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
SS，
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
MM
MM，
我读了《给河马刷牙》边读边哭，足足哭了三分钟。我不可克制地在检查自己的灵魂：我每天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说什么，梦什么，我所有的愤怒、挫折，我的伤心和失望……好些年了，我觉得我一直没法找到一种语言去表达或者释放积压在我心里的感受，我觉得我一直在绝对的孤独里跟自己挣扎——一直到我读了你的《给河马刷牙》。
你对“平庸”的说法，使我心中涌上一股痛苦的感激。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三十岁的女人。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幸福，反而使我紧张、暴躁、不安。家务事琐碎复杂，想到要生孩子更让我充满恐惧。丈夫回家往往累得倒头就睡，我一个人要面对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我常觉得，我不是他的妻，我是要承担一切重担的妈。
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一种紧张、混乱、无助、激动的情绪里。对丈夫我不是在吼叫就是在哭。最好笑的是，我自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专门协助情绪不稳定的儿童，辅导他们理解自己的情绪，调节自己的情感表达，可是我对自己的挫折，那么无助。我很想、很想知道，比我年长的女性如你，是不是也经过这个阶段？二十一世纪的新女性，在她三十岁的时候，要怎么做人生的种种决定？
婷婷
婷婷，
如果我说，是的，MM也经过这样的痛苦和迷茫，你是否会觉得多一点力量呢？是的，我经过过。而且，很多我的女性朋友们，不论她们现在如何“成功”，也都走过这样的黑暗。
MM
三十二、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
MM,
我抽烟。我知道你很讨厌我抽烟，我也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习惯。大概十七岁那年开始的，但是究竟怎么开始的，我也弄不清楚──因为朋友都抽所以抽？功课的压力太大？太无聊？或者就是为了想试试看大人说不好的东西究竟怎样？可能每个理由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反正结果就是，我上瘾了。
我的烟友们其实都开始得比我早，大部分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很讨厌别人抽烟的，讨厌那个气味。最火大的是，大伙要出发到哪儿去时，总要等抽烟的那个家伙在垃圾桶前把他的那支烟抽完。其实到今天，我还是不喜欢抽烟这回事的：我的喉咙总觉得不舒服，很容易感冒，衣服老有去不掉的烟味，我容易累，而且，肺癌还等着我呢。
可是，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就是我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抽烟然后又缺乏意志力去戒掉它。如果有意志力，我早就戒了。但还是抽。原因是，每一支烟，是一个小小的休息和释放。我喜欢离开我的书本，站到阳台上去，耳机里听着一首好听的歌，看着海面上大船缓缓驶过──点上一根烟。当然还有那“快乐似神仙”的“饭后一根烟”，还有电影镜头里不能少的“性后一根烟”。一根烟，我想说，使美好的一刻完整了。
所以对我而言，明知抽烟不好，但那是一个个人的自由选择。
政府铁金刚
最近，我的自由选择被剥夺了。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零时，香港开始在公共场所禁烟。政府的说法是，为了防止二手烟危害不抽烟者的健康，禁烟的地点包括公园、餐厅、学校、酒吧．．．．．．当然包括了我的大学。
我一点也不意外。这正是两年前我的德国高中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德国法律规定，十六岁以上的人抽烟饮酒是合法的，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划定了吸烟区，学生在那里吸烟。但是在二零零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推动校园禁烟，结果如何呢？我们必须多走五百米到校园外围的人行道上去吸烟。我们同学里没一个人戒了烟，但是学校外围那条人行道上从此满地是烟蒂。
没多久，全德国都要在公共场所禁烟了。所以，在禁烟的作为上，香港和德国是一样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德国，公共场所禁烟令下来之前，社会有很广泛、历时很长的辩论。香港却没有，政府基本上可以说做就做，而且，香港政府好像有一种特异功能，只要是它想作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塑造成“万众一心”的样子，香港政府简直是个所向无敌的铁金刚。
如果你问我，我是否对禁烟政策不满？当然，因为现在我必须绕很多路去抽一根烟。可是如果你问我，我认为禁烟政策对不对？我会说，当然对，没话说。我喜欢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或酒吧，因为那是一种迷人的气氛。但是我完全赞成在餐厅里禁烟，因为烟味会破坏了食物的香气，我心甘情愿走到餐厅外面去抽烟。所以说来说去，公共场所禁烟对我不是问题。不过我想谈的其实不是禁烟的政策或者香港强大的政府，因为，没有普选，反正你拿政府没办法。
媒体弃守
我想跟MM表达的是，我对香港的媒体觉得很奇怪。香港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媒体的独立跟批判精神，还是被容许的吧？公共场所应不应该禁烟，在德国媒体上起码辩论了三、四年，学者、专家、评论家翻来覆去全民大辩论。香港媒体上也有一些讨论，但是很少，很零星──当然，我主要说的是两家英文报纸；而且，你知道吗？香港的讨论说来说去都停留在禁烟的“执行”层面：说抽烟族会跑到人行道上去抽，二手烟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说酒吧餐厅可以怎样领到“准烟牌照”，说空气污染会不会变好。可是我很少看见有什么认真的讨论是冲着“公民权”来谈的。问题的核心反而好像没人在乎：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去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政府有没有权利这样高姿态地去“指导”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吸烟的“大多数”有没有权利这样去压制吸烟的“少数”？
嚼槟榔的人，是否政府也该管呢？以此类推，不刷牙的人，用了马桶不抽水的人，老是放屁的人……是不是政府都要管呢？
我知道讨厌烟的人很多，我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更知道禁烟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空气环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一个如此侵犯个人空间，如此冲着弱小族群（吸烟族绝对是“弱小族群”）而来的法要通过时，你会以为，这个社会里的自由派会大声抗议，强烈反对，要求辩论。奇怪的是，一点都没有。MM你告诉我，难道香港没有“liberal”的存在吗？我读到的评论，简直像中学生的作文：先几句正面的，然后讲几句负面的，然后一个软绵绵的、四平八稳的总结。媒体的尖锐批判性，在那里啊？
集体变笨
这么写，会让很多香港人跳起来。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说德国多么好──他们搞烂的事情可多了。可是就媒体而言，每个报纸都有它的批判立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个议题上，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激进的柏林每日新闻就会有截然不同的鲜明立场。我订过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看了几个礼拜以后就退报了。我要的是一份报纸，对于香港的事情有深入的分析和个性鲜明而独立的评论，可是我发现报纸的内容和电视新闻基本上差别不大，多半也只是浮面报导而已。那我何不脆看看电视新闻就算了。
你大概要说，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缺民主的环境和素养，所以会这样。我想问的是，那改变要从那里开始呢？报摊上花花绿绿的杂志报纸，大多是影星艺人的私生活探密，不然就是饮食、赌马跟名流时尚。MM，如果媒体不维持一种高度的批判精神，一个社会是可以集体变“笨”的是不是？香港的媒体在做什么呢？我看见很多香港人很辛苦地在争取普选，可是媒体还是把最大的力气和钱花在影星八卦上。那些力气和钱，为什么不拿来为香港的民主做点努力呢？提供公开论坛，激发公众辩论，挑战政府决策，培养年轻人独立批判精神……老天，不要再讨论禁烟区要多大、准烟牌照要多少钱，比这重要的事，太多了吧。真烦。
安德烈
三十三、人生诘问
亲爱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你知道我的答复吗？
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
很显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组反问，真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
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我每两三个礼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亲。八十四岁的她，一见到我就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她很高兴。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更高兴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儿，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带她吃馆子，给她买新衣新鞋，过街紧紧牵着她的手。可是，我去对面小店买份报纸再回到她身边，她看见我时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开心地笑。
她简直就是我的“老人学”的power point示范演出，我对“老”这课题，因此有了启蒙，观察敏锐了。我无处不看见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长长药盒子打开，一列颜色缤纷的药片。白的，让他不晕眩跌倒。黄的，让他不便秘。蓝的，让他关节不痛。红的，保证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杀。粉红的，让他睡觉。
老英雄，九十岁了，在纪念会上演讲，人们要知道他当年在丛林里作战的勇敢事迹。他颤颤危危地站起来，拿着麦克风的手有点抖，他说，“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忘，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忘了。”
他的幽默赢来哄堂大笑。然后他开始讲一九四零年的事迹，讲着讲者，十五分钟的致词变成二十五分钟，后排的人开始溜走，三十五分钟时，中排的人开始把椅子转来转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脸上布满褐班，身上有多种装备，不是年轻时的手枪、刺刀、窃听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镜、助听器，外加一个替换骨盆和拐杖。
老人，上楼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还是要下。
老人，不说话时，嘴里也可能发出像咖啡机煮滚喷气的声音。
老人，不吃东西时，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动，做吸食状。
老人，不伤心时也流眼泪，可能眼屎多于眼泪。
老人，永远饿了吃不下，累了睡不着，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忘了去哪，不记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记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还好“皱纹”是不痛的，否则……
我怎么面对自己之将老，安德烈？
我已经开始了，亲爱的。我坐在计算机前写字，突然想给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见昨天的报纸摊开在地板上，弯身捡报纸，拿到垃圾箱丢掉，回到计算机边，继续写作，隐隐觉得，好像刚刚有件事……可是总想不起来。
于是你想用“智慧”来处理“老”。
“老”，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你如何用智慧去处理败坏？安德烈，你问我的问题，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问啊，我对这终极的问题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开始去思索个人的败坏处理技术问题，譬如昏迷时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气切插管，譬如自身遗体的处置方式。这些处理，你大概都会在现场吧──要麻烦你了，亲爱的安德烈。
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1）你的读者；2）你的国人；3）我。
怎么被读者记得？不在乎。
怎么被国人记得？不在乎。
怎么被你，和菲利普，记得？
安德烈，想象一场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利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室内，温暖了你们的胸膛。第二天，你们天亮时继续上路，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柴火其实已经灭了，你们带着走、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去面对前头的冰霜路。谁需要记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
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有一天，你也许走在伦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的流动，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里摇曳，你突然想起我来，脚步慢下来，又然后匆匆赶往你的会议。那时，我化入虚空已久。遗憾的是，不能像童话一样，真的变成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你们的后来。
可是，果真所有有爱的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哇，恐怖啊。不是正因为有最终的灭绝，生命和爱，才如此珍贵，你说呢？
再这样写下去，就要被你列入“Kitsch十大”排行榜了。
反问三：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能重头来起？
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
反问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对不起，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
反问五： 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淘气胡闹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
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假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
反问六： 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
没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贫济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工作的科学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强权坚持记载历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贫病交迫仍坚定把孩子养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贫民的脚趾头的人……
有名的？无法作答。从司马迁到司宾诺沙，从苏格拉底到甘地，从华盛顿到福泽谕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说还活着的，你知道我还是梁朝伟的粉丝呢。
反问七：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
好，我想去“过去”，去看孔子时期的中国，而那也正是苏格拉底时期的欧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纯粹的星空下是如何做出伟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过的国家，去穿每一条巷子，听每一户人家从厨房传出来的语音，看每一场国君和谋士的会谈；我想在苏格拉底监狱的现场，听他和学生及友人的对话，观察广场上参政者和公民的辩论，出席每一场露天剧场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没有科技没有灯光的土地上，在素朴原型的天和地之间，人，怎么做爱、怎么生产、怎么辩论、怎么思索、怎么超越自我、怎么创造文明？
但是，我也想到未来，到二零三零年，那时你四十五岁，地第四十一岁。我想偷看一下，看你们是否幸福。
但是，还是不要比较好。我将──不敢看。
反问八：你恐惧什么？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我恐惧失去所爱。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你们长大了，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
我恐惧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赏月、能饮酒、能作文、能会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记忆、能坚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为、能爱。每一样都是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
显然我恐惧失去。
而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问题一？二十一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
MM
三十四、你知道什么叫二十一岁吗？
亲爱的ＭＭ：
老实说，你的答复让我吃惊。你整封信谈的是生命败坏的过程──你的身体如何逐渐干掉的过程，就是没看见你说，随着年龄你如何变得更有智慧、更有经验，也没说你怎么期待“优雅变老”，宁静过日。我以为你会说，老的时候你会很舒服地躺在摇椅里，细细叙述你一生的伟大成就──你基本上不需要顾虑金钱或工作，家庭 也都安乐，我以为像你这样处境舒适的人谈“老”，会蛮闲适的。
所以，要感谢你啊ＭＭ，消灭了我对“优雅地老”的任何幻想，给了我一箩筐可怕的对老的想象。 我没想过二三十年后的事，会让我烦心的是未来两三年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到人生的过程：先是，整个世界绕着你的爸爸妈妈转，后来是，比比谁的玩具最好玩。玩具不比了之后，接下来话题就永远绕着女孩子了。什么时候，女孩子又不是话题了呢？我但愿永远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老天，我和朋友们谈的不再是文学、足球、电影和伟大的想法了，我们谈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是不是好的行业”，我们谈的是哪个公司待遇最好，谁谁谁和哪个上市公司老板有交情。感觉上，我们好像又是蹲在沙堆里玩耍的小孩，只不过，现在拿来比的不再是谁的爸爸妈妈最棒、谁家房子最大或谁的玩具最多。不久前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从前的女朋友也在网上。好几年没联系了，我决定给她写个几行字，打个招呼。其实心里还希望她最好不在，那就不要尴尬了，可是不幸的是，她就在，而且立即响应，而且话多得很。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她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她和未婚夫正在找房子。我礼貌地问了一下她和他的认识经过什么的，然后就匆匆结束了谈话。
不是说我对她还有什么不舍的感情，而是，我的感觉很奇怪。可是，还没完呢。上礼拜我收到一张照片：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穿着白纱结婚礼服，那是她的婚礼。我的错愕，就和那天上网知道前女友结婚的感觉一样：难道这就是了吗？已经开始了吗？我们不是刚刚还挤在烟雾缭绕的小酒吧里高谈阔论，为歌德的诗吵得面红耳赤，不是刚刚才喝得半醉在大谈我们的未来──怎么现在已经在结婚、在成家了？不会吧？不可能吧？不是应该还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谈事业、结婚、家庭，怎么有人已经开始身在其中了？那么在事业、结婚、家庭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是否也要提早谈关节酸痛、大小便失禁、替换骨盆和老年痴呆症了？
在奇怪的情境中转进转出
你知道我的人生处境吗，ＭＭ？我其实已经在面对人生未来的压力和挑战──学业的和事业的，但是在家中，只要我和你仍住一起，我还得像一个十二岁的孩 子一样被看待。“你的房间好乱！”你说。“功课做完啦？”你问。“两点了，该睡了吧？”你催。你可能觉得冤枉，但是，对不起，对我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欧洲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对待十二岁的小孩的态度。你不知道，欧洲的二十一岁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在外面我是一个要承受压力的、独立自主的成人，但是一踏进家门，我马上变成一个“反叛期青年”。我有一个内部角色转换：一边在思索股票操作的最佳策略，一边要对妈妈解释为何昨晚凌晨五点才回家。跟你说真的，后者比前者还难。但是我也找到了一种与你和平相处的方式。最怪异的，其实还是在学校里。
我的亚洲同学，在我眼里看起来是如此的稚嫩，难道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管得更多、更“保护”有加？我无法想象，但是我看到的是结果。我可以跟你讲一千个例子，但是一两个就够了。有一天约翰和我到学生宿舍去，一推门，看见约翰的香港同学，一对男女朋友，正坐在床沿玩，怎么玩呢？她手上抓着一只小毛熊，他抓一只小毛狗，两人做出“超可爱”的喔喔呜呜声音，推来推去，叽叽咕咕笑个不停，玩了很久，像两个八岁的小孩。但是他们俩都是二十三岁。
上课时，譬如法文课，老师发一个音，学生觉得那个音好笑，就会集体发出那种小学女生发出的咯啦咯啦的笑声。他们永远用“可爱”的声音说话，他们的身体语言也永远是“可爱”的。我坐在其中，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一百岁的老人。你懂了吗，我就是在这几种奇怪的情境中转进来转出去，心中对未来本来就有疑惑跟不安了，你还来告诉我“老”有多可怕？
安德烈
2007-09-23
三十五、独立宣言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啪”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出租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出租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给我的“课”。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我说没有。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
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利普。”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我说，“会，说得不错。”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利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利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利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利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
“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三十六、伟大的鲍伯·迪伦和他妈
MM：
别失落啦。晚上一起出去晚餐如何？下面是美国有名的音乐制作人描写他和鲍布·迪伦和迪伦的妈一起晚餐的镜头：
跟迪伦和他妈坐在一起，我吓一跳：诗人变成一个小乖。
“你不在吃，小鲍比，”他妈说。
“拜托，妈，你让我很尴尬。”
“我看你午饭就没吃，你瘦得皮包骨了。”
“我在吃啊，妈，我在吃。”
“你还没谢谢制作人请我们吃晚餐。”
“谢谢。”
“嘴里有东西怎么讲话，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他听懂啦，”迪伦有点带刺地回答。
“别不乖，小鲍比。”
MM，你觉得好过点了吧？
安德烈
2007.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