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
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
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
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
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 ※ ※ ※ ※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
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
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辑二 都是过客
一个美国人死了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
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
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
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
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
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
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
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
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
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
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
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
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
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
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
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
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
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
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
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
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
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
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
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
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
“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
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
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
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
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 ※ ※ ※ ※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
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
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
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
为天皇应该谢罪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
有谁呢？
※ ※ ※ ※ ※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
重； 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
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
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
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
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
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
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
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
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
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
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
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
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
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
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辱了犹太人。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
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强奸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
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强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
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
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强奸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
地钟情和留恋于强奸她的日本恶兵……
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
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
三村正春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春帆依旧在》，一九八○年洪范出版，一
九八页）
※ ※ ※ ※ ※
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
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强奸的犹太女子是如何
地自愿献身……留恋于强奸她的德国恶兵……”
你能想象后果吗？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
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
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
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
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
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
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
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
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
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谁的公园？
在遥远的异国，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台南纺织公司董事长吴修齐，为了纪念双亲逝世四十周年，捐资一千
五百万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园内兴建念慈亭、念慈桥，还有颐和园的水泥仿
制等等。对于外界反对的说法，吴修齐说，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
席邱创焕已经“慨允题字”。
中山公园究竟是属于谁的？公园的用途究竞是什么？
四十年来，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锢之中，政治人物将他个人的形象、意
志、心态，透过各种方式，强加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领域里。十字路口、校园、山
头、公园，无处不是政治人物的铜像。墙上、窗上、街角、桥头，到处都是政治人
物的语录。汽车里、火车上、收音机的微波里，挡都挡不住政治人物的声音。属于
大众的空间和属于私人的意识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强大的渗透力霸占着、控制着。
但那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地努力和挣扎，正从政治的五花大绑中脱身
站起来。
接下来的，难道竟是落入金钱人物的五花大绑中吗？吴修齐有什么权利将他个
人的心念强加在大众的空间？你说，因为他有钱。好，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让
王永庆在垦丁公园内设置一个纪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妈、表嫂）的大
石碑呢？蔡万霖是否可以在溪头和阿里山头铸个世界第一大铜像来取悦他的妻子、
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万元对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湾有钱人多得是，更何
况，让我们眼光放远大一点，如果日本的国际企业董事长希望在玉山公园建一座小
庙，小小一座就好，来纪念他二次大战中的亲密战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万元的
十倍。如果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顶端立一尊狗的石像，来纪念一只
失去的宠物呢？钱，他付得起。
中山公园属于台南全体的居民，它属于大企业的董事长，也属于夜市场卖“棺
材板”小吃的摊贩。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
也不该有权利“租界”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公园外的世界，本
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
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
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草，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干净的
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一个公园，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个有钱人的双
亲或配偶。
一个公园，里面唯一的铜像是擎天的树干，唯一的亭台是绿针的覆盖，唯一的
字是鸭蹼在泥地上走过的痕迹，唯一的复制品是喷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纪念意义，
是“人来自大自然”的提醒。
有钱人要推广个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买块地，建座私人公园，私人公园
里面他有权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楼阁，无人可置喙。但是，让私人的归私人，大
众的归大众吧。
莫斯科有条街
到了阿贝特街，你才知道，为什么莫斯科街头冷清清的；人，都在这里，在暖
洋洋的阿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没什么阳光，好像所有的阳光，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拢
到这一条街上来了，阿贝特街。
你不断地和漫游的人们擦肩而过，不时要斜着身子免得和对面的人撞个满怀。
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快乐；能够在一条窄窄的街上，无所事事地
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们也无所事事，只是为了一街懒懒的阳光而来，知道在
你们几乎撞个满怀的刹那，你对他毫无戒备，他对你毫无芥蒂，这不是幸福吗？
诗 人
满脸胡须的父亲牵着幼儿的手排队等买冰淇淋。用眼睛笑着的女郎把头倚在情
人的肩上。一个年轻人在卖花，黄色的玫瑰花。沿街的墙角上立着一张张框好的画，
怀才未遇的画家也倚着墙根，把脸朝着太阳，闭上了眼。一个酒糟鼻老头穿着件军
夹克，缠着路人要解说他衣领上每一个勋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着肩挤进去。
圈子中间站着一个年轻人，脚蹭着双破旧的运动鞋，个子高瘦，长手长脚的，
在群众专注的眼光照射下，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脸颊显得苍白。你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开始了。他的声音，由低沉转而高昂，声音里似乎有一条绳索，套着围听的
群众，把他们向中心一点一点拉进。他的脸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里好像凝聚
了燃烧的炭火。阿贝特街流动着人声喧哗，这个角落却在潮流之外自成一个内聚的
漩涡。
他在念自己的诗。
他念完了一首，群众狂热地鼓掌，等候下一个诗人踏进圈子。
朋友在你耳边解释诗的内容：批评苏联在阿富汗参战，渴望和平、自由、人权，
要求心灵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没有听见，你好像中了魔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念诗的青年，看见他深
邃的眼睛逐渐涌上了泪水，看见听诗的群众神情凝重肃穆，好像面对着这世界上唯
一的、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晕眩，感觉是一个你以为死了多年的人蓦然站在阳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
谈今天中饭吃了些什么。
诗，不是早就死了吗？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铅化，不占地方，一页一页地夹在灰
扑扑的书店角落里，任谁也记不得？你也知道，偶尔，他的化妆师或祭师会把他的
骸骨捡出来，对他的过去生平作一番讨论、比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这些，也
都必须在和殡仪馆一样重要的地点举行才行——譬如大礼堂、演讲厅。来观礼的人
们即使不穿着适合葬礼的服装，至少也带着适合追悼的心情而来；他们心里明白自
己面对的是个已死的存在……
你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家都说没有春天的北国绝境里，诗，还热腾腾地活
着。机械厂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把诗打在一页页粗糙的纸上，碰到一个有太阳
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驳的墙，把诗页一张一张贴起来。人往
马路上一横，对着晴天就朗声把诗念出来，人们围着诗墙也围着诗人。有的还穿着
工人裤，有的提着菜篮，有的让小孩骑在颈上；没有人穿着礼服来听诗。
最后一个诗人也念完了。群众纷纷买诗。挑选自己喜欢的，一张诗一个卢布。
你对那个黑眼睛的年轻人说你要他的一首诗，他却放了厚厚一大叠在你手掌上。
“我写了这么多。”他腼腆地说。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说。
你给了他一个卢布，取了一页诗。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个中年男人，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对你说：
“从外面来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
社会主义的真相说出去！”
复 仇
不远处有锣鼓音乐传来，你已经被汹涌的人潮卷到了街口，街口站着个圆柱，
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两个触目的英文字：
“铁幕！”
你拿稳了手心里的诗卷，听见乔玛说：
“到了！”
就是这里？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
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你是记得萨沙的。
不到廿岁的萨沙，纯洁而正直，对社会主义建国充满理想和抱负，理所当然，
他是共青团的优秀忠贞青年。正由于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批评了一个以政治意识挂
帅的老师，又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首打油诗，他被开除了学籍，从此变成一名“思想
有问题”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监禁，终而流放西伯利亚。
瑞巴可夫所创造的萨沙其实是他自己，还有三十年代阿贝特街上那无忧无虑的
惨绿少年。斯大林掌权之后，白色恐怖无声无臭地钻进了人们温暖的被褥里。无忧
无虑的惨绿少年开始在半夜里失踪。忠贞的老党员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人民的敌
人”。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萨沙那样微小的个人一个一个被抹掉了，像小
虫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有多少像萨沙那样被抹掉的个人？你听历史学者说，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
短短四年之间，八百万苏联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乱”。至少有
五十万人被枪毙。
你也听波兰人说，苏联征了一万多名波兰壮丁到苏联去，这些人一去不回。大
战后在卡定河边有人发现浅埋的万人冢。苏联政府说是德军干的，卡定河边的老村
民却说：
“骗鬼！我在德国人打进来以前就知道那儿有个万人冢。”
七十八岁的瑞巴可夫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身历万劫的我却不死——我活下来，就是要为那枉
死的人见证复仇。”
他复仇的宝剑只是一支笔。在一个百般禁忌、人人耳语的社会里，你发现，连
小说也活得狂然，发高烧似的狂热。八八年二月，精装本的《阿贝特儿女》上市之
后两天内售空：五十万本。没买到书的人只好到黑市去买，一本两百美元，大概是
一个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书已经印了两百五十万本。
反 扑
你明白这些人不是为自己买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就像阿贝特街头驻足听诗的
人不是在观赏一场风雅的表演。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读瑞巴可夫的
小说，是给心灵疗伤吧？那曾经跋涉到西伯利亚千里寻夫的妻子，那半夜里眼看着
儿子被逮走的母亲，那接到通知往监狱领尸的父亲，几十年来小心谨慎地活着，几
十年来那欲流的泪不曾流出、淤积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宝剑划开了伤口，让
泪水和着血水倾泻出来；他的小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
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
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
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