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类小说上一章：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 另类小说下一章：包青天
在进京的路上，唐寅与江阴富豪举子徐经（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相遇，二人结伴同行。到达京城后，主考官程敏政的书童假通关节向应试者索取贿赂，暗中倒卖试题。徐经花重金买到了试题，预先做好了文章，还将试题之事告诉了唐寅。此事后来被谏官华昶等人揭发出来，交有关部门调查，程敏政、徐经、唐寅都被下狱，饱受皮肉之苦。而程敏政根本就毫不知情，出狱后忧愤而死。后来才知道这是傅瀚（也是当时的礼部右侍郎）想要得到程敏政的主考官位置，跟谏官华昶以及程敏政的书童一起设好的圈套，徐经和唐寅二人不过是其中的棋子而已。但唐寅由此前途尽毁，被取消科考资格，发往浙江为吏。孤傲不羁的唐寅受此打击后，无意功名，拒绝到浙江上任，而是返回了吴县老家，从此，开始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的生涯，放浪形骸，纵情山水。民间将他称为“江南第一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风流佳话。
在此案未发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宫中饮宴观戏。一个优伶扮成个卖猪蹄的，用盘子端了熟猪蹄，边走边叫：“卖蹄（题）啊！”另一个优伶扮成买家上前问价钱。卖蹄的答道：“一千两银子一个！”买的人惊问道：“怎么这么贵？”卖的答道：“我这是熟蹄（题），并非生蹄（题）。”即暗喻京师有人向举人卖会考试题。可见当时科考中，考生买题、考官卖题舞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买题作弊的要诀在于考生花钱买到了试题，事先做好了答卷，但即便如此，仍没有百分之一百中榜的把握，因为考生各人文章才华不一，考官也有自己的口味，考生事先费尽心思做好的文章未必就是考官想要的。比买题更高一筹的，则是收买出题官员。
南宋时，丞相秦桧权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对其趋炎附势。有一年科举，秦桧的族侄秦暄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将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并不出面接待，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写着“进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来，由于浏览再三，几乎能够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将参加考试，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桧刻意安排的苦心，于是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如此一来，秦暄自然高中榜首。
更有甚者，还有考官在考场中明目张胆地帮助考生作弊的奇事。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权倾一时，他的三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尚书巡抚以下，日夕候门”，“监试御史为之传递文字”。最后，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是高中金榜。
对于普通考生而言，很难有秦桧和张居正那样的权势和手眼。既然买题作弊并不能保证金榜题名，要想万无一失，只有彻底买通考官，让考官一定选中自己的卷子，这就涉及试卷评定的关键环节。
为了择优录取及示人至公，历朝历代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评卷制度趋于严密合理。唐朝武则天时，已经出现了封弥制度。封弥又称糊名，即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关键信息密封起来，代之以字号。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考官评定试卷时徇私作弊。不过武则天只是在吏部试中使用封弥，并没有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举人考试当中。到北宋时，封弥制度才成为科举定制，并且已经有一套规章流程，相当完善。直到今天，在许多重大考试中，封弥还被使用。
北宋郑獬得中状元，就直接与封弥制度相关。郑獬为国子监学生，才华出众，《宋史》中称其“辞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郑獬也由此而恃才傲物。在一次国子监选拔考生的考试中，郑獬的成绩排在第五位。他不满意自己的排名，认为是考官国子监祭酒评卷不公所致。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祭酒写信表示谢意。郑獬不但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在信中大发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将国子监祭酒比做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将自己比做千里马、巨鳌。国子监祭酒读信后，暴跳如雷，发誓要给郑獬好看。后来殿试，郑獬的考官刚好就是那位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二话不说，不辞辛苦地将众多试卷一一翻阅，一定要找出郑獬的卷子。但由于试卷已经被封弥，他只能从文笔来判断。最终，他发现了一份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立即毫不犹豫地将这份试卷淘汰。但最后阅卷完毕拆封后，才发现被淘汰的卷子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则高中状元。在这则历史典故中，正是封弥制度使得郑獬逃脱了国子监祭酒的报复，由此也说明这一制度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不过，即使采取封弥糊名，依然不能完全杜绝试卷评定中的作弊，因为考官还是能从笔迹或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出试卷出自哪位考生之手。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又出现了誊录制度。誊录又称做易书，即由专门誊录官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再交给考官评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誊录院。为了防止誊录官在誊录时改写试卷或调换试卷，又设立了对读官，负责校对誊录的试卷与原卷在文字上有没有出入。这样，经过几层关节后，当考卷最后到达阅卷官手中时，他既不知道考生姓名，也看不出笔迹记号，因此很难判断出试卷归属，由此大大减少了阅卷过程中舞弊行为的发生，增强了考试的公正性。
北宋元祐年间，苏轼主持礼部考试，为了帮助门生李廌中榜，在考试之前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于扬雄论》的文章送给李廌。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漏题行为。不料文章送往李家时，李廌刚好有事外出，仆人不知道苏轼文章的重要性，顺手就放在了桌子上。不久，章惇两个儿子章持、章援来李廌家拜访，看见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立即偷偷带走，据为己有。李廌回家之后，听说究竟后，立即想联络苏轼，但此时苏轼已经入院。北宋初年，为了杜绝奔竞钻营、受贿请托、名人权势人物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锁院制度创立。主考官自受诏命之日开始，一直到放榜之日，不能回家，只能在考场锁宿。这样就断绝了主考官与外界的联系，使得请托难以成行。锁院制度后来为元、明、清三朝沿用。李廌丢了苏轼的文章，只能怅惋不已。考试时，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类似。章持、章援早已经熟读苏轼的文章，胸有成竹，挥笔而就。而李廌则因为心情烦闷，表现不佳。苏轼阅卷时特别留意，在读到一份卷子时，发现文风很像自己送给李廌的那篇文章，断定一定是李廌写的，便有意给了很高的评语，拆开一看却是章援的卷子。最后的结果，李廌依然名落孙山。苏轼对此事很是叹息，特意作诗送给李廌说：“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曰五色。”可见在严密的阅卷制度下，苏轼想助他的弟子一臂之力，也是有心无力。
封弥、誊录制度在防止考场作弊中起了关键作用，也为后世所沿用，如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试卷都是封弥后并重新誊写的。但是，事情往往是“上有计策，下有对策”，糊名、誊录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还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以事先约好的暗号做暗记的形式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关节”。北宋真宗年间，宋朝刚刚实行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严密的制度，关节之弊便相应而生。一次科考前夕，翰林学士杨亿特地设宴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的考生听闻杨亿将成为“文衡”（主考官），个个兴奋不已，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更有人直言请求杨亿给予照顾。杨亿听到后，勃然变色，骂了出自《尚书》的骂语——“丕休哉”，然后拂袖而去。在场举子大多面面相觑，以为碰了钉子，但也有几个聪明的听出话中有话。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考生尽数被录取。
随着科场规制越来越严密，通关节的技术也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到清朝时，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通关节术语——“用襻”。“襻”即为旧式衣服上扣住纽扣的套，因约定的关节往往为两个字，好像古代衣服上的襻扣，所以得了这个名字。据钟毓龙《科场回忆录》中记载说：杭州有个叫冯培元的人，年轻时家中贫寒，幸好有一位富商出现，主动资助其完成了学业。后来，冯培元高中探花。为了报答富商的厚恩，冯培元决意帮助富商的儿子中举。他居中牵线搭桥，帮富商的儿子与考官约定在答卷中写两个“襻”字作为暗号。富商得到关节后，心花怒放，又特意花重金贿赂了负责誊录试卷的誊录书吏。考试结束后，富商又盛情款待誊录书吏。酒酣之时，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富商邀功，说他誊录时发现试卷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两个被改掉的字，刚好就是暗号“襻”字。如此一来，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诸流水，富商的儿子自然也没有考上。
同考官李振邺作弊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用襻”，他让苕溪贡生张汉去收贿银，只要考生交了钱，他就会与这些考生事先约定关节，即暗号“襻”——约定在试卷某段某行第几字使用某字。小妾喜滋滋地将李振邺的话带给张汉后，张汉眼睛骨碌一转，认为自己跑腿去找关节的主顾，风险全在自己，只收一千二百两的中间费太少，便怂恿小妾去找李振邺要具体的关节，一个关节卖六千两银子，然后由张汉和李振邺对分。李振邺听说后，对张汉的贪婪很是不满，但经不住小妾的软磨硬泡，还是将关节告诉了她。张汉得到关节后，便公然出入华胄富豪之家，认为名利双收不过是指日可待。
之所以卖关节者和买关节者均如此明目张胆，只因为科场关节由来已久，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往关节败露，不过是考官降谪、考生斥革。对于一些有钱无才的考生而言，如果不作弊，一定不能中举；作弊败露了，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不能中举，但一旦蒙混过关，从此就可出人头地了。
李振邺已经内定为同考官，对于来自他的关节，有兴趣的考生当然不在少数，一时听到风声的都赶来向张汉打听。张汉为了坚定买关节者的信心，便吹嘘自己与同考官李振邺关系如何亲密，甚至连李振邺将小妾赠送的事都讲了出来。如此一来，终于顺利卖出了三个关节。
只是，李振邺性本贪婪，除了让张汉经手卖的三个关节外，还通过官场、同僚渠道来卖，总共卖出了一二十个关节。因为同考官只有推荐卷子的权力，推荐的卷子一般都有定额，李振邺卖出的关节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推荐卷子的定额，因此出钱买关节的人能不能中就值得怀疑。
正因为出自李振邺的关节太多，茶坊酒肆舆论纷纷。有人说：“今年北闱要凭文章才学考上可是难了！光同考官李振邺一人，就不知道卖出了多少关节！”张汉听到消息后，很是忧虑，回家告诉小妾说：“我开始以为李振邺只是让我卖了几个关节，花了钱的考生必然能中。哪知道如今人言藉藉，到处都在讲李振邺，恐怕很难收场了。”小妾又将此话告诉了李振邺，李振邺以为张汉在背后与人议论自己，勃然大怒，立即骑马出门，找到张汉，当众打了他几个耳光，呵斥说：“我以心腹待你，你为什么还在外毁败我的好事？”张汉当众出丑，羞赧欲死。二人关系由此交恶。
李振邺恨上张汉后，决意让他落榜，但表面却依旧敷衍，卖关节的活动也照旧没有停止。到最后同考官的任命正式公布、考官须入帘锁院时，李振邺手头中的名单上已经有二十五人，都是他收了钱的关系户，向对方承诺一定录取的。为了日后方便，李振邺事先有意在二十五人中安排了三种不同的关节：第一种是之前通过小妾透露给张汉的，张汉和出钱向张汉购买的三名考生都知道。但自从张汉与李振邺交恶后，此关节实际上已经是暗藏杀机；另一种给五名交了钱且出身名门望族的考生，保证他们务必考中；最后一种则给只是有钱的一般考生，占了大多数。
这边李振邺浮薄寡虑，大张旗鼓地纳贿舞弊，另一位同考官张我朴也没有闲着，只不过他不像李振邺那样志在钱财，而是更高一筹，志在前途。当时参加顺天府乡试的有不少是他省在京官员的子弟，张我朴趁机给这些人大送关节，打算借此交结权贵，树党援己，为日后升迁寻找门路。虽然其他同考官也各有买卖关节之举，但均不似李振邺、张我朴这般公然孟浪。时有“张千李万”之谣，意喻二人门庭若市，所卖、送出的关节极多。
转眼到了八月初，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贡院上。
这里先说说贡院。贡院一般建在城内的东南方。大门正中悬挂有“贡院”的墨字匾，东西分别建有“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两座牌坊。进大门后则是龙门，门内建有明远楼，居高临下，可以监察举子及众人的行动。明远楼的两侧就是号舍，就是举子考试的地方，一般有数千间至上万间。号舍都是各自独立的，按《千字文》编号，比如“地一号”，即“地”字排的第一间号舍。每间号舍外墙高八尺，门墙高六尺、宽三尺、深四尺，空间很是狭窄，大概一顶轿子大。而且没有门，是敞开的。号舍内，砖墙东西两面，离地一尺多及二尺多处各砌有砖托，以承木板。板可抽动，白天以下板为凳，上板为桌答卷；夜间将上板安入下层，合而为床以卧。每号舍容纳一人，考生坐卧、饮食、答卷均在其中。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防止应考生私相传授作弊，二来也便于维持考场秩序。
贡院明远楼北面为至公堂，这里是外帘官办公场所。外帘官是指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主考官、同考官则被称为内帘官。内帘、外帘各司其职，按照规定，一旦贡院封了门，内外官员相互之间不得交结，以防奸弊。
至公堂两侧为监临、提调、监试各堂，为外帘官的住所。另外还有受卷所、弥封所、誊录所、对读所等。至公堂北为内、外帘门。内帘门北为聚奎堂，为主考官及同考官评定试卷的场所。
考官先入闱贡院，然后锁院，即考官一直住在贡院，直到考试完全结束，且禁止闲杂人员出入，考官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但李振邺深谋远虑，为了日后方便，带了一个名叫灵秀的亲随一同入闱。同考官是分房阅卷，事先已经按《五经》安排了若干房间，由主考官曹本荣抽签决定哪个同考官在哪一间房。李振邺的房号刚好毗邻张我朴，二人本是大理寺同僚，这次又同时成为房考，竟然对各自舞弊一事毫不避讳，还就关节一事互相讨论交流。
八月初八，乡试开始前两天，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官员齐集至公堂，一齐戳印坐号，即将考生姓名编号，排定号舍坐次。排号前，先有意将号戳弄乱，由书吏随手检印，于试卷及号簿同时用印，分号舍编排坐号。
考试前一天，八月初九寅时（清晨三点到五点），考生提着装有各种用品的考篮赶到贡院，点名、检查、搜身后，按号进入各自的号舍，然后贡院大门关上。考生吃、喝、睡都在号舍，考试结束前不得离开。考生如果要方便，只能去号舍尽头的粪号，且不能说话，只能举牌子来表示。牌子的两面都有字，一面写着“入静”，另一面写着“出恭”。
八月初十子时（半夜十一点到一点）一到，书吏准时发放试题，考生可以睡觉，也可以开始挑灯答卷。有考生事先将五经四书写在内衣上，趁夜色脱衣下来查看。考试时间到当天戌时（晚七点到九点）止。因为有考生会提前交卷，又分午前、午后、傍晚三次开门放牌。
八月初十上午，陆续有考生开始交卷。阅卷官员中的一干外帘官便要开始忙碌。考试结束后，受卷官先收集每场试卷，在卷面盖上自己的印章，表示此卷为本人所经手，然后以每十卷为一封，送弥封所糊名。弥封官收到试卷后，立即在考卷背面的右上角糊名并加盖印章，卷面用浮签写上考生的编号，再转送誊录所。誊录所的誊录生开始用朱笔抄卷，录出一个副本，称为“朱卷”，而考生原卷用黑墨书写，称为“墨卷”。誊录完毕，誊录生在朱、墨两本卷子上签上自己的官衔、姓名，戳上印章，再送对读所校对。对读官如果发现有出入，则用赭色笔改正。对读完毕，对读官在试卷上具名戳印，然后将朱卷、墨卷一起交收掌官。收掌官负责保管墨卷，朱卷则分包分批送提调堂，经监临官盖印后送入内帘。一切正常，外帘程式遂告结束。
朱卷进入内帘后，先由内帘收掌官分成若干束，由副主考官宋之绳抽签决定将哪一束试卷分给哪一房同考官批阅。这一套阅卷过程相当程序规范，由此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李振邺收了钱的二十五名考生的试卷未必到得了他手中。不过，巧的是，他恨之入骨的张汉的试卷刚好分到了他这一房，他从关节中一眼辨出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用蓝色笔在卷子上涂抹一番，评为下等。
按照规定，各房同考官对试卷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能将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圈出来，推荐给正、副主考官，称为“荐卷”，俗称“出房”。对于特别出色的试卷，同考官会特别推荐，称为“高荐”。那些没有得到同考官推荐的卷子则被称为“落卷”，同考官必须在这些落卷上也写上批语，说明不予推荐的理由。为了防止佳作被弃，主考官有权在落卷中搜寻好的试卷，称为“搜落卷”。不过因为试卷众多，正、副主考搜落卷只是个形式，他们一般会集中精力在同考官的荐卷上，再按比例选取考中者。比如倘若从李振邺的荐卷中选中五份，那么也必须在张我朴的荐卷选出五份来，这样一碗水端平，没有看轻哪位同考官的嫌疑，不会得罪同僚。
这样走一遍流程下来，一本卷子上布满了各种颜色。这是因为清朝对阅卷官在试卷上的用笔颜色有很严格的规定：誊录官用朱笔，监临官及监试、提调、受卷、弥封、外帘收掌等官用紫笔，同考官与内帘收掌官用蓝笔，对读官用赭笔，正、副主考官则跟考生一样用墨笔，合起来总称“五色笔”。
李振邺将张汉的卷子处置为落卷后，这才开始寻觅自己的关节考生。分到他房中的卷子，只找到了两本通关节的考生，自然不够。对此，李振邺早有准备，立派小亲随灵秀拿着自己写的名单和关节字条到其他同考官的房中去查对答卷，称为“摸索”。灵秀果然不负所望，按字条上的名单将二十五本关节卷子全部寻获。
带有暗号的卷子找到后，李振邺便亲自出马，与相关同考官套交情，提出交换的条件，你中我的，我则中你的。除李振邺、张我朴外，同考官蔡元禧、项绍芳等均有各自的关节考生，接受贿赂、私许密约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一千人，超过了录取名额二百零六名的四五倍。贿赂托请的人如此之多，名额却是有限，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众考官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制定了两条以士子父辈爵位高低财产丰薄为顺序的录取标准：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
自古科举取士被称为“抡材大典”，原本该是朝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好机会，而考场内众考官却肆无忌惮地作弊坏法，不加掩饰地瓜分中榜名额，实在是令人侧目。考场外也不平静，关于考生向考官暗通关节的流言蜚语充斥着整个京城。
最后桂榜发榜的结果，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取中五名，如愿以偿。而张我朴为了自己的关节考生，硬是挤掉了另一同考官郭濬的关节考生浙江嘉善贡生蒋廷彦、蒋文卓兄弟。郭濬为了有所交代，有意将李振邺、张我朴的丑行告诉了蒋廷彦。蒋氏兄弟自然怀恨在心。而众考生也发现这一榜有不少问题——不少胸无点墨的榜上有名，诗书满腹的则名落孙山。一时间，物议沸腾，群情汹汹，其中尤其以张汉和蒋廷彦兄弟意见最大。
李振邺和张我朴等人竟然还不知道收敛，争相夸耀某某榜上有名是他出力的结果，指名道姓涉及者多达数十百人，猖狂已极，无少顾忌。张汉气愤之下，写了一篇揭文，告发李振邺贪赃枉法，投送到科道衙门（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官署的合称，都察院即为唐宋时的御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