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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
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
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他蹲在路
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
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
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
它好可怜！”“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的大喊。
第3 节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您好。麻
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
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
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
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
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
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
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
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
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
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
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
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
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
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
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
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
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
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
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
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 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
人家怎么办？”“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
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
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
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
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
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
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
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
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第4 节 打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
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
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
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
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
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
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
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
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
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
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
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
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
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
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
的八年？没见过。
台湾？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
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
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
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前面..
前面有人打架..”“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
—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
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
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
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
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
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
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
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
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
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于是我说，五六
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台
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 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
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
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
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
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
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 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
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
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 年8 月的北京给我这
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
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
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
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
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
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
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 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
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
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
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
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
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
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
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
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
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
难——你能不吵吗？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
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
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 年
1 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
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
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
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
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
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
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
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第1 节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 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
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
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
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
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
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
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
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
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
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
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
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
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新
加坡在9 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
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
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至少，它没
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
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
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
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
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
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
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
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
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
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
们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
由的“亚洲人”包括进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载1994 年10 月10 日台北《中国时报》）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
人——梅子不久前遇到一位来自缅甸、在本地工作数个月的医生，听他诉说
离乡背井之情怀，也谈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据悉，获准出国的缅甸人
向来受到严格限制，近年来政府比较开放，获准出国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
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缅甸人近千人，多数是工程师、医生。可惜他们的专业资
格未受到国际承认。因此，他打算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准备报考美国的医
学士学位，然后在该地发展。他认为这里有理想的学习环境，他不但修读英
文，也学会不少简单的方言。
新加坡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洁公正。比较起来，这里的人
民非常幸运，他不明白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牢骚？他认为这么好的
政府，这么有条理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我们是生
长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如温室中的花草，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人们都会
觉得不寻常而作出反应。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意见或批评都是
出自内心的关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态度太过情绪化，
却未必有恶意的动机。人们提意见，特别是书面形式，都应当成有诚意的关
心和交流，让人们把心中的疑虑，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讨论，使政府部门或首
长有机会了解有关课题在民间的反响。这方面，报章等大众媒体扮演着沟通
桥梁的角色。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领导层更能听取和容纳不同的意见，报
章和媒体的过滤也显得更有伸缩性，这是可喜的现象。相信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有机会读到原载台北《中国时报》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
（见《联合早报》1994 年10 月14 日《言论》版）。
龙应台的论调，使我想起最近一位来访的留日本选修社会学的台湾学
生所作的谈话。针对新加坡的生活，她认为生活费高、物价贵，令她觉得负
担重之外，她还是很羡慕我们。虽然新加坡是那么一个蕞尔小岛，物资都靠
外来供应，但是，我们的独立自主，社会的和谐，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
日本留学生，她的同学，当被询及国籍时，都能大声地说我是新加坡人。台
湾的学生却常遇上尴尬的局面，许多时候她报上的台湾籍都被改为中国籍，
使她觉得难堪。不知尊严何在！她的一席话，使我倍觉我们所拥有的主权，
是得之不易，是应该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面，我们不时在电视荧光屏、报章上看到有关台湾境内政治斗
争，在国会中或公开集会上大演铁公鸡，甚至发生流血事件的报道，不知那
些是否龙应台所谓“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国度所常发生的事？我很庆幸
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小叶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国土后，面对新加坡花园般的城市、高科技的
管理、齐备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我也多次去过东南亚各国，
但我最喜爱的还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里，我连续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
来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内阁资政李光耀。他亲自掀起了“中国热”，使我们中国
人有机会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中国人也有更多机会到
新加坡来和新加坡人做贸易，对新加坡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时间里，新加坡独立地将自己国家建设得这么好，这在整个
亚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论！中国虽然人口多土地阔，但“向新加坡学习”的
口号已提出几个年头。只要你到中国做生意，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做国际贸易
的中国商人：“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商人？”我估计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
加坡商人！”并不是说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钱赚，但和新加坡商人
做生意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小。
笔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去年7 月一个偶尔的机会，认
识了一个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笔生意。虽然利润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
的严肃作风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
从此我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就多了起来！
笔者办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虽已在深圳上市股票，
最近又计划在新加坡上市，并获新加坡有关当局批准。我曾问他们：“为什
么不选择在欧美国家上市股票？”他们说：“还是新加坡好！”为什么？“因
为新加坡的人好”，这一句话涵义十分之深！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人情、法律和制度！这对一个多次来过新加坡的我来说，深深理解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