。他的所谓政治才干，在明眼人的眼中，不过是逞显技能，玩弄阴谋。
然而，一个多年来怀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觑且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一旦得到了机会，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权力。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明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利用朱祁镇的信任，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
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执掌京营兵权，又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执掌锦衣卫。明英宗朱祁镇因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明代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王振本人也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权力极重的宦官。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
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
王佑不假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这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如何形容其人权势之大呢？举例而言，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中，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高。张辅生父张玉原是元朝重臣，还在蒙古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顺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做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夺取皇位，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和武将张玉。
张玉本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朱棣痛极而泣，称其靖难功当第一，登上皇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又娶张玉之女为贵妃。明仁宗朱高炽亦娶张玉孙女为妃，即位后又加封张玉为河间王，并将其和东平王朱能、金乡侯王真、荣国公姚广孝的灵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庙中，是为人臣之最高荣誉。
张辅是张玉长子，但其显贵却不完全是沾了父亲的光，大多是凭自己的才干。他自幼追随父亲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为侯安伯，食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又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而张辅一生中，最显赫突出的战绩则是在征伐安南[42]的战场上。
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五代时独立，但名义上仍是中国属国。大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册封安南国王陈氏，遂成惯例。此后，凡是安南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认可。
到了永乐一朝，安南内讧加剧，原国王陈氏一族被灭，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不欲过多干涉，便顺水推舟地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
不料平地风云再起，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北京，当面向朱棣哭诉道：“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言语深深打动了皇帝。但朱棣尚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王孙身份，并没有当场表态，只将其安顿下来。
不久后，安南新国王胡汉苍派使者入明廷朝贺。朱棣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如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无可怀疑。朱棣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胡汉苍倒是爽快，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安南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遂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不料胡汉苍预先设下了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底下杀死了陈天平。
朱棣起于马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之前考虑到西南山高路长，这才想要不战而胜，却没料到胡汉苍不顾信义。皇帝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张辅被选中为明军主帅。张辅亦不负所望，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专人管理[43]。
张辅亦因平定安南而备享荣耀——进封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明成祖朱棣又赐宴于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
朱棣太子朱高炽娶张辅之女为妃，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并加官太师。张辅愈发显赫，成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威震中外。
可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炽天不假年，仅做了九个月的天子，便“无疾骤崩”在钦安殿中。由于皇帝死得突然，去世前三天还在“日理万机”，从不豫到驾崩，前后仅两天时间，死前并无明显征兆，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仅十个月，因而朝野流言颇多——
有说明仁宗是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且言之凿凿，大臣李时勉甚至因劝谏此事而被下锦衣卫诏狱，几近丧命；有说明仁宗死于后宫之争，郭贵妃欲以毒酒毒害张皇后时，误杀了丈夫[44]；有说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疗阴症[45]的金石之药，中毒身亡；还有传闻说明仁宗是被亲生长子朱瞻基下毒谋害而死[46]。
无论真相如何，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骤然去世，再度造成了明廷权力真空，时局陡然紧张了起来。彼时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47]，紧急返回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时年二十八岁。
明仁宗亲弟朱高煦时封汉王，就藩山东。朱高煦在“靖难之役”时立有战功，多次营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难之中，于是恃功骄恣，凶悍不法。他素来瞧不起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一直暗中窥测大宝之位，预备以其父为榜样，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稳固时谋反，以武力夺取皇位。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还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张辅，显然，如果能得到张辅的帮助，必会事半功倍。
靖难之役时，朱高煦与张辅曾经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朱高煦对拉拢对方一事甚有把握，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倾心笼络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枚青捆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朱瞻基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起兵谋反。朱瞻基出人意料地决定御驾亲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
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张辅已是四朝元老，是明廷举足轻重的重臣，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贵妃，女儿是明仁宗朱高炽妃子，有皇亲贵戚的身份，无人能出其右。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宠于明英宗而干预朝政时，张辅因名尊位崇，并不将王振这等阉宦放在眼里，时常当面与其据理以争。王振对其恨之入骨，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弹劾张辅，派锦衣卫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
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发明，后来为其子孙继承，成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廷杖即在殿廷杖责大臣，受刑地点在承天门[48]后边、午门前面。关于这一刑罚的实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分官职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只要惹怒了皇帝，一声令下，就会立即被拖到午门打屁股。
负责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监刑者则是司礼监太监。表面上，廷杖是由皇帝下令执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刑宦官。锦衣卫校尉行杖前，先看司礼监太监的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手下留情；若靴尖向内一收，便表示要下重手，不必顾忌[49]。
张辅既是因得罪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而受杖，二十杖虽不至于送命，但却也吃足了苦头。而在紫禁城午门当众受刑，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还有肆无忌惮的羞辱——
张辅所封英国公，是大明最高世袭公爵，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贵妃，女儿又嫁给明仁宗为贵妃，辈分远远高于当今英宗皇帝，就连太皇太后张氏也尊其为长辈，而今却被一名阉宦羞辱，堂堂英国公尊严荡然无存，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
深宫中的太皇太后张氏听闻消息后，急忙派人去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明英宗朱祁镇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
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明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在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下跪，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连张辅也跪下了。
这位太皇太后张氏，正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张氏原是指挥使张麒之女，贤慧贞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她嫁给朱高炽后，谨修妇道，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极其恭谨，经常亲自下厨做饭，因而深得朱棣喜爱，朱棣曾经说“幸得佳妇”。朱棣一直不喜欢肥胖多病的长子朱高炽，而喜欢英武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炽得以保全储位，也幸亏张氏从中调停。后来朱高炽登上皇位，立张氏为皇后，一直对其敬爱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