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类小说上一章：人在欧洲/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 另类小说下一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
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
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
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
多以美、法等富强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
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
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
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
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
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
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
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
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
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
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
的第三种。即是在前面两种坚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出，
志行之高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
若非上述种种，老实说根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来鱼目混
珠。
半世纪以来，吾族中人为了避祸、生存、安宁、发展、深造、事业、
致富等等不同动机，通过种种不同途径，出奔或移居外国者，人数为历史上
所空前。人往“佳”处走，无可非议。尤其在此地球村的当代，异国通婚，
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择木而栖，何况聪明透顶的人类。弃贫陋而慕富
美，厌落后而趋先进，舍忧患而求安乐，也是人性之常。不过，我们许多成
为外国人的“中国人”（其实只能说是“华裔”）有些不寻常。比如说有所谓
“侨选立委”。既为外国人，却仍可当本国民意代表，参与国政决策。每逢
选举，海外华裔外国人争相表态支持或反对某党某人，这不啻外国人干政。
这些华裔外国人回国，或称“侨领”，或为“旅美、旅欧学人”。他们自己与
本国人都忘了他们“外国客人”的身分，而且好像是更“高档”的“中国人”。
他们回来指指点点，声音都特别响亮。平心而论，在外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
化外籍的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确比国内芸芸众生优秀；他们
对本土某些贡献不应忽视而应感谢；他们对本国社会、文化的批评也常令人
折服。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肯面对。那就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都厌
弃落后与忧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能先进安乐得起来？他们既不肯在
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既做了外国人，除了像文化交流中外国专
家嘉惠落后国家那样的往来之外，其他的“利益”又岂能伸手攫取而毫无自
疚？但是我们多的是这种占两种便宜的“高级华人”。
既选择各方面最好的国家去认同，又不肯与世无争，常常回来做高档
的“中国人”，名利双收，来往尽是本国的名流显要，到处有掌声相随，就
因为许多羡慕的眼神争睹先进文化的中文“译本”。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不
是“译本”所能解除。而当本土灾难的时候，“译本”又将还原为先进国的
“文本”。放逐者的行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精明与“高档”。自称“放逐”，
那是笑话。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我们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灵
魂都在外国先进文化的“译本”那儿吗？这些“译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心
忍受着“放逐”的煎熬吗？我要学龙应台的名作标题（她有《中国人，你为
什么不生气？》一文）对所有的中国人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兄
弟之间还要制造民族的苦难？”但愿所有认同中国文化，愿为创造明日有希
望的中国文化，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两岸）奋斗的同胞，携手共同革
除中国文化社会新旧的积弊，追求全民族的进步与光荣，捐弃成见，以兄弟
相待。我们如果挑起战争，中华民族将又成新世纪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我
们又要损失多少精英去做西方文化的“译本”，而使多少中国人永远自感低
人一档。
（原载1996 年台北《中国时报》）
第17 节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怀硕老友：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
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
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
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
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
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
被迫这样的披露自己，使我觉得尴尬而愚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
吗，怀硕？你谈的还是“拥抱苦难的人民”、“使命感与牺牲奉献”、“改造社
会”..这完全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语言，从古时的士大夫到五四运动到80
年代中期的台湾。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觉与身
分：人民是苦难而无能的，而掌有知识权力的精英必须去“拥抱”、“牺牲奉
献”、“改造”人民。但是90 年代的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
知识权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难无能，知识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
谁需要谁的“拥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拥抱吧！
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
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
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那个
等待英雄拯救与拥抱的阶段。
你还认为，“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当的报
国方式。对不起，怀硕，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应该无所不容；即使是一个对
报国毫无兴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报国的人更有无限的可能。托玛
斯·曼对德语文化的付出超过千百个他的同侪；但是托玛斯·曼入了美国籍，
他正是你所指责的“外国人”！
至于微小的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在飞往台湾的半路上，我不屑
于告诉你这是什么“共赴国难”；我不是个爱国红卫兵。我为私人的理由去
国，也为私人的理由归国。我的归国，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想念黑巷里的茉莉
花香和清晨街头的油条烧饼，也不见得比什么“拥抱苦难的人民”来得不崇
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后都无非要为卑微而平
凡的个人服务。
谁说回馈社会只有一个模式？一个健康而自信的社会应该可以告诉它
的人民：“海阔天空，发展去吧！”回馈来得自然，无需强求。只有极度贫乏
而自卑的社会才会在自己周围建起围墙，划清我族异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
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争气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围墙内。
已经开阔了胸襟的台湾人，更没有自卑的理由。
你说呢，好朋友？应台（1996 年）龙应台，干吗生气？——何怀硕十
年前，龙应台《野火集》特大畅销。因为里面选了我一篇小文，自感与有荣
焉。后来又承邀写了一篇表达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为她
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后，我对她《谈放逐中的写作》有点议论批评，龙应台立刻闻过
则怒说：你没长进。我有点错愕。如果要“有长进”，大概只有鼓掌不断。
不过，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长进”呢？什么叫“人身攻击”？
龙应台当然不会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击却反指别人如此，这算什么？拙文
谈“侨选立委”及华裔外国人介入台湾选举或不当的政治表态，说那“不啻
外国人干政”，不对吗？其人既不与本土人民共祸福，又不纳税，凭什么伸
手涉足？凭什么支持这，反对那？至于并无政治野心、纯粹做文化与社会批
评者，只要有根据，说得中肯，即使是当年批评有人情味而没公德心的那位
真正的外国人我们还不是赞赏感激？《野火集》不是大为畅销吗？有谁说过
“外国人”就不准批评？何况龙应台到现在仍是中国人。
“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
“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
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
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
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
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
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干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
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
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
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
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
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说这只为台北的烧饼油条而
回来那样单纯痴情，便太矫情。至于说自己若想入美国或德国籍，是易如反
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这样的大
话，实在更不应该说。
龙应台得天独厚，聪明慧敏。她过去十年的写作，不论社会批评或文
化批评，其感性之笔，时有振聋发聩之功，非常可佩。她对台湾的关心与爱
心，绝不是只为“卑微的个人服务”；“使命感”、“奉献”..不正是你使我
们拍痛了手的原因吗？你说呢，龙应台？
第18 节 诗人刚走，马上回来
我生活在一个传统无所不在的国家。在这里，两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
好像只是出门到巷口买个报纸，马上回来；他桌上的茶还热着呢。
1997 莱》诗被舒柏特谱成歌曲，连中国的孩子都会唱。1997 年，德国
人用一整年的时间在纪念诗人两百岁的冥诞：海涅朗诵节、海涅学术研讨会、
海涅音乐会。
1997 上，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舒柏特的传记被制成书籍、录音带、CD、
广播剧、电影。整个德语世界从城市到乡村的音乐厅里，响着舒柏特的小夜
曲，交响乐，民歌。1997 年是舒柏特两百岁的冥涎。
1998 是这位剧作家一百岁的冥诞。他的剧本在大大小小的剧场巡回演
出，他的作品在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中让专家们争来辩去，他的生平轶事占
据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与布莱希特有关的书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国际书展
中去占一个特别尊贵的位子；中文读者对他当然不陌生，布莱希特的《四川
来的好人》在世界文学里太有名了。
1999 日，比庆祝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都要认真而隆重：明年是歌
德两百五十岁冥诞。法兰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将是张灯结彩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经拨下约一百万美金预算，觉得还不够，转向企业界募款。
德意志银行马上捐出六十万美金，商业银行也贡献了十几万。别的捐款源源
而来。明春4 月，“歌德的散步”开始庆典的序幕；人们从歌德的老房子出
发，沿着莱菌河，踩着歌德当年的脚印，走到他爱去的“磨坊”酒馆。古意
盎然的酒馆就在河边，有老树垂柳围绕，几乎一石一木仍是旧时颜色——好
像歌德离开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买份报纸罢了。散步途经的延绵
数公里，会有一路的户外雕塑展和画展，还有歌德诗歌的即兴朗诵。
两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个大旅行家了，坐在马蹄达达颠簸不堪
的驿车里，游艺欧洲。1999 年的“诗人之旅”将由火车把歌德的崇拜者从
法兰克福载到歌德曾经云游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意大利的佛伦
那..。8 月28 日，歌德的生日，是整个庆典的高潮；“歌德文学奖”要颁
发，朗诵会要举行，法兰克福要变成一个歌德城。事实上，一整年都是歌德
年：社区图书馆会举办各种歌德讲座和诗歌朗诵，博物馆有各形各色与歌德
有关的特展，现代美术馆预备把整栋建筑的外表画成歌德风格，其他美术馆
将联合起来展出“1770 年的欧洲”，把歌德时代的艺术、音乐、文学、服装、
建筑、家具，也就是说，把两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个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现
出来。
平常，有学问没学问的德国人就喜欢动不动背上几句歌德的格言作为
教养的装饰，玻璃书柜里当然得摆着精装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烦
死人了，举国上下都要谈歌德，谈他的情诗和抒情诗，谈他的妻子和情人们，
谈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厌烦呢，还是嫉妒？让我想想，
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
（《镜花缘》）、陈端生（《再生缘》），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
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难道他们不是到巷口去买报纸，茶还热着？我
承认我嫉妒，而且有点儿莫名的辛酸。
（原载1998 年4 月14 日《文汇报·笔会》）
第19 节 小城思索
——1——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
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
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
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
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
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2——1770 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
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
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
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
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
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
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
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
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
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
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
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
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
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
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
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
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 年，维兰德来
到魏玛。1775 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 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 年，席
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
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
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
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
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
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
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
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
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
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 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
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
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
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 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
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
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
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
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
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
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
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
著作，1794 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 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
烂的古典时期；1797 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
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3——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
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
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
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1770 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
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
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
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
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 塔勒的年薪，
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 塔勒，歌德的薪
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